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最後的秘密：黎安友分析中共「六四」結論文檔｜端傳媒 Initium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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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本文係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9年5月31日出版的《最後的秘密—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六四」結論文檔》的導言，作者為美國知名學者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黎安友是英文《天安門文件》編者之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人權研究所指導委員會主席；前政治學系主任（2003-2006）和東亞研究所主任（1991-1995）；黎安友教授是英文《民主期刊》和《當代中國期刊》編委會成員；2013 年在柏林的美國學院曾獲柏林獎學金。

本書的全部文件來自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舉行的兩次中共高層會議，即中共北京市委第六屆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擴大）會議，以及6月23日及24日在京西賓館召開的中共中央第十三屆四中全會。文件來源為中共黨内姓名不詳的某高級官員複製，並保存了多年後公開。

本文為黎安友教授導言全文，插題為編者所加。

1989年6月3日至4日晚，中共血腥鎮壓了要求民主的示威者。20天後，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召開了高層精英參加的中央委員會會議。這次會議在中共歷史上被稱為「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簡稱十三屆四中全會)。會議的目的是用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兩項意志統一全黨：第一，在北京周圍和天安門廣場部署數萬武裝部隊對付和平抗議者；第二，撤銷趙紫陽的中共黨總書記職務。長達數週的時間，中共對學生運動束手無策，在學生運動波瀾起伏，黨内領導人爭執不下的情況下，鄧小平最後作出了這個使用武力鎮壓和平示威的決定，結果導致數百人，也許更多的人死亡，不過至今確切死亡人數不詳，而且還因此引發整個中國社會對中共政權的普遍反感以及西方七國集團對華實施制裁。

6月23日至24日， 489位最高級別的中共黨官聚集在北京西郊一個專門為中共高層會議設置的場所京西賓館，學習黨內資深望重的退休元老和一些經歷六四危機而保住了職位的關鍵部門高級領導人在6月19日至21日的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以及書面發言。這些發言以文件形式分發給京西賓館的與會者，以讓他們輪流表態支持鄧小平的決定。當這個稱之為十三屆四中全會的會議結束時，文件被收回，以確保會議對外保密。但是，那次會議上分發的一部分文件已經外洩，最終得以在本書中發表。

無論每位發言者在面臨六四這場危機時是什麼觀點，無論他對鎮壓持何種樣的看法，在6月19日至21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們都必須承認鄧小平的鎮壓決定是正確的，並以正式表態贊同這兩份文件的内容以作準。這兩份文件，即鄧小平6月9日慰問戒嚴部隊的講話，以及趙紫陽的強硬派對手總理李鵬《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也在十三屆四中全會上分發給與會者，現列入本書的第一部份。

「我完全同意」或「我完全支持」這一類話在文件中反覆出現，像是讓每個發言人在全會眾目睽睽之下隆重發誓自己將採取相同立場。幾乎每個發言者還必須加上個人化的評論，以表白其發誓的誠意。這種儀式了結了已過的事件，消除了黨內任何細微的不同意見，使執政黨能夠統一思想後重新統治中國社會。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沒有安排被廢黜的領導人趙紫陽發言，但他無論如何都堅持要求在會上講話，為自己在解決危機期間的行動辯護。自辯結束以後，趙紫陽被軟禁終生，直到2005年去世。然而所有發言者在譴責趙紫陽之時，都稱他為「同志」，因為趙未被開除出共產黨。事實上，他至死也沒有被開除。

大會還向參加四中全會的中央委員們提供了五份文件的副本，以便統一他們的思想。其中兩份是鄧小平近期與高級領導人的談話記錄，其中鄧小平強調了鎮壓的正確性，中國繼續走經濟改革道路的必要性，以及要求新一屆黨領導避免趙紫陽任期内領導層分裂而癱瘓的局面。其他三份報告分別是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市長陳希同和公安部長王芳關於北京鎮壓的報告。這五個文件就是本書文件中的1-5號文檔。

