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传媒 | 李文亮去世那夜，在口罩上写“言论自由”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什么 | 中国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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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传媒记者 来福 发自香港2020-02-25

“我要言论自由”抗议运动中的部分照片。图：受访者提供

2月6日晚上11点，阿果和朋友在线上玩狼人杀，“预言家”发言时，突然说了一句：“为武汉受难的同胞默哀8秒钟。”直到退出游戏，阿果才知道——被训诫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刚刚不治去世了。

阿果23岁，最好的朋友都是在网上认识的，他们以一个摇滚乐队乐迷微信群为阵地。这个群有着鲜明的“反叛”色彩，平日除了聊音乐，也讨论公共事务，女权运动、计划生育政策、香港反修例运动，聊到炸群，又会在半小时内快速重组。

当晚，朋友们正在群里对李文亮的死亡表达悲伤和愤怒，李文亮的死讯却突然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中国新闻周刊》当晚11点56分发出即时新闻，指李文亮仍在抢救中，而一个小时之前，《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已经在微博确认了李文亮的死亡。一时之间，数以万千的中国网民都在求证：李文亮究竟已经去世、还是正在抢救？

“人已经死了，为了平民愤，又送进ICU。”一向激进的猫子在群里说。彼时，群里的活跃分子们已确认“要制造点浪花，不能就这么算了”。有人提议在口罩上写字，李文亮被迫在训诫书上写下了“能”和“明白”，他们要在口罩上写“不能，不明白”来悼念他。

阿果记得，只有一个人提出反对，他说：李文亮是否已经去世还不清楚，就算他死了，也不应该做这样的行动，有消费死者的嫌疑。猫子记得，那个人还说，为了平息民愤而对李文亮进行“表演式”抢救是很不人道，但若不是他们这么愤怒，政府也不会这么做。

“李医生的死，根本的原因是这个国家出了问题。”多默回应道。相比多默，群里其他人对反对者的回应就没那么客气了，后者被骂急了，连续刷了五、六条消息：有本事你们上街啊？你们敢上街吗？我明天上街，有没有人敢和我一起去？

如今回看，群里的一些成员认为，可能是密集出现的“上街”引起了网警关注，才有了后来的集体“喝茶”。尽管发言者已被群主踢出，但他恼羞之下提出的问题——“你们敢上街吗”则变成了一个不时浮现、难以面对的困境——对它的理解，成为行动者之间最重要的分歧。

2020年2月7日，武汉医院后湖分院外，一名男子在鲜花面前鞠躬，纪念已故的眼科医生李文亮。 摄：STR/AFP via Getty Images

母亲和他共同举起“言论自由”，由父亲拍照

23岁的猫子是从乐迷微信群得知李文亮死讯的，尽管他家就在武汉汉口，距离李文亮所在的武汉中心医院只有几公里远。

“中心医院离我家很近，是我从小到大一直会经过的地方，他就在那里去世了。这样的事发生在你身边时，你唯一的判断是，感觉很不舒服，应该做点什么。”

武汉封城之后，猫子一直待在家里，看书、打游戏、跟女朋友打电话、煲汤，也看到大量的病人求助信息。尽管身处疫情的起始点，但这座城市究竟有多少病人，他并不比外界知道得更多。

母亲有很多朋友都确诊了，她会在饭桌上分享一些新闻上没有的消息，几乎都是坏消息。他有一个阿姨出现了症状，迟迟未能确诊，绝望之中向他母亲倾诉：“就这样让我去死吧。”猫子听到语音，难受了很久。

家里找不到纸笔，猫子临时用一支毛笔，在餐巾纸上写下口号，举在手上，请母亲给他拍照。最后的照片，是母亲和他各自戴着口罩，共同举起“言论自由”，由父亲拍摄而成。

母亲的加入让猫子有些意外：“如果是一个政治异见者被官方抓捕，我妈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但李文亮没有提出任何政治主张，他只是一个医生，因为一种朴素的道德感而说了两句真话，但连这种道德感都没有容身之处了，所以她决定加入我。”

与此同时，从“狼人杀”游戏中下线的阿果陷入了疫情以来的第三次崩溃。

他住在湖北孝感一个小镇，湖北封省后，阿果大部分时间都躲在游戏世界里，偶尔往现实世界望一眼。除夕夜，阿果一直在转发微博上的求助信息，“特别灰暗，到处是人间惨剧。”他说，当晚看到新浪微博还在删求助帖，怒火中烧，发了一条朋友圈诅咒删帖员；还发了一条朋友圈，建议最高领导人在春节晚会上给大家磕头谢罪。激烈的言论引来一位公务员朋友的惊诧，阿果后来删掉朋友圈，他说，一方面是有风险，另一方面也觉得似乎不能完全怪那一个人。

