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化科普、强调惩戒与道德污名，三年来中国媒体如何报道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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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疫情防控已经三年，在严酷的“动态清零”政策下，绝大多数普通人并未真正接触过病毒，也无从了解从感染到痊愈的病程进展和医治过程。宣传系统在三年间，成功地在公众心里根种下对感染者的“歧视”与对病毒和感染的“恐惧”。

从党媒到市场化媒体，短信、宣传片和随处可见的标语，宣传机器无孔不入地渗透人们的生活，反复强调病毒的危险、防疫的重要和一切为了人民的初衷，坚称“我们有信心打赢这场抗疫战争”。

为还原三年间媒体报道疫情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使用Python爬虫工具抓取了《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上海发布》《搜狐新闻》和《三联生活周刊》五家媒体的公众号，自2019年12月到2022年6月间发布的近五万篇文章，并搜集、整理不同渠道的典型宣传案例，试图厘清三年间，恐惧和歧视通过什么路径、以怎样的方式根植于人们心中。

五家媒体中，《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分别代表传统党媒和市场化机构媒体，《上海发布》属于地方政府政务媒体，《搜狐新闻》代表无采编权、转载机构媒体和官方通稿的网络媒体，《三联生活周刊》代表经营主导的媒体期刊。其中，《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其疫情报道最能体现党的喉舌特点。

我们以“感染”为关键字搜索《人民日报》公众号发现，随着疫情延宕，相关文章数量呈下降趋势。我们将这些文章以“科普类”“国内信息类”“警告类”（某人因不遵守防疫规则被惩罚）、“病毒来源类”“表扬某种行为类”（讲述“暖心故事”和“给XX点赞”）和“国外信息类”分类，得出一个明显趋势是：三年中科普类文章数量逐步减少，警告和表扬某种行为的文章在2022年3月后有了明显增加。

2020年，《人民日报》科普类文章仍关注于老年人如何避免感染、宠物是否会传染病毒、治愈者是否会二次感染等有科普价值的文章。到了2022年，仅有寥寥三篇文章提及如何避免家人被传染、为何出现大量无症状感染者和无症状感染者在方舱的经历。对于过度防疫下家中宠物被打死、硬隔离下延误医治的基础疾病患者，这些文章相当虚弱无力。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8月继“大象公会”“回形针”等账号被封禁之后，丁香园集团旗下微博账号“丁香园”“丁香医生”“丁香妈妈”“丁香生活研究所”被限制发言。“丁香园”“丁香医生”“丁香妈妈”“丁香生活研究所”四个微信公众号也随即沉默。“丁香医生”系列账号曾公开质疑连花清瘟胶囊、对比中外疫苗效力，有人猜测这是其遭封禁的原因之一。

多家科普类自媒体被接连封停背后的原因仍不明，但正如中国数字时代CDT周报《科学与否并不重要，但权力必须要指导科学》一文指出：这表明了一种态度，即权力以捉摸不透的形象存在——这种模糊也是一种特权——且必须指导科学。

当我们再以“口罩”“疫苗”两词进行搜索，看到了同样的趋势。2020年，疫情刚刚爆发，《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都聚焦于口罩佩戴方法的普及、医疗驰援和不论何种性质的机构媒体都不可回避的宣传感人事迹的正能量报道。进入2021年和2022年，相关稿件在防疫进入常态化和Omicron阶段后减少，转而增加的是《1人未戴口罩，30多人被感染》《+30！一病例多次不戴口罩坐电梯，深圳刚刚通报》这类惩罚性文章。

今年4月，北京一名编号为“218”的感染者被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多家媒体大力点赞：在发现自己成为密接之后，他立即向当地社区和防疫团队报备，在等待后两者通知的十一个小时内，他“在车内进行自我隔离，并未进入居住小区”“中间订过一次外卖，让外卖员送到路边，外卖员走了他才去拿”。

这样配合防疫的行为被《人民日报》赞为“教科书般的防疫行为”。该名感染者5月10日康复出院后，本可居家隔离观察的他主动提出去酒店隔离，又引来国家级电视媒体中央电视台《央视新闻》等媒体点赞，“他的冷静果断帮助防疫部门第一时间精准锁定疫情，防疫人员连夜进行核酸检测确保阴性后，他所租住的小区仅用14小时就解封。”

