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姐姐」何桂藍：真正的政治，是在需要你的時刻，你上了枱｜端傳媒 Initium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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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itium.com - 端傳媒記者 楊子琪 發自香港

【編者按】2020年9月6日立法會選舉，將是香港去年爆發嚴重管治危機以來首次立法會選舉。面對突如其來、重刑加持的港區國安法以及港府日以高壓的施政手法，這一屆的選舉，將把民意吸納為議席，抑或讓議會變成進一步的抗爭舞台，又或者，選舉最終將迎來難以料想的局面和命運？端傳媒自4月底陸續推出「2020 香港立法會選舉」系列報道，訪談不同光譜政治人物，以數據和一手資料分析局勢，密切注視巨變中的香港。在剛過去的週末，民主派舉行了初選以協調眾多擬出選人物，我們專訪了高票出選的政界新人何桂藍。

正式成為政治人物不足三個月，29歲的何桂藍在民主派初選贏下逾26000票，按初步結果，她成了新界東選區12名候選人中的「票王」，踏上了立法會選舉的準賽道。她稱自己為「抗爭派」，這一次，入立法會不是為了議政，而是要把議事廳變成抗爭的戰地。

參選前，她是一名記者，不少香港人都記得，何桂藍去年做的兩次直播報道：2019年7月1日，警方所說的午夜12點「死線」前夕，有示威者跑進立法會，將四名留守的「死士」拖走，何桂藍直播這個撤退過程，一名示威者邊跑邊說：「個個都好害怕，但更怕明天見不到他們四個。所以我們才一齊進來，一齊走。」何聞言，動容哽咽。20天後，7月21日，在元朗西鐵站，一群白衣人手持武器無差別毆打市民，何桂藍在現場報道，被毆打在地，隨後站起來，堅持直播。

這大概是生在大時代的記者之幸與不幸：報道踩準了關鍵一刻，見證最悲劇的畫面，也影響著運動的走向。兩段影片迅速在香港網絡洗版，不少人被影片所觸動和震撼，某程度上，「7·1」的直播彌合了「和理非」與「勇武派」的分歧，「7·21」的直播則令香港警隊的問題更加獲得示威者及普通市民的關注。網民甚至做了不同國家語言的版本，讓影片流傳到國外。

時任《立場新聞》特約記者的何桂藍，從此被支持運動的市民稱呼為「立場姐姐」。在她參選前，除了媒體圈中人，市民大多不清楚她的真實模樣。在過往的示威現場，她長髮馬尾、T恤牛仔褲，舉著過熱的電話做直播，靈活穿梭於人群之中；為人率直，討論選題可與人大戰三百回合，再埋首錄音稿把頭髮撓成鳥窩。記者本不會成為新聞主角，可是，不管她願不願意，「立場姐姐」已成了反修例運動一個重要的抗爭符號。

今年初，何桂藍做了一個選擇：摘下記者證，將熒光背心、頭盔、防毒面具束之高閣，捨棄記者生涯，一頭扎進參選從政的苦海——說是苦海，皆因港區國安法壓境，民主派、抗爭派要參選立法會，用她的朋友梁繼平的話來講，就是「等著拿坐監入場門檻」。將近60萬人參與了民主派初選，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昨晚發聲明指，初選的主辦單位號召否決港府的財政預算案，這構成港區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香港紅線處處，何桂藍說，明白自己有可能被捕入獄，但並不擔心，她最擔心的，是不久後香港變得和中國大陸一樣。

「不是說言論限制、法律如何扭曲人治，而是現在的大陸是即使你坐十幾廿年監，仍然是沒有政治效應。」何桂藍說，「我害怕的那種香港變成大陸就是，香港人的抗爭變得沒法被這個城市的其他人所見到。」

2020年7月12日，何桂藍在大圍街站拉票，歌手何韻詩和黃耀明到場支持。攝：陳焯煇/端傳媒

「那個能量放在了我身上，我冇得嘥撚咗佢」

去年因做報導而一夜成名，支持和讚美湧至，何桂藍說，她一直感到這些光環和名氣，並不屬於自己。

「太多抗爭者的能量倒在了我身上，那些不屬於我的東西倒在了我身上。」

她仍記著去年七一前一晚，在立法會「煲底」討論翌日行動的年輕人們的眼神。去年她正在歐洲讀碩士，因暑假回港，眼見香港爆發運動，此前一直做記者的她馬上投身報導，成為《立場新聞》特約記者。