另一次情绪爆发是1月31日晚上，《人民日报》转发报道，称双黄连口服液可以抑制新型冠状病毒，小镇里很多人连夜去药店排队购买，阿果难受无比：“（他们）现在还在想利益。”（点击阅读《“中医抗疫传说”是如何打造的？》）

大二时，作为“一个普普通通大学的化学系学生”，阿果对前途感到迷茫，开始看西方哲学，思考一些大问题——宇宙的起点、自由意志、绝对精神、人的存在。康德一度很鼓舞他，人是自由的，世界是有目的的。

对哲学问题的思考，也让他在公共议题上具备反思能力。北京电影学院阿廖沙举报班主任之父性侵事件时，他也很气愤地在微博上声援。而中学时期，阿果还是一个会在钓鱼岛问题上发“虽远必诛”的人。

夜里一点多，阿果删了游戏，一边抽烟，一边听难受的音乐，找到一张白纸，写下“不自由，毋宁死”，举在手上自拍，但是效果不好。郁结之中，他又在朋友圈写了一段话：“血债血偿，天灾不等于人祸。”他打算第二天把这句写在纸上，拍照。

2020年2月8日，台北的民众悼念李文亮医生。摄：陈焯煇/端传媒

此前不久，四川宜宾的多默告诉母亲李文亮去世的消息，母亲没什么反应，尽管在意料之中，多默还是有些失望。

多默1月底就知道了李文亮的事。“他是法律上没罪，但是在政治上却被宣告有罪的人。”除夕夜，压抑之中，多默写了一段话：“我想，也许我们并不需要救赎与希望，多年来臣服于红色的旗帜与信仰，我的过去与未来，似乎早已经注定。”

中学时，多默在学校门口看见几十个人追着一个人打，警察过了很久才过来，也只是站在一旁劝阻。这种恃强凌弱的暴力，在县城是家常便饭。另一种暴力更隐秘，家族里有一些亲戚在政府中工作，多默从小就看到许多腐败和寻租，甚至是间接的获益者。

“这个国家并不是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好。”他在中学时期就意识到这一点。那时他开始听崔健、罗大佑、李志的音乐，顺着他们的歌曲关注历史和政治事件。反右、文革、六四、雨伞、太阳花、反修例……他说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公民必须要铭记的，多默还相信一句话——“政府始终是为公民所服务的。”

在疫情进入普通民众视野前，多默就觉察到了不对劲。他是医学专业的大二学生，从新闻上看到一个会引起呼吸道疾病的新病毒被发现时，就断定情况会很严重。他提醒老家的朋友注意防疫，批评政府隐瞒消息，遭到朋友攻击。“他们说，我是为了反对政府而说出这些话，是一个恶意抨击政府的人。”

自去年6月香港反修例运动开始，这样的对话就频繁发生，多默一度希望能以政治常识和逻辑讨论香港人的抗争，但大部分同学和朋友听不得与官媒不同的言论，多默因此和很多朋友决裂。

凌晨四点，多默在一张A4纸上写下“不能，不明白”，遮住鼻子以下的部分，拍了一张照。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对李文亮的平反，是他作为公民的义务。

不过，对另一位参与者麦快乐来说，仅仅为李文亮平反，是不够的。

“只有你一个人觉得这个事情很不对”

“在口罩上写下如‘言论自由’的字样，可以的话，再在一张纸上写下更多的诉求，然后戴上口罩，举起诉求，拍照传播以抗议。”倡议者没有解释为什么要以“言论自由”作为诉求，不过不少参与者认为，大家有一个共识——这场悲剧的起点是对言论自由的钳制。

麦快乐希望能引起更多人关注，让他们意识到“因言获罪”会对社会造成伤害。“如果当时（政府）不是训诫他们，而是采取其他防疫措施，可能就不会这样，希望更多人意识到疫情不是一个天灾。”

跟其他人不同，麦快乐加入乐迷微信群的时间并不长，也不常参与讨论。李文亮去世时，她在重庆，引起她注意的是微博的超级话题“我们要言论自由”——一个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几乎不可能出现的话题，却意外收获了286万人次阅读、9684条讨论。

