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两周时间，是长还是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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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每个人跟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告别，到联邦政府跟各个州协商步调，从国库中盘点好应激的欧元，再到按下部分停摆键，对小政府大社会来说，这是一个超高速的反应

3 月 15 日，星期日，德国汉堡早上阳光灿烂。我醒来，打开微信，三位中国国内朋友都来问：「有口罩吗？给你寄些？」原来睡个懒觉的功夫，国内就全都知道了这里大事不妙。就在这几天的当口，德国及欧洲迅速变成新冠病毒的世界震中。而让我一个半月来牵肠挂肚、悲情不断的国内正在情况好转。病毒把东西方颠倒了过来，或者说，它玩完了中国，开始玩欧洲和世界。

一个月前，正是武汉、湖北及全中国深陷新冠病毒疫情之灾的时候，各国华人买空了国际市场的防护物资，寄往国内赈灾。一个月后，病毒撇下南极不理，攻占了全世界。在欧洲，我们发现自己变得赤手空拳，不仅口罩断货，连卖消毒液的货架也是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都是空的，卫生纸也变成了囤货的青睐品。

回完微信，我打开德国的新闻，为首的两条都跟特朗普有关。第一，他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出来了，阴性，他还可以继续统治美国；第二，他给德国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公司 CureVac 报了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高价，条件是该公司必须从图宾根迁到美国，其研发的疫苗必须为美国独享。前两天，在德国电视台的一档脱口秀里，一位专家还说起德国曾经是「世界药房」，一直是医药研发大国。只是近十几年来，被美国的科研重金吸走了大量优秀人才，而本国政府的科研投入又难以望美国之项背。瞧，这个话音未落，特朗普就又来敲门了。

这注定是个不平静的周日。其实，过去整整两周，德国都在一场混乱中。六周前，我从北京提前返回汉堡，曾天真地以为自己回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和我爸在长白山脚下一个小镇过完春节后，1 月 29 日，我在长白山机场和首都机场配合了额头体温枪、行踪问卷表以及四小时换一个口罩的疫区程序，登上了荷兰皇家的空客。离我座位不远的一位中国男生向机组人员提出了抗议，因为有一位金发碧眼的空姐没有戴口罩。芸芸众生都持一张口罩脸，她混在当中本色得都不像地球人。「机场是最危险的地方！她可能已经在机场感染了病毒，现在在这个密封舱里传染给我们！」我的男邻座用英语控诉。一位戴口罩的荷兰男乘务员给这位乘客送来旅客投诉表，温和地告诉他，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规定是，戴不戴口罩是每个员工个人的决定，乘客若有意见，可以填表投诉。在接下来十个小时的飞行中，这位美丽的空姐再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而我的左耳朵在飞了几个小时后就支棱不起来了，口罩只好掉下来一半。飞机降落在阿姆斯特丹后，我们男女老少中外一百多人静默地下了飞机，我正犹豫口罩是摘是戴，一转身，只见和我同机的人们纷纷摘下口罩，诡异地消散在这个国际机场。

回到汉堡，我在家里自我隔离了两周。德国的电视和报刊天天都有关于中国疫情的报道，有时甚至上了德国新闻联播的头条。其他的新闻，不外乎德国政党分歧、右翼极端分子对外国人的血腥枪杀、欧洲再现难民危机、德甲联赛……电视屏幕上，也出现过李文亮医生戴着口罩的照片。等到我第一次出门，去跟我的德国邻居们面对面打招呼时，已经是李医生的头七了。虽然发不出「李文亮」这三个字的音，但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位中国医生。大家都痛惜他的病逝，我听见 70 多岁的彼得边走边自语：连医生说的都不肯听……这就是德国老百姓的解读。

我和邻居们也顺便聊了几句慕尼黑的新冠病毒。这是一位不知自己被感染的中国女士到慕尼黑出差带过来的，一家德国公司的十多位员工及其家属共 14 人被感染。此外，德国从武汉撤侨的飞机上也发现了两位感染者。这两拨人都被严格地隔离起来进行治疗。我们当时也就是聊聊而已，没有人担惊受怕。随着一天天过去，传来所有人都治愈出院的好消息，这个话题就过去了。现在回望数据曲线，直到 2 月 24 日，德国的感染数字都停留在 16。

紧接着，意大利传来疫情暴发的消息，德国的科隆狂欢节照常举办。从每个人跟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告别，到联邦政府跟各个州协商步调，政治家从国库中盘点好应激的欧元，再到按下部分停摆键，申根国家纷纷关上自家大门……德国完成这一系列规定动作，用了两周的时间。跟病毒的传播速度相比，他们用掉了一个相当大的时间窗口；但从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运作机制来衡量，这是一个超高速的反应。

