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银行遭疫情「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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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安全垫较厚，但资产质量下滑、净利润承压已成定局；疫情之下，上市银行如何接招？

「我们做过很多压力测试，年年都做，惟独没做过疫情下的压力测试。」招行行长田惠宇近期在该行业绩会上如是说。上市银行近两年略有改善的经营业绩，大概率又要因新冠肺炎疫情按下暂停键；面对这场大考，银行将如何作答？

据财新记者统计，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共有 35 家 A 股和 H 股上市银行披露 2019 年业绩，分别是：工、农、中、建、交、邮 6 家大行、6 家股份制银行、17 家城商行和 6 家农商行。

回顾 2019 年，不同类型银行业绩分化。其中，在营收方面，股份行明显好于大行，城商行略好于农商行，但城/农商行个体差异很大。具体来讲，6 家大行 2019 年平均营收增长率为 7.78%，同比下降 1 个百分点；6 家股份行为 15.85%，同比提高逾 4 个百分点；17 家城商行为 18.6%，同比提高逾 2 个百分点；6 家农商行为 8.36%，同比下降逾 9 个百分点。

对此，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造成营收分化的原因之一是负债端。各种类型银行负债结构不同，大行、农商行存款基础较好，而股份行、城商行更依赖同业负债。「2019 年市场资金面宽松、利率下行，但居民存款利率刚性成本依然较高，这导致存款基础好、一般性存款占比高反而成了一些银行的劣势。」他说，2017 年随着监管部门推进去杠杆，市场资金面一度紧张，银行业重提「存款立行」；但长期来看，「资产荒」才是金融业面临的挑战，存款占比过高反倒有「包袱」之嫌。

净利润方面，股份行、农商行好于大行、城商行，6 家股份行、6 家农商行 2019 年净利润增速均比 2018 年更快。值得关注的是，城商行在营收方面好于农商行，但净利润却不及农商行，主要原因是部分城商行资产减值计提大增，延续 2018 年的「增收不增利」的局面。例如，天津银行 2019 年营收增 40%，而净利润只增了 8.7%，主要原因是资产减值计提大增 114%；甘肃银行营收下降 18% 的同时，净利润暴跌了 85%，亦是由于资产减值计提大增 119%。

不良率方面，因加大核销等原因，大行、股份行、农商行不良率下行。但在城商行中，还有 7 家不良率仍在上升，其中幅度较大的有锦州银行、江西银行、天津银行、哈尔滨银行，均上升超过 25 个基点 (BP)。

拨备覆盖率方面，35 家银行平均拨备覆盖率是 226%，较 2018 年提升超 11 个百分点，招行更是一路增至 426.8%，远超监管设定的区间 (120%–150%)。这给上市银行应对疫情冲击，提供了较厚的「安全垫」。

展望 2020 年，大多数银行的高管都认为净息差 (NIM) 会收窄、不良率抬头、净利润承压。特别是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最终冲击程度将取决于国外防控进展和成效。

由于前两个月经济数据大幅弱于预期，国际机构纷纷下调对 2020 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目前，一季度中国 GDP 负增长基本已成共识，由此全年经济增长预期随之大幅下调，其中瑞银给出的预期最差，仅有 1.5%，较此前的 4.8% 下调了 3.3 个百分点。高盛亦表示，二季度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经济均将陷入收缩，将导致外需大幅下滑，中国经济即使有所反弹，亦很难恢复至疫情暴发前的水平。

整体而言，上市银行经营情况要好于银行业整体。对于疫情的影响，目前大行和股份行高管纷纷表示风险可控；但一些经营状况不佳、净利润暴跌、贷款集中度较高的中小城/农商行，能否扛过这波冲击？

目前已显现的影响是，银行的信贷投放结构显著变化：信用卡、消费贷受到较大冲击，多数银行着力围绕新动能、基建补短板、新基建、国企混改、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一体化等公司业务储备项目。

这也让近年来被市场追捧的大零售战略产生争议。例如，田惠宇反思：「这些年大家都在讲零售占比越高的银行抗风险能力越强，那么零售占比是不是越高越好？实际上并非如此。目前招行的零售业务占比超过 55%，我们五年规划的目标是到 60% 左右，我觉得这个规划是合适的。」实际上，疫情发生前，部分银行零售业务已经承压。例如，光大银行 2019 年零售贷款不良余额较 2018 年增 30%；零售业务在营收增长 17.5% 的同时，利润却大幅下行 65%。

