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没于史海的磨难：傅雷镜中的摄影师 -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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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或1980年，苏州，本文作者父亲沈仲章、“镜中摄影师”朱文光与其夫人唐子仁。1960年，当局怀疑朱文光协助傅雷之子傅聪出逃英国，将其秘密拘捕。 Zhu Chengzhang
50年前的9月初，傅雷先生不堪凌辱，与夫人朱梅馥一起，决然自缢身亡。近年来常有朋友向我求证，《傅雷遗书》中“委托数事如下”第二条的“沈仲章”，是否就是我父亲。是的，那正是我父亲。也有人关心，傅先生遗言归还沈仲章的“奥米茄自动男手表”，最终是否到了我家。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还年幼，不会过问家中财物。但从遗书影印件看，那一条上面打了个勾。依我猜测，即便那件小事当时算是解决了，可怜我家也多次被抄，一度还被扫地出门，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父亲沈仲章是“名士派”学者兼资本家，与著名文学艺术翻译家傅雷先生相熟多年。他俩也有不少共同的朋友，有文艺界的施蛰存、郑振铎等名人旧识，也有摄影界的玩家新交。其中许多人在文革之中与之前，遭受了各种各样的磨难。那些匪夷所思的岁月并未远去，面目却已经模糊起来，他们的故事也渐渐湮没于史海。
我猜想，傅雷先生大概并不热衷于自己动手拍照，而是与朋友们一起凑趣。父亲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多方面有所建树的名学者刘半农等一起，琢磨写真技术，包括试用红外线。三四十年代，他先后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和香港商务印书馆，翻拍居延汉简（就是上世纪30年代在内蒙古居延地区出土的汉代木简），参与解决制版上的技术问题。到了五六十年代，又与几个爱捣鼓照相的，迷上了彩色摄影。就在那个时期，傅雷先生有事需要擅长摄影者帮忙，照相成了他们的共同话题之一。
几年前我从父亲的遗物中，找到了两张傅雷先生的照片。其中一张是傅先生在书房，已经发表于2014年11月28日的《南方都市报》。刊登时相随的拙文提及另一张，照片里傅雷先生手持烟斗，“墙上镜子里还有个人影。镜中之人相机齐眉，像是拍摄者不小心，把自己也拍进去了。我不敢认镜中人影是我父亲，倒觉得更像父亲的一位老朋友。”
这位不小心为自己留了影的“镜中摄影师”是谁？他该是朱文光。
朱文光先生是原上海市仁济医院医学摄影室主任，后任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摄影师。父亲大约在50年代中期才与朱文光相识。朱文光性情好，父亲特别喜欢他，两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不同于父亲结交的文人圈，他与朱文光一块玩的友人圈里，大都是上海“老克腊”（旧上海较早接受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人，受过良好教育，生活西化，讲究品质）。这个圈子里的人，精通照相器材， 收藏西洋古董……“花样精”透透。我还记得小时候，隔三差五来我家喝咖啡的几拨人中，上海照相机厂资方代表“小开”徐国均、名中医丁济民丁济南两兄弟，常与朱文光夫妇同时出现。
