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排口罩事件”看公众心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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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排队员吴梦洁在比赛中

这两天，无数人都在关注一件事：在菲律宾举行的女排亚洲杯小组赛上，此前三连胜的中国女排在对阵伊朗队时，第一局全场戴着口罩，结果以24:26输掉了比赛。幸好从第二局起，她们摘掉了口罩，后面三局以25:19、25:10、25:13轻松拿下，最终以小组第一晋级八强。

比分的大幅翻转，愈加给人一种印象：女排姑娘之所以在第一局输给伊朗队这样的弱旅，完全是因为她们呼吸不畅，被束缚住了手脚，进而质疑有何必要这么做——“剧烈运动时不该戴口罩，难道不是常识吗？”

一时之间，网上出现了大量段子，不知道这样不顾选手运动状态的做法有何必要，甚至影射这实属“愚昧”，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怪诞行为艺术。

在遭受广泛的公众质疑之后，中国排协发表了一份声明：

这份声明首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它是今天凌晨03:55才发布的，此时距离比赛结束已有10个小时。如果只是一个简单的状况说明，就算加上打电话沟通、写沟通的时间，1小时也足够了。为什么会搞到半夜才发，可想或是兹事体大，领导们需要时间商量，又或是特意找个没人会怎么在意的时间点，免得一发布出来就炸锅了。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所谓“保护运动员健康”、“临场经验不足”，大抵都是托词，当时真实的想法恐怕是这样：眼下有两个相互冲突的KPI，一是防疫，二是赢球；防疫是当前重中之重，本以为伊朗是弱旅，戴着口罩也能拿下，但没想到输了一局，要真输了比赛可就难堪了，于是发现还是另一个KPI更重要。本以为这是小事，没料到舆论哗然，这时它说，自己最看重的其实是第三个KPI：队员的健康。

“张3丰”在《看看排协道歉信是如何推卸责任的》中说，这番说法是在轻描淡写，

这一段话叙事的精髓，就是巧妙使用三个主语，“我们”“我们运动员”和“队伍”。当谈到责任时，多使用“队伍”和“我们运动员”（看上去是“我们”，其实是“运动员”）这样范围更大含义也更模糊的词。在“承担”责任的时候，同时甩掉了责任。

你们不是打排球，是踢皮球。

对于这些责难，胡锡进挖苦：

我觉得女排不是比赛临场经验不足，是应对互联网的“临场经验”不足。她们不知道自己在赛场打球，自己的临场判断首先要和互联网的判断接轨，让网友们觉得对。否则的话，他们发现不对劲摘了口罩也白搭，3比1赢了、4战4捷也白搭。

有一点他倒是说对了：排协所表现出来的反应，确属“应对互联网的‘临场经验’不足”，它看来既没想到公众会有这么大反应，甚至也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会这样反应。至于胡锡进，虽然对公众的反应敏感多了，但他却讽刺网友吹毛求疵，要让一切都顺自己的意。

我在意的既不是这场比赛本身，也不是这份声明所隐含的体育官僚主义（这也都是老话题了），而是公众对这一事件的反应：至少从网上来看，人们普遍觉得运动员戴口罩比赛是不必要的，甚至根本就是个笑话。

当然，也有人翻出早先巴西队、美国队在比赛中戴口罩的照片，然而很快就有人提醒：那最早也是2021年时的事了，当时确实疫情很严重，可现在都2022年了。这就是问题所在：无论是胡锡进还是“别人也一样”的旧照片，都已经无法证明当下戴口罩比赛的合理性。

在疫情初期的2020年3月，我就曾在一篇《日常心态与战时心态》中写过：“欧美社会进入战时状态慢，但一旦结束，摆脱出来快；中国社会却相反，进入很快，摆脱出来却往往很慢，有时，这种被围心态（siege mentality）甚至将一直伴随着我们。”

很不幸，两年多来疫情的发展刚好印证了这一预感：哪怕在海外，在周围人还满不在乎时，华人往往是最先开始戴口罩的那一批人；而在今年春以来，当各国开始纷纷宣布疫情结束，生活正常化之际，我们的防疫却一年更比一年紧。

经历多了，我也能更好的体会那时战争中的人所具有的心态：战争延续了一年又一年，据说前线都是胜利，但捷报一次接着一次，战争却总也结束不了。

不一样的是，如今人们的心态还是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最早的迹象出现于上海封城最紧张的时刻，5月3日，中国国航机组人员浑身穿着防护服，尴尬地穿行于早已宣布正常化的洛杉矶机场。

当时网上有人嘲讽：“在机场这样穿防护服会不会和当年看辫子发型一样，做好防护措施，那可是病毒的‘大本营’。在美国穿这个，只要有尴尬没有别的，做的太好了，应该给国航点赞给机组人员鼓掌。到了病毒区当然要严防死守了，没有错，病毒一天不消失，我们就坚持穿下去，为我们是中国人而自豪。”

有人表示怀疑：“保护是ok的，但是，出了机场到酒店脱不脱啊？不脱的话在那边就一直穿着？脱的话，这种防护衣服都要在无菌的环境再穿点吧，否则没意义。”

还有人说：“用70年前的思维管理一群90后00后的孩子们，确实不好整了，这次之后，连我40多岁的表哥那一辈甚至我爹妈都看出了一些端倪，他们以前可是感恩的一辈啊。”

我周围的许多人，从一开始坚决支持严防死守，甚至庆幸“风景这边独好”，到今春以来渐渐看不懂这是在干嘛，到现在则全然麻木，反正配合着定期捅喉咙就是——这甚至好像成了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标配。

大部分时候，人们是以一种消极的忍耐或犬儒的嘲讽来应对这些，那句英文“be positive, be patient”（保持积极，保持耐心）不知被谁根据重译成了“成为阳性，成为病人”，一语双关，谁也想不到它在疫情之下竟然具备了这样另一重意味。

前一阵看到网上一位“天菜杀手”写道：“咱老中这一辈子活得像仓鼠，眼神永远透着一种战战兢兢，不管你赚多少钱还是获得多少成功，你家庭有多完美，但心里永远都绷紧一根弦，时刻准备着某天一觉醒来身边的一切嘎嘣一下全部清零，包括健康或生命。为什么啊，凭什么，我就是想不通这个。”

即便去年也有一些疲惫的声音，但社会心态的变化，从来没有像今春以来这样剧烈。和我当初预想的有所不同的是，那种围困的心态毕竟没有一直伴随着我们，还是有相当多的人开始觉察到有什么不对了。这种觉醒的速度甚至比我设想的还要快多了，尤其是在上海封城之后，似乎不久之前还被认为是“正常”的事，一夜之间就变得相当“不正常”了。

这就是问题所在：女排戴口罩比赛，这件事放在一年前，乃至半年前，可能大家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甚至不戴口罩人们反而觉得有问题，因为当时对疫情的判断仍然让人觉得这有其必要，然而现在，只要稍微关心一点世界新闻的人都会意识到，我们才成了异类。

“女排口罩事件”只是茶杯里的风波，没几天可能就会被其它新闻所淹没，真正重要的并不是这一事件本身，而是由此折射出整个社会心态对于何谓“正常”和“不正常”的判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或许意味着，人们已经为迎接后疫情时代做好了心理准备，现在的问题只是：这一天什么时候、将以什么方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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