從高層文件，一窺89之後中共治理哲學

我們不知道四中全會向與會者總共下發了多少份文件。除了前述七個文件外，本書還有政治局擴大會議17人的發言，發言者包括幾位密切參與解決危機的中共要員和一些最資深的退休元老。退休領導人王震一人佔了兩份文件，一份是他的口頭發言，另一份是書面講話，因此加起來共有18篇檢討天安門事件的講話。本書還有江澤民在全會第二天的發言，表示他願意取代趙紫陽，接受黨總書記之位。

總的來說，本書所刊載的文件闡述了中共官方對鄧小平10年改革，1989年危機以及之後黨的方針的看法。這一立場在其後三十年基本上保持不變，並是現今習近平領導的共產黨的指導思想。這些黨內學習材料對了解和研究中共黨内高層政治規則、1980年代高層嚴重政策分歧導致幾近崩潰的困境、以及今天中國仍然面臨的問題，提供了十分難得的機會。這些文件也為了解習近平治下當今共產黨領導心態提供了獨特的視角。

在這個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言者一個接一個地重複一個共同的敘述模式。學生示威開始僅僅稱之爲「動亂」。6月2日當示威者開始抵抗進入北京的軍隊後，事件必須被重新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因此必須武力鎮壓。

發言者首先分析為什麼會出現動亂，以及為什麼會演變為暴亂，顯示這些發言者對所謂的國內外敵人有一種很深的偏執妄想。

發言者批判趙紫陽未糾正胡耀邦的錯誤

87歲的退休元帥徐向前表示：事實已經證明，近一個多月來的動亂，最後發展成為反革命暴亂，是國內外反動勢力相互勾結的結果。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長期泛濫的結果。完全是有計劃，有預謀的。其規模之大，來勢之猛，都是罕見的。他們的根本目的，就是妄圖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一個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完全附庸于西方大國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87歲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認為，一個時期以來，極少數頑固堅持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同國外敵對勢力内外呼應，鼓噪修改憲法，妄圖搞掉四項基本原則，毀掉我們立國的基石；妄圖改變我國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推行美國式的三權鼎立的制度，妄圖把我們的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共和國變成一個全盤西化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發言人都同意，在趙紫陽前任胡耀邦的領導下，中共意識形態衰敗已經開始。 1982年至1987年，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開始引進對外貿易和投資，允許私營企業和由市場供求來確定物價這個時期，是胡耀邦擔任黨的總書記。隨著這些改革的推行，出現了記者、作家、學者、學生、新生企業家，乃至普通大眾中都受到西方影響的潮流，但胡耀邦未能阻止這種趨勢，為此於1987年被免職。保守派領導人認為趙紫陽在接替胡耀邦擔任總書記後，應該糾正胡耀邦的錯誤。但相反，他們指控說，因為趙沒有注意意識形態的掌控，黨已經斷然失去了對輿論的控制。

王震：輿論陣地被自由化分子掌握

81歲的前軍人國家副主席王震說：「但很大一部分輿論宣傳陣地，被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分子掌握了或受到他們的嚴重影響。新聞界、理論界、文藝界邪氣壓倒正氣。

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宋任窮抱怨說：杜勒斯在四十年前講過，把中國復辟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現在，一部分青年人的思想政治狀況令人擔憂，我們決不能讓杜勒斯的話應驗。

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和政治局委員宋平認為，六四危機表明「我們黨脫離群眾的問題相當嚴重」。

發言人認為參加示威活動的大多數「青年學生和群眾」是被誤導，他們對政權並不敵視，是被「一小撮壞人」操縱了。計委主任宋平指出，1988年9月，在危機爆發前幾個月，當政府採取措施控制通貨膨脹時，新成立的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嚴家其等自由派知識分子將這些說成是改革「走回頭路了」。宋稱這種鼓噪是政治陰謀的一部分，自由派知識分子和趙紫陽涉嫌用此陰謀來消弱試圖阻礙趙達到邪惡「政治目的」的人的權力。