3 月 15 日这天晚上，我看德国电视一台的一档政治对谈节目。以不留情面著称的女主持人安妮·薇尔质问北威州的州长拉舍特：为什么拖到昨天才决定关闭学校和幼儿园？为什么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州长面红耳赤，我猜他已经后悔来参加这档节目了。他的北威州相当于德国的湖北，是德国感染新冠病毒人数最多的州，就从那场一年一度的狂欢节开的头。而他本人两周前刚刚宣布竞选基民盟党魁，也就是冲着接默克尔班去的。拉舍特的回答，让我想起最近的网络流行语「甩锅」：「我们是听了专家的建议，专家没有建议要立即停课啊！」要是按女主持人平日的犀利，她应该这样怼回去：「科学家履行科学家的责任，政治家应该做出政治家的决定！怎么能让科学顾问给你担责？」但这个晚上，她放弃了穷追猛打，显得心神不宁。前几分钟，另一位嘉宾，夏利特医学院重症部的主任指出，预防新冠病毒传染的必要社交距离为两米，而女主持和围绕她的几位嘉宾都坐得太近了，不安全。唉，因为新冠病毒要调整的东西太多了，包括访谈节目的座椅摆放。

回放到 2 月 24 日，德国联邦卫生部部长施潘召开了第一场新冠病毒新闻发布会。他根据当日意大利的疫情，正式宣告新冠病毒抵达欧洲，对德国的威胁正在逼近。同时，他拍着胸脯向德国人民保证：德国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并不是所有人都吃下了这颗宽心丸，直到今天，都有人不停质问：真的吗，部长先生？我们的防护物资在哪里？

德国的健康体系在欧洲是最强韧的。比如，在人口 6000 万的意大利，危重病床的数量是 5000 张，而总人口 8300 万的德国，平时就拥有 2.8 万张危重病床。过去两周，为应对新冠病例的激增，德国医疗卫生系统要求全国 1200 家医院推迟一些非紧急手术，将危重病床数量扩充到 3 万张。位于吕贝克的医疗设备生产公司 Draeger 两周前接到联邦政府的订单，要加紧生产 1 万台呼吸机，使得德国呼吸机总量达到 2.5 万台。不仅如此，一个包括所有危重病床和呼吸机的数据库已经迅速建成，全国的医生都可以使用，在紧急情况下调配医疗资源。可以说，虽然德国的政治体系还是联邦制，但是抗疫的救治体系已经全国一盘棋。

据说，因为跟默克尔观点有分歧，在两年多前组阁时，施潘被默克尔委任为卫生部长，一个不起眼的职位，反正不到 40 岁的他还有的是时间。谁想到，新冠病毒把施潘推到了危机领导者的显著地位，尽管批评不断，但已经有人恨不得请他直接当总理。「二战」后，为了遏制德国发展，同盟国规定德国实施联邦制，把文化、卫生和教育都下放到州一级，联邦政府没有统一行政权。3 月 9 日，施潘发表了一个告德国 16 州的「建议」，建议取消千人以上的集会活动。他因此受到了不少嘲笑。疫情当前，堂堂联邦卫生部长都不能下指令，只能提建议。新冠病毒也给德国人上了一堂近在身边的政治课——什么叫联邦制。比如，德国的感染保护法规定，大型公共活动是否举办的决定权掌握在各州手里。各州及其下属的行业协会甚至企业都可以决定，足球联赛还踢不踢，书展还办不办，音乐会还开不开……两周时间，能跟各州各县、各层各级、各行各业的决策者完成沟通协调，达成统一共识，是个不可想象的工作量。3 月 14 日晚上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16 个州的最后一个州也宣布了关闭学校和幼儿园。这就好像歌星大赛，最后一个评委也按下了赞成键，终于拧成了一股绳。

在公共空间，足球和停课是两个讨论得尤其激烈且持久的议题。足球赛事不仅牵扯到足联、转播等巨大的商业利益，也牵扯到全国球迷的生活激情和体育场里卖咖喱肠的小商贩的生存问题。政府掏钱救助哪部分？公司及个体户自己承担哪些损失？怎么说服球迷克制自己的爱好？另外，球迷当然可以要求泡汤的门票退款，但是否有人愿意把票款捐了抗疫？决策者拍板前要考虑到每一方的利益，并尽可能去保护，否则就是失职。关闭学校和幼儿园则是个更复杂的问题。多少人正常上班会受影响？谁照看孩子？这些问题都被吵得沸沸扬扬，不可终日。有一次，我都捂上耳朵听不下去了。中国家庭应对这个话题的杀手锏——老人和保姆，在德国社会里派不上多少用场。