“中国好邻居”“人民的觉悟”“人人都这样，疫情早就赶出去了”……一时间，对“感染者218”的称赞刷屏网络。事件前后，《人民日报》共为“218号”发布三篇推文。而面临巨大防疫压力、时常因过度防疫冲上微博热搜的云南省边境小城瑞丽，三年来也不过获得《人民日报》三篇推文。

然而，这一感染者并无义务、也无责任以自我牺牲为代价“配合防疫”。彼时，“感染者218”所在的北京市昌平区并未面临多大的防疫压力。根据中国政府网，4月22日22时至23日16时，北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感染者15例，其中朝阳区12例、顺义区2例、房山区1例，昌平区无确诊者，24日同样如此。

以此可见，更受宣传机构欢迎的并非有助于防疫的行为，而是顺从的态度。在宣传叙事中，不给防疫添麻烦的行为是值得赞赏的，相反行为对应的便是谴责，或至少是不值得赞赏的。2022年后，报道不遵守防疫规则遭受惩罚的稿件明显增加。“明知感染新冠，还要经营超市？立案侦查！”这类带有强烈情绪和价值导向标题的报道频繁出现，但此类稿件并不会说明违反规则者不服从的具体原因。

2021年5月23日，中国北京，一名女子坐在一个推广疫苗接种的广告版前。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法律滥用，人人自危

与宣传相配合的，还有日渐加强的防疫执法。

2021年7月，扬州爆出一名病例毛某从外地返回未按规定报备、进行核酸检测，并多次出入棋牌室。在确诊感染后，该病例在第4次接受警方讯问时才全部告知活动轨迹和接触史。今年2月27日，检察机关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对毛某批准逮捕。

根据刑法第三百三十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是指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这一罪名是行为犯，不要求达到疫情传播的后果才构成犯罪，只要有违反规定造成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就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据最高检察院发文，毛某确诊感染导致扬州友好医院被封闭，大量医护人员被隔离。毛某密切接触者169人、次密接570人被采取隔离措施，其中70人确诊。以扬州病例行为来看，彼时的执法仍存在一定正当性。

根据2020年2月起实行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能够依照刑法114条、115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的，需要是“故意传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原体”，且行为人为疑似病例或确诊病例，造成新冠病毒传播或巨大传播隐患。

以此来看，被惩处的毛某勉强符合法律的惩罚标准——出现发热症状、且有流行病学史、并造成了病毒传播。但梳理此后媒体报道和官方通告能够看到，法律对于违反防疫措施的惩罚力度与日俱增，惩罚的缘由也越发“轻佻”。

今年2月14日，《南方都市报》发布《天津王某某，被立案侦查！》，通报称“王某某于2月6日由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返津，未向社区及工作单位进行报备。2月9日出现头晕、乏力等症状。2月10日、11日，王某某仍外出到饭店、超市、药店等公共场合……2月12日7时，王某某核酸结果为阳性，被转运至定点医院诊治……”通报据此认为，王某某的行为造成疫情传播的重大隐患，导致全市进行大规模人员隔离及核酸筛查，后果严重。依据《刑法》第三百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王某某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王某某的行为符合该款第四项，即第四种情形“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和《意见》中“其他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防控措施，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

然而，无论刑法或《意见》中的该条规定更像是一条“口袋条款”，即对于违法或犯罪行为词义模糊，概括性极强，没有明确限定。这为下层执法提供了更大的裁量空间，也为法律升级处理防疫案例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我们梳理发现，《南方都市报》公众号2021年6到2022年1月共发布18条“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相关通报，包括“未如实向所在社区申报曾去过中高风险地区、未如实填写《新冠肺炎流行病学调查问卷》”“提供虚假住址，瞒报行程”“未向社区及工作单位进行报备”“违规存放进口冷冻海鲜”等情形。

