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N独家报道:泄密文件显示Covid-19大流行初期中国疫情应对失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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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独家报道:泄密文件显示Covid-19大流行初期中国疫情应对失当

采写:Nick Paton Walsh  翻译:anobody

伦敦——在一次视频电话连线中,一群很可能已精疲力竭的一线医务人员挤站在一起,在连线的另一头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正对他们挥手致意。时为2月10日的北京,已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达数周之久的习近平主席向武汉市的医务工作者发表讲话,这些医务人员正与此时尚未得到正式命名的新型冠状病毒奋战以遏制其传播。

在距离疫情震中约1,200公里(合745英里)的一间安全室内,习向在疫情爆发中死去的人们表示哀悼。他敦促要加强公共沟通,因为全世界对新疫情所构成潜在威胁的担忧正在与日俱增。

在那同一天,中国当局报告了新增2,478起确诊病例——使得全球病例总数超过4万起,其中在中国大陆以外只有不到400起病例发生。然而,CNN现在可以披露,当时在内部流传的官方文件是如何表明这只是整体疫情的局部图景。

在一份标有”内部文件,请保密”的报告中,最先检测出该病毒的湖北省卫生主管部门列出了2月10日的新发现病例总数为5,918起,这比官方所公布的确诊病例数多出一倍不止,该报告并将确诊病例总数细分为数个子类。当时这个更大的统计数字从未得到完全披露,因为在疫情大爆发早期数周的动荡之中,中国的统计体系似乎对疫情的严重性做了淡化处理。

此前未得到披露的该统计数字包含在从湖北省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泄露出来的共117页文件当中,作出一系列新披露的这些泄密文件被提供给了CNN并由其核实。

综合而言,这些文件构成了自疫情大流行以来来自中国内部的最大宗泄密,并为了解湖北地方当局内部所掌握信息及何时掌握的这些信息提供了首个清晰的窗口。

中国政府坚决驳斥了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对其故意隐瞒病毒相关信息的指控,坚称其自疫情爆发以来对于信息披露一直是坦率诚实的。然而,尽管这些泄密文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他们故意混淆调查结果,但它们确实揭示出在当局认为正发生的情况与向公众披露的信息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许多不一致之处。

非完整涵盖了自2019年10月至今年4月这一时期的这批文件,揭示出一个似乎缺乏灵活性的医疗保健体系,由于受到自上而下的官僚机构和僵化程序的限制,该医疗体系缺乏应对新危机的能力。在疫情大流行初期的几个关键时刻,这批文件表明出现明显应对失误的证据,并指向一种制度失灵的模式。

更引人注目的一个数据点则涉及对本地Covid-19患者得出确诊结论的缓慢速度。尽管湖北省当局向公众展示其对最初疫情的应对处理是高效透明的,但泄密文件显示,当地卫生官员依赖的是有缺陷的检测上报机制。这批文件里出自3月初的一份报告说,从出现症状到确诊平均需耗时23.3天,而专家们告诉CNN,这对监测和对抗疫情相机所采取的步骤有明显的阻碍。

中国坚决捍卫了自己应对疫情的方式。在6月7日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份白皮书,称中国政府一贯以”及时、公开和透明的方式”发布有关疫情信息。

“在全力遏制病毒的同时,中国也以对全人类、本国人民、子孙后代及国际社会高度负责任的态度采取行动。中国政府以彻底专业高效的方式提供了有关Covid-19的信息,定期及早发布权威详细信息,从而有效地回应了公众关注并建起公众共识,” 白皮书说。

CNN已联系中国外交部、国家卫健委以及湖北省疾控中心的监管部门湖北省卫健委,请求就文件中所披露的调查结果发表评论,但没有得到回应。

卫生专家说,这些文件明白揭示出为何中国在疫情头几个月所了解掌握的情况至关重要。

“很明显,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不仅仅是在应对一种新型病毒时所犯的错误——也包括他们在应对疫情时由于官僚主义和政治动机所导致的错误,”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负责全球卫生事务的高级研究员黄严忠(Yanzhong Huang)说。” 这些失误产生了全球性后果。你永远无法保证 100% 的透明度。这不只是关于任何有意的遮掩,在应对新型病毒时你也会遇到技术上及其他问题的限制。但即便他们是 100% 透明的, 这也不能阻止特朗普行政当局对疫情的严重性轻描淡写不予重视,恐怕也仍然不能阻止发展为疫情大流行。”

