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为西安孕妇流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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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封城半个月，迄今尚未有一人死于新冠，但死于次生灾害的已经不止一人了。

1月1日晚，一位西安孕妇在临盆之际打不通120急救电话，最后打了110，才于当晚9点被送抵西安高新医院。结果到了医院门口，又因为没有核酸检测报告无法入内，一直延误了近2个小时。在等待中，这位孕妇大出血，怀胎八月的孩子不幸流产。

此事在1月4日由其家属爆料之后，引起全网轩然大波。我一些朋友在谈起此事时也都摇头叹息：“这事没得洗，让孕妇一直流着血等待就是不合适。”但事后来看，这么说还是低估了舆论的复杂性，因为这里还有个关键问题：就算这事确实有错，但这错究竟应该谁来负责？

医院当然首当其冲，西安高新医院此前还算是口碑不错的民营三甲医院，这次不仅声誉，在经济上也遭受重创：它所属的A股上市公司国际医学1月6日股价一度跌幅逾9%，收盘时才收窄至4.81%，市值233.97亿，相当于12亿就此蒸发。

也正因其民营背景，在B站上无数人都在骂“私立医院唯利是图”，在百家号的相关文章下，最高赞留言也满是这样：“直接封了吧，老总不能开任何一家公司。为了利益，别人的生命都不再重要了。”“医院绝对不能私有化！”

这种反应对不对且另说，但由此可见一种普遍的情绪：在为数不少的国人心目中，“私有”和“资本”就是万恶之源，因为我们教科书上就写着“资本是剥削”，“唯利是图”准没好事。

但是等等，这家医院是因为孕妇没钱而拒诊吗？没有任何报道提及这一点，都说她之所以被延误是因为核酸检测问题。那么何以见得民营医院就更冷血？她如果被送到别处就能一路绿灯了吗？

在此不妨以另一事例佐证：1月5日，一位西安网友“太阳花花花00000”在微博发文称，其父1月2日中午突发心绞痛，下午2点到高新国际医学中心后，也被保安以中风险地区为由拒不接诊。之后再联系521医院和第三人民医院，前者回复只接收发热门诊，后者明确表示不接收。她在数小时内辗转联系多家医院未果，最后在心绞痛发作8小时后，晚上10点多还是回到高新国际医学中心手术。然而，病情已耽误太久，2小时内使用溶栓药物就可救治，此时已没有希望。最终其父于次日凌晨不幸离世。

在这一事例中，521医院和第三人民医院都是公立医院，都坚决拒收，最后还是高新国际医学中心接收了——无独有偶，它和西安高新医院同属“国际医学”集团。病人之所以去那里，是因为那是政府公布的黄码医院、定点医院，别处只有更难。

那位不幸流产的孕妇原本建档产检的医院其实也不是西安高新医院，而是离家更近的省康复医院，左近还有交大一院、521医院，但110却舍近求远，把她送往从未就诊过的西安高新医院，为什么？这似乎并非医院医术（除了521医院，都是三甲）。更合理的一个推测是：110知道那几家公立医院可能管控执行得更严格，根本进不去。

西安卫健委主任向孕妇道歉

不论如何，现在出事了总要有人背锅。昨天，西安已作出迅速反应：在市第48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会上，卫健委主任刘顺智向流产孕妇鞠躬道歉，认定这是一起责任事故，高新医院存在分诊识别不精准、专科介入不及时、流程处置不高效、应急预案不充分等问题，总经理范郁会被停职，门诊部、医务部相关责任人被免职。

为吸取教训，西安现要求各大医院的急救通道24小时待命，尤其是高血压、冠心病患者出现紧急情况时必须立即呼叫120就医。省委书记刘国中批示，医院要能开尽开，对透析患者、孕产妇、新生儿、急危重患者等，要第一时间救治，整改上要坚决彻底。

今早的最新消息是，西安疫情防控工作明确：不得以查验核酸48小时阴性证明作为进出小区就医、转送病人和接诊的限制。

这当然是好事，至少能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然而你也不难想见，在拿到这一“尚方宝剑”之前，谁也不敢随便接诊一个没有核酸证明的患者，不然出了事谁负责？