麦快乐看见各种立场的人、包括小粉红都很愤怒，感到莫名激动，跟朋友半开玩笑地说：“你看见革命的曙光了吗？”看见乐迷群在讨论行动，麦快乐决定加入。麦快乐在群里小有名气，她立场比较激进，在此时加入，也让阿果觉得很是激励。

正在读大学的麦快乐自认是“勇武派”，2019年女生节（一个发源于高校的节日，比3月8日妇女节提前一天）期间，她用打火机把学校里两条写着“与你契约终身 对你爱由心证”、“一切不服务女性的侦查行为都是不规范的”的横幅点燃了，在中文互联网引起轩然大波，有人支持她，也有人认为纵火太过极端。麦快乐被辅导员批评后发了一个声明：“放火的确欠缺安全考虑，向学校道歉。我应该用剪刀来着。”

2020年2月8日，北京通惠河畔，市民前来悼念李文亮。摄：Sophie Wu

疫情发生之后，麦快乐一直过得很糟糕。除夕那天她和家人从重庆县城去了市区，在亲戚家过年，电视里播着春节联欢晚会。麦快乐觉得，“联欢”两个字已够糟了，更坏的是还有诗歌朗诵，白岩松和康辉深情款款地喊出“我们爱你们”、“众志成城”，对照她在网上刷到的求助信息、武汉朋友发来的情况，让她觉得很荒诞，而与此同时，家里其他人正在如常喝茶聊天。“那么多个人，只有你一个人觉得这个事情很不对。”

麦快乐在口罩写着“不能，不明白”，手举着纸片：“一个健康的国家，不应只有一种声音。”又补充了一句：“把言论自由还给我们！”

凌晨两点多，乐迷群的管理员阿北“爬楼”看完所有信息，他开始不自觉地想到一些具体场景：李文亮的尸体是不是安全，会不会被迅速火化；这个医生去世前有没有留下遗言嘱托；去世前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在派出所训诫的场景……

第二天早上，家住长春的阿北跑到一个结冰的湖上，在雪地里写了一个“不”字，因为太冷，后面的“能，不明白”没有写下去。“不”字似乎也足够了，他想起自己曾经喜欢过的NO乐队，写过一些忧郁的歌曲，其中有一首是《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下午四点，阿北把群里其他人拍的抗议照片，编辑了一条公众号文章，写了一段文字：“最近的事，尤其是他的离开，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身边的一切，我们所处的困境，我们面临的遭遇，这些残酷的现实让我们没法以嬉笑的姿态去面对，没法继续用潇洒的表达去阐释，因为要直面的是淋漓的血和真的人性。”

这条推送一直没能通过微信的人工审核。就在当天早上，阿果删掉了朋友圈那句“血债血偿”，“老实说，我确实是害怕了。”而麦快乐发在微博上的照片，被很多网民骂“废青”，随后被微博管理员删除。

“谁说我们要搞革命了？你不要乱说”

秋后算帐很快来临。抗议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发出、传播，又很快被删除。四、五天后，身在国外的群主接到警察电话，质问他们是不是在煽动什么；一个群管理员被警察和国保开车上门带走两次，她不再敢跟群友联络，怕牵连他们……不仅参与抗议行动的人被警察约谈，群里一些没有参与行动，也不曾在讨论期间发言的人也被警察找上门。

风雨之中，阿果和另外几个人在群里劝告：如果担心承担风险的人可以先退群。很快有几十个人退出。猫子很不满：“国家都什么样了，还不反抗吗？”他觉得行动已经有一些进展，应该再做点什么。他预演了被警察约谈的一幕，如果警察要看他手机，他会坚决拒绝。

“如果机会允许我一定会上街游行的，我可能不会是第一个人，但是如果前面已经有了一千个人，我一定会是第一千零一个人。”猫子说。对于行动中的风险，他觉得不是愿不愿意承担的问题，而是必须要承担。他谈起香港的反修例运动，“正是上一代人不愿意承担风险，才把风险转移到了这一代人。”

阿果并不太认可猫子的激愤，“如果你被警察找了，你拒绝了交出手机，你可以说，但是你还没有被找，你这样轻飘飘地要别人反抗，是一种胁迫。”

阿果没有把话说出口，泼冷水的是另一个叫橡树的群友，他觉得做到这一步已经够了，反对继续行动：“你们冒得起这个风险吗？”猫子回应：“那要不听话好了，听法西斯的话。”

“你们知道什么叫革命吗，你们知道什么叫法西斯吗，这个事情很危险，没想的那么简单，不要有什么妄想！”橡树说。

群里只有麦快乐冷冷地回应：“跪着还要搞革命。”这句话反而引起很多人的不满：“谁说我们要搞革命了？你不要乱说。”