净息差下行

2019 年，不管是营收还是净利润，股份行都好于其他银行，这主要得益于市场资金面宽松、利率下行。

具体来讲，营收方面，大行中的工行、中行 2019 年营收同比增速较 2018 年提高 4 个百分点以上；建行、交行微增；农行、邮储银行的营收增长明显放缓，同比增速分别下滑 6 个、10 个百分点。股份行中，除招行营收增长率下滑，其他股份行全部提高。城商行和农商行则个体差别较大，营收增速有升有降。

营收分化的原因主要是，负债端结构差异导致 NIM 走势分化。年报数据显示，越是存款基础好的银行 2019 年 NIM 下降越厉害，存款利率刚性凸显。六大行中，建行、工行、中行、农行、邮储银行 NIN 分别下降 5 个、6 个、6 个、16 个、17 个基点 (BP)，只有较依赖市场资金的交行 NIM 上升了 7 BP；依赖市场资金的股份行和城商行 NIM 上升显著，其中天津银行、光大银行都上升了 50 BP 以上，由此带动两家银行营收增长率高达 40% 和 20%。

净利润方面，大行、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 2019 年平均净利润增长率分别是 6.6%、11.2%、−4%、12%。大行中，建行、农行、中行净利润增长率是回落的；股份行则全部上行。

城商行平均净利润增长率不仅不如农商行，甚至还出现了负增长，这主要是由于个别城商行减值计提增加、净利润暴跌拖累了整体水平，例如甘肃银行 2019 年净利润下滑 85%，资产减值计提增加 119%。此外，青岛银行 (增加 52%)、长沙银行 (增加 50%)、泸州银行 (增加 138%)、盛京银行 (增加 60%)、哈尔滨银行 (增加 113%) 资产减值计提增幅都较大。资产减值计提增加的原因有多方面，例如做实不良分类、新发生不良增多以及新金融工具准则 (IFRS9) 的计提要求提高等。

展望 2020 年，上述情况是否会延续？目前市场普遍预期在疫情冲击之下，上市银行 NIM 大概率都会下滑，只是程度不同。

「去年我们下降了 5BP，今年大概率还会下降，估计在 10BP 左右。」建行首席财务官许一鸣在业绩发布会上坦言，2020 年既要面临资产端收益率下行，又要管控负债端成本，压力较大。

资产端收益率下行压力在于，政策要求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让利。但更大的问题在于存款，目前银行存款利率刚性问题较显著。据财新记者统计，35 家上市银行共有 28 家银行详细披露了 2019 年定期存款利率情况，其中企业定期存款利率平均上升了 7BP，个人定期存款利率平均上升了 24BP。个人存款利率刚性比企业端更加显著，除了平安银行、盛京银行利率下行外，其他 26 家银行个人定期成本全部上升。

提到资产负债管理策略，许一鸣称，2020 年一方面要提高资产端风险定价能力，调整结构；另一方面要特别关注存款成本核算，特别是零售存款和活期存款，保证零售和结算性存款的占比，就可以较好地控制住存款成本。

存款基础较好的招行亦要强化资产负债管理。「自 2019 年下半年开始，招行就开始调整了。」田惠宇称，在资产利率下行趋势下，招行加大了项目融资、中长期贷款投放，目前此类贷款占比提高到了 55%，同时适度拉长重定价周期；负债端，2019 年因承接资管新规下部分理财资金，招行安排了一定额度的大额存单和结构性存款，今年将对这种高成本的负债来源，从比例、额度方面进行严格控制，同业负债在当前市场环境下有望得到较好的控制。

平安银行则表示负债端要持续强化「三条线」：一是基础零售，二是交易银行，三是同业资金市场，特别要对同业负债的利率、期限、久期进行更加合理的调配，做更主动的资产负债管理。

贷款控零售、增基建

此次疫情的发生将对银行信贷投放结构产生显著影响。零售端，信用卡和消费贷受冲击较大；对公端，将向新基建和医疗卫生等行业倾斜。

由于消费贷在各家银行零售贷款中占比差别较大，因此受影响程度迥异。例如，田惠宇称，今年一季度特别是 2 月，借记卡和信用卡的获客数量大幅减少，直接导致了零售信贷投放速度的下降，以及高收益资产占比的下降。数据显示，招行 2019 年零售贷款中，信用卡贷款占比 28%、个人住房贷款占比 47%。

建行副行长纪志宏则表示，疫情对零售业务的影响不是很明显，这或许和该行零售业务中个人住房贷款占大头有关。他表示，近期个人住房贷款投放主要是前期积累的需求释放，而且自 3 月以来住房贷款的申请量有了明显的回升，客流量在恢复中，消费回补趋势明显。因此，建行将持续扩大消费贷款群体范围，并且在筹建消费金融公司。数据显示，建行 2019 年零售贷款中，个人住房贷款占比是 82%、信用卡和消费贷合计占比仅 14%。

