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没于史海的磨难:傅雷镜中的摄影师 -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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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或1980年,苏州,本文作者父亲沈仲章、“镜中摄影师”朱文光与其夫人唐子仁。1960年,当局怀疑朱文光协助傅雷之子傅聪出逃英国,将其秘密拘捕。

1979或1980年,苏州,本文作者父亲沈仲章、“镜中摄影师”朱文光与其夫人唐子仁。1960年,当局怀疑朱文光协助傅雷之子傅聪出逃英国,将其秘密拘捕。 Zhu Chengzhang

50年前的9月初,傅雷先生不堪凌辱,与夫人朱梅馥一起,决然自缢身亡。近年来常有朋友向我求证,《傅雷遗书》中“委托数事如下”第二条的“沈仲章”,是否就是我父亲。是的,那正是我父亲。也有人关心,傅先生遗言归还沈仲章的“奥米茄自动男手表”,最终是否到了我家。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还年幼,不会过问家中财物。但从遗书影印件看,那一条上面打了个勾。依我猜测,即便那件小事当时算是解决了,可怜我家也多次被抄,一度还被扫地出门,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父亲沈仲章是“名士派”学者兼资本家,与著名文学艺术翻译家傅雷先生相熟多年。他俩也有不少共同的朋友,有文艺界的施蛰存、郑振铎等名人旧识,也有摄影界的玩家新交。其中许多人在文革之中与之前,遭受了各种各样的磨难。那些匪夷所思的岁月并未远去,面目却已经模糊起来,他们的故事也渐渐湮没于史海。

我猜想,傅雷先生大概并不热衷于自己动手拍照,而是与朋友们一起凑趣。父亲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多方面有所建树的名学者刘半农等一起,琢磨写真技术,包括试用红外线。三四十年代,他先后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和香港商务印书馆,翻拍居延汉简(就是上世纪30年代在内蒙古居延地区出土的汉代木简),参与解决制版上的技术问题。到了五六十年代,又与几个爱捣鼓照相的,迷上了彩色摄影。就在那个时期,傅雷先生有事需要擅长摄影者帮忙,照相成了他们的共同话题之一。

几年前我从父亲的遗物中,找到了两张傅雷先生的照片。其中一张是傅先生在书房,已经发表于2014年11月28日的《南方都市报》。刊登时相随的拙文提及另一张,照片里傅雷先生手持烟斗,“墙上镜子里还有个人影。镜中之人相机齐眉,像是拍摄者不小心,把自己也拍进去了。我不敢认镜中人影是我父亲,倒觉得更像父亲的一位老朋友。”

这位不小心为自己留了影的“镜中摄影师”是谁?他该是朱文光。

朱文光先生是原上海市仁济医院医学摄影室主任,后任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摄影师。父亲大约在50年代中期才与朱文光相识。朱文光性情好,父亲特别喜欢他,两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不同于父亲结交的文人圈,他与朱文光一块玩的友人圈里,大都是上海“老克腊”(旧上海较早接受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人,受过良好教育,生活西化,讲究品质)。这个圈子里的人,精通照相器材, 收藏西洋古董……“花样精”透透。我还记得小时候,隔三差五来我家喝咖啡的几拨人中,上海照相机厂资方代表“小开”徐国均、名中医丁济民丁济南两兄弟,常与朱文光夫妇同时出现。

朱文光生于1929年,比我父亲年轻24岁。父亲与他结识的时候,我没出生或者顶多刚出生,哥哥姐姐的年龄也在个位数。他的独子朱成章长我四五岁,比我哥哥姐姐略小一点。所以,我们是同一辈分,小孩子的父母们都是长辈。依上海人规矩,我家孩子叫朱文光“朱家伯伯”。他夫人唐子仁是著名心理学家唐钺先生的三女儿,我们叫她“朱家姆妈”。除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大概就是傅雷先生自杀的那一阵子,所有朋友都不敢串门,别的时候朱沈两家往来频繁,大人小孩都很熟悉。

