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民国版“二舅”，为何遭老舍、林语堂、邹韬奋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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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丨唐山

全文共12386字，阅读大约需要30分钟

陶亢德与老舍太相似了，都出身于最底层，勤奋好强，脚踏实地，为实现目标，愿付出一切代价，但工具人最不愿成为彼此的工具——对方有用时，好态度可超额提供，但那绝非友谊；对方无用，甚至可能成拖累时，用恶态度及时打消对方期望，是避免被情感绑架、及时止损的生活智慧。也许，老舍认为陶亢德应该懂得起码的人情世故，可陶亢德偏偏不懂。

1936年，《宇宙风》编辑部送别林语堂去美国时合影，前排右二陶亢德夫人何曼青，后排右一是陶亢德，引自《陶庵回想录》。

“陶亢德是一个上好的编辑，他办刊物，从拉稿选稿编辑校对到发行以及与书贩子打交道，一个人都可以做，可说是一个全能的人才。我一生遇见过好的编辑很多，但像亢德这样全能的人才则没有第二个。”这是作家徐訏写下的话。

徐訏曾与陶亢德同事一年。1972年，徐訏被香港笔会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而陶亢德在各种信息遮蔽下，已罕有人知。

陶亢德（1908年—1983年）先生像，引自《陶庵回想录》。据实斋记，“在电车上乘客相当的拥挤，（陶）亢德见有一个空座，立即跑去占了，毫不客气。在车上我开始端详陶亢德这个人：他头戴一顶半新不旧的呢帽，坐在电车的角里低着头似笑非笑的似乎在盘算什么；在室内时倒不觉得，在电车上他那么坐着，看去生得很是短小，配着那个聪明脸孔，确乎当得‘短小精悍’四字。只是看他那个较常人略大的鼻子，鼻尖二边又似乎长着很多的紫斑，又见他低头深思之状，心里有点害怕，直觉地感到这个人必工心计，倒须小心提防才是”。

陶亢德的人生堪称传奇——没接受过正规教育（只进过私塾），14岁离家去苏州织缎庄当学徒，却成著名出版家、编辑家、翻译家和小说家。他平生办刊几十种，《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名震一时，与陈独秀、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郭沫若、老舍、郁达夫、丰子恺等颇有往来。

鲁迅至少给陶亢德写过19封信，其一流落民间，仅220字，2013年拍出655.5万元，“加上佣金的话，平均一个字就价值三万了”。

陶亢德还是老舍代表作《骆驼祥子》最早出版人，二人合办人间书屋（相当于出版社），陶亢德为保留《骆驼祥子》手稿，做出突出贡献，可奇怪的是，晚年老舍绝口不提陶亢德，在相关事实上，回忆错得惊人。

女作家苏青把陶亢德写进小说《续结婚十年》：“我喜欢鲁思纯（即陶亢德）的明达而淡泊，假如一个女人能嫁到这样丈夫，红袖添香伴读书，闺房之乐岂非可以媲美易安居士与赵明诚吗？”

林语堂最早将Humor翻译成“幽默”，当时亦译“语妙”（李青崖）、“酉靺”（钱玄同）等，真正将“幽默”推广开的，却是陶亢德。他得意地写道：“林译‘幽默’获得最后胜利，流通用全国沿用迄今，如无大故，大概可以不朽了的。”

周作人晚年生计艰难，陶亢德曾予帮助，二人无话不谈，周作人透露兄弟失和，源于鲁迅“XX”。

出版人周黎庵说：“要不是抗战发生致遭挫折，（陶亢德）说不定会成为王云五或邹韬奋式的人物。”陶亢德能译英文、日文、俄文，略通法文，全靠自学，他的勤奋多才、自强不息，堪称民国版“二舅”。

然而，陶亢德一生多舛。

陶亢德的前半生，因邹韬奋走上正途，因林语堂成名，因老舍有望“更上一层楼”，可三人皆与陶亢德龃龉，陶亢德终于未能突破“玻璃天花板”。陶亢德的后半生，因“抗战”期间的错误选择，长期生活在“文化汉奸”的阴影中。

陶亢德以为靠勤奋、节俭、诚实就能改变命运，可晚年写《陶庵回想录》（陶亢德著，中华书局2022年6月出版）时，已处处自我批判、务求四平八稳、极尽委曲。马克斯·韦伯将新教伦理（美国人称“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视为走向现代化的要件，可陶亢德却因此四面楚歌，甚至连保留做人的起码尊严，也成奢望。