根据发表在《柳叶刀》医学期刊上的一项关键研究,今年12月1日周二这一天标志着在湖北省省会武汉市发现已知的首位出现新冠症状患者整整一周年。

在据信是新型病毒首次出现的同时,这批泄密文件也显示另一场卫生危机正在显现:湖北省当时正在应对一波严重的流感爆发。文件显示,录得的流感病例数是前一年的20倍之多,这给已经捉襟见肘的医疗体系带来了极大的额外负担。

官员们在文件中指出的,去年12月的流感”流行”不仅出现在武汉,在邻近的宜昌和咸宁两市情况更加严重。目前尚不清楚流感激增对Covid-19疫情的影响或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虽然文件中没有提到这两个平行的危机之间存在关联,但有关湖北流感激增幅度的信息迄今尚未公布。

这批文件的泄密曝光,正值美国和欧盟要求中国应该对由世界卫生组织(WHO)牵头针对病毒来源的调查工作全面配合而加大施压之际,疫情现已蔓延到全球每一个角落,感染人数超过6,000万人而致死人数已达146万人。

但是,到目前为止,国际专家在湖北省获得医院病历记录和原始数据的机会仍然有限,虽然世卫组织上周表示,他们已”得到了来自中国政府同事们的保证允许开展实地考察”以作为调查工作的一部分。

这批文件是由一位要求匿名的吹哨人提交给CNN的。吹哨人说自己在中国医疗系统内部工作,作为爱国者其泄密动机是要披露遭到审查的真相,并向那些勇于发声的同事们致敬。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文件是如何获得的,也不清楚选择特定文件的原因何在。

这批文件已经得到六名独立专家的核实,他们代表CNN对文件内容的真实性进行了查证。其中一位与中国有密切联系的专家报告说今年早些时候在开展机密研究期间曾见到过其中一些报告。一位了解中国内部文件和程序的欧洲安全官员也向CNN证实这些文件是真实的。

CNN所看到的文档元数据包含了作为修订者和原作者的疾控中心官员的姓名;元数据的创建日期与文档内容相吻合;还进行了数码鉴定分析,对文档的计算机代码与所声称来源作出比对测试。

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数码鉴定部门的莎拉·莫里斯(Sarah Morris)说,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数据被篡改或是有意误导。她补充说,那些老旧一些的文档看起来像是在一段长时期内被反复使用过。”这几乎就像是个小型文档系统,” 她说,”所以,它给被删除内容、旧的内容留出了很多余地,这是(其真实性)非常好的迹象。”

世界得到的是比现实更乐观的数据

这些文件显示出2月10日和3月7日这两个特定日期的广泛数据,这些数据往往与当时官员的公开发言相左。分析家称,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高度失灵的上报系统与反复出现的压制坏消息的本能两者相结合的产物。这些文件充分显示出官员所了解的情况,但选择不向公众作出说明。

2月10日,中国报告的全国新增确诊病例为2,478起,而泄密文件则显示湖北实际报告的新增病例数就达5,918起。该内部汇总数字还被细分为几个子类,这为深入全面了解当时湖北省所采取的诊断方法提供了启示。

“确诊病例”2,345起,”临床诊断病例”1,772起,”疑似病例”1,796起。

分析师表示,是严格的限制性标准最终导致了误导性数字。”许多疑似病例实际应该计入确诊病例当中,” 外交关系协会的黄说,他也审阅了这些文件并认为它们是真实的。

“他们给出的数字是保守的,而这反映出当时局势有多么使人迷惑、复杂以及混乱,” 他补充道。

当月,湖北省官员每天发布”确诊病例”,后来又在陈述中加入”疑似病例”,而没有具体说明被医生诊断为”临床诊断病例”的重症患者人数。常常在全国统计数字里,官员们会给出每天的新增”确诊”病例数,并提供整个疫情大流行中”疑似病例”的动态总数,该数字中似乎还加上了”临床诊断病例”数。专家称,根据严格标准,使用这种宽泛的”疑似病例”总数实际上淡化了业经医生看过并已确定感染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