被坚持至今的“乙病甲防”是这场违反防疫措施被“升级对待”的肇始。2020年1月20日，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布公告，将Covid-19纳入《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但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一名法律从业者对端传媒表示，目前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承认的甲类传染病只有鼠疫和霍乱两种。2020年在尚不了解病毒传染性、致死率的情况下，“乙病甲防”给当时的防疫措施带来了法律上的合法性，是能够被理解的。

随着疫情进入第三年，诸多科学研究都显示变种病毒不再具有甲类传染病的危害，但在中国仍被当作甲类防控。该名法律从业者表示，这很大程度上源于政治考量，“从中国应急防控的策略来说，一直以来都是趋向于通过一种政治方式，比如政治动员或者宣布我们要打一场疫情防控指挥保卫战等方式进行危机应对。所以三年下来，它在这个阶段要算政治总账。”

有律师对端传媒表示，《传染病防治法》本身是一部立法质量优良的法律，其规定的法律手段也是足够的，“但我们现在早已突破了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情形）。”

2021年7月15日起修订后的《行政处罚法》实施，第四十九条规定：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为了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危害，行政机关对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行为，依法快速、从重处罚。

这一修订下，最广为人知的案例便是被严惩的北京天堂酒吧。2022年6月，北京天堂酒吧因发生聚集性疫情，被立案调查，最终其经营主体被吊销执照(登记证)、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经营者被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批捕。

这一处罚同样缺乏根据。根据2016年4月1日施行的《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暂行办法》，企业须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行政法规，或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 3 年仍未履行相关义务，或有组织策划传销等行为才足以被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

吊销营业执照的法律依据为《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三条，即：利用公司名义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严重违法行为的，吊销营业执照。而根据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一则行政判决书，该条“主要是针对不法分子成立公司进行非正常的市场经济活动，利用公司的掩护作用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非法活动，企图逃避有关部门的监管和法律的制裁所作出的规定”。而天堂酒吧造成疫情传播的结果并无蓄意性——和其他大部分被惩罚的个体一样——这一事实被“从快从严从重查处”忽视。

前述律师表示，彼时很多学界老师反对修订后的49条，“这条规定相当于刑法中的严打。但因为政治原因它后来通过了，就强化了从快从重处罚的趋势，这种趋势一旦开始就不可遏制了。”学界一直反对“严打”趋势，这名律师表示，“严打很容易导致当事人的权利被牺牲。正常情况下，人们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但现在强调事态的严重性紧急性，把所有权利都牺牲掉，还是采用非常重的处罚方式，这是不合适的。”

“从快从严从重”不仅是滥用惩戒，更是一种杀鸡儆猴式的恐吓。

这一倾向从疫情初期就已出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赵鹏2020年发表的论文《疫情防控中的权力与法律 ——<传染病防治法>适用与检讨的角度》指出，相比《传染病防治法》，不少地方政府倾向于优先适用《突发事件应对法》，通过指挥部名义发出大量超出《传染病防治法》紧急措施的管制规范。

文章称，《传染病防治法》对政府可采取的紧急措施有明确列举，不过未对这些措施的适用条件做出明确限定，以确保政府有灵活回应的空间。《突发事件应对法》授予政府应急处置措施，不仅对适用条件未做明确规定，在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何种措施方面亦高度开放，大量使用“其他控制措施”“其他保护措施”“必要措施”等概括条款。

因授予政府更高灵活性，《突发事件应对法》更受欢迎，也造成了法律对应急处置权力几无约束的局面。

媒体报道中大量富争议的管制措施，都可归结为这种法律适用方式。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并没有决定并宣布任何一个地方进入紧急状态，因此，公安机关并无执行“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的场景。根据我们整理的数据，2021年6月至2022年5月，仅《南方都市报》就发布了8条涉紧急状态的公告，有时为“拒不执行紧急状态下命令”，有时为“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有时为“拒不执行紧急状态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

正因如此，处于弱势的普通人因无从辩护、亦无力抵抗强制的、不知来自何处的罔顾法治的执法，对疫情的恐惧更多来自于被惩罚、连坐的风险。

2022年7月1日，上海，人们戴著口罩走过一道屏障。摄：Aly Song/Reuters/达志影像

在防疫压力和随时可能降临的惩罚面前，企业和个人处于相似的境况。梳理《上海发布》2020年2月至2022年7月包含“责任”二字的稿件，高频出现的词语是口号式的、主体不明的：“目标再明确、任务再细化、责任再落实”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常态化防控，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推动复工达产！”既要常态化防控，又要复工复产，企业在执行时便必须尽最大可能排除风险。

