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协和医院的“百年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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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协和医院的“百年公案”

作者：李昕　　三联书店前总编辑　　来源：思考者iThink

作者的话：　　我并非梁启超研究之学者，写作此文纯属偶然。原本是想写一点关于刘瑞恒的文字，谈谈这位医学大家的人生事业和贡献。因为此人是我家长辈——家母刘佩锦的伯父，我自幼便知他一些故事。谁知动笔前一查史料，竟发现多年来有关“割错肾”的故事一直在误导舆论，致使刘瑞恒的名誉极度受损。对我来说，这便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不说清楚，一切都无从谈起。于是我才不避考证之烦难，写下此文，并非仅为某人翻案，更求还事实以本来面貌，纠正百年来以讹传讹之误也。欢迎史学界、医学界方家教正。

1924年冬，梁启超51岁。他莫名其妙地患了一种病，总是尿中带血，而病因不明。此病总共大约陪伴了他四、五年时间，一直到他1929年去世始终未愈。起初，情况不严重，且无痛苦，他不以为意。那时他不仅在清华讲学，而且在京城各大高校都有定期演讲，甚为忙碌，顾不上看病。加之夫人李蕙仙不久前因癌症复发去世，他悲痛不已，写下了声情并茂的《祭梁夫人文》，度过了一段难捱的时光，自然也没有心情去看病。过了一阵子，忽然发现自己病情加重，因为考虑到夫人是患癌症去世的，他才开始担心自己亦有不测，感到需要去医院查一查了。可这时已是1926年的1月。

开始，他去的是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德国大夫在半个月时间里为他做了全面检查，排除了结石和结核，但由于医学检测设备不足，最终无法判断病原病因。出院后，他尝试使用中药，未见效果。他与列名“四大名医”的中医肖友龙有些来往，前往问诊，答复说，尿中带血，“这病不是急症”，“任其流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令他不免失望。因为怀疑自己患癌，他决定到协和医院做彻底检查。

协和是美国人在华开办的医院，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器械，已可以进行X光透视等检测。协和的医生借助器械，很快查明他的膀胱和尿道一切正常，便怀疑是肾的问题。对于究竟是哪一只肾脏作怪，医生做了一系列左右两肾的对比试验，先是验出两肾的排泄功能左强右弱，接着进一步的化验，发现左肾排泄物“其清如水”，而右肾排泄物带血。于是医生认为尿血的原因在右肾上，与左肾无关。接受了X光透视之后，医生果然发现他的右肾有一个樱桃大的黑点。经多位专家诊断，一致认为那黑点是肿瘤，且是导致尿血症的病因。

在怀疑是癌的前提下，协和医院决定为梁启超做手术，切除右肾。3月16日，梁启超被推上手术台。主刀医生是当时的协和医院院长、著名外科专家刘瑞恒，副手则是一位美国医生。刘瑞恒干净利落地切除了梁启超的右肾，就手术本身来说，不可谓不成功。但手术以后，血尿并未停止，虽然有时血量很少，肉眼看不出，但化验证明，病症未愈。协和医院再次检查，却查不出任何原因，只得名之为“无理由之出血症”。4月12日，住院35天之后，他出院回家了。

割去一肾，病状依旧，手术白做，而病人身体受损。在这个病案中，协和医院出现误诊，这是显而易见的。5月29日，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在《晨报》发表《病院笔记》一文，记述梁启超在协和医病之经过，文中难掩对医生的失望和不信任。因为梁启超是社会名流，所以此文引起轩然大波。众多文化名人关注此事，陈西滢、徐志摩等借此撰文抨击西医，引发了一场“中医西医”的是非之争。但无论如何，引起讨论的核心问题只是手术该不该做，右肾该不该切，医生的诊断靠不靠谱，尽管嬉笑怒骂中对西医的“科学精神”不无揶揄讽刺，但大抵谈论的是协和医生的医术精专与否的问题，而不是医德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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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时隔70年以后，有两本书旧事重提，讲出了闻所未闻的荒诞故事：