《陶庵回想录》，作者：陶亢德，中华书局，2022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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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陶亢德的失败中，分明可见个人与和时代之间的错位：努力在流沙上写出“人”字的前辈们，终被流沙吞噬，百年虚度，那些关于“人”的梦想，仍飘荡在风中。

▌终于等到肥差，却只干了7天

1908年11月24日，陶亢德（本名陶光夑）生于浙江绍兴陶堰镇，14岁便出门打工，先后做过丝织厂工人、青年会杂役、邮包公司跑街、运输公司押运员等，辗转于苏州、上海，靠工余读报自学，18岁时在《红玫瑰》半月刊上发表处女作《废纸制造家》，进而成该刊的签约作家（在《陶庵回想录》中，陶亢德谦称是“乱写些男女关系的小说换钱生活”，笔名侯霞俪）。

《红玫瑰》杂志问世于1924年8月2日，偏重于发表文学和娱乐内容，是了解民国时期电影界、戏剧界名人及娱乐消息的一手资料，因大量刊载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被左翼视为靡靡之作。当时主要作者有严独鹤、赵苕狂、包天笑、天虚生我（陈蝶仙）、徐枕亚等。图片来自网络。

陶亢德一度辞职，专心写作，他说：“其时我正在做文人梦，辞掉了可以按月领薪供膳供宿的职务，一个人偷偷地住在异乡，尝试卖文度日的生活。这生活是够苦的，虽不至衣食不继，总须日愁夜愁，天天盼望有杂志社复信给我，信上写着‘大作可以发表’。而事实那时候我的大作，能够发表的正是十不得一。”

陶亢德先后写了70余篇小说。

1929年11月，陶亢德与朱雯（本名朱皇闻，翻译家）、邵宗汉（1950年至1954年曾任《光明日报》总编）等出版了文学同人刊物《白华》，仅8期便停刊。

办刊失败后，陶亢德回乡居住，在父亲帮助下，投靠在沈阳财政厅当了多年科长的表兄。等缺期间，见邹韬奋主持笔政的《生活》周刊招人。《生活》是当时全国发行量第一（15万份）的大刊，因远在上海，陶亢德便写信问能否预留一职位，自己好赶去应考，随信附稿一篇。

《生活》周刊于1925年10月11日在上海创刊，从1926年10月起由邹韬奋任主编，销量最多时超15万份，是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在当局干预下，1933年7月14日，邹韬奋被迫出国流亡，该刊由胡愈之、艾寒松编辑。同年12月16日被查封。

韬奋看了稿件，写信请陶亢德当特约通讯员，交稿不足3000字，月薪30元，超额按8元/千字给付。恰在此时，表兄也给陶亢德找到肥缺，任财政厅第三科科员，月薪60元。

上班仅7天，“九一八事变”爆发，陶亢德“没有拿到一文薪水，反而损失一个铜制墨盒”。邹韬奋让陶亢德写现场报道，在《陶庵回想录》中，陶亢德对这些稿评价甚低，其实写得不错：

……十八夜半记者从睡梦中被炮声惊醒，拥衾起坐，则在灯光中见玻窗震动不已，炮声震耳欲聋。

今日破晓即出视，便觉街上情景大异往昔，寂然悄然，不见一叫卖食物之小贩。……午后南城门全闭，无知民众尚有在门隙中张望者。谣言纷起，物价腾贵。北大营粮秣军衣厂均被日兵焚烧，烽火燎天达五六小时未熄。各机关全被占领，悬日旗，粘占领之布告、摄影。鲜人肆意捣毁，其实是傀儡耳。晚上枪声仍有。（十九午后写）

二十日天气晴，晨与闻飞机轧轧。仰望碧空，日飞机成人字形翱翔，两翼作红色标志……上街，见日军在街口持枪作射击状。城门口有关东军司令官之告示。……至南关大街，见岗警绝无，商店闭户，道上则行人不绝，互谈日兵也。至南门，忽见大队日兵横前而过，此异国禽兽，荷枪上刺，杀气喜色现于面，后殿军官，坐汽车中执一地图而观，最后马车无数，满载军用物品，我堂堂黄帝子孙，执鞭子御车，略无异色……（以上二十午前写）

1931年9月19日，日本侵略军装甲部队侵入沈阳市。

在报道中，陶亢德展现出强烈的民族情绪，但有“知日”的理性：

从沈阳到营口坐日本车只需半天，而坐中国车却要车站等一天，在车上站一夜，弄得吃力极了。这两相比较，不要说有钱人情愿坐日本车，就是差不多的，也情愿多花三块钱给日本人了！

▌不知为什么，被邹韬奋“扫地出门”