今年8月31日，巴黎贝甜因临时生产场所无证被罚。上海封城期间，巴黎贝甜为了供给员工在培训中心开工制造面包，此后应周边居民需求，制作面包平价出售。但上海疫情平复后，巴黎贝甜却被上海市场监管总局以“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或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为由罚款58.5万元。

对巴黎贝甜的处罚通告一出，引起广泛舆情。人们认为这样的处罚过于严厉、不近人情。有律师认为这是非常典型的处罚形式合法、但实际违法的案例。“处罚企业需要做一个全面的综合考虑，”该律师补充，“在当时的情况下，企业会有一些免责事由，它承担了社会救助的义务，也没有主观上的违法故意，销售的商品也没人投诉。”

但上海市场监管总局在处罚时并未参考这些因素，只是僵化地执行食品安全法。巴黎贝甜也并非唯一被僵化处罚的受害者，若以“团长”“骑手”在《上海发布》中搜索，上海疫情期间其关注的亦是这两个群体被处罚的信息，以及教导其如何“不违法”的提示。但正是这两个群体在上海封城期间为居民的日常需求做出了巨大贡献。

宣传叙事的道德污名

如果说法律层面的惩罚是可见的权力滥用，那么媒体宣传在报道疫情时的暗示性用词则更值得玩味。在宣传叙事中，应对流行病被比作战争，凭借英勇的战士必将取得最终胜利。

在媒体的疫情报道中，对防疫人员的用词多为正面、歌颂性词语，如“致敬”“辛苦”“牺牲”“奉献”和“感谢”等。“上海发布”的标题中，防疫人员被称为“白衣战士”“侦探”“守门人”“守坝人”和“英雄”。

媒体甚至将防疫人员比作侦探，这是否在暗示感染者是嫌疑人、坏人和贼。从时间上来看，将防疫人员比作“侦探”和“守坝人”的文章集中在2020年2月至3月疫情最严峻的阶段。但两年后，宣传对普通人的恐吓和暗示并未减弱，反而愈演愈烈。

2022年7月27日，“厦门疾控”微信视频号发布了一支名为《寻踪》的微电影，以宣传流调工作的艰辛。在其影像叙事中，密接男子被比作在逃犯人，躲避像警察一样的流调人员的“追捕”。

影像设置了一个未被质疑的前提：密接在逃。密接男子向防疫人员解释为什么一直躲藏时问道：“抓走了不是要关14天吗？我都没什么症状，这不是耽误事吗？你们搞那么辛苦是为了什么呢？”但这一关乎所有人的合理质疑并未被回答，只是用医护人员被口罩勒皱的脸、深夜的负压救护车等道德暗示代替。

接着，防疫人员通过流调找到了密接男子去过的所有地方，包括饭馆、KTV等公共场所，最终确定感染地点。这时，防疫人员的台词是：“是在大家都会去的一个地方”，镜头随即切换到了公共厕所。无论饭馆、KTV还是公共厕所，这里的暗示是：去这些地方是错误的。这无疑是又一次道德绑架。

而在报道普通人的流调信息时，媒体倾向于把感染者从事的职业、去过的场所、做过的事情巨细靡遗地公布，从烤鸭店、酒吧、旅游团、夜店、进京高铁、苏州游玩到新发地商户、禄口机场、回国航班等。

2022年2月10日，中国北京，数名穿保护衣的餐厅员工在收拾碗碟。摄：Annice Lyn/Getty Images

2021年9月，关于黑龙江哈尔滨一位居民的流调信息，《人民日报》报道标题为《连续3天玩剧本杀，黑龙江感染者活动轨迹公布》，《南方都市报》报道标题为《新增一阳性！轨迹涉剧本杀、密室、浴池、铁锅炖等店！哈尔滨紧急公告》。两家媒体都在标题中做出负面暗示。

