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治的骨灰为什么被移出八宝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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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富治的骨灰为什么被移出八宝山（上）

作者：周志兴

在党史上，死后被开除党籍的人不多，骨灰被移出八宝山的更不多。在这不多的名单上，有一个人名叫谢富治。

提到谢富治，现在的年轻人大都不知道了，但是，当年，我说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可是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

其实，在谢富治死的时候，他的待遇非常高。1972年3月29日，他的追悼大会进行的时候，天安门、新华门等地降了半旗，追悼会上周恩来致悼词，称谢富治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他英勇战斗、忘我工作、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光明正大、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谢富治不幸逝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军队的重大损失。

追悼会结束后，谢富治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但是，那句话怎么说的？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八年以后，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开除其党籍，并撤销《悼词》，骨灰盒也被移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在中共现代历史上，享受这个待遇的大人物还有一个，他是康生。

我看，这相当于古代的“鞭尸”。

谢富治1909年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关镇丰岗谢家垱村。这里因为参加革命的人多，也早，所以出的将军多，被称为“中国第一将军县”。地名在解放后也成了“红安”。1955年第一次授衔时，这里有61位开国将军，其中有六位上将、11位中将。谢富治就是六位上将之一。其他有名的上将还有陈锡联、韩先楚、王建安等。

谢富治领章上有三颗星是用命换来的。

他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当过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共川陕省委组织部部长、红九军政治部主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政治委员兼太行军区第六军分区政治委员等等，比较辉煌的，还有解放战争时期的陈谢集团政治委员兼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三兵团政治委员等职。陈，就是大将陈赓，这是连蒋介石都高看一眼的战将。

谢富治参加了长征、百团大战、上党战役、豫西战役、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西南战役，虽然他一直是政工干部，但是也打了不少仗。

特别是长征这一段。那时候他在张国焘的四方面军，由于和党中央的战略分歧，红四方面军在长征过程中多次穿越草地。第一次是会师后，部分部队先行南下，经过草地。第二次是张国焘坚持南下路线，导致部队再次穿越草地。第三次是红四方面军在南下过程中，因战局需要，再次穿越草地。这些多次穿越草地，增加了部队的困难和损失。谢富治就在这支队伍里。大家知道，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是非常困难的，谢富治也算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这使得谢富治有了两个收获，一是提拔很快，在不到30岁的年纪就当上了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还有就是他发现，跟着张国焘没有出路。他及时转向，进入了毛泽东的视线。长征到了遵义，红军内部结构发生了大的变化，毛泽东虽然还不是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但是，他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导，谢富治这一步棋走对了。

跟对人，这很重要。

抗战爆发不久，谢富治就担任了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政委，要知道当时陈赓、王震这些在红军时期就是军长的干部都改任为旅长。

谢富治运气也不错。

建国以后，谢富治当上了昆明军区司令员。按道理，他是当不上的，因为司令员都是军事主官当的，谢却是政工干部。但是，阴差阳错，他却当上了司令员。

昆明军区是第二野战军建立的，司令员当然应当出自二野的战将，但是怎么就轮着谢富治呢？

有人分析过原因。

当时有资格担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的人选，有三位，那就是陈赓，陈锡联和杨勇。

他们都是兵团司令员。最有资格的是陈赓。是陈赓兵团解放的云南，然后陈赓成为首任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军区是昆明军区的前身。可是陈赓太能干了，到处都需要他。抗美援越需要他，抗美援朝也需要他。彭老总点名让陈赓去朝鲜，给他当副手。回国后，陈赓又把主要精力放在筹建哈军工上面，他是哈军工的院长。1954年，陈赓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协助粟裕工作。他自然不可能再回到昆明军区当司令员了。再说当时的大军区司令员是上将级别的，而陈赓是大将。

陈赓来不了，还有陈锡联。解放战争后期，陈锡联是第三兵团司令员，谢富治是第三兵团政委，他们是一对搭档。可是陈锡联也来不了。他已经被任命为军委炮兵司令员，这个岗位更重要，主管全国和全军的炮兵工作。