「6月30日夜晚我在『煲底』聽了勇武開會，在煲底下的幾千個人，妳經過他們會怒視妳，妳就知道，這群人準備要做很大的犧牲。」

七一凌晨五點，天下起了雨，逗留在立法會附近所有「勇武」青年都擠到了「煲底」，擠得「好似年宵一樣」，人們舉手決議，當天要不要扔東西，一個女孩子舉起手，說不同意。何桂藍跑去採訪她，女孩子解釋完後，忽然說：其實我有想過帶把鎅刀出來，站在警察防線前𠝹頸，看他怎樣衝過來。

何桂藍愣住了：「原來在街上隨便找一個人都會『中』。」自6月15日示威者黃衣人從金鐘墜樓身亡後，香港瀰漫自殺潮，何桂藍發現，原來她面前的許多年輕人，都做好犧牲的準備。

「（女孩說）七百萬人跳樓，林鄭也不會理。凌晨四五點，那個女孩子說了幾句就走了。」何桂藍說，「我就很害怕。」

七一晚上9點左右，示威者果然衝進了立法會，傳言警方要在子夜進入立法會拘捕執法，議會內示威者不斷討論是否要撤離，氣氛高度緊張。午夜12點過後，何桂藍仍留在議事廳做直播，「覺得會有人死，又害怕被趕出新聞現場，就很緊張。」

忽然，一群示威者衝了進來，邊衝邊叫口號：「一齊走！一齊走！」原來是要帶走決意死守立法會的四個「死士」。何桂藍感覺卸下重負，隨即哭了起來，「沒有人需要死，記者也不需要面對在槍口前是否要逃跑的抉擇。我在訪問那個女孩子之前就哭了。」

在示威者抬著「死士」撤退時，何桂藍捉了其中一個女生做訪問。直播畫面沒拍女生的模樣，只聽見她年輕的聲音：「個個都好害怕，但更怕明天見不到他們四個。所以我們才一齊進來，一齊走。」

2019年7月1日午夜12點「死線」前夕，有示威者跑進立法會，將四名留守的「死士」拖走，何桂藍曾直播這個撤退過程。攝：林振東/端傳媒

何收住的淚水又奪眶而出：「估不到有人真的連命都不要。」

影片在網絡病毒式傳播，震撼香港，受訪女示威者的心聲，讓很多原不認同暴力衝擊的市民一下子同理了年輕人的情緒，某程度上彌合了當時「和理非」和「勇武」的路線分歧。大量市民感謝記者的記錄，「立場姐姐」近乎人人知曉。何桂藍隨後在臉書和講座解釋，示威者在打壓下無法以真面目示人，造就反修例運動「無面孔」（faceless）的特點，因此人們才把焦點和情感放在記者身上。

作為記者，何桂藍說，出名是一種「很大的障礙」。她避開所有採訪邀約，但仍發現自己在示威現場會被熱心的市民圍住。「原來出名對做記者是很差的，豈料之後就有『7·21』。」

7月21日晚上，元朗西鐵站，穿上黃色反光背心的她，在直播白衣人毆打市民時，自己也被毆打在地。當日示威者在西環一帶和警方對峙，大量記者留守港島，位處新界西的元朗並無記者，直到尖叫聲透過何桂藍的直播鏡頭傳遍城市，人們才從各處趕向元朗。

2019年7月21日晚上11時，白衣人衝在月台襲擊市民，其後更追打車廂內的乘客。網上圖片

何桂藍頭部和背部被毆，她站起來第一反應，是摸摸自己的頭，「沒有『爆（流血）』，就是可以繼續（直播）。」所有認識她的朋友、家人都在「連環追魂奪命call」她，但直到《立場新聞》的總編直接跑到現場拉她走之前，何桂藍仍在做直播，「我一開直播機，我就是一部機器，直播是不能斷的。」她還有另一個理由：「當時現場沒有其他攝影鏡頭。」

很久之後，何媽媽對她說：「其實『7·21』之後我就知道（妳會有改變）。」

她不斷自省，這一年以來，她一直覺得，是因為示威者無法露面，才讓自己吸收了這場運動的「能量」。

「那個能量放在了我身上，我冇得嘥撚咗佢（我不能他媽的浪費了它）。」

立場姐姐「這個名字不是我的」

「7·21」過後，有兩件事令何桂藍覺得浪費、或沒能好好理解運動加諸自身的名氣。

2019年9月，黃之鋒、何韻詩等人到美國國會出席聽證會，遊說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以此牽制北京對港政策。黃之鋒與當時在美國的羅冠聰、敖卓軒、梁繼平等人一齊準備遊說工作，何桂藍成為隨團的獨立記者，跟著他們出席許多場合。