范德比尔特大学的传染病学教授威廉-沙夫纳(William Schaffner)表示中国的做法保守,并说”若有美国流行病学家在场协助的话,这些数据的呈现方式会有不同。”

他说,中国官员”貌似在任何时刻都想要把疫情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将疑似感染患者也纳入总数显然会扩大疫情爆发的规模,而我认为,这样做会对感染的性质及其规模有一个更接近于真实的理解。”

在中国国家卫健委于1月下旬发布的新冠病毒诊断方案中要求医生对于具有已知病例接触史以及出现发热和肺炎症状的患者要贴上”疑似病例”标签,而若此类症状业经X光或CT扫描证实则应升级为”临床诊断病例”标签。而仅有在聚合酶链反应(PCR)或基因测序检测呈阳性时,才能被认定为”确诊病例”。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HU)中国研究项目主任安德鲁·梅尔塔(Andrew Mertha)表示,官员们可能出于”有意压低”(lowball)的动机,来掩盖诸如省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这类地方医疗保健机构的资金不足和备灾欠缺等问题。

梅尔塔也审阅过这批文件并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据他说,这些文件的编排组织方式使得高层官员能够从心所欲地做出解读得出想要的结论。

“你给他们所有的选项, 而不至于把人置于一个明显尴尬的境地——你给他们铁砧或是救生筏,然后随他们选择。”

中国官员们很快改进了疫情上报制度,在2月中旬之前已将”临床诊断病例”纳入了”确诊病例”类别。同时湖北省最高卫生和省级官员也被免职,因为他们最终应为疫情上报工作负责。此外,范围更广泛且经改进后的检测方法意味着”疑似”病例可以更迅速地地得到澄清从而在上报内容中占比更少。另外,中国的诊断标准一直受到卫生专家的批评,因为他们继续公开决定不把无症状病例统计在内。

文件中所列出的死亡人数则揭示出最显著的差异。3月7日,公布出来的湖北省自疫情爆发以来的死亡总数停留在2,986人,但内部报告则为3,456人,其中包括确诊死亡病例2,675人,”临床诊断”病例死亡647人,以及”疑似病例”死亡126人。

对疫情源头开展广泛研究的杨大利表示,2月份的统计数据”从全球认知的角度来看,依然很重要”。

身为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的杨说:”他们当时仍然希望这就会像2003年的SARS爆发一样,疫情最终能得到控制,一切都能恢复正常。” 他提到2月7日特朗普总统和习主席之间的通话,”我认为这也是特朗普得到的(一厢情愿的)印象 —— 疫情会自行消失。”

然而,这些泄密文件绝非那么明晰。曾有两次,公布的死亡人数被略微多报了,内部统计数字显示在个位数上分别多报了5人和1人。

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泄密文件中的数据能让人瞥见到一些新信息,但又缺乏关键的上下文。尽管中国从未披露过2019年的Covid-19病例总数,但在一份文件中有一张图表似乎表明,实际检测到的病例数要高得多。在该图表左下栏中,标记出2019年的”确诊病例”和”临床诊断病例”总数似乎达到了200起左右。文件对此未作进一步详细说明。迄今为止,有关2019年检测到病例数量的最明确数字是中国官方向世卫组织报告的从疫情开始截止到2020年1月3日的44起”不明病因(未知原因)肺炎病例”。

等待检测结果的时间过长

文件说,病毒检测从一开始就不准确,这导致上报系统在诊断新病例上出现数周的延迟。专家表示,这意味着对政府相应采取疫情应对措施具有指导作用的每日统计数字大部分都可能不准确或已过时。