一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中写道，40年后的1971年，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住进了协和医院。他从自己的医生那里得知了他父亲早逝的真相：

“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学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被指定来做这肾切除手术。当时的情况不久以后由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秘密讲述出来。据他们说，在病人被推进手术室以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进行了手术（切除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这一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即就发现了，但是由于协和的名声攸关，被当‘最高机密’保守起来。”　　无独有偶，几年以后，梁思成的续弦夫人林洙在《梁思成》（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一书中也写到这件事：

“梁启超因患肾病，多年来常尿血，经北京德国医院及协和医院诊断，一侧肾已坏死，应予切除。”

“在协和施行手术，执刀医师是院长刘瑞恒。但因他的判断有误，竟将健康的肾切去，而留下坏死的肾。对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协和医院严加保密。”

“在1970年梁思成住院时，才从他的主管医师处得知父亲真正的死因。”　　两人说法如出一辙。这场医疗公案被演绎为协和医院院长、外科教授刘瑞恒玩忽职守的故事。而协和医院为了隐瞒事实，也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这样一来，事情的性质完全变了。这个病例不再是一次难以避免的误诊，而变成了协和医生无德、不负责任、草菅人命的证据。往严重里说，果真如此，医生行为如同犯罪！

事实真相果真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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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辨析费慰梅和林洙两人说法的真实性，我查阅了梁启超本人和亲友在这场手术前后写下的多篇文章，发现所谓“割去健康的肾，留下坏死的肾”的说法，与当事人、知情人的原始记录相矛盾：

梁启超之弟梁启勋（仲策）当时留下《病院笔记》和《病床日记》两文，分别发表于1926年的《晨报》和1929年的《大公报》上，可视为知情人的第一手记录：

《病床日记》中说：

“（梁启超）入协和医院，由协和泌尿科诸医检验，谓右肾有黑点，血由右边出，即断定右肾为小便出血之原因。任公（指梁启超）向来笃信科学，其治学之道，无不以科学方法从事研究，故对西洋医学向极笃信，毅然一任协和处置。”

“及右肾割去后，小便出血之症并未见轻，稍用心即复发，不用心时便血亦稍减。”　　这里说得明白，诊断认为病在右肾，割去的也是右肾，并未割错，尿血不止是另一回事。

《病院笔记》里还记录了手术中协和医生力舒东和主刀医生刘瑞恒开的一句玩笑：

“据力舒东之言，则当腰肾割出时，环视诸人皆愕然。力与刘作一谐语曰：‘非把他人之肾割错乎？’刘曰：‘分明从右肋剖开，取出者当然是右肾，焉得有错？’乃相视而笑。”　　这玩笑也证明了主刀医生刘瑞恒是明辨左右的。

梁思成在1929年其父去世后，曾作《梁启超得病逝世经过》，内中也提到1926年其父“入协和医院检查多日，认为右肾生瘤，遂于3月16日将右肾全部割去，然割后血仍不止。”至于梁启超本人，则在手术后发表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的声明中，也明确说自己的病，“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 “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无论梁启超本人、其弟梁启勋，还是其子梁思成，当初都证明是梁的右肾被怀疑有病，而且正是这只被怀疑的右肾在手术中被切除了。并不存在费慰梅、林洙二人所说，“竟将健康的肾切去，而留下坏死的肾”。他们三位作为当事人和知情亲属、见证人，在手术后几个月或几年之内所做的记录，总比外国朋友或不知情的亲属70年后根据第二三手资料写下的回忆录来得可靠。当然，费慰梅也写到了她的资料来源，她说：