在一家市场化媒体从业的记者叶兴告诉端传媒，自己并不认同这样的标题，但记者对标题和稿件的决定权很少。“如果我对标题有话语权的话，除非我确实要帮疾控找人，否则不太想在标题里体现流调的任何信息。我们是三审制度，编辑一改，编辑改完给副主编，副主编看完再给主编。像疫情这种比较重要的议题还要给编委这一级别的人，一层一层往上审。中间这几层人都有权力改，最后拍板的肯定不是记者。”

涉及疫情的稿件，权威信息来源通常只有官方通报一个渠道。在一家党媒工作多年的记者王科表示，疫情通报的所有信息都来源于各地疾控办，虽然每家媒体都会另起标题，但不会脱离官方信息。“媒体负不起责任。我相信媒体本身没有太多主观恶意。这种稿子我们没有多大发挥空间，我们去参加发布会，然后把稿子发出来，就是这么回事。”

王科透露，官方发布的消息都是滞后的。发布会起不到及时告知的作用，内容都是核实过后的，虽然准确，但不一定客观全面，带有很强的政府意志。在发布之前，官方已经把这些区域管控起来了。发布会更像是政治作秀，更多的是宣传作用，而不是公告作用 。

大陆一所高校传播学教师李池指出：“现在实际上有一个潜台词，在一种紧急状态之下，官方的逻辑是这些行为不被鼓励，用官方的话来说就是‘非必要不聚集’。在媒体话语中，它转化成一种道德审判式的公共话语——在这种状态下还坚持出去吃饭，坚持出去约会，跟朋友见面等，一个人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导致大家都跟着你一起吃苦，是道德的堕落。”

“这种叙事实际上首先是服务于防疫整体需要，所有人都应当往一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者说按照统一的模式行动，而不应当追求所谓个性化的生活和个人主义价值观，要回归集体主义。第二，媒体需要商业化和流量，那些对公众来讲具有窥私功能的案例，媒体当然不会放过 。”李池说。

相较于对防疫工作者的英雄叙事，宣传部门沉迷于对庶民的审视，助推了舆论场的狂欢和歧视。

大陆一所高校的传播学教师张瑞认为，这是极权化体制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受到法律严格保障的私人领域，是抵抗公权力入侵的一个堡垒。但在极权社会，这个壁垒是被拆掉的。在极权化语境里，个人隐私不重要。媒体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受到这种极权化氛围的感染。”

我们在《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标题中搜索“物传人”发现，从疫情伊始到2022年7月，对于“物品表面是否会传播病毒”这一问题，两家媒体的口径基本一致，即强调病毒可由物传人，需要提高警惕。

然而，学界关于物传人风险早有定论。2020年7月，《柳叶刀》（The Lancet）曾发表名为Exaggerated risk of transmission of COVID-19 by fomites的报告，认为物品表面传播病毒的风险被夸大。世卫组织也曾发布报告指出没有证据直接证明病毒能够通过物品传播。2022年4月，Nature子刊 Journal of Exposure Science ＆ Environmental Epidemiology发表一篇文章认为，病毒通过物体表面传播的概率极小，仅为空气传播的千分之一。

2022年4月21日，中国上海，一名防疫人员在一所学校里喷刷消毒剂。摄：Yin Liqin/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检索发现，《上海发布》在仅有的一篇文章中援引国家卫健委提到，Omicron物传人风险较小，但若反复接触，不注意防护，感染风险会明显加大。《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则几乎未对“物传人”可能性进行科普，也未提及病毒在物体表面存活和病毒通过物体表面传播的关系，而是直接将两者画上等号。

对此，张瑞认为：“极权社会为了维持内在高度紧密的权力机制，必须要有敌人，这是它一种重要的统治手段。需要通过这种弥漫性的恐惧树立政权的合法性，它希望告诉民众‘因为你身边有很多坏人和很多不安全的东西，所以你得听话’。”

王科对这一现象表达了自己的猜测：“每一轮疫情官方都会溯源，但有时找不到源头。这时物传人对官方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归宿，起码有个交代。”