豆瓣上的“陆禾”说，她去年夏天因为内出血住院，再迟半小时就完了，而她的核酸结果直到那天傍晚才出来，是那位年轻的急诊女医生拼力为她争取开了绿色通道：

因为没有等核酸检测结果进手术室，后来又送病房观察，虽然是单人病房，但从医生到护士都被批评了。直到我出院那天，早上护士站开大会，我听见护士长还在批评当班护士，强调没有核酸结果一律在楼下等，不准进病房。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她们，那位年轻的女医生，还有那两位护士。在这个规定大如天、人人惯性顺从的地方，如果没有她们为我冒险为我承担，我肯定死定了。

换句话说，虽然都在说“人命大过天”，但对医务人员来说，为了“医德”，可能要搭进去自己的饭碗，而这样的英雄之举，显然不可能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北京大土豆”在微博上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悲剧，恰恰是因为无人敢为此负责：

说不定在西安的大医院当保安也是一份不错的当地工作。所以，我在西安某女士发的她父亲心绞痛过世的视频里，看到的医院保安的所作所为，一口一个“听清楚了，我在执行我的职责”，为什么可以这么“固执”，解释起来也就顺理成章了。他们不敢变通，并非心狠手辣，而是怕丢了这个饭碗，因为再找一份相当的工作，在当地是很困难的。

也因此，还有一派观点认为，像“孕妇因核酸证明延误就诊导致流产”的事，虽然是悲剧，但各方都没做错什么。“烧伤超人阿宝”的一篇《“孕妇在医院门口等2小时后流产”，真相到底如何？》就最为典型：

这个悲剧的发生，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原因。很多人，很多部门，包括孕妇自己，都有一定责任，而当事医院反而很难挑出什么大错。复盘推演一下，面对这种来自中风险封管地区，无48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未提前进行闭环管理，且主诉症状轻微的患者，换哪家医院结局似乎都很难改变。

[……]把责任全部扣到高新医院头上，似乎欠妥。让高新医院的医务人员和领导独自背下这个黑锅，也有欠公道。

事实上，他暗示，孕妇本人才应负主要责任：身为经产妇，孕期未按时正规产检，也明知身处中风险封管地区，事到临头才仓促就医。有人从医学技术上分析判断，产妇对自己高危状况不重视，有的人甚至哪怕医生一再提醒及早住院，但一家人都觉离医院近，都没当回事，结果“从肚子疼到见医生半个小时，双胞胎胎心都听不到了”。

我发现，持有这一派观点的，以男性居多，有时他们还嗤之以鼻地认为那些同情孕妇的都是“不过脑子”而受了情绪煽动，而自己的观点则更为“中肯”。在生活中，他们往往都很努力，甚至还很成功，因为他们假定：大环境是无法改变的，与其抱怨它、想着改进它，不如改变自己。

但这就默认了现实都是合理的，很容易变成“指责受害者”，和女性遭侵犯后责怪她们“为何自己穿那么少”其实出自同一逻辑。此前，上海有独居女性被装入行李箱抛尸，也有媒体指责她自己缺乏警惕防范心理，但这无异于对上海的“高级黑”，因为这相当于承认：这座大城市是如此不安全，以至于一个女性得学会自我防范，才能免于被害。

毫无疑问，“大环境”其实是可以改进的，虽然常常是在悲剧发生之后，而一个好的城市，也不应当苛求每个人都具备超常的能力。要避免悲剧重演，强化问责当然有其必要，但更重要的是给前端赋权。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如果执行人员没有权利，那么更强的问责制之下，结果就有可能事与愿违：人们更不敢接烫手山芋，下次会记得把你扔得更远一点；而病人家属则可能发现，必须要大闹才能争取到基本权利。好的制度不应该考验人性，它应当在不需要我们超常付出的情况下，就能得到生而为人所应有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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