隨團赴美之旅令何桂藍發現，美國人對「7·21」事件很感興趣，「你一說『有架subway（輕鐵）上面有啲mafia（黑幫），white shirt man（白衣人）』，他們就會知道發生什麼事，之後他知道你是victim……那麼所有人都會有興趣聽你說話。」

但何桂藍認為作為記者不應該參與遊說，「因為我是隨團記者，所以我很恪守，我一定不會跟官員、跟任何政治人物說香港（問題）的這個界線。」

2019年9月17日，香港眾志黃之鋒、藝人何韻詩等人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攝： Alex Wong/Getty Images

聽證會之旅後，她回歐洲繼續碩士課程時，「又發現原來一地都是機會，全世界都很想聽香港的故事，是會捉住你不放的……我就開始知道，原來在國際上說香港故仔的人是很缺乏。」

她去了一趟荷蘭，舊同學對新同學介紹她，說她在香港經歷的事情。新同學問：「為什麼妳的故事沒有gone viral？（瘋傳）」

她開始思考，「外國人對香港抗爭的理解很片面的，但如果整件事可以具象化成一個人，從而令世界對香港抗爭的理解有多一個面向，知道原來香港正在面對中共控制的地方黑勢力的攻擊，即當我們一說烏克蘭，我們會知道俄羅斯很喜歡請那些thugs（暴徒）的。但對於香港這場抗爭，大家是沒有這種印象。」

「我當時就覺得屌啦，仆街啦，我miss了一個很重要的chance。這件事不是我要go viral，而是香港的抗爭出現了state-sponsored的thugs（政權撐腰的暴徒）。」她突然覺得，她本應利用名聲把香港抗爭更複雜的面向傳到國際，「我某程度上辜負了那個名聲。」

對很多人而言，『立場姐姐』就是2019年的那個夏天，幾個非常震撼人心的畫面中，那個陪著你的那個人、那把聲音。

何桂藍

愧疚以外，最初她對「立場姐姐」這個名字也有抵觸情緒。叫「記者」不可以嗎，為何非要強調「姐姐」？顯得不夠專業。正當她懊惱，卻見一個在廣州做NGO的朋友留言：我覺得叫立場姐姐這個名很親切，每次都會勾起我看香港（示威）直播時的回憶。

這一下她發現，「這個名字不是我的。」

「我會抗拒其他人這樣理解我，好像當這個名是我，但其實它只是一個集體記憶。對很多人而言，『立場姐姐』就是2019年的那個夏天，幾個非常震撼人心的畫面中，那個陪著你的那個人、那把聲音。」她說。

去年年末，隨著社運衝突的升級，她對自己所獲得的「能量」有更清晰的體認，亦愈發察覺，這份名氣壓在心頭、日益沉重，終於到了一個位置，她的想法被改變了。

2019年12月21日，示威者在元朗Yoho Mall商場紀念「7·21」事件5個月，警察衝進商場拘捕示威者，何桂藍說，當時警方把防線拉得很遠，記者被擋在遠處。「以前在現場拍攝拘捕，可以拍到他們被屈手、被虐待。然後你發現警察在拉人前會把你推開九丈遠，只能影血漬。」

無法拍攝示威者被捕，這令何桂藍感覺，「政治制度不改變，你很難實踐記者真正的使命。」

「我很認真地想，是不是要直接加入（抗爭）行動。」她說。

2020年7月12日，何桂藍在將軍澳呼籲市民投票。攝：陳焯煇/端傳媒

從記者到參選，同一邏輯：沒有的話，就自己去做

應該參選嗎？

何桂藍發現，香港朋友對選舉的看法較為負面，覺得是「跳進了一潭污水」，不如留在新聞界。然而，她身邊的幾個大陸記者朋友卻覺得，一定要選。

她說，自己很敬重的中國大陸出身的香港媒體人張潔平對她說：能夠做政治行動時，為什麼不做？

而她很珍視的朋友、大陸記者和行動者趙思樂直接說：妳應該去選啊。

「（她們）覺得大陸沒得做，香港還有，為什麼不做？」何桂藍說。

不過，趙思樂事後回憶，鼓勵何桂藍參選時，她是用「政治腦」來思考，後來「私人腦」令她擔憂起來，在香港如今的政治環境下，「她（何桂藍）會不會被別人打？會不會被人斬腳筋？會不會被人拖進後巷強姦？然後我就跟她說，如果妳真的要選的話，是否應該要想一想安全措施……」