事实核查在宣传主导下变成了立场站位。“国内网络是封锁的。前沿的国外论文，原则上不允许记者翻墙出去看。即便记者翻墙出去看了，报道也不能引述。官方只允许你照本宣科。”王科还提到，如果记者想要多做一些事情，比如衍生解读便可能遭遇下岗或封杀。“你不能有太多自己的思想，官方说什么就是什么口径。”

在疫情爆发初期曾有过突出表现的《三联生活周刊》此后也极少刊载“物传人”的相关报道。在我们的搜索中，“居家”“宅家”“隔离”是其微信公众号标题的高频词。虽然这些关键词对应的时间和封控静默时间对应，但除了“隔离”一词在2020年4月之前有过批评角度的报道，其他大多数选题为在家如何解闷、如何缓解焦虑情绪等建议类文章。

这是日益严苛的报道禁令下，媒体的自保行为。2020年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要做好疫情防控的舆论引导工作，各级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要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强大的舆论支持。

王科表示，“宣传部会直接给我们发宣传提示，它相当于一个指令，直接下达内部的文件给媒体，传真过来或者打电话到办公室管宣传的人那里。”宣传提示是党管媒体的一个重要工具，告知媒体什么可以写，什么不能写。

“负面信息是不能报道的。之前我们这里有一轮疫情，很多店铺关停了。重新开张之后商铺资金周转不过来，希望免租。但这种选题是不能报道的。”群众的呼声会被归为负面信息，有时宣传部门会指示媒体做正确的舆论引导，“比如要引导受众不能小看疫情，发现瞒报及时举报，用媒体为宣传工作服务。”

2022年3月25日，中国北京，一名保安员在一个被围封的小区外看守。摄：Andrea Verdelli/Getty Images

某媒体记者方路开玩笑地说，在工作软件搜索“发不了”可以搜出上百条聊天记录。该记者透露，2020年疫情之初就接到总编指令，疫情报道“一切以官方通报为准，稿件适合从建设性角度出发，不适合做监督性负面报道。”

方路还提到，2020年尚可报道非Covid-19患者就医问题，但整个媒体环境三年来越收越紧。“疫情第一年我采访了一个关注尿毒症患者的NGO组织联络人，也写了报道。当时武汉尿毒症患者受到关注得到了救助。第二年西安还有今年上海也出现同样问题，NGO联络人又来找我，我帮他联系了其他媒体，但稿子最终没发出来。一样的选题，不同的时间，结果就不同。”

据另一家媒体记者透露，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一个月，其已收到关于疫情用工歧视、跨省医疗支援等问题的禁令。而远在二十大召开之前，接种疫苗致白血病、北京周边地区被无故封区等议题也早便不予通过。

新闻审查机制下对防疫次生灾害的禁令，让弱势群体在主流媒体中息声，也使其困境从大众视角中消隐，导致忽视甚至歧视。

弥漫性恐惧

值得注意的是，这五家媒体的公众号中，《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和《上海发布》在与疫情有关文章的标题中大量使用感叹号。搜索“疫情”一词，有感叹号的标题占比分别为42.6%，41.6%和48.7%。标题中常常出现“急寻”“刚刚”“深夜”这类引发焦急的词汇和“这些人”“点名”“报备”等命令性词汇。

我们对《人民日报》中“立案”一词下所有文章进行了内文情感分析，使用的工具是阿里云自然语言处理情绪分析API，其分析方式是根据稿件内容给出稿件情绪倾向性的排名和分数推测，推测出的情绪共有11种可能，排名越靠前、分数越高的情绪和稿件内容更为贴近。

在我们分析的20条稿件中，“愤怒”“抱怨”“投诉”三种情绪占据了49%，其中，“愤怒”占据排名前三情绪的稿件有14条。进一步分析这些稿件，会发现稿件中对于“犯错者”的行为动机都缺乏描写，而着重于其行为带来的后果，即使人们的行为是为了就医、获取经济来源等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宣传部门用情绪化的表达恐吓公众，服务于“动态清零”的贯彻。“动态清零”并非疫情期间出现的新口号，它曾被用于宣传就业保障。2019年1月的一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介绍对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援助，提及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动态清零”真正用于防疫，根据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为第一作者的论文《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动态清零”策略》，是自2021年8月开始。该政策指在遵循“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基础上，“发现一起、扑灭一起”，快速切断每一起传播链，使每场疫情均以感染者清零、传播链中断为止。