饭碗被砸，陶亢德去了上海，在邹韬奋帮助下，辗转进了《生活》周刊。1931年4月至1933年6月，陶亢德在《生活》周刊和《星期三》上共发表通讯15篇、评论103篇，大部分与日本有关。

著名编辑家、记者邹韬奋先生（1895年11月5日—1944年7月24日）。他用人不看学历，慧眼发现了陶亢德。

邹韬奋任人唯贤，他曾说：“现在本店有许多得力的干部，其学识能力都能超过任何受过国内外大学教育的人，都是由考取本店练习生升起来的。”作家叶灵凤也说：“陶（亢德）为人精明干练，很有一点办事才干，正是当时那种典型的‘生活’小伙计。”

邹韬奋不仅在编辑业务上帮助陶亢德，还帮他出版了《徒然（陶亢德笔名徒然）小说集》，在序中，邹韬奋写道：“我和徒然先生做朋友的经过，回想起来，也颇有趣味……我们敬佩他的奋斗生涯，敬佩他的忠勇奋发。”

陶亢德是邹韬奋一手带出来的，可邹韬奋后来的文章，乃至他的各种传记，均不提陶亢德。

突然有一天，邹韬奋找陶亢德谈话，说自己将出国流亡，陶亢德在《生活》周刊已无前途，介绍他去上海文库，月薪70元。

我一闻此言，当然大惊失色，一时说不出话来，年纪轻容易激动，竟至于流下泪来。

邹先生大概想到我的情绪，接着说：“你不要怀疑我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说的是真心话。我出国后，社务托给毕先生，你如要回来，可以同毕先生说，我会关照他的。”

这时我在感情激动中，不做思考，冲口而出回答他道：“我是怀疑的。”

此时邹韬奋上了暗杀黑名单，不得不流亡欧洲，他走后，《生活》周刊被封，但邹韬奋后来再不联系陶亢德，可能原因有三：

**其一，介入邹韬奋私生活。**邹与某女生秘密多次通信，陶亢德偷拆后，竟面劝邹停止。女方此后不再直接寄信，而是寄艾寒松转交。

**其二，不盲目崇拜邹韬奋。**在《陶庵回想录》中，他写道：“邹先生的文章格调并不太高，他的思想也不怎么高超。”

其三，不拘小节。“没有人在办公室里吸烟的，而我却有烟瘾……没有办法，就上楼吸去。这，至少是违反办公纪律的行为，虽然邹先生没有指责过。”

邹韬奋带陶亢德入行，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意味。陶却执迷于“好好干活便是报答”，**敬多昵少，**陶亢德一生未走出此职场误区。但与林语堂、老舍比，邹韬奋堪称谦谦君子。

▌有民族情怀，却被左翼排斥

出邹门，陶亢德被林（语堂）门接纳。

时林语堂正在编《论语》，发行量大，林不耐烦赚那点编辑费，又不愿白扔，恰好有陶亢德这个熟手编辑。

林语堂收入高，但生活节俭，没豪车洋房，与陶亢德往来多年，从没送过礼。杨杏佛被暗杀，鲁迅敢去吊唁，林语堂不敢去，陶亢德说：“林语堂当时是中央研究院的上层人员，月薪总有几百元，他的更大收入，是《开明英文读本》的版税，听说开明按月付给他八百元……一个有上千元收入的人，要他视死如归是要求过高了。”

当时中国办刊成功者，非《生活》周刊即《论语》半月刊，陶亢德在两家都当过编辑，渐渐接受了林语堂的办刊主张：“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是吾辈纵谈之范围与态度也。

著名作家、编辑人林语堂，陶亢德第一次见他，说“林语堂人不高大，面目不可憎”，林语曾对陶亢德说：“鲁迅观察的深刻非别人所能及。”不过他也说过，鲁迅的生活太不讲情趣了。鲁迅希望林语堂多译外国小说，林语堂觉赚钱少，不予理睬。

陶亢德因此饱受左翼作家批评，他撰文反击说：“有着一颗火热的心的人，其头脑往往也成了一颗火热的头脑，他的主张不但不许人反对，甚至连商量或默然，也不可以，他们早已端正好了冷血动物甚至汉奸卖国贼一类头衔钦赐给你。”

刚开始，左翼作家们只是要求你点赞，进而把不点赞的人都视为敌人，再后来，点赞略慢、点赞声略小，也都算是敌人。

1935年12月，邹韬奋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200多位知识分子在宣言书上签字，却没有陶亢德。“全面抗战”爆发后，“七君子”（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与郭沫若在上海的尚文小学演讲，陶亢德撰文称，大家“激烈欢呼或鼓掌”，他却只是“微笑”。

