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中国脆弱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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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舆论近期三件事，一个关乎公共健康安全，一个关乎特权和社会平等，一个关乎贫富、慈善和社会救济，非简单巧合，而具很强的象征性

2020 年 1 月 22 日，春节前夕，一名中国警官在北京火车站站岗时戴著口罩。

Photo: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0 年初中国的舆论场，被三件事情占据——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播，随著确诊和死亡案例在 20 至 22 日激增，中国互联网的注意力已几乎完全流向这里；而仅在三、四天前，另一起热度延烧的还是故宫奔驰女 (开车进故宫寻乐) 事件；一周前 (1 月 13 日)，43 斤女孩吴花燕 (为照顾弟弟极度节俭) 的死亡也引起了广泛的悲痛和批判。

尽管三者的起因和性质不同，一个关乎公共健康安全，一个关乎特权和社会平等，一个关乎贫富、慈善和社会救济，但它们几乎同一时间出现在中国的舆论场，却非简单巧合，而具很强的象征性。

武汉肺炎事件早在一个多月前即有媒体留意，但它引起当局和大众的严肃重视却是在近日。早期当局信息披露不够及时透明，而该病传播速度在近期突然加快，从病毒「出国不出省」，到截止 22 日已在中国多个城市确诊 400 多起病例，致死 17 例，台澳港先后确诊，病毒「人传人」的特性被证实⋯⋯这些都让人联想到 17 年前的那场 SARS——关口之外统统严戒，关口之内伴随春运人口迁徙，恐慌心理激增。

故宫奔驰女事件则完全是由私人在社交媒体的炫耀式展示，而变成一起公共事件的。它指向的是特权。谁能够在故宫这种严禁汽车进入的场所开着象征身份的奢华大奔 (奔驰) 进去拍照？当媒体曝出此女为某「红色高干」的孙媳妇后，它点燃了中国社会早已潜伏的对特权阶级的高度不满，这个特权阶级不是一般的富人或者官僚阶层，而是维系中共统治的红色「贵族」。

吴花燕事件则是一个关于花季少女因长期贫困和营养不良而离开人世的悲凉故事。在她病逝后，当自媒体将她仅有 43 斤 (47 磅) 重的照片，与当地腐败官员为躲避调查而将收受的几千瓶名贵茅台倒在自家下水管的照片，放在一起对照时，强烈的视角反差刺激了人们的神经，这个故事也就变成了对腐败和社会不平等的控诉。腐败在此不仅仅指向官员，更指向慈善组织。

2003 年 5 月 2 日，广州市发生 SARS 疫情期间，农民工在火车站外等著回家。

Photo: Christian Keenan/Getty Images

类似事情不是第一次出现。自 SARS、三鹿奶粉大头婴儿、有害疫苗等事件发生之后，公共卫生问题在中国境内已经变得天然敏感，虽然在那之后跨地域的公共卫生事件未再流行；因炫耀出现的全民围观近年则发生过多起；至于慈善和社会救济，在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之后，人们对它的信任至今未恢复。

但这些同类事件几乎同时出现，且先后成为热搜，表面看是一种巧合，从逻辑而言却是一种必然。它们意味着当下的趋势：由于政府的强力维稳和弹压，中国正在加速进入人心浮变的社会动荡期，它不是以街头和广场抗议的形式出现，而是表现在日常生活和心理层面——几乎人人都感觉自己是受害者，都迫切需要且谋求改变现状。繁华与残败并存，狂欢与下沉共生，过去或许不容易引起注意的事情，都能轻易触发人们的心理情绪，而被围观成公共事件。

但除了像肺炎这样需要自救的情况之外，很多时候人们确乎只在、只能围观。

谈及武汉肺炎，部分网民很爱用「美国流感致千多人死亡」来「观照」，以显示「美帝之水深火热」。确实，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发布的最新估计：从 2019 年 9 月 29 日至今，美国至少有 1300 万人感染流感，其中 12 万人住院接受治疗，死亡人数达到 6600 人。然而用这一数字比照肺炎的人或许不清楚，流感在中国的严重性其实一点不低 (有非官方数据指或每年逾 8 万人致死)，而肺炎的死亡率更高出数倍，因此需要更多的重视、投入人力物力。

