不止F县：中国女性主义的重灾区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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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间，我们迎来了北京冬奥会，我也守在电视机前为运动健儿们摇旗呐喊，但是在这样欢欣鼓舞的场景下，徐州丰县“八孩母亲”案却牵动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欢呼声夹杂了一声声叹息。我与小花梅一样，是一位女性，因此我不忍细读她的事迹，也不忍细想她的遭遇，划过一篇篇有关于她的新闻，恍惚间我感觉我自己成为了另外一个“小花梅”。

许多人说，中国的女性主义一直都在进步，这次事件也给了我们反思的机会，让我们窥见了“八孩母亲”背后笼罩在女性主义上的乌云，揭示了中国女性主义的重灾区仍在农村。

女性主义到底是什么？

女性主义，又称为女权主义（Feminism）。女性主义认为现时的社会建立于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体系上，女性的第二性地位有位普遍与持久。私以为，女性主义的核心在于“平权”，之所以强调女性，是因为女性一直处于相对不利地位，女性遭受的不平等也更为普遍。我们不可否认，女性对比起男性，有着天然的劣势，如生育需求，体力差距等，但一个真正成熟的社会中权力分配是不应该被“天生的差距”所左右，因此就有了女性主义呼吁的“平等”。在思维方式上，女性主义强调的是通过性别的角度来批判性的审视和反思我们的世界，提供一种看待世界的不同角度。

图1 女权运动

中国的女性主义进程

在中国的女性主义进程中，出现了发声主体会存在脱离与其他社会群体的联系的情况。在中国，为女性主义发声的最方便与直接的平台是网络，为女性主义发声的群体大多数为受到过一定程度教育的城市女性以及学者。当我们关掉网络，生活中依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性别压迫以及文化多重压迫，处于社会阶层底端的农村妇女由于无法接触网络，没有受到一定教育而依然沉默如初。在中国女性主义进程中，我们需要思考，我们是否正在走向一个背离我们那些受苦的同伴的困境？在我们争取女性权益时，女性同胞中依然有很大一部分人无法享受我们已经争取而来的权益。在农村，顽固守旧的价值体系以及封建思潮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女性所受的性别压迫依然明显，中国的女性主义实践中，农村依然是需要关注的重点区域。

中国的女性主义污名化

如今的互联网上，出现了“田园女权”“女拳师”等流行词语。在网络中，大家喜欢用这样带有侮辱性的词语来攻击要求男女平等却要男性承担主要责任，以女权为借口追求女性收益最大化的群体，以此表达自己的不满与不屑。

图2 女权主义与中华田园女权

在这个过程中，真正的女权主义非常容易卷入其中，会被认为听上去是与男权主义相对立，强调女性“权力”，因此女权主义在中国发生了几度嬗变，最后用“女性主义”的概念来降低社会反感。当我们在互联网上宣称：“我是一位女权主义者”时，我们可能会面临“挑拨男女对立并以此为荣”“只追求女性收益最大化”的批评；当我们为某件事情理性发声，呼吁女性权利时也会面临着“打拳”“仇视男性”的论断。在这样的互联网风气下，女权主义污名化越来越严重，人们开始逐渐分不清什么人是在理性发声，什么人是在搅混水，成为女权主义者并发表自己的观点就成为了一件有风险的事情。这可能会成为造成中国女性主义进程停滞的原因，也不利于中国女性主义在农村地区的发展，我们必须警惕。

图3 什么是女性主义

中国的女性主义重灾区在农村

——三个真实案例

34°42′N，116°36′E——被铁链栓住的她

起初有爱心人士带着衣物与食物到徐州市丰县当地有名的困难户家里，看望56岁失业在家的男人与要扶养的8个孩子。一个在废弃房屋里被大铁链拴着的女人闯进了画面。那是八个孩子的母亲，在零度气温的冬天，她穿着单薄的衣服，被铁链拴在床一米多的地方，望着短视频镜头的她显得恐惧又畏缩。她的家人与村民说她打人与发疯，因此把她拘禁。那个栓住她的56岁男人在这个风口，领着多个孩子神态轻松地接受网络上人们的问询，把外界对小花梅的担忧抛诸脑后。