抗议的照片被传播到了墙外，被CNN和台湾东森电视台报道，黄耀明也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这些照片。但是麦快乐对行动仍有一些失望，她觉得“言论自由”的诉求被模糊掉了，许多人用的口号是“不能，不明白”，尽管其中也有要言论自由的意思，但是不够明确。

女生节烧横幅的事情对她来说是第二次政治启蒙，“一开始确实是一时冲动，后来整个事情的反响对我的影响也还挺大的，我那时才真正意识到，我们要发声之外，行动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李文亮去世第二天，国家监察委员会宣布派出调查组到武汉，全面调查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很多人的愤怒就平息了。“他们不生气了这件事情更加让我生气。”

在微信群吵架的时候，麦快乐一度萌生了退意：“大家都是年轻人，家境也比较好，可能现在喜欢摇滚乐，愿意去反抗，但是当这个体制不停打磨你，你可能就不一定愿意做了。”而对她来说，行动只有一个目的，让这个体制发生一些改变。而如果不愿意承担风险，改变一定是不可能的。

网友手绘。图片来自网络

尾声

警察打电话到阿北家时，他已经离开长春去了上海。他把电话和住址通过家里人给了警方，等待他们上门。

“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但是成长的过程中，有些东西比生命还要宝贵，你要怎么去面对那些事情。”阿北说，这是他决定对外说话的原因。

不过，他不得不解散微信群，把几百个人一个一个踢掉。这个群过去“炸”过不下10次，每次炸群，他都会发起位置共享，那是一个信号，意味着转移到下一个群。而这次没有下一个微信群了，一个管理员被叫到派出所约谈时发来消息，群里有人举报。他们中有些人转移到了Telegram，讨论下一步该怎么行动，有些人则不愿意再参与了。

多默有些后悔，他过年前和母亲出门去采购年货，母亲极有可能是那次被感染了。她咳嗽，发烧，CT显示肺部发炎。但是在四川宜宾县城，没有条件做核酸检测，无法确诊。

他记忆中，每个冬天都是在抑郁中度过的。今年，除了突然爆发的疫情，个人的生活也难以掌控。他用吸烟量来计算自己的忧愁程度，这几个月来，已经达到了历史的高峰。他在自己才看得到的地方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生来便是长夜的子民。”

阿果则已平复了心情，回到谈恋爱的日常生活之中，他坚持说，某种形式的反抗一定会继续的，这是他赖以存在的目的和意义。

阿北整理了抗议行动中出现的所有照片，大概有150张。麦快乐联系了记者，她觉得记录下这一切也是一种行动。

摘录文末的一个评论：

543217：

补充一点。2月7日网上流传了一个为李文亮恢复名誉的联署，发起者将联署的信息公布在了matters上，完整的文件google可以查到，上次我看时有2500+人签署，然而，这一切信息也被网信部门收集到，共八百余人能够被精确追踪，并且这些人都会被警察找。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就是八百多人中的一个，那天四个警察进了我家，对我进行教育和口头警告。他们去我以前的高中调查我（我是一名大学生，寒假一直在家这边），后续又给我爸打了一次电话。我还希望说明的是，端的这篇文章和很多报道一样，都给人构建了一种想象，以为惩罚从轻到重就是封号，请喝茶，禁止出境，拘禁什么的。但其实在基层处理中好像又不太一样。那里制造的恐惧是全方位的，比如说人们会担心自己的档案留下处分记录，从而毁掉自己的前途，再比如他们去我的高中调查我，比如会莫名其妙地给我爸打电话。条件好、有知识的人可能和底层的人的想象又不一样，后者可能会记住一些道听途说的恐怖事件（比如这边流传说有一个参与八九的学生被打了药，精神失常了），政治能够施加给他们的影响就是，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踩死他们，无论一个人有多大的才能，参与了政治，前途就毁了。这是一种彻底的恐惧，于是这些弱小的普通人就会彻底噤声。总之我认为本文所描述的并不是言论审查唯一的运作模式。能够被揭露的黑暗固然是黑暗的，然而那些不为人们所知的黑暗呢？比如我在联署的名单里看到很多公务员、教师、国企员工、学生等利益非常容易受损的人的身影，他们会有怎样的遭遇呢？我在联署里只是随手写了个不能不明白之类的，而警察在给我爸打电话时说，有另一个学生写了长篇大论，然后这位警察说“他废了”。这些人遭遇的恐惧和迫害是更加深重的，然而他们却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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