更重要的是，在美国流感并未引发民众的极度忧虑和不安，而肺炎引发的恐慌则是肉眼可见的。除了因为流感在医学上比肺炎能够有效预防及治疗之外，美中社会结构和社会情绪及对政权和政府的信任度的不同，也构成了人们对同一种公共卫生问题的不同反应的宏观社会背景。

此正是当下中国的脆弱之处。尽管在外媒的镜头中，遇到公共危机中国人仍然是「相信党相信政府」，但不少人潜在地对官僚机构依然是半信半疑甚至高度不信任的状态。这种低信任度让民众认为，只要出了问题，政府就倾向于隐瞒真相。除了政府及警方「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的情况外，如胡泳所言，「谣言」也开始成为一种逼迫公权力采取措施的抗议手段，尽管有时人们并无确切根据，但对事件的某些判断会成为永远无法被解答、却又持续存在的影响。

对于肺炎危机，通常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在中国的管理体制中，基层官员依然缺乏快速通报、马上反应的动力，通报数比境外确诊案例回推的数字要少太多。另一种看法是，有了 SARS 的教训后，地方政府可能并非有意隐瞒事实真相，因为对一种不明原因的新型病毒的确认是需要时间的。然而，当下体制会滞迟事情的处理也应是不争之事实。

可确定的是，在强调维护最高领导人权威的体制下，任何事情和问题想在全局获得官僚机构的重视和解决，都必须先引起最高权威的注意和指示，只有在他做出明确的指示和要求后，相关职能部门或政府才会采取积极的行动或迅速动员起来。

然而，要想获得最高权威的注意和指示，又必须在事情变得严重或恶化后才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事情解决的最佳时机很可能会被耽误，或者滞迟问题的解决。尽管官僚机构要获取完全信息都很难避免滞后效应，但在中国这种什么事情都等最高领导人拍板的情况下，即使下级不想隐瞒信息，信息的上达比起一般的威权体制来，时滞效应也会更严重，更别说同民主体制相比。

2020 年 1 月 21 日，在春节夕的北京火车站，一名中国女孩戴著防护口罩，等候登车。

Photo: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武汉肺炎事件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个特点。人们看到，中国当局对此事的重视，是在习近平有了明确的指示和要求后，而习之所以有此指示，很大可能是因为内部信息显示事情已经比较严峻，需要动用全国力量，而非仅仅武汉一地可以防堵的。

此种体制及处理方式，一旦动员起来，虽然有它行动效率高的一面，可也存在一大风险，即在丧失前期最佳解决时机导致事情恶化后会否出现失控的局面。根据钟南山院士的说法，该冠状病毒的传染性不如 SARS 厉害，因此在全国动员后很有可能在短期内控制住。但假如它在传染过程中发生变异则令人难测，而即使能在短期内控制住，也难以知晓其他衍生事件是否也能被「有效」控制。

而随著对群体事件的严打严控，公共危机今后可能将越来越多地被故宫奔驰女子、吴花燕这种个体事件引爆。虽然就事情本身而言，尤其是吴花燕的案子，是小概率偶发的，但其折射出的贫富分化加剧和社会畸形不平等，以及大众对官僚机构和公益组织的一种广泛意义上的信任缺失，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

事情还在于，社会对特权的容忍度越来越低。任何对社会不平等的关注和不满，都与特权有关。中国的大小特权更遍地皆是。这种事情如果多次刺激人们的神经，会唤起他们对特权的记忆和憎恶。

有鉴于此，网络时代特权者行使特权会更小心更隐蔽，然而，总有「缺脑筋」的人控制不住炫耀之心。官方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有时也会介入处理相关炫耀者，可是，要维持社会的统治，它又必须有意识地强化特权机制，这便导致恶性循环，继而加重人们对特权和社会不平等的恶感。

有人曾寄希望于诸如贸易战和贸易协议的外部压力撬动中国变局，但当局如果借势使用，亦有可能将其变为对统治有利。中国的控制机制使社会看起来很牢固，不用担心变局在某个时段发生，但确乎，堤坝上的蚁穴已经很多了，虽然还未打通连贯。

「社会」变得越来越脆弱，自然会累积越来越多的预警，只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若人和人的言论在这体系下始终一文不值，而压制始终可以船过无痕的话，能变的终究有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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