李先念：事態惡化根源在趙紫陽

一些發言者以聳人聽聞的詞彙描述趙紫陽的政治目的。80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主席李先念認為：事情之所以發展到如此嚴重的地步，其根源也在趙紫陽同志，在於他明裏暗裏鼓動和支持動亂，在於他在黨内製造分裂，把矛頭引向鄧小平和黨中央領導集體的多數人，企圖造成只有他才能出來收拾局面的形勢，通過動亂達到他想要達到的目的。

90歲的聶榮臻元帥聲稱：「趙紫陽同志不僅是投降，還殺了回馬槍，暴露出他的政治陰謀和野心，這就更令人憤慨！」。

另一名元帥，87歲的徐向前表示，趙「我看他是想當中國『民主運動』的領袖。」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萬里問道：「他（趙）對小平同志是個什麽樣的態度？是不是自己有領袖慾？是不是真心擁護小平同志？」。

宋平：美國之音天天煽動

除了趙紫陽和自由知識份子這些內部的敵人，發言者還指出，外國敵人也對六四這場危機推波助瀾。

根據宋平的說法：這次中國學潮中，美國多方插手，「美國之音」每天造謠、煽動，唯恐中國不亂。

81歲的前軍人和國家副主席王震表達了對美國戰略妄想性的恐懼：十月革命後，十四個帝國主義國家武裝干涉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一九四一年希特勒進攻；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帝國主義支援蔣介石打內戰，繼爾有侵朝戰爭、侵越戰爭。討不到便宜，就著重採取「和平演變」的一手。今年一月，我看到一個材料，印象很深。最近查了查，是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一則消息，說美國外交專家要求政府採取「大膽的、富有遠見的政策」，把「蘇聯集團國家」「併入西方」，使歐洲「恢復到一九一八年以前的狀態」。那時布什正在競選總統，他也宣布，東歐對他來説是「充滿機會的地區。」對待中國，他們也照此辦理。近幾年來，國外、海外敵對勢力，採用「和平演變」手法越搞越兇：金錢收買，思想文化滲透，派遣特務，盜竊情報，製造謠言，挑起動亂，扶植我國内部的敵對勢力等等，除了直接出兵，什麽都用上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李瑞環驚呼：要明確，我們這樣的國家如果不走社會主義道路，只能當其他國家的附庸。

在妖魔化國內的批評聲音和誇大外國勢力作用的同時，勝利的保守派之發言顯示出他們對真正影響其政權的問題視而不見。這些問題包括通貨膨脹和腐敗，特別是學生、知識分子和崛起的中產階級對中共陳舊政治控制方法的抵觸。

大老批評追求經濟改革忽視「黨的建設」

然而，發言者們並不認為六四危機是不可避免的。在解釋他們何以認為本來是可以避免之時，發言者也透露了他們對共產制度中領袖所起作用的看法。根據他們的共識 ( 或至少對那些不相信趙是有意加劇危機的人來說) ， 如果不是因為趙在抗議活動出現之前或期間犯下「嚴重錯誤」，局勢本可以受到控制。在民主運動爆發前兩年，由於趙紫陽專注於經濟改革而忽視了「黨的建設」，也就是忽視在黨內不斷強化意識形態，因此使得共產黨變得脆弱，難以應對挑戰。正如王震所指出的那樣：要接受處理胡耀邦同志問題的教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缺乏一貫性，耀邦留在政治局，病故後還要國葬，搞自由化的人閙「平反」，成爲動亂的導火綫。爆發一場階級鬥爭。趙的問題性質比胡嚴重得多。

在危機期間趙的兩個具體錯誤被認為特別嚴重： 5月4日在北京亞洲開發銀行年會上的講話以及5月16日與來訪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會晤時的談話。他們認爲趙發表公開言論，向公眾披露了黨內中央領導層出現分裂，從而鼓勵學生堅持強硬立場。但較爲普遍的是，大多數與會者批評了所謂趙的不民主工作方式，也就是指責趙不接受那些不同意他的政策之人的意見。