朱文光生于1929年，比我父亲年轻24岁。父亲与他结识的时候，我没出生或者顶多刚出生，哥哥姐姐的年龄也在个位数。他的独子朱成章长我四五岁，比我哥哥姐姐略小一点。所以，我们是同一辈分，小孩子的父母们都是长辈。依上海人规矩，我家孩子叫朱文光“朱家伯伯”。他夫人唐子仁是著名心理学家唐钺先生的三女儿，我们叫她“朱家姆妈”。除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大概就是傅雷先生自杀的那一阵子，所有朋友都不敢串门，别的时候朱沈两家往来频繁，大人小孩都很熟悉。
朱文光是著名教育家朱经农先生的三公子。朱经农先生1948年后留居美国，两个大儿子在国外，两个小儿子留在了大陆。朱文光有海外关系，又与沪上的洋人多有瓜葛，成了新政权的怀疑对象，厄运难逃。他曾被扣上“间谍”罪名近20年，坐牢，劳改，直到文革后才获平反。中美建交后朱家伯伯出国，太太和儿子媳妇也陆续移居美国，常住加州，2011年朱家伯伯因病去世。
今年1月底，我打电话向朱家姆妈拜年，聊了很久。我们聊到了朱家伯伯与傅雷先生，相识的起因、交谊的发展，以及遭受的牵连。下面是朱家姆妈告诉我的一些往事：
上世纪50代，傅雷要出版他翻译的书，大概就是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人间喜剧》(Comédie Humaine)中的几部小说。文字方面的工作完成后，还需要配上插图。为了从原版的法文书中翻拍，傅雷找到了在上海的英国摄影家丹特(R.V. Dent)，请他介绍合适人选。
丹特随其在海关工作的父亲，从小住在中国，是个上海通。丹特在上海的雷士德医学研究院(Henry Lester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供职，专攻医学摄影技术。他在科技摄影界颇受尊重。傅雷与丹特是朋友，丹特向傅雷推荐了他的得意门生朱文光。就像沈先生一样，傅先生也喜欢上了朱文光，很快成了好朋友。翻拍任务完成后，傅先生还三天两头找个由头叫他去。而沈先生也三天两头想见朱文光，就干脆跟着一起去傅家。常常是为傅雷拍照，人像、花卉……只要是大家都感兴趣的题材。如此从50年代中期，持续到1960年。
上世纪50年代，傅雷先生与“镜中摄影师”。 Zhu Wenguang/Courtesy of Shen Yaming
1960年，朱文光突然被秘密拘捕。朱家与傅家，就此不再走动。但有一次，朱家姆妈在街上碰到傅太太。朱家姆妈回想，那正是1966年8月下旬，文革来势汹汹，绝大多数学者都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猛烈冲击。傅太太没怎么说自己，却牵挂朱太太的父亲，探问在北大当教授的唐钺先生“熬得过吗”，当时人人自危，两位太太简单交谈了几句，便匆匆道别。算来顶多十天之后，傅雷夫妇终因实在“熬不过”那场人间闹剧，永别了所有的亲朋好友。
朱文光获得释放之后，向家人慢慢细诉“里面”的经历。朱家姆妈才晓得，原来她丈夫被抓，就是因为那个英国人丹特。而原因之一，就是被怀疑协助傅雷长子傅聪“叛逃”。在那六年秘密关押期间，朱文光不断被盘问，傅聪去英国定居，是不是他通过丹特，辗转搭的桥。
事情得再往前回溯。50年代初期，年轻有为的傅聪在钢琴独奏艺术，尤其是肖邦曲目的演绎方面暂露头角，引起了国际音乐界的瞩目。1955年，20刚出头的傅聪，在华沙的萧邦国际钢琴比赛中夺取了第三名，留在波兰深造。1958年，中国的反右运动进行“补课”，他父亲傅雷被划为“右派分子”。同年12月，傅聪提前结束学业，从波兰直奔英国伦敦定居。