公司业务方面，各行策略比较趋同。建行副行长章更生称，今年贷款投向将发生很大改变：一是加大投入医疗、卫生、健康行业；二是要加码新基建，「这块的市场容量大概在 1 万亿元左右」；三是传统基建方面，「基础设施特别是固定投资这方面，步伐应该会比 2019 年加快」。此外，他提到，2020 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扶贫贷款方面亦要有所倾斜。

工行副行长王景武表示，要加大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支持。围绕国家公共卫生、国家储备等领域的改革深化，增强对调整产业架构、加快科技创新、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提升对物联网、5G 技术、数字技术等新产业的服务水平。

此外，还有部分银行要加大制造业投放力度。近日，中信银行原行长孙德顺被查，其中一条案由是「限制、压降制造业贷款」。该行 2019 年年报显示，制造业贷款余额 2576.8 亿元，较 2018 年末再次下降 373 亿元。对此，中信银行行长方合英称，制造业贷款余额下降，主要是 2019 年加大了制造业不良贷款的核销处置，如果加回这部分规模，制造业贷款余额应是正增长；2020 年将加大制造业贷款投放力度。

但对于外贸行业的信贷投放，章更生表示要格外谨慎。「疫情对国际产业链产生很大影响，中国是其中一部分。国外疫情如果短期内能结束，对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影响会小一些；如果不能得到很好控制，影响会很大。」章更生称，如果国际疫情三季度还得不到有效控制，建行将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调整策略。

具体到信贷投放计划，许一鸣称，建行 2020 年预计新增贷款近 1.5 万亿元，公司类贷款 6850 亿元、个人贷款 7650 亿元，其中个人住房按揭贷款 5700 亿元。上述信贷投放计划和 2019 年相比，增加了近 3000 亿元。年报显示，2019 年建行新增贷款 1.2 万亿元，其中公司类贷款 4622 亿元，个人贷款 6375 亿元。

资产质量下滑成定局

在做实不良分类、加大核销等因素影响下，银行业这两年不良风险有所缓释，但突如其来的疫情又打乱了这一节奏。

「资产质量下滑已成定局，要谈论的不过是程度大小的问题。」建行首席风险官靳彦民称，疫情对国内的冲击基本可控，但全球影响尚待观察。综合各家银行情况，冲击最直接、最大的在信用卡、房贷、小微业务三方面。

田惠宇坦言，招行 2 月信用卡、房贷、小微逾期率均同比大幅度提升，「我们信用卡 40% 的催收产能在武汉，疫情期间不能上班对此造成较大影响，但 3 月情况开始有所好转，催收产能基本恢复。」

此外，田惠宇提到，对于信用卡业务，该行 2017 年就关注到共债风险，在业务增速、新户拓展、风险控制方面开始逐步微调，近两年已经在好转。尽管 2019 年信用卡不良新发生同比增加较多，但风险和收益平衡得比较好，因此他认为影响还是暂时的。

对于房贷，招行副行长王良称，该行住房按揭贷款整体加权平均资产抵押率 (贷款金额/抵押物市值) 不到 40%，2019 年末是 39%，抵押是足够的。小微贷款方面，80% 有资产抵质押，抵质押率超过 50%，当前形势下可能会对抵质押物在三四线城市的小微贷款投放策略有所收紧。

鉴于疫情冲击，目前监管政策允许银行给部分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款，最晚可延至 2020 年 6 月末，这是否会导致风险递延、下半年集中爆发？

「我统计了一下，目前提出延期还款申请的小微企业占我们贷款户的 5% 左右，并不是特别多。企业有申请，我们一般都会允许。」工行行长谷澍表示。

建行和工行情况类似，靳彦民称客户提出展期要求的比例并不是很高，不同客群、不同产品情况不一样，但基本维持在 4%–6% 之间。「大部分都按期还了，我们分析主要和市场流动性、信贷政策有关。」他表示，前两个月逾期率有所上升，但 3 月开始有明显下降，预计全年的逾期率将略有上升。

针对可能攀升的风险，交行副行长侯维栋表示，正在做好「两个提前」：一是提前做好临期管理，从到期前的一个月提前到三个月以上，对 2 月至上半年末到期的客户，逐户进行临期监测和管理；二是提前储备疫情结束后的保全项目。针对疫情发生后二季度可能出现的不良资产转让、司法处置的集中到期和窗口期，提前做好处置保全的各项准备工作，尽量去弥补疫情期内的保全进度缺口。