1月10日的一份文件显示,在一次针对检测设备的评审中,官员们报告说,用于诊断新病毒的SARS检测试剂盒无效,经常给出假阴性结果。报告还指出,个人防护装备水平低意味着在对病毒样本进行检测前必须先对其灭活处理。

较高的假阴性率暴露出了中国需要花数周时间才能纠正的一系列问题。据中国官方媒体2月初报道,湖北卫生专家对核酸检测的准确性表示失望。核酸检测通过检测病毒的遗传基因而起作用,从而被认为在检测感染方面更加有效,特别是在早期阶段。

然而,据官方媒体援引官员们的话报道,当时对已确诊病例所进行的检测结果显示只有30%至50%的阳性率。为了避免出现”假阴性”结果,卫生官员开始对疑似病例进行反复检测。

据官方媒体报道,到2月初,湖北省各实验室每天能够检测1万多人。为了应对大量待检人群,官员们决定开始采用其他临床诊断方法,如CT扫描,这导致了被内部称为”临床诊断病例”类别的产生。而直到2月中旬,临床诊断病例才被添加到确诊病例数中。

卫生专家也指出了文件中提到的其他更严重的问题。

在疫情爆发的第一个月,处理单个病例所需平均时间为23.3天——这是患者从出现症状(发作)到被确诊所需的时长。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研究中心的阿梅什-阿达尔贾((Amesh Adalja)博士说,持续拖延可能会使对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作出指导变得更加困难。

“你研究的是三周前的老数据而试图据此为今天做出决定,” 他说。

报告指出,到3月7日,该系统有了很大的改进,当天确诊新增病例中有超过80%于同一天被录入了系统。

多名专家认为,即使考虑到官方最初所面临的困难,这样长的时间滞后也是非同寻常的。

“这又增加了一层理解,即为什么出自上级政府的一些数字有可能不准确,” 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沙夫纳说:”在美、英、法、德这些国家,也总是存在滞后,因为你不可能即刻知情,但23天时间确实太长了。”

早期预警系统受阻

贯穿这些文件的始终都反映出了缺乏准备,其中部分章节在对政府支持湖北省疾控中心开展工作方面作出内部评估时持高度批评态度。

报告将湖北省疾控中心描述为资金不足、缺乏适当的检测设备、以及员工缺乏驱动力,他们在中国庞大的官僚机构中常常感到被忽视。

这些泄密文件中包含了一项内部评审报告,对其进行的鉴定分析表明该评审报告写于2019年10月疫情大流行开始以前。

在据信首起病例出现之前的一个多月,该评审报告还在继续敦促卫生当局”努力发现疾病控制工作中的薄弱环节,积极分析和弥补不足”。

CDC内部评审报告抱怨湖北省政府所提供的运营资金不足并指出人员编制预算比年度目标要少29%。

在疫情发生后,中国官员迅速行动对问题进行评估。然而泄密文件显示,在新型病毒首次得到认定的4个多月之后,在关键领域中仍继续存在着重大问题阻碍着疾控努力。

评审报告还强调了疾控中心在调查疫情最初爆发方面的边缘角色,指出工作人员受到正式程序的限制,而其专业技能未能得到充分利用。评审报告指出疾控中心人员没有起到应有的带头作用,而倒退为仅仅是”被动地”完成上级所下达的任务。

据官方媒体报道,官员们也要面对名为”中国传染病直接报告系统”的笨重而反应迟钝的IT网络,该系统是在2003年SARS爆发以后耗资1.67亿美元建立起来的。

从理论上讲,该系统让地方上的医院和疾控中心能直接向中央管理系统上报传染病,这样就使得数据能实时与全国范围内的疾控中心及相关卫生部门共享。而事实上,一项评审称系统登录速度缓慢,且许多其它官僚程序限制妨碍了数据的快速记录和采集。

据外交关系协会的黄说,这份报告让人对中国声称在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在疾病控制和预防方面投入大量资金的说法提出疑问。

