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面前，行为经济学一无是处

使用CN2/CN2GIA顶级线路，支持Shadowsocks/V2ray科学上网，支持支付宝付款，每月仅需 5 美元

## 加入品葱精选 Telegram Channel ##

2017年，诺贝尔经济奖颁给了芝加哥大学的Richard H. Thaler。授奖词很简单，只有一句话，表彰他“在行为经济学方面的贡献”。

这被视作是行为经济学的一场胜利，因为这门学科有许多观点都与传统经济学相违背，很多年间都不被主流学界认可。

行为经济学观测现实社会中的人们，是怎样做决策的。这些被观测到的行为逻辑，可以用来帮助制定公共政策。毕竟，所有的政策归根结底都是与人有关——人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种选择会对他们自身和整个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比如说，行为经济学有一个重要理论：“助推理论”。“助推”(nudge)一词的原意是“用胳膊肘等身体部位轻推别人，以提醒或者引起别人注意”。助推理论就是提出积极的强化和间接的建议，影响群体或个人的行为和决策，但不影响决策权。

“小便池中的苍蝇”就是助推理论的一个典型应用。同样地，把健康的食物放到你的眼前，也是一种助推，而禁掉垃圾食品这种强制手段就不是。

抗疫的一线战场在社会科学，而不是医学。在疫情来袭时，政策制定者尤其需要透彻理解大家的决策风格，行为科学家更是应该踊跃建言献策，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贡献力量。

很可惜，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无论是政府的智囊团，还是无数的民间组织，在新冠疫情面前，都只能扮演边缘角色。

图源：网络

Part 1. 助推理论失灵

引发对行为经济学效用质疑的，是英国的疫情。

前面提到的助推理论，在英国非常流行。2010年，当时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就在内阁组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助推小组”（大名是“行为洞察小组”），专门为政府提出引导民众行为的策略。

助推小组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比如，英国的纳税人经常拖延缴税，而助推小组设计出一封催缴信：“在英国，10个人中有9个人准时纳税。你目前是那极少数的尚未纳税的人中的一员。”

这种被排挤的感觉一点儿也不美好，人们纷纷想要回归大流，而税收迟缴的现象因此得到了极大改善，纳税率提高了15个百分点。

考虑到这光辉的历史，在新冠疫情刚爆发的时候，英国政府也采纳了助推小组提出的建议。当其他国家已经开始强制隔离时，英国政府仍然把决策权留给人民，政府做的只是“助推”一下——建议大家少聚集，建议大家勤洗手。

3月11日，助推小组的负责人David Halpern 还表示，目前还不是采取强制隔离措施的时候，他担心现在采取强制措施会导致民众出现“行为疲劳”（behavioural fatigue)，即促使人们想尽办法钻空子，在破戒的边缘疯狂试探。

这位负责人当时还向BBC解释了什么是“群体免疫”。他也是最先为这一概念站台的专家。

所以，英国的许多大型赛事仍如期进行着，例如3月15日的巴斯半程马拉松。之后的短短几天内，英国感染人数加速上升。164名行为科学家联署了一封公开信，要求政府公开更多关于“行为疲劳”的证据。

英国最后还是不得不采取严格的强制隔离措施。

问题出在哪里？“助推”看似给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但它是被动的——它默认人们是非理性的，会在不知不觉中被环境影响，所以“助推”，也只有在人们没有强烈的偏好或习惯时才会起作用。我们越是想要大幅改变别人的行为，“助推”就越是不起作用。

所以，行为经济学的“助推理论”采用的那些微妙干扰，难敌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和习惯。像是疫情这种非常时期，“助推”的作用上限，要远低于强制措施的作用下限。

疫情初期，决策者需要的是民众立刻居家隔离，这意味着人们要告别自由，告别长期习惯了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的“助推”是无法起作用的。相比之下，强制隔离措施虽然限制了人们选择的权利，但是它把人们的共同利益放在了优先的地位。

Part 2. 基于实验的束手无策

1918流感大流行，图源：网络

行为经济学为什么在疫情面前束手无策？首先，各行各业的研究者，对流行病原本就不够重视。毕竟在现代医疗体系下，类似规模的流行病频率着实太低。新冠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没有多少值得借鉴的经验，一开始借鉴一下SARS，后来只能去找百年前1918年流感的经验。

行为经济学自然也不会早早准备一本手册，告诉政府，怎样让人们乖乖戴上口罩，待在家里不要出来。——更惨的是，等新冠疫情过去（或者是演变为长期的流行病）之后，状况很可能还是不会有什么改变。

而另一方面，行为经济学的学科性质，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哑然失声。这门学科是基于实验的（所以它常与实验经济学同时出现），但是，目前掌握的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数据，只有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

行为科学家还来不及去研究人们的行为偏好和思维模式，研究它们如何相互作用；而没有这些研究结果，这门学科没有能力提出政策建议。这就又回到了前一个短板——研究上对流行病的忽视，是行为经济学家束手无策的重要原因。

结果是，行为经济学在这场流行病面前的贡献，大概只有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比如说，根据“双曲贴现”模型，人们做决策时更倾向眼前，而非长远利益，所以你会拖延，会目光短浅，会冒着感染病毒的风险，顶风作案去酒吧去聚餐。又比如说，抢厕纸也是厌恶损失的一种表现。

解释起来头头是道，但这有什么用呢？这门学科或许具备对中长期政策的前瞻性，但是在特殊事件袭来时，它只能解释已发生的事件，不能给出及时的建议。

Part 3. 培养直觉

面临危机的时候，决策者需要快速做出决定，没有那么多时间找证据、做实验。

培养正确的直觉非常重要。直觉能告诉你，黑天鹅飞出来的时候，谁值得信任，谁最好别信。这次是流行病，下次可能是其他自然灾害。

保罗·沃尔克曾说，危机中你拥有的唯一资产就是你的信用。不过，信用是用来稳定人心的，对于真正要做决定的人来说，危机中主要的资产，是直觉。指向群体免疫的直觉，就让英国错过了控制疫情的黄金时间。

事实上，不只是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在疫情面前失灵，许多理论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专家总是擅长总结陈词，分析师手撕报告更是家常便饭。让正确的直觉常相伴，才是最保险的解决方案。

投资市场里，行为经济学可能就更难触及市场的核心了。这门学科很多发现往往基于心理学，或者是归纳现象得出某种理论创新，再倒过来解释现实。这意味着只有在现象已经开始出现时，它才能帮助验证某种猜测。

不过，应用到A股时，有一个行为指标屡试不爽。基于搜索引擎（百度）指数、新闻媒体文本和社交网络数据，得到的投资者情绪指数，往往是牛熊市的有效判断。

以“牛市”的百度指数为例，在2015年和2019年，搜索趋势都出现了明显的大幅爬升，并且两次上涨幅度相当。而且，在“牛市”搜索量明显高于“熊市”时，大盘指数往往有明显上行。

远川研究所宏观组

戴老板**（宏观组组长）：远川研究所创始人，前私募基金经理，笔名“饭统戴老板”，一个在当地比较有趣的人。**

陶旖洁**（宏观组高级分析师）：闪闪发光，照亮别人也照亮自己。**

陈畅**（宏观组高级分析师）：放宽视界，是为了身边的生活。**

最简单好用的 VPS,没有之一，注册立得 100 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