“上海的张雷，梁启超的一个好朋友，和两位实习医生也很熟，把这些告诉了我，并且说：‘直到现在，这件事在中国还没有广为人知。但我并不怀疑其真实性，因为我从和刘博士比较熟识的其他人那里知道，他在那次手术以后就不再是那位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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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费慰梅依靠的只是这样由传话而来的间接人证，而林洙无非是复制费慰梅的说辞。因为根据上面引述的梁思成在其父去世时的说法，他在1971年住进协和医院时，即使是有人告诉他当年主刀医生“割下健康的肾，留下坏死的肾”的荒诞故事，他也不会相信。梁思成当年是亲眼看到过其父右肋的手术刀口，也见到其父右肾肿瘤病理检查结果的人，所以这故事不应是他告诉林洙的。　　我在这里判断林洙复制费慰梅的说辞，当然也有证据。其一，林在费之后出书，她没有为费所讲述的故事添加一点新材料；其二，林、费二人的著作，竟然出现相同的差错，就是把梁启超1926年的3月因尿血到协和就诊的时间，都错写成1928年的3月。林作为梁启超的儿媳，犯下这种低级错误简直匪夷所思。同时还需要说明，貌似知情的她们，把手术时间错误地推后了整整两年，这对社会舆论形成严重的误导。因为1928年3月，距离梁启超去世只有大约10个月的时间。于是人们很自然地把梁的去世和这场手术联系在一起。

当然，始作俑者是那两位编故事的实习生。他们作为手术参加者，传出如此闲话，实在令人诧异。分析来龙去脉，极有可能的是，他们误把手术进行时力舒东医生和刘瑞恒医生那句玩笑话（“非把他人之肾割错乎？”）当做事实传播了。

然而令我不解的是，费慰梅和林洙两女士在著书之时，为什么不去核对一下当年的原始资料？这些史料唾手可得，要弄清事实，实在不难。而以讹传讹，其害无穷，真不该是她们二位所做的事。

当然，最有分量的证据还是梁启超的病历档案。2006年8月10日，北京协和医院举办了一次病案展览。展览中出示的梁启超在协和医院就医的病案，使这桩与他有关的百年公案真相大白。

病案记载，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患尿血症住进协和医院，经X光检查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遂决定予以手术割除。手术后解剖切下之右肾，可见樱桃大小之黑色肿瘤，经化验排除癌症。提示这黑色肿瘤是良性瘤。

病案内并附梁启超本人声明，即上文提到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的英文稿。这是梁启超为了避免人们误解协和医院，特地放在病案里面的。（《健康时报》2006年8月28日）

根据病案可知，梁启超的右肾只是长了一个较小的良性肿瘤，并没有恶性肿瘤，它不是尿血的病因，也完全没有必要切除。协和医院对此施以手术，显然是基于对尿血原因的误判。但是，手术并没有将健康而无肿瘤的肾切下，反将有肿瘤的、“坏死的”的肾留在体内。费、林二人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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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费慰梅和林洙的特殊身份，她们以貌似见证人的姿态独家“揭秘”，其文章的影响力便非同一般。一时间，文化界广为流传梁启超被“割错肾”的奇闻，甚至大家普遍接受了一个说法，即梁启超的早逝，是由这次手术导致。在互联网上，议论此事的文章铺天盖地，众口一词的议论，是把“割错肾”作为协和医院早年的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医疗事故。有的文章竟然危言耸听地使用“协和医生杀人”这样的标题，也有人发表感想，说“我心目中的一个偶像（指协和医院）从此倒下了”。

至于主刀医生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自然成了众矢之的。不仅网络上对他颇多激愤之词，甚至有的研究性文章，也会提及此事，断定他不仅医术不精，而且医德有缺，草率行医，罔顾人命。制造了重大医疗事故以后，逃避责任，拒不认错。

其实，在梁启超病案中，无论是协和医院还是刘瑞恒本人，都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澄清。