农行行长张青松日前在业绩发布会上介绍，农行利用信息管理系统，对 10 万笔量级的贷款逐户逐笔进行量化的场景分析和压力测试，「基于分析判断，疫情对农行资产质量的影响是暂时性、可控的。」

不过，大中型银行风险可控不能代表全行业，特别是一些本身经营状况不佳、早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地方城商行和农商行，疫情会不会是「最后一根稻草」？

3 月 30 日，国际评级公司穆迪将六家地方银行的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至负面，其中包括近年来因业绩良好而被资本市场追捧的宁波银行。主要原因是上述银行的小微、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贷款敞口大，且其主要运营城市的制造业和贸易相关行业易受潜在的全球需求萎缩的影响，随着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持续并加剧，这些银行的不良率、盈利等指标面临更大压力。

理财转型未达标

2019 年是资管新规过渡期的第二年，理财转型本应有明显成效，结果却未达预期。疫情的发生，使得转型之路再蒙阴影。

2019 年多家银行的理财产品规模明显反弹。据财新记者统计，大行理财规模增速普遍较高。截至 2019 年末，工行非保本理财产品余额 2.6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6%；农行理财余额 2.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交行理财余额 9525 亿元，同比增长 24%；邮储银行理财余额 9253 亿元，同比增长 14%。股份行中，招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分别增长 11.7%、13%、19%。

「一是市场资金面宽松，存款加速搬家到理财；二是净值型新产品发行加速，而存量产品又压缩不力，导致全行业理财规模呈上升趋势。」一位大行理财子公司人士称。

目前各行披露的数据显示，净值型产品占比提高不少，主要由于基数小，且新产品依赖「类货基」做大规模。大行中，建行净值型产品同比增长 60%，占比提高至 22%；农行同比增长 48%，占比 39%；交行占比提升至 31%。股份行中，招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的净值型产品占比分别提至 31%、43%、60%。

值得关注的是，新产品占比提高的同时，部分银行存量产品不仅未按要求压缩，反而增长迅猛——农行保本预期收益型产品大增 20%、非保本预期收益型增长 7.4%。保本理财是资管新规明令要求退出的产品，据财新记者了解，农行续发保本理财产品主要是为了留住客户、维持规模；招行等则用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来承接到期保本资金。

理财资产端，各家银行的处置情况不一，压力较大的还是工行、建行等大行。其中，建行非标资产 7214 亿元，占比 33.6%，明显高于同业 15%–17% 的水平，且即将触达监管设定的非标投资上限 35%。对于这部分非标如何处置，建行似乎并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而是寄希望于政策放松。「正在寻求监管指导和政策咨询，如何保证顺利整改和过渡，监管在研究相关配套政策。」建行行长刘桂平称。

相比之下，股份行由于非标包袱小，处置难度不算大。例如，理财产品规模全行业排名第二的招行明确表示，存量非标资产大部分将在过渡期内到期。

理财收入方面，由于资管新规祭出，2018 年平安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的理财收入跌幅都在 50% 以上，2019 年则略有改善。2019 年，建行理财产品业务收入增长 16.7%，主要原因是加大了新产品研发和营销力度，产品发行成本下降；但工行、邮储银行、光大银行的理财收入依然在下降，主要原因是增值税增加、资产收益率下降。

值得关注的是，银行年报也透露了部分 2019 年开业的理财子公司的成绩单。其中，工银理财、建信理财、农银理财全年净利润分别是 3.3 亿元、0.6 亿元、2.96 亿元。中国理财网显示，截至 2019 年末，上述三家子公司产品发行数量分别是 193 款、32 款、7 款。

建信理财产品发的多，但为何利润只是农银理财的零头？有知情人士对此称，建信理财是赔本赚吆喝，「过去主要靠投非标，收益率高不怕客户流失；子公司限制期限错配投不了非标，标准化资产投资水平还不行，于是把佣金费之类都计在理财收益里贴补给客户了。」

疫情的发生对银行理财来说是利弊并存，「利」主要在销售端，「弊」主要在资产投放和配置压力上。

销售端，招银理财董事长刘辉称，疫情发生不仅没有影响理财销售，反而让投资人觉得理财产品相比其他资管产品更稳健，「疫情期间我们的理财产品卖得非常火爆。」另有大行理财子公司人士表示，疫情发生后，子公司开展了多种多样的线上直播营销活动，销售好于预期。