87歲的前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以傳統的中國共產黨模式這樣提出要求：在黨內，在人民内部，應該也必須實行充分的、真實的、高度的民主。討論問題時，有什麽意見都可以講，誰對聼誰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只報喜不報憂，不聼不同意見。討論的結果，如果意見還不完全一致，怎麽辦？少數服從多數。只有這樣，四項基本原則才能堅持，全黨才能一致，人民才能一致。

天津市委書記兼政治局委員李瑞環在發言中闡述了這在實踐中的意義：我記得，先念同志從天津路過，我到車站看他。我說…….參加政治局工作以後，紫陽同志根本不讓人講話。我實在地講，兩年來，政治局會議正經八北地讓大家講講意見有幾次？每次來京一般都是開半天的會，老江我們都有感覺，一開會，一大摞文件，一大篇講話，講完了十一點多，還討論什麽？5月10號政治局開會，有的同志認爲應該討論平息動亂問題，這是面臨的最迫切的重大政治問題。但是，議題只安排了中蘇關係問題。會前大家議論紛紛，我說會上也不會不提。我猜，會上可能先談別的，談得差不多，到十一點，紫陽同志該開講學生問題，講完到點，你說沒討論嗎也討論了，說討論了，你也沒有時間説話就走人。我猜的時間不太準，十一點十分紫陽同志開講。他先講，我向同志們通報一下8號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的的情況，講了所謂後來傳的那幾條意見，一二三四五六，六個問題。李鵬同志說，你這個話常委並沒有討論，我們還沒發表意見，這是你的意見。我才想到，原來開常委會趙紫陽同志是這樣。紫陽同志很難聽取意見，哪怕是正確的意見。

趙被批評無視批評他的人，而更喜歡一群他信任的顧問的建議。宋平指責：紫陽同志做工作，不大依靠黨的組織。這次學潮，主要發生在北京，北京市委處在第一綫，工作非常艱苦。聼錫銘同志說，紫陽同志從朝鮮回來，根本不找不問他們。他只找自己熟悉的一些智囊人物……作爲領導者，智囊是需要的，但要慎重選擇，要選那些忠誠黨的事業，有實踐經驗，有真才實學的人，也要能聼得進不同意見。……不能輕信那些馬克思主義修養很差，專業知識不堅實，又不甚了解中國國情的人套用西方理論提出的淺薄主張。

萬里：趙紫陽以鄧之名壓制反對派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使用特別尖銳的攻擊性語言，批評趙以鄧小平的名義壓制反對派：去年十二月，紫陽同志召開政治局生活會。開始我以為他可能接受了過去的教訓，所以及時召開一次生活會。既然是生活會，當然主要應該對紫陽同志這一段工作提出建議，提出意見，提出批評。不料他講了一篇開場白，根本不是要求大家如何對他進行批評。後來李鵬同志很委婉地把幾個重大問題都提出來了。提出來以後，江澤民同志講了一下，田紀雲同志講了一下。原來我也準備講一講，尚昆同志大概也要講一講，因爲時間不夠，就散會了。……但我沒估計到，李鵬同志和其他同志提了意見之後，紫陽同志卻一句話不吭，連一句歡迎的話都沒有。他不光不吭，更壞的是，他接著就向小平同志彙報了李鵬同志和其他同志對他的意見。彙報之後，他一回來就接著又召開所有參加政治局生活會的人，大講一通小平同志怎麽支持他。……還不是用小平同志來壓制民主嗎？

中共一個特設機構’中央顧問委員會’(簡稱中顧委)的高級退休領導人對趙紫陽提出特別的指控。中顧委副主任宋任窮稱，中顧委的老人經常想引起趙的注意，但卻遭到忽視。

自從紫陽同志任總書記以後，我們感到他有變化，或者說有很大變化。中顧委不少同志對他有意見，其中有些意見比較尖銳，如作爲黨的總書記很少過問黨的建設，不重視思想政治工作領域的工作，並涉及到他重用哪些人的問題等。我們通過正常渠道向他反映，但他不大聼得進去。有時顯得不耐煩。