除了安全問題，何桂藍發現，自己要面對，「是否一世都不做記者？」

她是在「佔中」醞釀的年代進入新聞界的。2013年初，反國教運動剛完結，社運氣氛高漲，人們尋求延續運動的方式，普選的討論進入公眾視線，香港大學法律學者戴耀廷提出「佔中」，以爭取落實雙普選。何桂藍加入《立場新聞》的前身《主場新聞》做記者，不料這個網絡媒體在「佔中」前兩個月因政治壓力而結束營運，於是她加入學民思潮創辦的《破折號》。在2014年「佔中」近三個月裏，她每日到現場，「聽『大台』在說什麼，報今日周永康說了什麼、羅冠聰說了什麼、黃之鋒說了什麼、戴耀廷說了什麼……」

這種即時新聞的報道方式，逐漸讓她覺得難以令讀者明白運動的複雜脈絡。碰巧，金鐘發生第一次「拆大台」事件，部分示威者不滿大台上的社運領袖不讓他們上台發言，生起衝突。何桂藍整晚追訪拆大台的人，又訪問大台代表邵家臻、黃之鋒，最終寫了一篇深度報道。

編輯看畢，對她說：其實那些即時新聞妳不用跟得很實，妳有篇這樣的文章更好。

此後，何桂藍每星期寫一篇深度報道，「『嘔』得很辛苦，因為沒人教我。我要自己去想一些問題要怎樣解決，這對沒有社運基礎的人是很難。」

從《破折號》再重回《立場新聞》，她常把自己關在公司會議室裏，不到夜晚11點也不出來；又與同事爭論選題，執著於她所關注的問題細節。在同行和朋友中，她的「執著」是出了名，她採訪過自己的偶像黃耀明，幾年後在剛過去的民主派初選中，黃耀明為她競選站台，說「領教」過她的「鍥而不捨」。

何桂藍。攝：陳焯煇/端傳媒

「我相信許多人都會覺得我是一個超乎尋常地偏執的人，許多人很害怕這樣的人，當你見到一個人陷入偏執的狀態，就會覺得她瘋狂了。但如果有人願意，或者好奇我的偏執的原因，他們就會對我參選的決定一點都不驚訝。」

她所「偏執」的，在於香港社會運動的機理（mechanism）。從第一篇深度報道「拆大台」，到之後的本土派流變，再到中國大陸公民社會，她寫最「大中華膠」的內容，也寫最香港「本土」的內容——一切的背後，她說自己都在用香港人的視角，審視這些運動經驗如何可以被本地借鑒、思考、轉用。

曾經，趙思樂覺得何的報道是「間接作為推動運動的工具」，認為她應對公眾更坦誠這一點。比如何過往寫趙思樂的人物專訪，趙感覺自己沒有對方寫得那麼好，而是有更多複雜性。在趙思樂看來，阿藍寫這篇專訪，是想寫給香港人看。不過何桂藍非常不同意：「我不是要將一些信息塞進大家的腦中，而是如果大家有一些既定印象時，我會嘗試解構、或是提供更多資訊來complicate（複雜化）大家的印象。」

過去對社運的研究、報道，令她如今得出一個想法：議會必須要轉化，成為輔助反修例運動的力量，而非消耗這場運動。

我無法再去等下一個朱凱迪出現，我無法再去等下一個黃之鋒出現……我開始有一種覺悟，我自己去試有沒有辦法想到一個新的方法出來。

何桂藍

在運動逐漸趨向的低潮裏，香港在國際牌面上仍是焦點，立法會選舉，此時成了香港的一場新賭局：若民主派能夠奪得過半議席，他們表示將否決財政預算案，迫使特首解散議會，觸發憲政危機，以民意倒逼國際向北京施壓。願意這樣做的參選人，他們稱自己為「抗爭派」，何桂藍是其中一員。

何認為，在上述情況發生之前，甚至，北京根本不會接受一個民主派過半的立法會，這將逼迫北京「出手」、「出錯」，「承受更高政治代價」。「與其說攤牌，不如說是破局。中共給香港設了一個死局，我們要突破，就要製造一個它不可能接受、香港無法再如常運作（的局面）。」