朱文光是著名教育家朱经农先生的三公子。朱经农先生1948年后留居美国,两个大儿子在国外,两个小儿子留在了大陆。朱文光有海外关系,又与沪上的洋人多有瓜葛,成了新政权的怀疑对象,厄运难逃。他曾被扣上“间谍”罪名近20年,坐牢,劳改,直到文革后才获平反。中美建交后朱家伯伯出国,太太和儿子媳妇也陆续移居美国,常住加州,2011年朱家伯伯因病去世。

今年1月底,我打电话向朱家姆妈拜年,聊了很久。我们聊到了朱家伯伯与傅雷先生,相识的起因、交谊的发展,以及遭受的牵连。下面是朱家姆妈告诉我的一些往事:

上世纪50代,傅雷要出版他翻译的书,大概就是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人间喜剧》(Comédie Humaine)中的几部小说。文字方面的工作完成后,还需要配上插图。为了从原版的法文书中翻拍,傅雷找到了在上海的英国摄影家丹特(R.V. Dent),请他介绍合适人选。

丹特随其在海关工作的父亲,从小住在中国,是个上海通。丹特在上海的雷士德医学研究院(Henry Lester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供职,专攻医学摄影技术。他在科技摄影界颇受尊重。傅雷与丹特是朋友,丹特向傅雷推荐了他的得意门生朱文光。就像沈先生一样,傅先生也喜欢上了朱文光,很快成了好朋友。翻拍任务完成后,傅先生还三天两头找个由头叫他去。而沈先生也三天两头想见朱文光,就干脆跟着一起去傅家。常常是为傅雷拍照,人像、花卉……只要是大家都感兴趣的题材。如此从50年代中期,持续到1960年。

上世纪50年代,傅雷先生与“镜中摄影师”。

上世纪50年代,傅雷先生与“镜中摄影师”。 Zhu Wenguang/Courtesy of Shen Yaming

1960年,朱文光突然被秘密拘捕。朱家与傅家,就此不再走动。但有一次,朱家姆妈在街上碰到傅太太。朱家姆妈回想,那正是1966年8月下旬,文革来势汹汹,绝大多数学者都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猛烈冲击。傅太太没怎么说自己,却牵挂朱太太的父亲,探问在北大当教授的唐钺先生“熬得过吗”,当时人人自危,两位太太简单交谈了几句,便匆匆道别。算来顶多十天之后,傅雷夫妇终因实在“熬不过”那场人间闹剧,永别了所有的亲朋好友。

朱文光获得释放之后,向家人慢慢细诉“里面”的经历。朱家姆妈才晓得,原来她丈夫被抓,就是因为那个英国人丹特。而原因之一,就是被怀疑协助傅雷长子傅聪“叛逃”。在那六年秘密关押期间,朱文光不断被盘问,傅聪去英国定居,是不是他通过丹特,辗转搭的桥。

事情得再往前回溯。50年代初期,年轻有为的傅聪在钢琴独奏艺术,尤其是肖邦曲目的演绎方面暂露头角,引起了国际音乐界的瞩目。1955年,20刚出头的傅聪,在华沙的萧邦国际钢琴比赛中夺取了第三名,留在波兰深造。1958年,中国的反右运动进行“补课”,他父亲傅雷被划为“右派分子”。同年12月,傅聪提前结束学业,从波兰直奔英国伦敦定居。

传闻傅聪之所以能够顺利逃脱,是得到英国大使馆出手相助。波兰也属“社会主义阵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留学生,并不能随便与他国使馆联系。平日未见傅聪与英国官员接头,却能直接移民该国,这“暗度陈仓”使有关方面措手不及。吃惊之余,亡羊补牢,追究来龙去脉。

公安方面免不了要怀疑,会不会有人“里通外国”?傅雷是不是“幕后”之手?再说大陆易帜后,外国侨民纷纷离开,但傅雷的朋友丹特却留在上海,也该早就被盯上了。公安方面没有凭据,不能随便逮捕洋人,只好拘留丹特最喜欢的学生,从朱文光身上突破。那年头除了少数外国侨民,几乎没人能与海外沟通 。朱文光与傅雷和丹特都过从甚密,要是他招了,岂不揪出一连串?(写到这里,我突然后怕,常常与朱文光一起出入傅家的沈仲章,会不会也有“从犯”之嫌?)