传闻傅聪之所以能够顺利逃脱，是得到英国大使馆出手相助。波兰也属“社会主义阵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留学生，并不能随便与他国使馆联系。平日未见傅聪与英国官员接头，却能直接移民该国，这“暗度陈仓”使有关方面措手不及。吃惊之余，亡羊补牢，追究来龙去脉。
公安方面免不了要怀疑，会不会有人“里通外国”？傅雷是不是“幕后”之手？再说大陆易帜后，外国侨民纷纷离开，但傅雷的朋友丹特却留在上海，也该早就被盯上了。公安方面没有凭据，不能随便逮捕洋人，只好拘留丹特最喜欢的学生，从朱文光身上突破。那年头除了少数外国侨民，几乎没人能与海外沟通 。朱文光与傅雷和丹特都过从甚密，要是他招了，岂不揪出一连串？（写到这里，我突然后怕，常常与朱文光一起出入傅家的沈仲章，会不会也有“从犯”之嫌？）
朱文光原先并不知情，后来终于悟出了其间关节，因为在秘密关押期间，他不断被盘问，傅聪移居英国，是不是由他通过丹特，辗转搭的桥。
朱文光遭受的牵连，至今还没有人告诉居住在英国伦敦的傅聪。
文革后补开的傅雷朱梅馥追悼会，朱文光被遗忘了。吃了那么多年的苦，朱家也心有余悸。唯恐授人以柄，再有反覆。避嫌还来不及，哪敢主动联系？父亲倒是收到邀请，参加了追悼会。施蛰存在《纪念傅雷》一文中写道：“我的照相册中有一张我的照片，是1979年4月16日在傅雷追悼会上，在赵超构送的花圈底下，沈仲章给我照的……这几年来，我就是默对这些东西，悼念傅雷。”（赵超构是著名新闻编辑。）
我有一张傅聪手捧傅雷遗像的照片，不怎么清晰，封套上父亲写明弃用。估计另有更多的选用之照，还待日后查找。可惜去追悼会时，父亲大概还不清楚朱文光的那段冤情，没能转告傅聪。
不知为什么我一直保存着一个错觉，朱家伯伯出国前，没来得及为自己正名，莫须有的“帽子”没有摘去。直到傅雷五十周年忌日不久前的一个上午，我给朱家姆妈打电话，征求她的同意，是否能把上述故事讲出来。这才高兴地得知，朱家伯伯的罪名早已洗清。
朱家姆妈最近身体欠佳，没有多谈。那天下午朱成章来了电话，代他母亲回答了几个问题。又聊起了朱家伯伯，以下是他的补充：
英国人丹特在科技摄影界相当有名，上海有很多人拜他为师。谁都不知道，在诸多求教者中，还有公安局派去的人。公安系统派人有两个目的：一是的确需要学习科技摄影，二是非常怀疑这个赖在中国不走的外国人。所以乘机派遣“坐探”，监视“国际间谍” 。
朱文光被捕前，压根儿没想到这么复杂，直到受审时见到熟面孔，才知晓那人的真实身份。审问者抛出已掌握的材料，朱文光于是明白，原来他和丹特的一举一动，早都被汇报了。
朱家伯伯聪明好学，无形中成了丹特的“首席”高足。丹特有时接到难度高的项目，人杂无益，有一个得力助手就够了。凡遇到这种情况，丹特就打发别人，留下朱文光。而这时，那个公安“密探”就无法监视，起了疑心，觉得丹特与朱文光在干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久而久之，疑团难解，只有抓个“舌头”审问。
因为没有理由正式颁发逮捕令，也担心打草惊蛇，公安局悄悄抓人。其间发生一段周折，沈仲章也不脱干系，尽管自己不知道。
经过大致是这样：朱文光在仁济医院任职，从事医学摄影的技术工作。有次接到上级通知，派他去江苏靖江地区，拍摄血吸虫灾情，说定了火车出发的日期班次。其实，派他出差是假，人不知鬼不觉地抓他是真。算准时间，公安人员等候在火车站逮人。可是等了很久，不见朱文光的人影。警方以为嫌疑犯得到通报溜了。朱文光“落网”后，办案人员余怒未消，一再逼问，为什么临时改期，是谁走漏了风声，害得他们守株无兔。
实际上怎么回事呢？那天不用上班点卯，火车启动前有些空闲，朱文光与朋友小聚，其中有我父亲沈仲章。朋友们聊得高兴，竟然误了火车。朱文光打算第二天再去，当天先回家了。看来，得怨父亲等“同谋”扰乱了公安的布局，害苦了埋伏的警察。朱文光并不知道自己“拒捕”，向单位打了招呼，第二天按同一班次的时间，去火车站“自投罗网”。