“如果你看看地方层面,情况并没有政府声称的那么乐观,”他说。

湖北流感大爆发

这些文件还显示,湖北省在12月初的一周内录得的流感病例激增了20倍,这在之前未得到披露。

根据内部数据,在从12月2日开始的那一周内发生的流感病例数比起一年前的同一周来猛增了大约2,059%。

值得注意的是,那一周的流感疫情在新冠病毒爆发震中的武汉并不是最严重的,在附近的宜昌市和咸宁市分别报告了6,135起和2,148起流感病例。那一周的流感疫情武汉排名第三,有2,032起新病例。

公开数据显示,12月份全国流感病例激增。然而,专家指出,流感病例上升虽然并非湖北独有,却使得官员们留意新型危险病毒的任务变得复杂起来。

湖北流感疫情激增的量级以前没有报道过,很难得出任何硬性结论,尤其是在以前未被发现的Covid-19的潜在流行率这一方面。

文件显示,对流感患者进行的检测得出大量未知结果。然而,专家告诫说,这并不一定表明未知的检测结果实际上就是尚未被发现的新冠病毒病例。

JHU学者阿达尔贾表示:”他们不过是在检测已知的病毒——而这种(新冠病毒)是一个未知的未知数,” 他还补充说从全球来说遭遇此类情形并非不常见。

“我们并不擅长诊断它们(未知病毒)。我们会去搜寻通常的嫌疑犯,我们总会去找马,但绝不会去找斑马。”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后来对2019年10月在武汉两家医院发生的流感病例进行了回顾性研究,以寻找新冠病毒的踪迹。但是,根据发表在《自然》学术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报告,他们无法对早于2020年1月的病毒样本做出检测。类似研究尚未在湖北其他城市开展。

另外,流感激增可能在无意间助长了新冠病毒的早期传播,黄说。

他说:”那些流感病人在医院就医,这增加了感染COVID的机会,” 他说。

流感数据也显示,宜昌的流感疫情最严重。虽然在这些文件或其他证据中并未将流感病例激增和Covid-19的出现关联起来,但明确指出在湖北省多个城市出现类似流感疫情爆发的数据可能会让研究新冠源头的人感到兴趣。

中国政府此前曾指出,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有可能是12月中旬新冠疫情最初爆发的震中,那里有外来野生动物肉类的买卖。然而,在《柳叶刀》上发表的对12月份第一批患者的一项研究至少部分地对这一说法提出了挑战,该研究确定当月41名感染者中有三分之一与该市场并无直接关联。

宜昌位于武汉以西320公里(合198英里)处,该市受到流感爆发的影响最为严重——在始于12月2日的那一周内宜昌的流感病例数几乎达到武汉的三倍。

JHU的中国事务专家梅尔塔说,宜昌的流感病例激增,虽然在泄密文件中并未将其与Covid-19联系起来,这仍然可能会开启有关病毒源头的新理论。

”(流感疫情)量级的变化意味着必定发生了什么事,” 他说。

正在展开的危机

中国的领导人是最早面对病毒的,从1月下旬开始他们实施了一系列严苛的限制措施,旨在遏制疫情的蔓延。政府官员使用先进的监视工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严格的封锁措施,基本上将超过7亿的人口限制在自己的家中,同时封锁国界,并开展了广泛的检测和接触追踪。

据5月份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在疫情大流行的头50天所采取的这些严厉措施可能帮助了打破局部传染链。

时至今日,中国的本地病例几乎为零,虽然小规模疫情时有突发,但病毒大体上是被控制住了。

然而在2月份情况则完全不同。当时随着全国病例数激增,政府官员面临着一场潜在的合法性危机,公众舆论迅速转向反对执政的共产党,因其被视为对致命新冠疫情处理不当。

分析人士说,在过去30年里,中国许多人似乎愿意放弃政治自由,以换取更多物质财富、社会稳定及更大的机会。

这种新型病毒从根本上威胁到了这种社会契约——它使得亿万人处于危险之中,同时给因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战而遭削弱的经济造成新的损害。在1月下旬,中国几十年来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习近平公开下令要”万众一心”,以遏制病毒的蔓延。