最后是杨勇，解放战争后期，杨勇统领第五兵团解放了贵州省，他是首任贵州军区司令员，贵州省政府主席。而昆明军区成立的时候，下辖云南和贵州两个省的武装力量。

云贵高原，云南和贵州是一体的。曾经在贵州工作的杨勇，当然能当昆明军区司令员。 可是杨勇实在也来不了，他也去了抗美援朝的战场，先是当副司令兼参谋长，后来接任了司令员，一直到1958年才回国。志愿军司令员的岗位，比昆明军区司令员更重要。从朝鲜回国后，杨勇直接担任了地位更为重要的北京军区司令员。

这样，谢富治就成为首任昆明军区司令员。这是一个重要岗位，因为也在边陲地区。后来他又兼任了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成为了一方诸侯。

在进步的道路上，他没有止步。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罗瑞卿卸任公安部长。是时，中央提名的公安部长候选人有杨成武、杨勇、张际春、张宗逊等。毛泽东在候选人报告中提笔写道：“富治同志如何？请政治局议一下告我。”

此时，毛泽东的商量是不会有人真的认为是商量，虽然也有人不太赞成，但毛泽东出面解释：“公安工作很重要，但是，不能总是一方面军里面出人，要搞五湖四海，彭德怀他们搞个军事俱乐部，就不是马列主义嘛，富治是四方面军的，但是，他对党的忠诚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嘛，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嘛。”

毛泽东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别人连议论的可能性也没有了。而谢富治成了更加忠诚的领袖的“大警卫员”。

从谢富治到北京工作开始，他离领袖更近了，跟的也更紧了，而且，他在不断地检讨自己，以免跟不上领袖。

比如说，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谢富治也发了言，但是，事后他感觉到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也感觉到了中央对于经济形势有不同的看法，很是懊悔。在之后，他去山东考察农村治安问题，闲聊时，谢富治扯到“七千人大会”上。他很懊悔地说：“我没有考虑，就抢先发了言、谈了许多各地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出现的种种严重的治安问题，还举出不少因口粮缺少发生的妻杀夫等违背人的常情的实例。可是林彪在发言中却大谈三年经济困难是由于没有听毛主席的话，用‘左’的或‘右’的思想，干扰了毛主席的思想的缘故。”

他的意思是，怎么就站到了刘少奇一边呢？他还提到在农机部任局长的老婆刘湘屏，责怪她常在党组会上乱发言，随便提批评意见，说她“真不知道利害！”

好在七千人大会上持批评意见的人比较多，而谢富治是从公安的角度，并没有引起领袖的极度反感。但是，从此之后，谢富治紧跟领袖更是毫不松懈。

因为紧跟领袖，当然也要紧跟领袖身边的人，比如江青，再比如文革中的红人张春桥。

我觉得，不能说谢富治从头就是坏人，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好人”。例如他在战争年代的勇敢，身先士卒，他在云南工作时，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他组织了云南起义部队的改编工作，领导了云南的土地改革，指挥部队剿灭了当地大大小小的土匪武装，为恢复云南地区的社会秩序和生产，做了不少工作。

他也严格要求自己。

据昆明的老同志回忆，那时的谢富治还是很清廉的。一次，他到边境某县蹲点，轻车简从，粗茶淡饭，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返回时，发现车子后备箱里装有鸡和肉，谢不高兴了，问秘书：“怎么回事？”秘书说，乡亲见他喜欢吃当地的山货，便送来了。谢富治立即叫秘书把鸡等送回，回昆明后即把该秘书调离到边远小县当县长。

一个人的变化，很多时候是被欲望支配的。

谢富治到中央工作后，感到了领袖的信任，也想更上一层楼，所以，就会随着领袖的指挥棒转，再就是发展到先为领袖着想，哪怕知道是不对的，但是，为了领袖高兴，也要去做。

这样，一步步滑向深渊。

1954年初，有人写匿名信告江青。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公安部侦破此案。有关部门查阅了30年代上海出版的一些报刊杂志，接触到江青的一些历史问题。1959年罗瑞卿部长调离公安部时，向接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作了详细交代，要他办好这个案件。谢富治亲自参加了政治局讨论这个案件的会议，亲自听到毛主席对此案“放手调查”的指示，在谢富治的主持下，公安部于1960年查到了写匿名信的人。案件侦破后，公安部将所有调查材料整理封存在公安部档案室。