而国家卫健委开始大规模宣传“动态清零”则始于2021年11月。同样是梁万年在媒体强调，中国疫情防控坚持“动态清零”而非零感染。在2021年12月的西安和2022年4月的上海，这一策略被强力执行。

我们在《上海发布》上海封城期间的文章标题中搜索“孙春兰”，可以看出整个语言是演讲式的、非理性的、狂热的、呼号动员式的，像起誓一样面向集体和公众：“迎难而上”“咬紧牙关”“勠力同心、以快制快、一气呵成”“抱定必胜信心”“全力跑赢病毒”……

“认识再提高，行动再坚决，措施再落实”“四应四尽”……铿锵有力语言的背后是宏大、虚无和贫瘠；“尽锐出战”“坚决打赢大仗赢仗”“狙击战”“连续奋战”“决战冲锋”“持续攻坚，扩大战果，一鼓作气”……对战斗和军事隐喻的偏好，将防疫状态高度军事化；“全面”“全域”“全力”“全员”“一切”……全称量词的大量使用意味着对绝对掌控。

张瑞认为，这些话术看起来是专业术语，实际上伪专业的：“真正专业的公共卫生秩序首先独立于政治，有自己的目标。其次，它内部的科学话语是多元的、竞争性的、开放的。而这些词实际上是权力话语打扮成科学的样子，目的是为了增强合法性，本质上它是在构建一个极权化的公共卫生秩序，最终是服务于极权体制的。”

不容质疑的政策也意味着不容变通的执行。某媒体记者曾采访河北一位宣传系统官员，对于北三县（注：北京市与天津市交界处的三个隶属于河北省廊坊市的县级行政区）能否进京的政策，他表示并不清楚决策到底是哪一级组织作出的，但能做的唯有“贯彻”：“廊坊这个区位是保卫北京的，有时候政策不是河北定的，也不是廊坊的政策，它其实是北京的政策。只要所在的市有一例确诊就无法进入北京，这个政策也是挺一刀切的。”

2022年4月11日，中国北京，一名工作人员引导市民在检测点排队进行核酸检测。摄：Tingshu Wang/Reuters/达志影像

浪漫化叙事则作为口号宣传的补充，试图以“感动”软化公众对防疫的不满。以上海封城举例，在《人民日报》标题中搜索“上海”：《驰援上海抗疫！我们共同“守沪”》《一起守“沪”，上海加油！》《“江苏大白，谢谢你们！”上海加油，我们都在！》《上海政协委员注册成骑手，半个月只送药，第一单送完眼泪就打转》《 这位老人写给上海的信刷屏了！》《“重症八仙”已有3位奔赴上海支援》……

而当“封城”一词会唤醒公众的武汉记忆和上海创伤，为防疫大局带来隐忧，宣传系统用静默取代了封城。

这反映了中国防疫一些巧妙细微的宣传变化，李池认为，“封城现在变成了一个敏感词，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会让人们想起武汉疫情，包括上海疫情。词的选择是社会管理的一部分。要管理一个社会，很重要的一点是管理人们思维的方式。这个现象背后的意义是把这件事中性化。我觉得它不是一种欺骗，它是一种移植术第一，官方不希望大家对这个政策产生恐惧，第二，也不希望大家对历史记忆产生反复。”

回顾三年防疫，宣传部门成功地将歧视与恐惧根植于普通人的心理，弥漫性的恐怖也带来了寒蝉效应。当自己面临污名或指责时，自保式的“政治”表态就成了迫不得已的膝跳反应，就如贵阳转运大巴侧翻事故遇难者家属在微博讨要说法时，首先要强调自己“永远是中国人”“爱国”。“受到了某种压迫和不公而又没有办法改变时，人们通过站在压迫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说服自己，将问题合理化。不然，人在心理上会崩溃的。”张瑞说。

应受访者要求，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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