宋指控趙紫陽拒絕邀請中顧委委員按照黨章第22條的規定審計政治局會議，趙還忽略顧問委員會在1988年中期至5月下旬提交的39份「送閱件」，其中三份是根據針對當前動亂形勢的發言而整理的。

楊尚昆總結了趙的工作作風問題。他是鄧小平最信任的下級和代表，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正式職務，有權參加政治局常委會議。楊說：回想起來，趙紫陽同志擔任總書記之後，常委從未形成核心。趙紫陽同志是知道常委有許多意見的，他只召開了一次生活會，對大家提的意見，他聼不進去，也不作認真的自我批評。反而對其他同志遠而處之，自己獨斷專行，使中央常委工作，實際處於只有具體分工，而沒有集體領導的狀態，嚴重地違反了黨的集體領導的最高組織原則。

楊的批評證明了為什麼中國領導人為了統治必須將獨裁權力集中在自己個人身上。如果他不這樣做，他將無法拍板作出決策以解決問題，而亦難擺平反對他政策的元老和黨內對手。唯一可行之法就是清除所有對手，將願意追隨的人聚集在自己身邊，而這正是習近平近年來所走的道路。

政治局擴大會議中有幾位與會者不僅需要批評趙紫陽，還必須自我批評。他們是支持趙反對戒嚴的政治局常委胡啓立，以及兩名在危機期間執行了趙紫陽指示的高級黨員，即分管媒體的芮杏文和搞統戰工作的閻明復。由於他們與趙的親密關係，這三個人發表了措辭強烈的懺悔聲明。

胡啟立、芮杏文和閻明復各自「懺悔」

胡啟立承認，他曾擔心過面對如此大規模的群眾示威調集軍隊進入城市會導致災難；他希望政府承認學生示威是愛國的；並且在5月17日上午鄧小平住所進行的會議上隨著大多數人同意實施戒嚴，但並非真心。但是：現在，通過學習小平同志6月9日的重要講話，對照自己當時的思想，深感自己的認識差距很大。我對這場動亂的性質、原因、鬥爭的嚴重性認識不清，被表面現象所迷惑…這表明我的政治水平很低，在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是大非面前頭腦不清楚，沒有經受住考驗。作為黨的幹部，我要繼續學習小平同志講話，繼續提高覺悟，提高認識。

作為負責管理媒體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芮杏文承認，他遵循趙的命令讓媒體公開報導了學生運動，導致「輿論嚴重失控」。然而，他說自己只是遵守命令，甚至指出他和胡啟立在危機初期就已經警告過趙形勢會很危險，但是趙忽視了他們的建議。芮杏文表示，之前他未能很好地理解鄧小平賦予藝術家和作家創作自由的政策以及趙利用這個政策全面放鬆輿論管制的錯誤這兩者之間的區別；他現在認識到保守派領導人提出需要堅持長期不懈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的必要性。

黨的統戰部部長閻明復批評自己帶著趙紫陽的口信給楊尚昆，試圖請楊出面說服鄧小平軟化其立場；並且自己對學生運動抱有困惑的看法，因而與學生代表的四次對話中採取了過於溫和的立場。

經過這場反革命暴亂，我深深感到，如果沒有小平同志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特別是小平同志，及時決定採取果斷措施平息反革命暴亂，沒有楊主席、沒有李鵬等常委多數同志堅持小平同志的正確判斷和決策並堅決予以貫徹，我們的黨、我們的人民共和國、幾千萬先烈的犧牲換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將毀於一旦。小平同志又一次挽救了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我一定遵循小平同志關於冷靜地考慮過去、考慮未來的教導，認真地總結經驗，認真地檢查和反思。

