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被误判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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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一对上海夫妇被敲门告知：根据区疾控中心指令，他们被判定阳性，收拾一下，马上就得转运去方舱医院。

问题是，他们自己手头的核酸检测结果却都是阴性，那到底以哪个为准？他们要求查看报告、请求复核，都遭到拒绝，因为执行人员只管把人带走。他们几度情绪崩溃，“我们都是阴性，我怎么跟你走？你这是要把我活活逼成阳性！”

这段20分钟的录音流出后，瞬间激起无数人的共鸣。因为谁都清楚，同样的情形随时都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

一位朋友尤感震惊：“我的天，这可是在上海啊！”她不是上海人，在上海也没有房子，但她之前曾半开玩笑说过，之所以还“赖着”，是因为疫情之下发现，大城市多少有一些稀缺的安全感，“像我老家那样三四线城市的魔幻操作，不会发生在上海”——现在，连这一点也破灭了。

正因此，也有人开玩笑说，看来这次封城过后，上海房价要跌。还有朋友说，上海还是好些，换作别处，跟你哔哔20分钟还不动手？——当然，这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上海建国西路的小洋楼被封i

在这时代的风浪中，无人能幸免于这样一粒灰落到自己头上，因为你是否感染新冠，完全是随机的——病毒面前人人平等，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处境，那都需要你拼命去争取。

当然，那对夫妇也有可能确实是阳性。如果此前浦东新区疾控中心专家朱渭萍的证言正确，那健康云的阴性并不作数，以疾控中心的结果为准。问题在于：两份报告，总有一份是错的，那你被误判了，谁来承担责任？为何可以不用出示任何文书就能随意带走市民？甚至，你怎么能相信来敲门的这个人的真实身份？难道只凭陌生人的一句话，你就得白白吃苦？

我知道，有人会说：“那拿来了材料证明，你还有什么话说？结果还不是一样？”——这不一样，如果你容许自己被随意带走，那意味着出现什么结果，都是你自动让出了权利。

我也看到有些人嗤之以鼻：“上海就是刁民多，疾控中心还能冤枉你？有什么好矫情的，不就是方舱住几天嘛，又不会死。”

这种论调在国内很常见，但不客气地说，往往越是这种人，对他人所受的苦难越是麻木，甚至哪怕事后发现弄错了，也只会轻描淡写一句“出发点是好的”，让你受委屈了，但别放在心上了。如果你还不依不饶，那就有“小肚鸡肠”之类的帽子等着你。

不管在别人眼里看来是多小的事，对个体而言都不是小事。当你陷入这样的处境时，能让你免于被任意对待的，就只能凭借较真到底的程序正义。

在录音中，那位夫妇也不止一次表示，他们不是不配合防疫，但坚持要求按流程来办：先复核证明自己一家确实是阳性，再出具书面材料。这看起来确实是斤斤计较的抠细节，但正如法学家Richard Posner曾说过的：“拘泥细节的条文主义是贱民的保护伞。”

如果不这样，还能怎样？

作家六六曾在武汉封城之后大唱赞歌，说：“你在中国，就是中彩票了！”然而，现在她自己母亲困在上海，她也对她妈说了真话：“你这一辈子，没有自主选择这回事。”

应该说，这可能是中国人更具典型性的一种选择：相信权威，认命。尽管这看起来像是“自愿”的，但就像六六自己也承认的，那其实出自绝望——因为她看不到其它选择，只能说服自己相信，认命就是最好的。

在我们的传统中，常常与这种认命态度相连的，还有一种惯常的做法，那就是“动之以情”。实际上，六六也是这么做的，只不过她是对自己母亲和社交媒体上的朋友这样，而对权威采取认命的态度。

这种“动之以情”，在更多时候是通过“诉苦”，来请求“枪口抬高一寸”。虽然远隔千年，杜甫的名篇《石壕吏》中“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的场景，看起来和当下也依稀相似。然而，就像我们在这首诗中看到的，不管老妇如何申诉自家的苦处，看来她打动的是诗人和我们这些读者，那些衙役不管感动没感动，最终还是把她带走了。

到了今天，这种做法要想奏效，已经变得越来越难——因为它要奏效，不仅需要激发共情，更重要的是执行者有一定的灵活权限。

几年前，我第一次去日本，在札幌暴走了一整天，算好了时间，在黄昏赶去大通公园尽头的札幌市资料馆。急匆匆刚踏进去，就被看门老头喝止住了。我心里纳闷，自己查过，这里不需要门票，时间按说也还有1小时才关门，为什么不让我进？问了两句，他叹了口气，挥挥手让我进去了。

当时我急着在仅剩的时间里参观，等到出来，在门口定下来想了想，忽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出来旅游了几天，我忘了今天是星期一，原本是闭馆日。这就是他为什么要阻止我，但想必听了我结结巴巴的日语，想想我这个“老外”来一趟不容易，也不废话解释了，就放行了。

札幌市资料馆

这是一件小事，但却刷新了我对札幌乃至日本的认识，细想想，他肯与人方便，也得他有灵活的权限，否则，如果闭馆日放游客进去参观，就以违规论处，让他丢了饭碗，我相信他也很难表现出这样的善意——这绝非否认他的善意，毕竟有了权限，但仍然不肯与人方便、甚或拿来权力寻租的，我们也见多了。

在国内社会的现实中，常常要么是你说破嘴都没用（因为权力本身就阻碍共情），要么是对方根本没有权限——当然，这很微妙，不乏有人相信，“其实还是有办法的，只是你没找对人”。

越是基层的执行者，这种灵活性越差，有时甚至你跟他诉苦，他还反过来也跟你诉苦，说自己也是奉命行事，希望你“理解配合”，支持他的工作。这就是诉苦策略吊诡的地方：它既可以被一方用来争取权利，有时竟然还能被另一方用来挤压权利诉求并贯彻执行。

去年哈尔滨防疫封控时，也曾有一条视频流出，警察上门贴封条，男主人很暴躁，但女主人则耐着性子，有理有节地再三说明，不是不配合，但家里真的没米没菜了，别只管贴封条，也帮着解决下生活困难。然而，说破了嘴，感动了无数网友，但看来也没感动警察——他说自己的工作就只是贴封条。

跟上海的这次录音一样，哈尔滨的这一事件的细节处境不同，但执行者同样毫无通融余地（当然也没动手），也是主要由女主人出面，只不过哈尔滨的这位大姐更“动之以情”，而上海的这位女性则更坚持程序。

不知不觉间，我们已身陷卡夫卡小说中的境地：面对庞大机器如渺小微尘的个体，既不能绕开它，又不能和它讲道理，却随时可能被它所碾压。这是一种令人既心烦又恐惧的荒诞处境，此时，如果你既不想认命，又不能再指望能对它“动之以情”，那你最好准备好一副较真到底的强大神经。

套用那句老话，背后就是家，我们不能后退一步。

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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