在《论语》作者中，有老舍、老向、何容、姚颖等，善写讽刺文章。姚颖是女士，作品出自先生王漱芳之手，王是当时的立法委员，深知南京政府内幕，文中有不少谴责性内容，说明《论语》并不只刊休闲文章。图中人物即王漱芳。

陶亢德有民族立场，他写过：“我们即使没有执戈上沙场的勇气，也应回到我们的家乡去看看胼手砥足的父兄们还像个人样子不像？”可左翼层层加码，连“知日”都成罪过，陶亢德自然支撑不住。

陶亢德与林语堂先后编过《论语》《人间世》《宇宙风》，都是一时名刊。特别是《宇宙风》，销量达4.5万册，居全国杂志销量第三，文学刊物销冠。陶亢德因此成了当时最著名的杂志人，他的编辑特色是：

不惜重金请名家写稿。

栏目多。

语言易懂。

坚持“杂志文”文体（近于美国《读者文摘》）。

策划多。

《论语》创刊于1932年9月，鲁迅对其办刊方针不满，但在上面发表过10多篇文章。

《宇宙风》创办于1935年9月，鲁迅认为它“本是麻醉晶，其流行亦意中事，与中国人之好吸鸦片相同也”，其实它也刊载了许多进步的文章。

《人间世》在1934年的创刊号上刊登了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和一些和诗，周作人是当时北方文坛领袖，此事引起轰动，左翼作家撰文围攻，周作人怀疑鲁迅指使，撰文讽刺说，人到中年，戒在色字。陶亢德认为：“说和诗有的肉麻当然未尝不可，不过却也未甚于《两地书》。”

因“立场不鲜明”，人们对陶亢德褒贬不一。左翼推出《太白》（陈望道主编），“与当时风行的逃避现实，刊载“幽默”“闲适”小品文的《论语》《人间世》等刊物相对垒”，编辑名单中，有鲁迅、郁达夫等。陶亢德颇觉奇怪，后来才知，鲁迅没等郁达夫同意，便先将他列名。《太白》不到一年便停刊了。

《人间世》后期销量减少，但足以自养，却只维持一年多。据出版家赵家璧回忆：“我听说甘乃光（外交家，辛亥元老甘绍相之子）曾向伍联德（《人间世》投资方、《良友》的老板）谈过，他不喜欢良友公司出版《人间世》这样违背时代潮流的刊物。”

《人间世》停刊后，市面上很快冒出一本碰瓷的《人世间》，发行量大，初期竟假称编辑者是陶亢德。

▌真翻脸时，林语堂更不好惹

陶亢德能保持独立判断，因已跻身中产偏上，更愿从社会建设的角度看问题。

从实斋《闲话陶亢德》中，可见一斑：

大约是在民国廿五年（1936年），那时陶公（指陶亢德）正在开始创办《宇宙风》，记不得为了接洽一件什么事，我赴愚园路宇宙风社去看他，社内有写字台三四具，他坐在居中一具，面南伏案贴样，见面后他立了起来，说道：“请坐，请坐。”我还没有坐下，他已面南坐下，继续伏案贴样，忽而用尺，忽而用刀，状颇紧张。我暗暗诧异，心想哪有约了客人来而置诸不理的。约摸过了十数分钟，大约样是贴好了，方才转过身来蓦地发言道：“你是否主张骂人？”我说：“只要骂得好，像鲁迅那样，那么似也未始不可。”他说道：“我是不赞成骂的。”言下很是直截坚决，我心生又暗暗诧异，心想哪里有初次见面立即与客表示异议的。

在实斋笔下，陶亢德从不寒暄，能一边贴稿样，一边议事，从不谈人隐私，相交8年，只见陶亢德发过一次怒——赌牌时，对方为几毛钱纠缠，陶亢德向他大吼“滚出去”。陶亢德给自己买了人寿险，还给几个孩子买了教育基金，在当时文人中很少见。

编《宇宙风》时，陶亢德想开一个作家书房专栏，给作家书房、作家本人、作家家眷拍照，鲁迅回信痛斥，陶亢德说：“生意眼，到底无损他的毫发，你不高兴自己被利用，拒绝好了，何必大动肝火？”“虽然很不愉快，迄今还觉得鲁迅欠讲文明礼貌。”双方依然保持通信联系，鲁迅曾对陶亢德写道：“作家之名颇美，昔不自量，曾以为不妨滥竽充数，近来稍稍醒悟，已羞言之。”可见二人关系仍密切。图为鲁迅晚年与著名翻译家姚克合影，后者曾英译《鲁迅短篇小说选》。