這些由衷的自我批評並沒有挽回胡啓立、芮杏文和閻明復的黨内高位。但是三人沒有一個被開除出黨，兩年後各自獲安排了新的職位，但比他們1989年已經達到的職位要低得多。

正如編者註釋所指出的那樣，這些文件中沒有任何內容涉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喬石。喬石曾在5月17日關鍵會議上就是否宣布戒嚴態度曖昧。但喬作為中國無所不在的安全機構的負責人，在這次會議上沒有被降級，直到1997年退休，他一直擁有政治局常委之職位。

批評經濟政策矛頭指向鄧小平

在宣誓效忠鄧小平並將全部責任歸咎於趙紫陽的同時，許多春風得意的保守派人士對鄧小平所授意的由趙紫陽在改革開放十年中所實施的政策表示深深的不滿。例如，李先念長期以來對鄧小平的政策不滿，現在以批評趙的方式表達了他的疑慮：他不注意重大比例關係的協調，他不注意農業和基礎工業的發展，讚賞和鼓勵「赤字無害論」、「通貨膨脹有益論」，使宏觀失控，造成長期的經濟過熱，總供給與總需求嚴重失衡。他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生產事業特別是大中型企業的生産上，而過分熱心地提倡私營經濟的盲部發展，又不作必要的管理，結果扶植了一大批「大倒」、「小倒」，讓一批投機倒把、行賄受賄、坑蒙拐騙、偷稅漏稅的人大發橫財。從北京的情況看，這些人中不少是這次動亂的積極參與者或支持者。

同樣，宋任窮還提到，一些最高級別的顧問委員會成員在一份關於國有企業改革政策的文件中反對趙的「改造」這一用語，因為這個詞意味著偏離了他們認爲的社會主義核心原則。但他們肯定知道這個詞實際上反映了鄧小平的政策意圖。

王震表示擔心鄧小平授權的經濟改革正在引領中國與西方融合。王震說：我們應當認識到，小平同志所講的改革開放，與趙紫陽同志所講的改革開放，有本質不同。小平同志講的改革開放，是要堅持國家主權、民族尊嚴，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繼續保護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投資方向是加強基礎工業和農業。趙紫陽同志的改革開放，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提倡消費，滋生浪費和腐敗現象。趙紫陽同志絕對不是小平同志改革開放總方針的執行者，而是歪曲和破壞者。

彭真表達了另一個針對鄧小平政策的抱怨： 這些年來，階級鬥爭的意識淡薄了。實際上，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内外敵對勢力，一天也沒有停止對我們的鬥爭，一天也沒有停止顛覆我們國家的活動。……多年以來，我們黨沒有系統地、深入地、全面地整頓思想、組織和作風了。

聶榮臻：槍桿子不能丟！

退役元帥聶榮臻重點關注恢復軍隊名譽，這顯然是鄧小平的責任，因為這事完全超出了趙紫陽作為總書記的職權範圍：近年來，在國際形勢緩和下，在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影響下，專政意識淡薄了，思想政治工作放鬆了，許多同志誤認爲軍隊不重要了，所以打罵軍人、軍地關係緊張的事件屢有發生。同時，我們軍隊有些同志也不安心部隊工作，想解甲歸田，到地方去顯身手。這是非常錯誤的。我想經過這次血的教訓，這些同志的頭腦大概清醒了，槍桿子不能丟！

四中全會上發表的這些講話透露了中共高級領導人對如何解決中國經濟和政治問題其應對之策是非常之貧乏。對於彭真來說，答案是：增強黨性，消除派性。派性破壞黨的團結統一，危害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嚴重腐蝕黨的肌體。拉幫結夥的人必然營私，必然任人唯親，必然破壞黨的原則和紀律。

對於聶榮臻來說，答案在於回歸1950年代的精神：現在就是要總結五十年代的思想政治工作經驗，發揮黨的優良傳統，徹底整頓黨風，團結群衆，重振民族精神，宣揚愛國主義思想……雖然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四中全會的目的是為天安門鎮壓後的中共領導層今後的政策路向達成共識，但共識從一開始就是脆弱的。天安門民主運動的爆發說明，希望更激進深入改革的人們已否定了鄧小平的改革模式。而四中全會文件則說明認為改革已經走得太遠的保守派也不滿意鄧小平的改革。因此加大深化改革已經不可能，而鄧小平支持的舊改革模式則仍然面臨障礙重重。