首先，这只是一个误诊，并不属于医疗事故。之所以说是误诊，原因在于协和负责诊病的医生错把右肾上的黑点当做是尿血的原因，而且认定那黑点是恶性肿瘤，必须施以手术。事实证明尿血与那个黑点无关。但是在这样一种诊断下，主刀医生按照诊断要求，正常实施手术方案，顺利切除了右肾，这完全谈不上医疗事故。

其次，手术本身是非常成功的。梁启勋的《病院笔记》中说：

“至于刘瑞恒，不能不谓为高明。割后绝不发热，且平复速而完好，虽则病人身体之强健，医生认为有异于常人，然亦良工也。”　　其三，当时西医刚刚引进中国，国人对西医的诊疗方法和分工缺乏认识，满脑子都还是中医“一体化”治疗的概念。中医诊病治病一人包办，哪位医生接诊，医好医坏，自然是他负全责。但是西医不然，各科医生各负其责，需要动手术的疾病，主治医生和主刀医生通常不会是一个人。在梁启超病案中，刘瑞恒并不负责尿血症的治疗。他作为协和医院的院长和外科教授，当时是国内外科医生中的第一把交椅，京城著名的“刘快刀”。他是被特地请来做手术的。费慰梅的书里说，“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学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被指定来做这肾切除手术”，梁启勋也谈到，刘瑞恒做这场手术，是应梁启超本人的要求“越俎而动”的。也即是说，刘瑞恒出任主刀医生，一是因为盛情难却，二是因为对梁启超格外重视。

再者，误诊的责任并不在刘瑞恒。他是外科专家，而梁启超的诊断，是由泌尿科和内科医生做出的。梁启超的好友伍庄在《梁任公先生行状》一文中说梁1926年“入北京协和医院养病数月，欧美医生凡五六人诊治之，断为肾坏，请施刀圭”。梁启勋的《病床日记》也提到，其兄入协和医院，是“经泌尿科诸医检验”，方得出诊断的。梁启超本人写给协和医院的声明中，则提到诊断他患有“无理由出血”的，是几位“内科医生”。这些都说明，刘瑞恒并未参与疾病的诊断，仅仅是被特邀动刀的外科专家。

然而，只因这一刀，刘瑞恒却被舆论塑造成了一场丑闻的主角。不仅手术被解释成重大事故，而且误诊也成了他的责任，污水全泼在他一人身上。舆论所指，他简直是玩忽职守，罪责难逃。但是站在客观的角度来看，刘瑞恒何其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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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述已经表明，所谓刘瑞恒不辨左右“割错肾”的故事，肯定是子虚乌有了。然而，从另一个角度发问，这场手术是不是一个“错割肾”的故事呢？也即是说，梁启超的“割肾”是否可以避免？

其实，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如果从“割肾”以后的疗效以及对于“樱桃大黑色肿块”的病理检验结果来看，“割肾”是无意义的，应该避免。然而在诊断的当时，当尿血不止而X光又在肾上发现异常黑点的情况下，就很难做出是否需要动手术的决策了。且不说那是90年前西医在中国刚刚建立之时，医疗的设备还不完备，医务人员的诊断水平和临床经验还有待提高，就是在医学发达的今天，如果发现同样的病状，难道医生就可以断然决定不动手术，改由其他方法去治疗吗？须知，癌症凶险，防之宜慎，几乎每个医生和患者本人都会这样想。现在的医院里，如果谁生了肿瘤，在不能断定肿瘤是良是恶之时，保险起见，医生大多主张切除。我们每个人的周围，应该都不乏这样的事例，就是某人生肿瘤，医生决定切除，手术后发现，被切下的是良性瘤子，患者甚至为此而窃喜，而庆幸。梁启超的肿瘤切除的决定，大抵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做出的。只不过，他的肿瘤是在右肾的内部，手术无法剖肾取瘤，只好将右肾整个摘除。

那么，作为主刀医生的刘瑞恒，是否可以在手术过程中避免割下没有癌变的肾脏呢？手术以后，在这一点上，他受到很多诟病。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著名文人陈西滢的《尽信医不如无医》，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谈论梁启超手术过程：