過去多年，她見證和記錄香港政局，但來到2020年，她覺得已不可以再去等待時局演變，而是迫不及待去親手創造條件。「我無法再去等下一個朱凱迪出現，我無法再去等下一個黃之鋒出現……」她說，「我開始有一種覺悟，我自己去試有沒有辦法想到一個新的方法出來。以前專題的做法就是我想看一些報導，但沒有，那麼就自己去做，（參選）就是這個邏輯。」

2020年7月11日，何桂藍團隊在大圍設立街站。攝：陳焯煇/端傳媒

「妳是不是確定將一世的時間都放在這件事上？」

何桂藍有一個好友，是香港本土派青年學者梁繼平，他在去年七一立法會事件裏，站上議事廳枱面、摘下口罩、呼籲示威者佔領立法會，之後回美國繼續學業，某程度上，是在「流亡」，無法回港。這件事深深衝擊何桂藍，她說，梁繼平的志向是回港，她一直覺得梁繼平是最應該學成歸來、推進香港民主運動的人。

何桂藍在三年前專訪梁繼平，梁說與她「一見如故」，稱她為「好了不起的對手」，說自己接受她訪問時，感覺在「打擂台」。

當何桂藍告訴梁繼平自己想參選時，她知道自己已經沒可能再做記者，因為一旦採取了行動者的角色，就不可再回頭做一個真正的記錄者。她感覺參選是一次「跳崖」，「此時不跳待何時？」

梁繼平則勸她：妳冷靜一點，革命是求生不是求死。梁又反復問她：「妳是不是確定自己可以將一世的時間都放在這件事上？」

「我當時理解的是：不要縮、不要退，不要以為有得轉行。我以為是這些。現在我終於明白那個意思了，他那種『冇得返轉頭』（不能回頭），是妳一旦做了這個commitment，屌，是政治的承諾。」何桂藍說。

原來真正的政治不是關乎計算，不是關乎你叻唔叻，不是關乎你有沒有社運CV，不是關乎你如何去勾心鬥角，完全不是這些事。而是在這個運動需要你的時刻，你上咗枱。

何桂藍

相比記者，政治參與將帶來另一種挑戰和困難。她說梁繼平經常講台灣革命家史明的故事：「朝早就煮拉麵，做十幾廿小時的，夜晚就挑燈寫書，寫了十幾廿年。」

表態出選這兩個月來，她每星期奔波於不同地方的街站，拿麥克風對路人喊話，一喊就是十幾二十分鐘。她拍影片，嘗試用記者的知識為公眾解說時局。她和團隊開會，要將每件事尋根究底，找出最完美的解決方式。她開始理解到梁繼平說的那種狀態。「妳無法預見妳在哪一個街站見到哪一個街坊，那個變化是細微到平常人是不會察覺到的。但它會在妳身上慢慢累積。」

2020年6月18日，何桂藍在沙田宣布參加民主派新界東初選。攝：陳焯煇/端傳媒

何桂藍說，自己以前不怎麼與人談論自己，甚至不喜歡拍照，也沒怎麼需要做公開演講。如今，她每天在街站派發印有自己大頭相的傳單，她需要在初選論壇向公眾解釋自己參選的理由，在大大小小的場合做各種演講，面對市民對她的點評、讚美或批評，她覺得一切變化很「理所當然」，甚至，或許現在才是一個真正的她。

過去做記者，她常常要去問不同的人，「哪些事情行不行得通」，如今她每天醒來問自己：今天我做什麼是可以促成這件事？

不少人說，政治是骯髒複雜的，她卻說，自己從身邊的人、從梁繼平身上看到政治「很美好」。

「原來真正的政治不是關乎計算，不是關乎你叻唔叻，不是關乎你有沒有社運CV，不是關乎你如何去勾心鬥角，完全不是這些事。而是在這個運動需要你的時刻，你上咗枱。」

贏了民間初選，何桂藍感覺，「選民做了很清晰的選擇，認可抗爭派路線。」馬不停蹄，她開始擔憂抗爭派未來面對的打擊風險更高，又擔心如果政府最後只DQ一半民主派，會對民主派陣營造成分裂。「跳崖」還未到底，棋局的正式交鋒，還在後頭。

‏_Source_ theiniti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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