朱文光原先并不知情,后来终于悟出了其间关节,因为在秘密关押期间,他不断被盘问,傅聪移居英国,是不是由他通过丹特,辗转搭的桥。

朱文光遭受的牵连,至今还没有人告诉居住在英国伦敦的傅聪。

文革后补开的傅雷朱梅馥追悼会,朱文光被遗忘了。吃了那么多年的苦,朱家也心有余悸。唯恐授人以柄,再有反覆。避嫌还来不及,哪敢主动联系?父亲倒是收到邀请,参加了追悼会。施蛰存在《纪念傅雷》一文中写道:“我的照相册中有一张我的照片,是1979年4月16日在傅雷追悼会上,在赵超构送的花圈底下,沈仲章给我照的……这几年来,我就是默对这些东西,悼念傅雷。”(赵超构是著名新闻编辑。)

我有一张傅聪手捧傅雷遗像的照片,不怎么清晰,封套上父亲写明弃用。估计另有更多的选用之照,还待日后查找。可惜去追悼会时,父亲大概还不清楚朱文光的那段冤情,没能转告傅聪。

不知为什么我一直保存着一个错觉,朱家伯伯出国前,没来得及为自己正名,莫须有的“帽子”没有摘去。直到傅雷五十周年忌日不久前的一个上午,我给朱家姆妈打电话,征求她的同意,是否能把上述故事讲出来。这才高兴地得知,朱家伯伯的罪名早已洗清。

朱家姆妈最近身体欠佳,没有多谈。那天下午朱成章来了电话,代他母亲回答了几个问题。又聊起了朱家伯伯,以下是他的补充:

英国人丹特在科技摄影界相当有名,上海有很多人拜他为师。谁都不知道,在诸多求教者中,还有公安局派去的人。公安系统派人有两个目的:一是的确需要学习科技摄影,二是非常怀疑这个赖在中国不走的外国人。所以乘机派遣“坐探”,监视“国际间谍” 。 

朱文光被捕前,压根儿没想到这么复杂,直到受审时见到熟面孔,才知晓那人的真实身份。审问者抛出已掌握的材料,朱文光于是明白,原来他和丹特的一举一动,早都被汇报了。

朱家伯伯聪明好学,无形中成了丹特的“首席”高足。丹特有时接到难度高的项目,人杂无益,有一个得力助手就够了。凡遇到这种情况,丹特就打发别人,留下朱文光。而这时,那个公安“密探”就无法监视,起了疑心,觉得丹特与朱文光在干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久而久之,疑团难解,只有抓个“舌头”审问。

因为没有理由正式颁发逮捕令,也担心打草惊蛇,公安局悄悄抓人。其间发生一段周折,沈仲章也不脱干系,尽管自己不知道。

经过大致是这样:朱文光在仁济医院任职,从事医学摄影的技术工作。有次接到上级通知,派他去江苏靖江地区,拍摄血吸虫灾情,说定了火车出发的日期班次。其实,派他出差是假,人不知鬼不觉地抓他是真。算准时间,公安人员等候在火车站逮人。可是等了很久,不见朱文光的人影。警方以为嫌疑犯得到通报溜了。朱文光“落网”后,办案人员余怒未消,一再逼问,为什么临时改期,是谁走漏了风声,害得他们守株无兔。

实际上怎么回事呢?那天不用上班点卯,火车启动前有些空闲,朱文光与朋友小聚,其中有我父亲沈仲章。朋友们聊得高兴,竟然误了火车。朱文光打算第二天再去,当天先回家了。看来,得怨父亲等“同谋”扰乱了公安的布局,害苦了埋伏的警察。朱文光并不知道自己“拒捕”,向单位打了招呼,第二天按同一班次的时间,去火车站“自投罗网”。