在一片喧嚣中，有个平稳的声音，不仅为默克尔、施潘和政府各部门提供专业支撑，也被越来越多的德国公众倾听。虽然他讲的话有时候不讨喜，甚至吓人。他就是克里斯蒂安·多士顿 (Christian Drosten) 教授，今年 48 岁，夏利特医学院病毒研究所所长。2003 年 SARS 发生时，他还是一个在读博士生，也是当年发现 SARS 相关病毒的科学家之一，而且快速研发了 SARS 检测剂。不仅如此，在论文被《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正式发表前，他就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公布到网上，第一时间与国际同行共享。这个无私的做法，他一直坚持到今天，包括他的团队目前对新冠病毒的研究，他都首先放到网上，与全球专家交流。他认为，在科学研究领域，数据透明和信息分享远大于其他价值。

2020 年 1 月中旬，多士顿团队就研发出了专门针对新冠病毒的检测剂。除了中国和美国，目前世界上其他国家均使用多士顿研发的测试剂来检测新冠病毒。本来一个在研究所、实验室和国际会议上出现的科学家，在这场疫情中成了德国一宝，频频在媒体上曝光。除了德国人，世界各国政府机构及同行每天都向他咨询无数关于新冠病毒的问题，国际上关于新冠病毒的各种最新科研进展也送到他这里来请他评审。

多士顿长着一头桀骜不驯的卷毛，不算英俊的脸甚至不太平展。他的父亲是农民，作为长子，他本来应该继承父亲的农庄。有人说，完全可以想象多士顿教授开着联合收割机的样子。他的确非常接地气，除了非凡的科研大脑，他还有一个绝大部分科学家没有的本事，能用日常的语言把科学问题讲得明明白白，大人小孩都能听懂。德国政府目前的抗疫方针就是根据他的意见制定的。他在 2 月 28 日发表的观点，到了 3 月 11 日被默克尔几乎原封不动地重申出来，引导了德国以及欧盟当前的抗疫行动。

2 月 28 日，德国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以「应对新冠病毒：德国准备得怎么样」为题，邀请各界精英参与讨论。大家都在积极献策，轮到多士顿，他说：「你们的讨论让我越来越无语。大家在这里讨论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而病毒很快会把我们这些讨论彻底扫除！」全场都陷入了尴尬，多士顿不管这些，接着说，「我们要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德国想往哪个方向做准备？我们对这个病毒知之甚少，病毒的传播速度是什么？我们毫无所知。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它至少要把 60%-70% 的人都传染上才会自行消失。那么，如果它用两年时间来达到这个传染量，我们应对起来就从容不迫；如果只有一年，我们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如果只用几个月或几周时间，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场不可想象的灾难。」

我觉得，我和现场嘉宾及观众一样，都懵了。我们听见了他的话，但没听懂。

「这是一场全球大流行，」他说，「我们已经阻止不了它。德国要思考的是怎么延缓病毒的传染速度。我们的健康系统非常强大，我们应该有能力延缓病毒的传播。」12 天后，WHO 才把新冠病毒正式定义为大流行病。多士顿深知自己的教授身份，他不是政府机构，可以更畅所欲言。

「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需要即兴发挥。」「我们要控制边界，跟踪输入性病例吗？」「这是浪费时间。大家可以等着观察，过几天几周，这个病毒就会如雨后春笋般到处冒出来。德国的数量会很大。我们最不能浪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包括批评政府，统统都属于浪费时间。」

怎样做才有效？新冠病毒的传播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没有年龄上的偏好，只是在感染后，不同年龄组的病死率悬殊很大。多士顿教授把老人和有基础病的人界定为高危人群。在观众和听众的「强迫」下，他给出了如下病死率的大致区间：80 岁以上约 20%-25%；70-80 岁约 7%；60-70 岁约 3%；50-60 岁约 1%-1.5%；50 岁以下约 0.4%；平均病死率约为 0.2%。

从那时起，我每天都听他日日更新的一档音频节目，渐渐理解了他的策略和德国政府的推进，就是尽量有效地延缓疫情的传播速度，避免医疗资源挤兑，用时间换空间，来保护好高危人群；同时最大程度保障社会的运营，为研发疫苗和特效药赢得时间。如果画一条曲线，多士顿教授的努力目标就是，要把尖耸入云的疫情暴发高峰拉成一道平缓的丘陵。

「除了高危人群，对其他人来说，新冠病毒感染基本上是一场轻感冒。我担心的不是个人，个人基本问题不大，令人堪忧的是病毒给社会、医疗系统和经济带来的压力。」他说，「因为新冠病毒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

我回顾了一下 2 月 28 日的数据。在多士顿教授发表他「耸人听闻」的观点那天，德国确诊病例数为 74，死亡为零；到 3 月 15 日，德国确诊 5813 例，单日新增 1214 例，死亡 13 人。当晚，德国经济部长回应了特朗普的疫苗公司报价，德国不卖！还是在这个夜晚，德国宣布关闭与法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和比利时的边界，但货运车辆和跨界上班族不受影响。接下来的周一，欧盟宣布关闭欧盟边境 30 天，德国宣布限制公共场所的社交活动。有记者戏谑道，「一夜回到前东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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