图4 被铁链栓住的小花梅

22°38′24″N，111°31′12″E——望着远方的她

在2022年的1月份，我前往了广东省罗定市L镇S村进行为期五天的调研。这里四面环山，只有一条路通向镇中心。这里只有乡村巴士通过，是女性唯一的出行方式，摩托车与电动车是男人才能拥有并且使用的交通工具。在没有乡村巴士之前，女性想要自行前往车程20分钟的镇中心，只能走路，一走就是一个早上。在我所住地隔壁住着一家人，其中有一位年迈的妇人，经常站在道路旁，望着镇中心的方向，一站就是一天。我曾试过与她交谈，但我完全听不明白她的回答，也被她突如其来的癫狂神情而吓跑。后来，我从别的村民口中听到她的故事，她是被卖来S村的，在生育了两个儿子，经历了多次逃跑又被抓回来毒打之后，她已经慢慢疯了。同村的人都知道她，称她为“XX家的疯婆娘”，并说：“疯了之后就生不了，再卖也没人要了，XX家真是亏了。”在广东的冬天里还是很冷的，但那个村民口中“逃跑了多次的疯子”穿着烂到了膝盖的长裤，佝偻着身子，依然执着地站在路边，看着镇中心的方向。镇中心离我们只有20分钟车程，她却一辈子都走不到，她只能痴痴地看着那个属于她的远方。

图5 望着镇中心的她（摄于2022年2月15日）

32°82′N，105°26′E——赶集失踪的她

我的老师还给我讲了另外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发生在他的家乡，同一个县、一个镇、一个村、一个组相隔500米距离不到的一户人家。老师是陕西省N县M镇Z村人，通过异常艰苦的努力从山里走出来。以前前往县城，需要凌晨4点钟出发，步行15公里的山路然后乘坐镇里通往县城的巴士，大概3小时才能到达县城。然而在20年前，就是这15公里的路程让这户人家的儿媳妇去赶集后一去不返。当在四川一个偏远山村找到她的时候已经是3年后的事情，她已经被转卖了一次，被强迫生下了一个儿子。当她被家人接走之后，等待她的却是村民异样的眼光和不尽的流言蜚语。这户人家对买下她的所谓的“婆家”并没有选择报警，依然与那个被强迫而生下的孩子保持联络。

图6 陕西省N县M镇Z村林间耕地（走不出的大山，老师摄于2021年5月）

读完上面三个真实案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悲剧，无论是在徐州，还是罗定，亦或是宁强，不是某个区域的特殊现象，而是在农村地区比较普遍的现象，背后都交织着男方的生育要求，村民的习以为常与女性的苦苦挣扎。在中国的农村地区，由于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交通较为闭塞，农村地区封建思想盛行，成为了女性主义的重灾区。在农村，女性地位低下，被认为是男性的附属品。同时在农村地区，对生育有着极其普遍的要求，“多子多福”“光棍可耻”等想法推动了农村女性的物化，女性被当作生育机器的情况更为普遍，由此也延伸出来了拐卖妇女，强奸等犯罪行为。由于利益关系复杂以及拐卖情况普遍，农村地区的人们对这种剥削女性的行为表示习以为常，农村地区的闭塞也导致他们无法接受女性主义的思潮，被封建思想紧紧禁锢。在我们呼吁平权，呼吁提升女性地位时，我们可以把关注点更多地放在闭塞，封建的农村地区。社会的改变与进步需要思想的先行，我们在谈论乡村振兴时同样需要关注思想层面的振兴。

当你在大城市点开这篇文章时，希望你依然能想到离你不远的地方女性仍受到不同程度的压迫，当我们身处光亮时，也应回头看看那些仍身处黑暗的人们。中国女性主义的重灾区仍在农村，愿贩卖妇女儿童在法律层面被予以重裁，愿社会对农村女性投以关切的目光，为其生而为人的权利发出呼喊。

【文：梁绮雯；校：五山詹姆斯；编：三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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