警方抓人之后,根本不通知家属。本来出差应该是两三天,朱家姆妈等了一个星期,丈夫没有回家,也没有打电话或来信通个气,不免着急。跑去问单位,领导说任务没完成,延长了。下次去问,又换另一个借口。拖了差不多一个月,才告诉她,你丈夫被拘留了。问是什么罪名,答是“投机倒把”。朱家姆妈想,怎么可能?!如此不明不白,一拖整整六年!

这整整六年,一切都神秘兮兮。既不放人,也不开庭审判。因为没有“收监”,家属也不能探监。有时从“里面”传出口信来,讨些衣物,还不时指名索取这本那本摄影技术书刊。原来,公安系统逮了朱文光,又是一举两得。一方面细细审讯“囚徒”,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这个“囚奴隶”的技术。 六年后那些书籍回到家中,朱成章见到页边空白处,密密麻麻写满笔记,都是关于摄影技术方面的,比如读书心得、实验数据等等。朱文光对儿子解释道,如果写在纸上,就会被收走。可叹这些书籍连带页边的笔记,最后还是被“收走”了。收走朱家物品的人倒不是警察,而是来抄家的红卫兵。

拘押审查了六年,警方实在找不出任何“破绽”,但若无罪释放,岂不承认冤枉好人,为社会主义制度抹黑?而对这六年的失去自由,也总得给个说法。这好办,就定个“间谍”罪,判他个不多不少六年。上头说了定了,表面还得做官样文章哪,得查有实据吧?果真有!原单位的同事告诉朱家,1966年在仁济医院召开过一个公审大会。会上宣布的罪行之一,是朱文光向国外“提供了上海闵行新区的供电信息”。朱文光在上海市区医院工作,怎么能得到闵行供电情报?罪证也“确凿”,法院曾向“罪犯”本人出示他拍摄的闵行街景,照片上有电线和电线杆。应有尽有,无懈可击。

判决下来六年刑期已满,但正逢文化大革命开始。警方明白朱文光委屈,收押期间又替他们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告诉他,你要是现在出去,肯定会丢命,不如把你留在里面,继续劳动改造。于是,朱文光被转到闵行的一个劳改工厂。先去翻砂车间干苦力,后又调至技术组专做光学方面的事, 但从1972年起偶尔允许回家。如此又是12年,1978年获得平反,回市区原单位了。

大陆门户开放后,外国不少代表团来访。有个好莱坞访问团,在上海观看了一部中国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大为欣赏。中方接待人员中有著名动漫画家阿达,当美方人员问及科技问题,阿达据实相告,要把中国水墨画融入动画拍摄,最初确实遇到了技术上的麻烦,多亏朱文光,解决了关键问题。好莱坞的代表马上提出,希望会会这位朱先生。

阿达是朱文光的好朋友,乐意引见。美方人员与朱文光一谈,认为人才难得,鼓励他到好莱坞发展。朱文光平反回归原单位,但原工作岗位已有人占据,虽然给了个虚职,不得展其才。他当时50来岁,当然想找用武之地,听了大受鼓舞。他父亲朱经农早已去世,但有两个兄长在美国,于是申请探亲。到了美国,好莱坞的允诺未能兑现,但朱文光凭其技术实力,很快就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竞争到了一个发挥特长的职位。

以上是与傅雷先生“合影”的镜中摄影师的故事。匆匆道来,纪念傅雷先生和夫人朱梅馥逝世50周年,并缅怀他俩在天堂的朋友们,特别是朱文光先生,我的朱家伯伯。

**更正:**本文稍早时称朱文光自1966年开始到翻砂车间干苦力,后被调至技术组,直至1978年获得平反回家。经核查,朱文光自1972年起偶尔被允许回家,直至1978年正式获得平反。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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