陶亢德自己也没意识到，这种“站着把饭吃了”的理想其实是无本之木。

首先，中产阶级的抗风险能力差。

上海沦陷后，存款、保险、基金均清零。多年攒下的几千元只兑出几百元，至于子女的教育基金，到能取出时，只够买几根铅笔。陶亢德有4个孩子，夫人没工作，岳母随他们生活，老家还有老父等他寄钱，1个人养活7个人，陶亢德几无选择空间。

陶亢德几次想逃到重庆，怕养活不自己。作家徐訏愿找银行借出2000元，帮陶亢德全家逃走，陶亢德认为，如再多借1000元，他马上就走。陶亢德在家等回话，迟迟不见答复，便去问徐訏，才知徐訏以为陶在找借口，独自走了。

也许只需一句话，陶亢德的人生便可逆转，但造化弄人，两位好友从此天各一方，至死未再相见。

著名作家徐訏（1908年11月11日-1980年10月5日），林语堂认为徐訏与鲁迅同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杰出作家，是惟一的中国新诗人。徐訏不辞而别后，晚年给陶亢德写信，陶始终未回。徐訏请黄苗子代他看望陶亢德，黄苗子压根没去。徐訏去世后，陶亢德深感遗憾。

其次，未形成稳固的中产阶级文化。

陶亢德以为林语堂、老舍和他是一路人，却遭遇尴尬。

上海沦陷后，陶亢德将《宇宙风》迁到广州，自己在香港办刊、做生意，偶尔到广州主持工作，林语堂的三哥林憾庐趁机将他架空。林语堂从不赚别人便宜，也不让别人赚他便宜，他当时忙于写英文赚版税，不愿介入国内杂事。林憾庐加入时，林语堂和陶亢德签约，保证林憾庐不介入管理，事权归陶亢德。

林憾庐是诗人，会论事不会做事，挑动公司员工反对陶亢德，陶亢德给远在美国的林语堂写信，要求一方独自管理，另一方退出吃红利，否则停刊。结果是陶亢德净身出局，《宇宙风》还发了一条广告，颇有“陶亢德被开除了”的意味。

直到这时，陶亢德才发现，林语堂一直把陶亢德当成打工者，而非合作者。双方此前对此无约定，陶亢德原以为，靠信誉、交情和面子即可，没想到一旦触及基本利益，文人和土老财的行为并无不同。

所谓中产阶级文化，所谓斯文、幽默、费尔泼赖之类，远未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扎下根去，即使名流大家，即使承担着传播文明的使命，在他们内心深处，依然有一个召之即来的“流氓鬼”。谁无赖到底，谁就能笑到最后。

▌以为是同路人，可老舍未必这么看

陶亢德是多重布局未来的人，他与老舍的合作，堪称重中之重。

老舍供稿，陶亢德投资，二人成立了人间书屋。陶亢德给老舍的版税高达25%，堪称民国最高（相当于李小峰给鲁迅的版税）。上海沦陷前后，老舍常给陶亢德写信，每信必哭穷、催结款。在《陶庵回想录》中，陶亢德写道：“虽然据说老舍夫人胡絜青曾对人说我拖欠版税，‘法币’贬值使她受到损失的责备我的话。其实这是她的不明事理……在出版社，我无此财力，我只知道有个相当整数了就付，甚至还不到整数也先垫一些，不一定按月按季，这在我是已经尽我心力，因为我也是饿汉。”

1957年，老舍（左）和画家叶浅予（中）给齐白石祝寿。

老舍曾说，不喜欢林语堂，但对陶亢德印象很好。

《骆驼祥子》出版时，陶亢德给老舍寄了纸型，老舍后来撰文表示不知《骆驼祥子》出版过，陶亢德颇震惊：“我实在不明白他何以健忘至此，还是别有用意故作糊涂。”

陶亢德自认为给老舍帮过大忙，老舍会还人情，便曾写信给在重庆的老舍，希望老舍帮忙找工作，老舍“回信是给的，寥寥几字，口气冷淡，‘无可设法’之类”。

据徐訏回忆，“（陶）亢德叫我到重庆后，与老舍联系，希望可以对他作一个安排”。但徐訏见到老舍后，大吃一惊，“他（指老舍）同我们在上海往还的时候完全不同，非常虚骄做作。……**他既没有问我沦陷的上海情况，也没问我一路来的际遇。一味是淡漠的敷衍，有时还逗着旁边的一只小猫。**我很疑心他是防备我会求他帮助……”

