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治的骨灰为什么被移出八宝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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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富治的骨灰为什么被移出八宝山（下）

作者：周志兴

谢富治在文革这潭浑水里游泳，似乎很有心得，很多事情他都冲在了第一线。

在文革中，谢富治参与的还有一件大事，是武汉的“百万雄师”事件。

武汉的造反组织分成两大派。武汉军区支持其中的一派——“百万雄狮”，这被看作是“保守派”。另一派自然就是造反派了，他们便把矛头指向了支持“百万雄师”的武汉军区，冲击武汉军区，要打倒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他们的口号就是“揪军内一小撮”。

这个时候，正好毛泽东到武汉去视察。上一年的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有一次大张旗鼓的活动，73岁的他在长江中游泳。而这一次，他是秘密去的，武汉的造反派们并不知道毛泽东已到武汉，但是他们显然想得到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从而抗衡武汉军区。

当时，谢富治正在重庆。谢富治对毛泽东的保卫工作最为重视，每次毛泽东出行，他都亲自安排，甚至亲自陪同在侧，充当“大警卫员”。因此，得知毛泽东到武汉后，谢富治立即准备赴汉。当时，王力正好在重庆，听说谢富治将前往武汉见毛泽东，就和谢富治同行。

７月１４日，谢富治、王力到达武汉。他们有意在湖北大学校门口下车，与造反派谈话，公开了自己的身份。武汉的造反派们立即行动起来，把谢富治、王力称为“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欢迎他们来武汉解决问题。谢富治和王力马上在武汉召集汇报会，以中央大员的身份解决问题。会上，谢富治向陈再道施加压力，指责陈再道犯了路线错误，还说，你们支保吃左，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了，他威胁说，“你们要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不转变，你们自己考虑”。

陈再道不同意谢富治的说法，不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谢富治仗着自己是文革红人，把林彪的话拿出来用，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也不同意这个说法，谢富治立即给韩东山扣帽子说：你这是反对林副主席。接着，谢富治和王力一起，跑到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狮”指挥部，索要他们组织头头的名单，但是。因为他们是支持造反派的，所以，不可能得到名单。７月１８日晚，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这个学院现在并到了武大。在这里的造反派总部，谢王二人佩带上了该造反派组织的袖章，摆出了一副支持该组织的架式。谢富治还要求武汉空军负责人亮相，也支持该造反组织。

谢富治、王力支持的造反派组织第二天就广泛宣传谢富治、王力的指示，向“百万雄狮”施加压力，向武汉军区施加压力。这不是灭火，而是在拱火。

他们的目的达到了，谢富治、王力的行为，激怒了武汉的“百万雄狮”，他们组织了武汉三镇几十万人上街游行，高喊反对谢富治、王力的口号，贴出了揪出谢富治、王力的大字报。这样，武汉两大造反派组织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了。

在此情况下，７月１９日，武汉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大会，请谢富治和王力讲话。但他们在讲话中训斥武汉军区的领导人。这一消息传到了“百万雄狮”和独立师、２９师那里，群众和解放军战士再也不能容忍了。他们于７月２０日凌晨开始游行，并公开质问谢富治、王力：“百万雄狮”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武汉军区是不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他们回答，还声称：如果不回答，就要全市罢工、罢市，“百万雄狮”要在武汉军区呆一个月。

当天下午，陈再道去看望谢富治。“百万雄狮”的人得知这一消息后，尾随陈再道进入谢富治的房间，他们质问谢富治，要求揪出王力。王力吓得躲在里间不敢出来，但是，最后还是把王力抓走了。

其实，根据史料看，王力的讲话并不代表他自己，因为当时毛周两巨头都在武汉，周恩来有一个七一八讲话，把“百万雄师”定性为保守组织。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而他的讲话提纲是给毛泽东看过的，毛并没有那么赞同，他说，同意，让他讲吧，史无前例么，没有经验，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

7月18号当晚，毛泽东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李作鹏、汪东兴、陈再道等开会，他的讲话就柔和很多，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

毛泽东此时住在武汉的东湖宾馆，为了确保他的安全，周恩来特别安排他乘飞机去上海，这是毛文革中唯一的一次坐飞机。

1967年7月25日，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组织在北京召开百万人群众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实际上两人算逃回北京）。并在全国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在全国各地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而冲击军事机关的反革命浪潮。

1967年7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同日，撒销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被打成“叛军"，徐向前元帅等人被诬为“黑后台”。这是文革之火烧向军队的一个标志，谢富治是这把火的添柴人之一。

其实，这是他们捅的一个大篓子，而且立竿见影，八月份王力就被关在钓鱼台2号楼隔离审查。1968年1月26日，他被关押进秦城监狱。

谢富治倒是涉险过关了。

除了紧跟领袖，砸碎公检法，把火引向军队，谢富治整人也很卖力，“文革”中，谢富治闻风抢先批其老首长邓小平。有一天，傅崇碧私下对他说：“小平是你的老领导，是上过《毛选》的人。你批的那些事，我怎么没听说过？“谢富治得意洋洋日：“你没听说过的事还多着呢！”