这件事情，江青不满意。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为了掩盖自己曾经叛变的历史，诬陷公安机关整了她的黑材料。江青先是指使红卫兵造反派上街贴大字报，说谢富治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该打倒。但是，她知道毛泽东信任谢富治，打倒他不容易，又联合康生、陈伯达等人拉拢谢富治。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江青、康生等人经常在人民大会堂主楼小会议室开会，听取红卫兵造反头目的汇报，并向他们提供材料，作出指示，指导红卫兵造反派在下个阶段的斗争对象、方向。有一天，江青请谢富治来参加汇报会，在会上，江青指着谢富治对红卫兵造反派的头目说，你们不要再给谢部长贴大字报了，谢部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

经过这样一打一拉，谢富治认准了方向，迅速“转”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他对江青的态度也越来越恭敬。

有一天，谢富治对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介绍经验：“对江青同志要尊敬，握手要用双手握。”傅崇碧也是战场下来的将军，听到谢富治这样说，大为惊讶。

谢富治为了巴结江青，诬陷罗瑞卿、徐子荣、杨奇清、凌云等公安部的原领导成员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搞了“反革命黑调查”，将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副局长赵仲田、原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等15人，以及原山东省委副秘书长文菲、公安厅副厅长李秉政等7人，原浙江省副省长王芳、公安厅厅长吕剑光，原江苏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和原华东区公安部负责人许建国，共30人相继逮捕入狱。

1966年5月，谢富治派出了由44人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一个月以后，工作组的人数增加到313人。北京市公安局有1600多人受到迫害，72人被捕下狱。

接着，这位公安部长又率先提出“砸烂公检法”。

不过，这个口号确实是领袖首肯的。

因为毛泽东这样告诉谢富治：“听到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我就高兴，你们要把这句话捅出去！”谢富治更加洋洋自得，曾与公安部副部长李震等言：“我当面听主席讲砸公、检、法，没有十次也有七八次。”由此全国立即掀起“砸烂公、检、法”高潮，政法系统瘫痪，法治荡然无存。以北京市公安局为例，三万人余人的队伍中，挖出了九百余名“地富反坏右”，只剩百把好人，其余均进学习班。

1966年8月24日，谢富治在三省一市座谈会上给公安机关泼脏水，说：过去公安机关，罗瑞卿统治了八、九年，徐子荣也统治了一个时期，他们搞反党宗派集团，……彭真管政法多年，他和冯基平、徐子荣、狄飞都是死党，他们搞地下活动，告黑状，想把某些人整倒。

1966年12月18日，江青把矛盾指向整个公检法。她在接见红卫兵造反派代表时说：西城区公安分局问题严重，已经调五、六百名干部去改组它。北京市公安局也肯定有问题，你们可以去造反。公安部、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建立在党政之上，监察竟然监察到我们头上了，整理我们的材料，这都是些官僚机构，他们这几年一直是跟毛主席相对抗，我建议公安部门除了交通警、消防警以外，其他的全部由军队接管。

江青讲话后，公安部的某些干部看到传单，对江青这种讲法接受不了，就去找谢富治。谢说：江青是讲了话的，红卫兵要进来。1966年12月31日，谢富治指使“政法公社”(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组织)接管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严厉斥责。他讲：这是你(指谢富治)说的，我不能同意。这事你决定不了，我也决定不了，这样大的事，要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还要请示主席批准才行。

谢富治根本不接受周恩来的批评，公开对抗周恩来关于公安政法机关的权不能夺的指示，支持“造反派”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搞层层夺权。1967年1月25日，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最高人民法院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十位代表时说：你们夺权了，接管了最高法院的一切权利，我祝贺你们。你们从资产阶级老爷们手里把权夺过来，做得完全对……。夺权，对彻底改造法院是一个根本措施。

周恩来是不满意的，他在一次接见山西代表的谈话中说：“公安部把所有局长的权都夺了，只剩谢富治一个人，还怎么做工作？这是剜心战术。”

文革中颇有威力的“公安六条”也出自谢富治的手笔。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发布了谢富治炮制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该文件规定，凡是攻击毛泽东、林彪的，都是“现行反革命”，“以现行反革命论处”。这个《公安六条》造成了大量的冤案：1968年1月，云南1.4万人被迫害致死；2月，军队内34.6万余人受到诬陷，1.6万人被迫害致死。

(XYS2025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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