当徐訏转达陶亢德求助信息时，老舍“忽然变淡漠的态度兴奋起来”，大声地说：“陶亢德……我有什么办法！现在有什么办法，写作出版都不自由。当初，他的《宇宙风》……那时候，有我与郭鼎堂（郭沫若，曾给《宇宙风》撰稿），自然可以成功，全靠我与鼎堂……”

徐訏曾撰文回忆当年见老舍的经过。

徐訏在《宇宙风》当过一年编辑，当然不认为《宇宙风》“全靠”老舍、郭沫若，他写道：

老舍这种话引起我很大的反感。我当时笑笑说：“那我就回他一封信好了。”……关键时刻老友不愿伸出援手，独自站在远方的人自然会受到沉重打击。今天看来，唯有感慨。

老舍态度突变，可能与他担任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有关。

老舍有两面性。刚逃到汉口时，写信给陶亢德说：“我想念我的妻与儿女，我觉得太对不起他们，可是在无可奈何之中，我感谢她，我必须拼命的去做事，还对得起她。”在武汉，老舍邂逅了赵清阁，二人在重庆一度同居。

著名作家、编辑家赵清阁（1914年—1999年），与老舍合写过《桃李春风》等剧本，对老舍后来创作产生影响，赵清阁比老舍小15岁。作家牛汉说，赵清阁曾向他出示老舍1948年写的亲笔信，说在菲律宾马尼拉买了房子，想和赵清阁在那里定居。但也有说法称，老舍建议定居的地点是新加坡。赵清阁1949年后长住上海，多次受冲击，直到1976年后才知老舍去世。赵清阁曾保留了一些老舍的信件，去世前全部销毁。

陶亢德与老舍太相似了，都出身于最底层，勤奋好强，脚踏实地，为实现目标，愿付出一切代价，但工具人最不愿成为彼此的工具——对方有用时，好态度可超额提供，但那绝非友谊；对方无用，甚至可能成拖累时，用恶态度及时打消对方期望，是避免被情感绑架、及时止损的生活智慧。

也许，老舍认为陶亢德应该懂得起码的人情世故，可陶亢德偏偏不懂。

与林语堂成陌路，老舍又不肯帮助，陶亢德与汪派文人越走越近。受小品演员陈佩斯“没好处，谁当汉奸啊”影响，今人多以为当汉奸本小利大，其实汉奸也摆脱不了红尘的纠缠。大汉奸梅思平见了陶亢德，表示赠他一份薪水，不用上班，没想到是“口炮”，2个月后便停了，据说是官场通例。

为养活家人，陶亢德四处打工，沦陷期的上海文学涌现出张爱玲、苏青等，陶亢德帮过苏青，苏青在小说中这样写到陶亢德：“鲁思纯（即陶亢德）平日是沉默寡言的，但在酒酣耳热际，牢骚便发不尽。他上下古今地谈论着，一会儿骂狗官，一会儿想象幽居山林之乐，他该是晚明儒生的典型吧，然而淳厚拘谨则过之，又没有宋儒之迂，我对他确实相当的心折。”

苏青（1917年—1982年）一度与张爱玲齐名，她一生悲苦，婚姻不幸，与大汉奸陈公博往来密切，被时人称为“文妓”。1949年后，她又被误划成“胡风分子”，一度在单位看大门。晚年生活艰难，与邻居共用厨房、厕所，常受欺负。病危时想再看一看她的成名作《结婚十年》，但绝版多年，她身边也没有。

在沦陷时期，陶亢德有两事完全错误。

一是1943年8月，与章克标、关露等共10人到日本东京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并发言称：“迄今为止的东亚各民族之间的理解、认识，还很不尽如人意。对十亿一心，进行大东亚建设的伟业，势必要造成妨害。”陶亢德想用日本人的钱，在日学习一段时间，但与会并发言，确属卖国行径。

二是抗战末期主持太平书局，该书局背景是日本海军报道部。陶亢德称，1949年后他才知此情，但这不能作为无罪辩护的理由。

1945年，陶亢德入狱，被判一年半，缓刑两年执行，审判完成时，他已在狱中待了2年多。人间再次和他开了个玩笑。

在《陶庵回想录》中，陶亢德并未否认“落水”的事实。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

作者：邵燕祥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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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在挑虫蛀过的木头

1949年后，陶亢德一边在出版社当小编，一边译书。

因上海沦陷后，大多数存款没取出来，陶亢德写信给法院，问能否解决，“法官说，你不要胡作非为，你的案件是可以重新处理的，你不知道某人某人的案子重审判刑，有的还判死刑枪毙了么？……你的存款是逆产，依法要没收”。