谢富治是刘少奇专案组的成员，在诬陷刘少奇的问题上，谢富治听江青的。他在一份材料上批示：关于刘少奇的任何材料，都要送给江青同志过目。从1967年5月起，谢富治就在江青、康生的直接指挥下，控制了王光美专案组，并且在王光美专案组中设立了一个刘少奇问题审查组，专门审查刘少奇。他们试图从刘少奇历史上找问题，把刘少奇置于死地，为此先后逮捕、扣押了一大批人。仅仅王光美专案组就扣押了6 4人，江青、康生控制的其他专案组扣押的人数更多。在这些被扣押的人中，有的与刘少奇所谓”历史问题"有关，有的根本无关，但为了搞到打倒刘少奇的材料，他们捕风捉影地大搞逼供信，甚至对垂危的病人也搞突击审讯。他们还在各地组织爪牙调查所谓刘少奇”叛党"问题。先后在沈阳、哈尔滨、上海、武汉搞重点调查，还组织了4 00多人查阅了大量敌伪档案，但始终没有查到所谓刘少奇叛党的证据，也没有查到王光美是特务的证据。手下人为了向江青、康生、谢富治交待，只好在王光美的调查材料上十分含糊地写道：经调查，“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江青、康生、谢富治对这份材料很不满意，将其作废。后由康生亲自动笔起草报告。康生生拉硬扯，罗织构陷，硬把王光美定为”美国、日本、国民党特务”。他们想借陷害王光美来株连刘少奇。但是，毛泽东对定王光美为”美国、日本、国民党特务"持怀疑态度

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谢富治在会上攻击陈云说：“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讲话，他说没调查没有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作了个黑报告反毛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先念同志、富春同志那次也起了作用，应该彻底批判。按陈云同志的报告搞下去，不知成什么样子。刘、邓、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的。刘少奇抬出陈云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主席没赞成陈云同志出来。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陈云同志一贯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东西都要清算。”

1968年6月8日，公安部领导小组向中央文革小组作《关于组织清档队伍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建议再从调给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1000多名老战士中选借100名；

另从北京卫戌区的清档队伍中借20名，予以充实。原公安部的干部一个也不参加，完全由军队干部负责。报告称，清档任务主要是清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等人“资敌、通敌”、“将矛头指向毛主席的罪行”。这个报告被批准后，共从军队抽调了710名干部、战士进入公安部，担负清查档案工作。

1968年8月5日，谢富治起草了一份报告呈送陈伯达、康生等人，诬蔑彭真、罗瑞卿等同志”“资敌通敌”。康生看到报告大作文章，批道：“从彭真专案中看出，不彻底清理原公安部档案，还不能进一步了解刘少奇、彭真、罗瑞卿等等这一内奸集团的罪恶，所以我几次提议要派大量的可靠的解放军干部彻底清查原公安部所有一切栏案。从现在清查出的材料，已经看出问题的严重。我想进一步清查，还会发现更多更大的内好们的阴谋罪行。”

1970年的庐山会议后，军队高层曾流传一首唐诗，题为《焚书坑》，其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有人反映此诗黄永胜曾在不同场合引用过，谢富治闻之后向毛泽东报告，说黄先后与韩先楚、王必成、许世友等人念过此诗事。毛泽东听后格外警觉，南巡中严厉点名黄永胜日：“我就不相信，黄永胜就能指挥解放军，解放军就听他一个人的？有人说我是秦始皇，希望我快点死，死了他们好上台啊。”

毛泽东此时对林彪一伙儿已经很不满意，谢富治这是火上浇油。

但是，正是这样一些举动，使得领袖对谢富治更加器重，他成为大红人。

1967年起，谢富治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1969年4月28日，谢富治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成为中央军委领导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1971年1月又担任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毛泽东重用他，连惯于整人的康生也欣赏他，据宋任穷回忆，康生曾如此评价谢富治在“文革”中的表现：“大军区的政治委员中，只有两个人是好的，一个是南京军区的政委张春桥，一个是北京军区的政委谢富治。”

妻以夫贵。谢富治的老婆刘湘屏文革中也当上了她中央委员，而且还担任了卫生部部长。粉碎“四人帮”后，56岁的刘湘屏被撤职，并且受到了审查。当时谢富治已经去世，除了刘湘屏被审查之外，她的子女也都被审查。1985年，65岁的刘湘屏被开除了党籍。她于2017年因病去世，终年97岁。

其实，在战争年代，刘湘屏也很勇敢。她曾多次受伤，留下了一身残疾，1942年，她被日军芥子毒气全身烧伤，当时刘湘屏中毒很厉害，三分之二的皮肤溃烂，幸亏治疗及时，才保住了生命。也是在这之后，刘湘屏与谢富治结为夫妻。

有红的一面，就有黑的一面。

谢富治在“文革”中整人太多，积怨甚深，晚年犯下“心病”。谢富治临终前，他的老部下开国中将陈康曾到北京看望他。那时谢富治尚认人，见到老战友很激动，口中喃喃言：“xxx不是我要整的，xxx不是我要整的。”陈康临别时，谢紧握其手，反复曰：“我在云南没干坏事啊，我在云南没干坏事啊！”

也许，他在云南是没干坏事，但是，后来呢？

最早提出要清算谢富治，是在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许多老同志提到，康生、谢富治在“文革”中陷害了大批干部，对他们的问题，应该重新审查。为此，华国锋在１１月２５日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宣布：对康生、谢富治的问题可以揭发，材料送中央组织部。这样，死后的谢富治被中央立案审查了。

他的结果，开始我就说过了。最后是骨灰盒被赶出了八宝山。

还是那句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无非是早晚而已。

(XYS2025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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