即將上任的黨總書記江澤民試圖通過含糊鄧小平和保守派之間的分歧來取得平衡。他宣稱鄧小平從未想過放鬆黨的思想紀律：從七九年到八九年，小平同志多次提到要展開堅持支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教育和鬥爭。但是小平同志的這些重要意見事實上沒有得到貫徹落實。

他承諾以趙紫陽未曾做到的方式統一全黨：小平同志的幾次講話都表示了對新的中央領導的殷切期望。我深深感到要把今後的工作做好，一定要首先在黨内充分發揚民主，依靠中央領導集體的智慧和力量，依靠全黨同志和廣大群眾的支持和監督。

但是，他說：同時有一個很有利的條件，就是鄧小平同志等老一代革命家健在，一般日常的工作，我們絕不打擾他們，但是遇到重大問題，我們還是可以隨時向小平同志請教，聽取其他老一輩革命家的意見。

薄一波憂心黨內不再有「核心」

儘管有這些承諾，81歲的前政治局委員薄一波表示他擔心新領導層將繼續面臨反對的力量：我想，這次全會產生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一定能得到全黨、全國人民的支持。但可能不會一下子就全部做到，還要繼續做很多艱苦細緻的工作。……中央常委一定要按民主集中制辦事，中央常委也要樹立起核心。……在胡耀邦同志的問題上檢討過一次，今天在趙紫陽同志的問題上又檢討了一次，難道還能再來一次嗎？我覺得，歷史不會在允許這麽做了，一定要接受歷史的教訓，把工作做好，也請同志們深思。

事實上，江澤民從1989年至2002年擔任總書記長達13年，一直無法加冕成為「核心」。其實趙紫陽之後的繼任者無一人能夠做到，直到習近平的崛起。六四之後反改革保守派的優勢持續了三年，直到1992年，年邁的鄧小平做了一次「南巡」，迫使共產黨恢復改革開放的進程。這是他最後的政治行動，導致了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的快速經濟增長，但也阻絕了政治自由的任何復甦。

十三屆四中全會與會者面臨的核心困境仍繼續影響著當今的中國：越是通過科技現代化和參與全球經濟來取得權力和繁榮，學生、知識分子和正在崛起的中產階級就越不願意接受1950年代的思想統治模式。十三屆四中全會召開三十年後的今天，正如1989年的鎮壓是對1980年代改革所釋放的自由化力量的反撲，習近平對黨和社會的壓制，同樣也是對其自身現代化進程中釋放的自由化力量的反撲，當年聶榮臻的擔心不無道理：現在反革命暴亂平息了，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遠未肅清，今後思想戰綫上的爭奪戰還很艱苦。我們要下決心打一場持久戰，準備幾代人打它幾十年！

對於李瑞環來說，以及對於為四中全會提供發言或書面發言文件的所有領導人來說，解決所有中國問題的答案都靠強化黨紀：有些同志給我講過這樣的話，過去說有些人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總覺得沒有那麽容易，現在眼看黨組織一天一天散下來，政治工作一天一天弱下來。真是用那個「淡化」，淡來淡去淡得快沒有影了。……現在社會上出現了許許多多的問題，比如説各種各樣的腐敗現象，各種各樣的不良風氣，一切向錢看，不講理想、不講道德，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能不承認，是這幾年削弱黨的領導、忽視思想政治工作所造成的惡果。

這就是中共領導人從1989年的民主運動中汲取的教訓，是一個他們不敢或忘的教訓。時至今日，習近平絕不允許對中共黨紀的任何削弱。自稱「核心」之後，他得到了領導層的支持。習近平和他的智囊們已經很好地繼承了當年十三屆四中全會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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