陶亢德竟不识相地提出，这笔钱是全面抗战前存入的，不是逆产。最后法院判决：存款不发还。

因翻译收入增加，陶亢德生活日渐安定，1957年，他意外“戴帽”。1958年，正上班的陶亢德突然被送去劳动改造，在路上，领导特别说明，劳动改造不是劳动教养，保留公民权，时间不长，去处不远。

走这么急，据说当时安徽正建水库，急需3000名工人，请上海支援，上海正急需安徽供应3000头猪，便积极配合，50岁的陶亢德因此到了安徽。在路上，管理人员发炒米当早餐，因无汤水，很多人吃不下去，就偷偷倒在席子下，“到我们刚一集合再作长行时，当地老乡已经揭起席子，扫尽炒米拿回家了”。

陶亢德矮小，年轻时便多病，当时每天工作之一是扛木头，大家都挑虫蛀过的木头，外面看很粗，里面有空心，扛起来不累。找人帮忙共扛一根木头是没希望的，除了要给烟、几两饭为酬，且帮忙者只扛细的一头，3/4的重量还是落在陶亢德的身上。

上世纪50年代初，见周作人生活困难，陶亢德介绍他给《亦报》写稿（陶亢德当时自己也在给《亦报》写专栏），周作人写了一批《儿童杂事诗》，《亦报》请丰子恺配图，因配图版面大于诗歌版面，且丰子恺有时按自己想象来画，导致文图不符，引起周作人不满，写信称“插画可取之处不过十分之一”。

陶亢德的夫人有时会寄罐头、点心等，可邮包常被挖洞，部分食品被掏走，辗转到队长手中，向队长申诉，毫无作用。挨了3年，陶亢德被解除劳改，回到上海，却落不了户口，没粮票，也没工作。原单位已和其他单位合并，无人搭理陶亢德。家中拥挤，陶亢德只好去西安，暂住儿子家。后因儿子的住房也紧张，陶亢德只好申请又回到劳改地。

回安徽后，生活略有改善。“有一次不知怎的我说了乌龟少活动，树木不活动都长寿，他（大组长）沉吟片刻警告我道：你这样议论，有被扣上反对劳动的帽子的危险啊！”

1962年，陶亢德正式遣返上海，不久又赶上1966年，家被破四旧。

破四旧的行动规章，是一大群革命志士敲锣打鼓而来，由一位女同志朗读一篇社论，然后命令你不许动，由他们翻箱倒箧，大抄特抄。抄我们家的一个头头，像是老手，不怕危险，脚踏在窗沿上伸手摸屋顶地方，我家的壁炉原已封闭了的，他问几时封的。我奉命在楼上房间里不许动，老伴禁在楼下厨房，小儿子关在亭子间里……

我的最大四旧是一二百本旧西书，都是讲鸟兽虫鱼的，一位懂外文的同志一本一本一页一页地翻看，遇有彩色的图，她还欣赏之多时。另一位女同志则在登记抄得的四旧。从日暮起到天破晓，历时十多小时，我实在也有倦意了，呵欠连连之余，问她们：“差不多了吧，实在抱歉，我们家没有什么金银财宝可以贡献的。

上世纪50年代，周作人曾想将《昆虫记》全本译成中文，请陶亢德当助手，这时才发现，该项目可能是周建人主持，遂不了了之。作家、编辑家金性尧曾当陶亢德面问周作人，当初为何与鲁迅失和，陶亢德回忆说：“他的面色突然显得异乎寻常的严峻，低声而坚定地说这是拿鲁迅XX了。XX这两个字我没听清楚，不能胡说，总之他们的失和，谁也不知其详。”推测文意，陶亢德可能是听清楚了，只是不敢写出来。

陶亢德以为已解除劳教，其实他又被升格为反革命分子，逢年过节不得外出，有客人来要汇报，每周一次（可能是每两周一次）思想汇报，据陶亢德的女儿陶洁说：“1978年，父亲终于得到平反，然而他已经身体极度衰弱，体重甚至只有70多斤，最后卧床不起。”陶亢德此时才知，同事、一起被劳教的老乌早已去世。在《陶庵回想录》中，他写道：“我忍辱偷生，结果还不是人间瘫痪了一样，成了卧尸坐肉了吗？况且无人不死，只死一次。”

从1958年到1978年，陶亢德本该出成绩的20年，就这么荒废了。

▌他用一生时间，没等来希腊的小庙

苦难使人达观，但达观背后，是永难抹平的创伤。在《陶庵回想录》中，处处藏头露尾。重操译笔后，女儿帮他看稿、联系出版，在书中也都写成“友人”，那个口无遮拦、敢劝邹韬奋生活检点的莽撞少年，再也回不来了。