警方抓人之后，根本不通知家属。本来出差应该是两三天，朱家姆妈等了一个星期，丈夫没有回家，也没有打电话或来信通个气，不免着急。跑去问单位，领导说任务没完成，延长了。下次去问，又换另一个借口。拖了差不多一个月，才告诉她，你丈夫被拘留了。问是什么罪名，答是“投机倒把”。朱家姆妈想，怎么可能？！如此不明不白，一拖整整六年！
这整整六年，一切都神秘兮兮。既不放人，也不开庭审判。因为没有“收监”，家属也不能探监。有时从“里面”传出口信来，讨些衣物，还不时指名索取这本那本摄影技术书刊。原来，公安系统逮了朱文光，又是一举两得。一方面细细审讯“囚徒”，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这个“囚奴隶”的技术。 六年后那些书籍回到家中，朱成章见到页边空白处，密密麻麻写满笔记，都是关于摄影技术方面的，比如读书心得、实验数据等等。朱文光对儿子解释道，如果写在纸上，就会被收走。可叹这些书籍连带页边的笔记，最后还是被“收走”了。收走朱家物品的人倒不是警察，而是来抄家的红卫兵。
拘押审查了六年，警方实在找不出任何“破绽”，但若无罪释放，岂不承认冤枉好人，为社会主义制度抹黑？而对这六年的失去自由，也总得给个说法。这好办，就定个“间谍”罪，判他个不多不少六年。上头说了定了，表面还得做官样文章哪，得查有实据吧？果真有！原单位的同事告诉朱家，1966年在仁济医院召开过一个公审大会。会上宣布的罪行之一，是朱文光向国外“提供了上海闵行新区的供电信息”。朱文光在上海市区医院工作，怎么能得到闵行供电情报？罪证也“确凿”，法院曾向“罪犯”本人出示他拍摄的闵行街景，照片上有电线和电线杆。应有尽有，无懈可击。
判决下来六年刑期已满，但正逢文化大革命开始。警方明白朱文光委屈，收押期间又替他们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告诉他，你要是现在出去，肯定会丢命，不如把你留在里面，继续劳动改造。于是，朱文光被转到闵行的一个劳改工厂。先去翻砂车间干苦力，后又调至技术组专做光学方面的事, 但从1972年起偶尔允许回家。如此又是12年，1978年获得平反，回市区原单位了。
大陆门户开放后，外国不少代表团来访。有个好莱坞访问团，在上海观看了一部中国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大为欣赏。中方接待人员中有著名动漫画家阿达，当美方人员问及科技问题，阿达据实相告，要把中国水墨画融入动画拍摄，最初确实遇到了技术上的麻烦，多亏朱文光，解决了关键问题。好莱坞的代表马上提出，希望会会这位朱先生。
阿达是朱文光的好朋友，乐意引见。美方人员与朱文光一谈，认为人才难得，鼓励他到好莱坞发展。朱文光平反回归原单位，但原工作岗位已有人占据，虽然给了个虚职，不得展其才。他当时50来岁，当然想找用武之地，听了大受鼓舞。他父亲朱经农早已去世，但有两个兄长在美国，于是申请探亲。到了美国，好莱坞的允诺未能兑现，但朱文光凭其技术实力，很快就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竞争到了一个发挥特长的职位。
以上是与傅雷先生“合影”的镜中摄影师的故事。匆匆道来，纪念傅雷先生和夫人朱梅馥逝世50周年，并缅怀他俩在天堂的朋友们，特别是朱文光先生，我的朱家伯伯。
**更正：**本文稍早时称朱文光自1966年开始到翻砂车间干苦力，后被调至技术组，直至1978年获得平反回家。经核查，朱文光自1972年起偶尔被允许回家，直至1978年正式获得平反。特此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