“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左肾（按，应为右肾，下同）上并没有发现肿物或任何毛病。你以为他们自己承认错误了吗?不然，他们也相信自己的推断万不会错的，虽然事实给了他们一个相反的证明。他们还是把左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　　这意思无非是说，刘瑞恒应该在看到肾脏没有异样之后立即终止手术，把病人切开的腹部缝合。一般没有医学经验的读者，读到陈西滢这一观点，都会以为言之成理，但这恰恰是似是而非的见解。学习西医出身的鲁迅知道事情不像文人揣度的那样简单。他为此事撰文，在为西医辩护的同时，讥讽陈西滢的文章是“对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在“仗义执言”（《马上日记》），因为陈的说法，实在是违背常识了。

我也不通医学，但是我就此事请教过肿瘤外科的专家。他告诉我，“上个世纪20年代，用X光诊断右肾肿物已经够先进了，手术后证实右肾确有肿瘤，这说明X光的诊断没有错误。因为肾脏的良性肿瘤（错构瘤、血管瘤）很少见，而且良性瘤不会导致血尿，所以这时医生自然会怀疑梁是生了恶性肿瘤。开刀时，打开腹腔，可能看到两个肾脏一样。因为大多数肾脏肿瘤生在肾脏内部，是没办法用肉眼看到的，手术全凭术前X光片指示该切哪个肾，肺癌手术也如此。”

于是我问，“假如你是主刀医生，遇到这种情况会如何处理？”

他回答说：“回到当时的情况下，因为没有其他检测方法，根据术前患者尿血之临床症状＋X光片示右肾肿瘤，我是主刀医生也一定要切除右肾。”

所以说梁启超“丢腰子”，虽是源于误诊，却带有某种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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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肾切除手术之后，梁启超的尿血症未见好转，这是肯定的；但是若要说每况愈下，却也不符合事实。病情只是反反复复，时好时坏而已。梁自己认为，总体情况毕竟比手术前好些，“过去每天小便都有血，现在不过隔几天偶然一见”，“便血之多寡，辄视工作之劳逸而定。”休息得好，也便多日没有血尿。所以医生总是嘱其静养。然而梁讲学著书，没有一刻稍闲，实在静不下来。这样，从手术以后直至他去世前，约三年时间里，他是协和医院的常客，曾多次就医，治疗不同病症，包括继续治疗血尿，也包括医治痔疮、小便堵塞和肺部感染。

很多人根据手术后三年梁启超以57岁盛年而逝，便很自然地将他的死和“割肾”联系起来。最早发难的是好友伍庄，他在写给梁启超的《祭文》中说，“予不用爱克斯光镜，予知致君之命在于割肾。”至于今天的人们，在欣赏梁启超的超卓才华、叹息他的英年早逝之余，也难免想当然地认为，如果不是错割一肾，梁的一生或许不至于这样短吧。

但是梁启超的死，终究与尿血症无关，也与割去一肾无关。他不是患尿毒症或者肾功能衰竭等病症去世的。他留在体内的左肾，一直工作正常。梁启勋在《病院笔记》中，曾提到其兄右肾切除后，“幸而左肾之排泄功能，决无障碍”。所以尽管右肾被冤枉地割去，倒也“不必追悔矣”。这句话不仅证明了费慰梅、林洙所谓“割去健康的肾，留下坏死的肾”是虚妄之词，而且似乎也证明了梁启超的尿血症，可能与两个肾都无关。因为既然长有肿瘤、且排泄功能有问题的右肾都不是尿血的原因，那么便无理由怀疑正常的左肾是尿血的原因了。