陶亢德将鲁迅写给自己的信，尽数捐出，并收在《鲁迅全集》中，可注释毫不客气地称陶亢德是文化汉奸，称《宇宙风》等杂志“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粉饰太平”，可鲁迅、老舍、郭沫若、丰子恺等都在这些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新版《鲁迅全集》修改了相关注释，但陶亢德（1983年去世）未能亲见。

陶亢德家人至今不知道，为什么鲁迅给陶亢德的一封信会出现在拍卖公司。

鲁迅给陶亢德写过很多信，这封信拍出了天价，信中回答了如何学日语的问题，内容是：

亢德先生：长期的日语学校，我不知道。我的意见，是以为日文只要能看论文就好了，因为他们绍介得快。至于读文艺，却实在有些得不偿失。他们的新语、方言，常见于小说中，而没有完备的字典，只能问日本人，这可就费事了，然而又没有伟大的创作，补偿我们外国读者的劳力。

学日本文要到能够看小说，且非一知半解，所需的时间和力气，我觉得并不亚于学一种欧洲文字，然而欧洲有大作品。先生何不将预备学日文的力气，学一种西文呢？用种种笔名的投稿，倘由我再寄时，请先生看情形分用就是，稿费他是不计较的。此复，即请若安。

这样的笑话还有很多。出版家赵家璧也保存了一些鲁迅书信。1966年，别的信被当成“黑材料”收走，而“鲁迅的信是革命的，我们不要”。1969年10月，又通知“私人藏有革命文物者，都要上缴组织代为保管”，赵家璧将装裱好的鲁迅书简送到有关部门，换来“代为保管”收据。2年后，上海鲁迅纪念馆突然派人前来“致谢”，说赵家璧“捐献的鲁迅书信，不但数量多，而且加工裱装得如此精美，是他们长期征集工作中所从未遇到的”。赵家璧开始还很奇怪，后来才明白，“代为保管”成了“捐献”。

陶亢德长期珍藏《骆驼祥子》的手稿，1966年时失踪，老舍的大女儿舒济向陶亢德求助，陶亢德回信说：

舒济同志：

手书赠书均存收，谢谢！

忆令尊，久想写，因病，执笔极困难，只好等等看了。

“祥子”原稿全部，我曾保存，“抄家”抄去，拟说已上交上海文化局，迄今未发还；我不敢惊动官府，你们如有意，可函询究竟，我还同意还给你们。

匆匆顺颂

春绥，并向

令堂大人问候

陶亢德

83.2.9

经查找，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手稿重见天日（此时陶亢德已去世），陶家转赠老舍纪念馆收藏。昔日《骆驼祥子》通行本结尾被删9000多字，今本据手稿补齐。在《陶庵回想录》中，陶亢德表示要写老舍，但最终没写。一种可能是陶亢德晚年病重，已难以下床；还有一种可能是落笔艰难，实写会得罪人，不实写又辜负青史。

在《陶庵回想录》中，还有很多生动、有趣的细节，但它最打动人的地方，还是写了一个人的失败：陶亢德不愿被茫茫人海吞没，他如此刻苦、如此努力，他参与编辑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为现代文学贡献了一大批优秀作家，他以为，生命终将回归斯文，可无法斯文的时代撕碎了他的全部梦想，因为在那里，想活成一个人便已是奢望，便活该为此承受折磨。

沈从文说：我要建一座希腊小庙，里面供奉的是人性。可这座小庙真能建起来吗？即使建起来，会不会又被毁弃，会不会成为各种大词的牺牲品，会不会成为“公敌”？

人间再无陶亢德，但愿类似的悲剧，也会彻底消逝。（本文多处引用本书责编宋希於的相关文章）

参考文献

《从抗日派文化人到文化汉奸的“转变机制”——关于陶亢德对日立场及日本观演变的考察；1931-1945》，作者：段天承，东北师范大学2020年硕士毕业论文。

《鲁迅先生与我的父亲——兼谈嘉德公司的拍卖事件》，作者：陶洁，《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8期，第89页—第96页。

《记“三堂之争”——试探郭老1935年至1936年的一段轶事》，作者：王大明，《社会科学》1983年3月，第66页—第67页。

《陶亢德:一位“落水”的名编辑家》，作者：蔡登山，《名作欣赏》2010年10月，第37页—第41页。

《阅人应似阅书多》，作者：赵武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8月出版，第48页—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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