但疫情对资产端的冲击不容小觑。刘辉表示，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银行没办法触达客户，对非标资产投放影响很大，「2 月非标资产是停止投放的，3 月才开始恢复」；二是全球性危机模式导致「资产荒」和收益率大幅下行，给债券投资带来非常大的压力。此外，叠加全球市场震荡影响股票投资，有大行投资经理表示，未来资产负债端收益率可能会「倒挂」。

「资产端压力将进一步向负债端传导，净值型产品净值回撤甚至部分产品破净，定期开放式产品面临赎回压力，续发产品面临被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等替换的挑战。」光大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说。

金融科技地位凸显

不管是在银行年报中，还是在业绩发布会上，「金融科技」都是近几年的明星话题，疫情的发生使其作用更加凸显。「金融科技是整个银行业转型的助推器，邮储银行将大力推进线上化转型，全面提升数字化风控能力。」邮储银行董事长张金良在业绩发布会上表示。

这两年，提出金融科技战略的银行越来越多。例如，招行最先在业内提出要打造「金融科技银行」，建行将「金融科技」作为该行三大战略之一，邮储银行提出「科技兴行」，工行、农行、平安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等亦有类似提法。

除了战略层面，组织架构的频频调整，亦显示金融科技的地位不断提升。2019 年 8 月，中行率先取消了网络金融部，成立个人数字金融部、消费金融部，全面强化金融科技；11 月，工行成立金融科技研究院，主要业务方向是开展金融科技新技术前瞻性研究及技术储备、创新应用；12 月，招行设立金融科技办公室，定位是全行金融科技的统筹管理和推动。

更直观的是各行在这一领域真金白银的投入。央行《金融科技 (FinTech) 发展规划 (2019–2021 年)》明确提出，金融机构要在年报及其他正式渠道披露科技投入情况以及科技人员数量和占比，因此，2019 年成了外界得以首次窥见银行科技投入的一年。

据财新记者梳理，银行在金融科技方面的投入日益增加。如果按绝对值排序，排名靠前的三家银行分别是：建行 (176 亿元)、工行 (164 亿元)、农行 (128 亿元)；占营收比例较高的则是招行 (3.7%)、邮储银行 (3%)、交行 (2.6%)；同比增幅较高的是光大银行 (45%)、招行 (44%) 和中信银行 (37%)。员工方面，工行以 3.48 万名金融科技人员领先，其次是建行，约 2.77 万名，其余银行一般不足万人，占员工数比例差别较大，从 1% 到 8% 不等。

虽然各家银行都在加码金融科技，但和国际金融机构以及部分银行对标的金融科技公司相比，尚显不足。例如，摩根大通 2019 年投入技术预算 114 亿美元，占上一年营收的 10.5%；技术人员约 5 万名，占员工比例约 20%。国内金融科技公司科技人员占比至少 50%，有些达到 70%–80%。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确在加快。一个可以直观评价银行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指标，是其线上用户的数量及比例。2018 年初，招行在业内首先提出将月活跃用户数 (MAU) 当作招行零售转型的「北极星」指标；2019 年，招行手机银行及掌上生活两款 App 的 MAU 率先突破了 1 亿大关。除了招行，平安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亦披露了移动端用户的月活数据，均在千万以上，且保持着较高增速。工行、农行、建行的手机银行则披露了用户注册数，均超过 3 亿，但并未披露月活数据。

从用户注册数到活跃用户数，反映的是如何把客户变成用户的质变。在此过程中，银行逐渐认识到自身和互联网企业存在的较大差距：要提高用户黏性，仅仅依靠银行自建场景并不够，银行需要更加开放。

开放的一面是引进来。例如，交行 2019 年推出的新版手机银行，增加汽车服务等 20 余个场景，超 1500 项水、电、燃气等公用事业缴费服务项目在线接入；招行 2019 年 11 月发布的手机银行 App8.0 版，推出在线财务规划、语音记账等金融服务，加入了内容、生活、便民、出行领域等合作伙伴构建非金融的场景。

开放的另一面是走出去。除了借助 API、SDK、H5 等形式输出银行的账户服务、支付结算、信用卡等能力，成立银行金融科技子公司亦蔚然成风。据财新记者统计，截至目前，有 12 家银行成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仅 2019 年就有工行、中行、北京银行、交行四家银行加入战局。

一位银行数字化转型专家对财新记者指出，设立金融科技子公司，一是可以在体外打破银行的创新壁垒；二是在薪资水平上更加市场化和有竞争力，否则在科技人才的配置上完全没法和互联网公司匹敌。「就算做得不好再合并回银行，还是能够保持住一些科技人员和骨干力量；如果做得好，还可以孵化好的创新项目，这就完全改变了游戏规则。」他如此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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