根据家属的记录，梁启超的死因是肺部感染。

梁思成的《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一文记载，其父梁启超1928年秋开始患一种怪病，起初病情较为轻微，只是发烧，食欲不振，没有其他症状。先由日本医生诊治，未见效果，于1928年11月28日，转到协和医院就医。协和医生为他拍了肺部X光片，发现左肋微肿，于是怀疑有肺痨。但是取痰化验，没有找到肺结核菌，却发现痰中有大量“末乃厉”菌（monelli）。之后医生又从梁肿胀的左肋取出脓血化验，同样发现此菌。医生做了实验，将梁的脓血注入小动物体内，结果看到小动物内脏溃烂出血。

协和的医生都没有治疗这种病症的经验，他们遍查医书，最后是在美国威斯康辛州某医学杂志上，查到唯一一篇论文，讨论的病历与梁启超的病情相似。但该论文建议使用的药物，协和医生考虑病人体质过于虚弱，担心发生副作用，只能勉强试之。结果未能控制病情发展，梁启超于入院50多天后去世。

梁的好友伍庄的文章中也说，梁启超最后患病十分怪异：“有瑞典医生谓其病甚奇，世界上患此病者曾有三人，二人死而一人生云。”

这些记录，都表明梁启超患的病，至少在当时，是绝难救治的。至于“末乃厉”菌究竟为何物，在今天看来这种病菌引起的肺部感染应称之为何种病症？因在网上搜寻无果，我便请教了胸科专家和微生物科专家。

可是胸科及微生物科专家均不知道“末乃厉”(Monelli)这个细菌名称，自然也不知道由此细菌感染引起的疾病。微生物专家还专门查了细菌谱系，亦未发现此菌。专家告诉我，“可能是近一个世纪它已变异或不存在了，正如天花病毒当年肆虐世界百多年，后经全世界几十年种牛痘免疫，此病已被灭绝一样。”

如此说来，梁启超之死的病因，大概就没有人能说清楚了；但他的死肯定不是因为切去一个肾，倒是清楚的。

然而坊间不断有人在继续编着名人故事。费慰梅曾说，刘瑞恒“在那次手术以后就不再是那位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意谓此人自惭形秽，从此变得灰溜溜。殊不知，就是在给梁启超做完手术之后，刘瑞恒当选中华医学会理事长。梁启超去世后，又有一个巧合被故事高手发现了。他们注意到刘瑞恒离开了协和，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署担任次长。于是这次离职就被解释说，刘因为在梁启超之死上难辞其咎，故而辞去外科医生的职务，黯然出走，离开协和，目的是逃脱罪责。其实细心的读者都能看出，刘到南京上任，是升职，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另有任用”，何况，他被调往中央卫生署的时间，并非在梁启超去世以后，而是在梁最后一次到协和就医之前，也就是1928年11月。而且他后来一段时间，即使在南京工作，仍然兼任北京协和医院的院长，直到1934年。

根据《刘瑞恒博士与中国医药及卫生事业》一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介绍，刘瑞恒作为中国第一个哈佛医学博士、中国现代西医外科的开创者，之所以不顾家人反对，毅然放弃自己的外科医学专业，而到中央卫生署任职，先任次长，后长期担任署长（抗战期间兼任军医署署长），这是由于他认为在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推动公共卫生建设是当务之急，此举更有利于救国救民。他在协和医学院教育学生，总是要求大家毕业后要为国家的公共事业效力，不要开私人诊所给自己挣钱。他有一句名言：“不管私人事业如何赚钱，公众职务总是更为重要。”于是这一次调动，他是践行了自己的话。在所谓“公众职务”上，他推进和提高医学教育及公共卫生建设，大至创办各类医学院校，组织各种医疗培训，小至在落后地区修建公厕、消灭蚊蝇，向一般民众普及基本卫生知识。因而他对中国现代医学卫生事业发展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被誉为 “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奠基人”。

说到这里，读者可能已看清楚，有关梁启超与协和医院的“百年公案”，其实不过是一场有关名人私事的捕风捉影的集体炒作而已。

(XYS2017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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