当时,中国正在庆祝农历新年的到来,这是中国一年一度最重要的节日。对许多人来说,即将到来的疫情大流行似乎不过是抽象意义上的一种分心而已,因为人们已返回家中与家人共度佳节。

习在武汉实施封城数天之后作出的被高度曝光的干预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失败不是一种选项。

贯穿此一时期,在中国官员所发表公开声明与内部传达数据之间的鸿沟有时是很直接了当的。泄露文件显示2月17日那一天的湖北单日确认死亡人数上升至196人。而在同一天,湖北省公开报告的疫情致死人数仅为93人。

另一份报告记录了截至2月10日有6名医务人员因感染Covid-19死亡。当时他们的死亡并未公开,鉴于在社交媒体上人们对奋战在疫情大流行第一线劳累过度的医务人员所给予同情的程度,这些属于高度敏感信息。

随着病毒蔓延,当地官员被指控对疫情爆发及其给公众带来的风险轻描淡写不予重视。12月下旬,武汉一家主要医院一位名叫李文亮的年轻医生与其他一些医务人员一起受到当地政府传唤,后来又因其试图对潜在”类似非典”病毒发出警报而受到警方正式”训诫”。官方媒体报道了他们所受到的惩罚,并警告公众不要散布传言制造紧张空气。

34岁的李后来感染了新冠病毒。他的病情迅速恶化,于2月7日凌晨去世,这导致中国大陆受到严格内容审查的互联网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愤怒狂潮。

目前还不清楚中央政府在多大程度上知晓当时湖北的情形,也不清楚有多少信息被分享以及与谁分享。这些泄密文件未显示当时北京当局直接指导了地方上的决策过程。

然而,JHU学者梅尔塔表示,有关2月份死亡人数较高的内部数字和较低的公布数字之间的不匹配”似乎是一种欺骗,其原因不足为奇”。

他表示:”中国需要保护其国际形象,而较低级官员显然具有向上少报统计数字的明确动机——或是向其上级显示他们在少报统计数字——这是做给外界看的,” 他说。

然而,反过来,泄密文件也为中国对疫情的整体应对提供了一些辩护。报告显示,疫情大流行初期中国在统计、检测和诊断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即便到了现在仍然是困扰着许多西方民主国家的难题——而湖北当初遭遇的是一种全新的未知病毒这一点更让问题变得复杂。

同样,官员们在文件里也没有提到所谓实验室病毒泄漏,或者这种新型病毒系人造之类的说法,包括部分美国高级官员在内的一些批评人士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作出了这样的指控。文件中确曾有一次提到了一处细菌和有毒物种保护中心的设施低于标准,不过对这一点没有详细阐述,其意义也没有明确说明。

外交关系协会的黄说,随着疫情持续爆发,中国及其医护人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他们的医疗系统受到了一次极大的考验。他们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到1月底,在专业医疗人员当中确实感到了绝望,因为他们劳累过度,而且对于自己以前从未治疗过的新型传染病导致大量死亡感到极度沮丧,” 他补充说。

就人均GDP而言,湖北远远落后于北京、上海及中国其他主要行政区划地区,却是第一个要面对病毒的地区,而后续疫情让世界上许多最强大的国家都感到难以招架。

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沙夫纳说,这些泄密文件中的许多评论都适用于美国,”在过去的15到20年里,特别是在州和地方一级,公共卫生资金已变得捉襟见肘。”

这些文件显示,医疗官员们对即将到来灾难的严重程度没有充分领悟。

泄密文档中没有任何地方表明,官员们相信病毒会导致疫情全球大流行。

据《柳叶刀》上发表的研究,本周二恰好是武汉发现首位有症状新冠患者整整12个月的日子。新型未知病毒感染人类所致疾病的名称Covid-19现已变得举世皆知并影响到整个地球上人类的生活,同时感染人数和致死人数还在日益攀升。

(XYS20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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