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协和医院的“百年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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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协和医院的“百年公案”

作者:李昕  三联书店前总编辑  来源:思考者iThink

作者的话:  我并非梁启超研究之学者,写作此文纯属偶然。原本是想写一点关于刘瑞恒的文字,谈谈这位医学大家的人生事业和贡献。因为此人是我家长辈——家母刘佩锦的伯父,我自幼便知他一些故事。谁知动笔前一查史料,竟发现多年来有关“割错肾”的故事一直在误导舆论,致使刘瑞恒的名誉极度受损。对我来说,这便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不说清楚,一切都无从谈起。于是我才不避考证之烦难,写下此文,并非仅为某人翻案,更求还事实以本来面貌,纠正百年来以讹传讹之误也。欢迎史学界、医学界方家教正。

1924年冬,梁启超51岁。他莫名其妙地患了一种病,总是尿中带血,而病因不明。此病总共大约陪伴了他四、五年时间,一直到他1929年去世始终未愈。起初,情况不严重,且无痛苦,他不以为意。那时他不仅在清华讲学,而且在京城各大高校都有定期演讲,甚为忙碌,顾不上看病。加之夫人李蕙仙不久前因癌症复发去世,他悲痛不已,写下了声情并茂的《祭梁夫人文》,度过了一段难捱的时光,自然也没有心情去看病。过了一阵子,忽然发现自己病情加重,因为考虑到夫人是患癌症去世的,他才开始担心自己亦有不测,感到需要去医院查一查了。可这时已是1926年的1月。

开始,他去的是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德国大夫在半个月时间里为他做了全面检查,排除了结石和结核,但由于医学检测设备不足,最终无法判断病原病因。出院后,他尝试使用中药,未见效果。他与列名“四大名医”的中医肖友龙有些来往,前往问诊,答复说,尿中带血,“这病不是急症”,“任其流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令他不免失望。因为怀疑自己患癌,他决定到协和医院做彻底检查。

协和是美国人在华开办的医院,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器械,已可以进行X光透视等检测。协和的医生借助器械,很快查明他的膀胱和尿道一切正常,便怀疑是肾的问题。对于究竟是哪一只肾脏作怪,医生做了一系列左右两肾的对比试验,先是验出两肾的排泄功能左强右弱,接着进一步的化验,发现左肾排泄物“其清如水”,而右肾排泄物带血。于是医生认为尿血的原因在右肾上,与左肾无关。接受了X光透视之后,医生果然发现他的右肾有一个樱桃大的黑点。经多位专家诊断,一致认为那黑点是肿瘤,且是导致尿血症的病因。

在怀疑是癌的前提下,协和医院决定为梁启超做手术,切除右肾。3月16日,梁启超被推上手术台。主刀医生是当时的协和医院院长、著名外科专家刘瑞恒,副手则是一位美国医生。刘瑞恒干净利落地切除了梁启超的右肾,就手术本身来说,不可谓不成功。但手术以后,血尿并未停止,虽然有时血量很少,肉眼看不出,但化验证明,病症未愈。协和医院再次检查,却查不出任何原因,只得名之为“无理由之出血症”。4月12日,住院35天之后,他出院回家了。

割去一肾,病状依旧,手术白做,而病人身体受损。在这个病案中,协和医院出现误诊,这是显而易见的。5月29日,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在《晨报》发表《病院笔记》一文,记述梁启超在协和医病之经过,文中难掩对医生的失望和不信任。因为梁启超是社会名流,所以此文引起轩然大波。众多文化名人关注此事,陈西滢、徐志摩等借此撰文抨击西医,引发了一场“中医西医”的是非之争。但无论如何,引起讨论的核心问题只是手术该不该做,右肾该不该切,医生的诊断靠不靠谱,尽管嬉笑怒骂中对西医的“科学精神”不无揶揄讽刺,但大抵谈论的是协和医生的医术精专与否的问题,而不是医德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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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时隔70年以后,有两本书旧事重提,讲出了闻所未闻的荒诞故事:

一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中写道,40年后的1971年,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住进了协和医院。他从自己的医生那里得知了他父亲早逝的真相:

“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学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被指定来做这肾切除手术。当时的情况不久以后由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秘密讲述出来。据他们说,在病人被推进手术室以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进行了手术(切除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这一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即就发现了,但是由于协和的名声攸关,被当‘最高机密’保守起来。”  无独有偶,几年以后,梁思成的续弦夫人林洙在《梁思成》(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一书中也写到这件事:

“梁启超因患肾病,多年来常尿血,经北京德国医院及协和医院诊断,一侧肾已坏死,应予切除。”

“在协和施行手术,执刀医师是院长刘瑞恒。但因他的判断有误,竟将健康的肾切去,而留下坏死的肾。对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协和医院严加保密。”

“在1970年梁思成住院时,才从他的主管医师处得知父亲真正的死因。”  两人说法如出一辙。这场医疗公案被演绎为协和医院院长、外科教授刘瑞恒玩忽职守的故事。而协和医院为了隐瞒事实,也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这样一来,事情的性质完全变了。这个病例不再是一次难以避免的误诊,而变成了协和医生无德、不负责任、草菅人命的证据。往严重里说,果真如此,医生行为如同犯罪!

事实真相果真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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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辨析费慰梅和林洙两人说法的真实性,我查阅了梁启超本人和亲友在这场手术前后写下的多篇文章,发现所谓“割去健康的肾,留下坏死的肾”的说法,与当事人、知情人的原始记录相矛盾:

梁启超之弟梁启勋(仲策)当时留下《病院笔记》和《病床日记》两文,分别发表于1926年的《晨报》和1929年的《大公报》上,可视为知情人的第一手记录:

《病床日记》中说:

“(梁启超)入协和医院,由协和泌尿科诸医检验,谓右肾有黑点,血由右边出,即断定右肾为小便出血之原因。任公(指梁启超)向来笃信科学,其治学之道,无不以科学方法从事研究,故对西洋医学向极笃信,毅然一任协和处置。”

“及右肾割去后,小便出血之症并未见轻,稍用心即复发,不用心时便血亦稍减。”  这里说得明白,诊断认为病在右肾,割去的也是右肾,并未割错,尿血不止是另一回事。

《病院笔记》里还记录了手术中协和医生力舒东和主刀医生刘瑞恒开的一句玩笑:

“据力舒东之言,则当腰肾割出时,环视诸人皆愕然。力与刘作一谐语曰:‘非把他人之肾割错乎?’刘曰:‘分明从右肋剖开,取出者当然是右肾,焉得有错?’乃相视而笑。”  这玩笑也证明了主刀医生刘瑞恒是明辨左右的。

梁思成在1929年其父去世后,曾作《梁启超得病逝世经过》,内中也提到1926年其父“入协和医院检查多日,认为右肾生瘤,遂于3月16日将右肾全部割去,然割后血仍不止。”至于梁启超本人,则在手术后发表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的声明中,也明确说自己的病,“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 “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无论梁启超本人、其弟梁启勋,还是其子梁思成,当初都证明是梁的右肾被怀疑有病,而且正是这只被怀疑的右肾在手术中被切除了。并不存在费慰梅、林洙二人所说,“竟将健康的肾切去,而留下坏死的肾”。他们三位作为当事人和知情亲属、见证人,在手术后几个月或几年之内所做的记录,总比外国朋友或不知情的亲属70年后根据第二三手资料写下的回忆录来得可靠。当然,费慰梅也写到了她的资料来源,她说:

“上海的张雷,梁启超的一个好朋友,和两位实习医生也很熟,把这些告诉了我,并且说:‘直到现在,这件事在中国还没有广为人知。但我并不怀疑其真实性,因为我从和刘博士比较熟识的其他人那里知道,他在那次手术以后就不再是那位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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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费慰梅依靠的只是这样由传话而来的间接人证,而林洙无非是复制费慰梅的说辞。因为根据上面引述的梁思成在其父去世时的说法,他在1971年住进协和医院时,即使是有人告诉他当年主刀医生“割下健康的肾,留下坏死的肾”的荒诞故事,他也不会相信。梁思成当年是亲眼看到过其父右肋的手术刀口,也见到其父右肾肿瘤病理检查结果的人,所以这故事不应是他告诉林洙的。  我在这里判断林洙复制费慰梅的说辞,当然也有证据。其一,林在费之后出书,她没有为费所讲述的故事添加一点新材料;其二,林、费二人的著作,竟然出现相同的差错,就是把梁启超1926年的3月因尿血到协和就诊的时间,都错写成1928年的3月。林作为梁启超的儿媳,犯下这种低级错误简直匪夷所思。同时还需要说明,貌似知情的她们,把手术时间错误地推后了整整两年,这对社会舆论形成严重的误导。因为1928年3月,距离梁启超去世只有大约10个月的时间。于是人们很自然地把梁的去世和这场手术联系在一起。

当然,始作俑者是那两位编故事的实习生。他们作为手术参加者,传出如此闲话,实在令人诧异。分析来龙去脉,极有可能的是,他们误把手术进行时力舒东医生和刘瑞恒医生那句玩笑话(“非把他人之肾割错乎?”)当做事实传播了。

然而令我不解的是,费慰梅和林洙两女士在著书之时,为什么不去核对一下当年的原始资料?这些史料唾手可得,要弄清事实,实在不难。而以讹传讹,其害无穷,真不该是她们二位所做的事。

当然,最有分量的证据还是梁启超的病历档案。2006年8月10日,北京协和医院举办了一次病案展览。展览中出示的梁启超在协和医院就医的病案,使这桩与他有关的百年公案真相大白。

病案记载,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患尿血症住进协和医院,经X光检查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遂决定予以手术割除。手术后解剖切下之右肾,可见樱桃大小之黑色肿瘤,经化验排除癌症。提示这黑色肿瘤是良性瘤。

病案内并附梁启超本人声明,即上文提到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的英文稿。这是梁启超为了避免人们误解协和医院,特地放在病案里面的。(《健康时报》2006年8月28日)

根据病案可知,梁启超的右肾只是长了一个较小的良性肿瘤,并没有恶性肿瘤,它不是尿血的病因,也完全没有必要切除。协和医院对此施以手术,显然是基于对尿血原因的误判。但是,手术并没有将健康而无肿瘤的肾切下,反将有肿瘤的、“坏死的”的肾留在体内。费、林二人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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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费慰梅和林洙的特殊身份,她们以貌似见证人的姿态独家“揭秘”,其文章的影响力便非同一般。一时间,文化界广为流传梁启超被“割错肾”的奇闻,甚至大家普遍接受了一个说法,即梁启超的早逝,是由这次手术导致。在互联网上,议论此事的文章铺天盖地,众口一词的议论,是把“割错肾”作为协和医院早年的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医疗事故。有的文章竟然危言耸听地使用“协和医生杀人”这样的标题,也有人发表感想,说“我心目中的一个偶像(指协和医院)从此倒下了”。

至于主刀医生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自然成了众矢之的。不仅网络上对他颇多激愤之词,甚至有的研究性文章,也会提及此事,断定他不仅医术不精,而且医德有缺,草率行医,罔顾人命。制造了重大医疗事故以后,逃避责任,拒不认错。

其实,在梁启超病案中,无论是协和医院还是刘瑞恒本人,都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澄清。

首先,这只是一个误诊,并不属于医疗事故。之所以说是误诊,原因在于协和负责诊病的医生错把右肾上的黑点当做是尿血的原因,而且认定那黑点是恶性肿瘤,必须施以手术。事实证明尿血与那个黑点无关。但是在这样一种诊断下,主刀医生按照诊断要求,正常实施手术方案,顺利切除了右肾,这完全谈不上医疗事故。

其次,手术本身是非常成功的。梁启勋的《病院笔记》中说:

“至于刘瑞恒,不能不谓为高明。割后绝不发热,且平复速而完好,虽则病人身体之强健,医生认为有异于常人,然亦良工也。”  其三,当时西医刚刚引进中国,国人对西医的诊疗方法和分工缺乏认识,满脑子都还是中医“一体化”治疗的概念。中医诊病治病一人包办,哪位医生接诊,医好医坏,自然是他负全责。但是西医不然,各科医生各负其责,需要动手术的疾病,主治医生和主刀医生通常不会是一个人。在梁启超病案中,刘瑞恒并不负责尿血症的治疗。他作为协和医院的院长和外科教授,当时是国内外科医生中的第一把交椅,京城著名的“刘快刀”。他是被特地请来做手术的。费慰梅的书里说,“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学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被指定来做这肾切除手术”,梁启勋也谈到,刘瑞恒做这场手术,是应梁启超本人的要求“越俎而动”的。也即是说,刘瑞恒出任主刀医生,一是因为盛情难却,二是因为对梁启超格外重视。

再者,误诊的责任并不在刘瑞恒。他是外科专家,而梁启超的诊断,是由泌尿科和内科医生做出的。梁启超的好友伍庄在《梁任公先生行状》一文中说梁1926年“入北京协和医院养病数月,欧美医生凡五六人诊治之,断为肾坏,请施刀圭”。梁启勋的《病床日记》也提到,其兄入协和医院,是“经泌尿科诸医检验”,方得出诊断的。梁启超本人写给协和医院的声明中,则提到诊断他患有“无理由出血”的,是几位“内科医生”。这些都说明,刘瑞恒并未参与疾病的诊断,仅仅是被特邀动刀的外科专家。

然而,只因这一刀,刘瑞恒却被舆论塑造成了一场丑闻的主角。不仅手术被解释成重大事故,而且误诊也成了他的责任,污水全泼在他一人身上。舆论所指,他简直是玩忽职守,罪责难逃。但是站在客观的角度来看,刘瑞恒何其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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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述已经表明,所谓刘瑞恒不辨左右“割错肾”的故事,肯定是子虚乌有了。然而,从另一个角度发问,这场手术是不是一个“错割肾”的故事呢?也即是说,梁启超的“割肾”是否可以避免?

其实,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如果从“割肾”以后的疗效以及对于“樱桃大黑色肿块”的病理检验结果来看,“割肾”是无意义的,应该避免。然而在诊断的当时,当尿血不止而X光又在肾上发现异常黑点的情况下,就很难做出是否需要动手术的决策了。且不说那是90年前西医在中国刚刚建立之时,医疗的设备还不完备,医务人员的诊断水平和临床经验还有待提高,就是在医学发达的今天,如果发现同样的病状,难道医生就可以断然决定不动手术,改由其他方法去治疗吗?须知,癌症凶险,防之宜慎,几乎每个医生和患者本人都会这样想。现在的医院里,如果谁生了肿瘤,在不能断定肿瘤是良是恶之时,保险起见,医生大多主张切除。我们每个人的周围,应该都不乏这样的事例,就是某人生肿瘤,医生决定切除,手术后发现,被切下的是良性瘤子,患者甚至为此而窃喜,而庆幸。梁启超的肿瘤切除的决定,大抵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做出的。只不过,他的肿瘤是在右肾的内部,手术无法剖肾取瘤,只好将右肾整个摘除。

那么,作为主刀医生的刘瑞恒,是否可以在手术过程中避免割下没有癌变的肾脏呢?手术以后,在这一点上,他受到很多诟病。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著名文人陈西滢的《尽信医不如无医》,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谈论梁启超手术过程:

“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左肾(按,应为右肾,下同)上并没有发现肿物或任何毛病。你以为他们自己承认错误了吗?不然,他们也相信自己的推断万不会错的,虽然事实给了他们一个相反的证明。他们还是把左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  这意思无非是说,刘瑞恒应该在看到肾脏没有异样之后立即终止手术,把病人切开的腹部缝合。一般没有医学经验的读者,读到陈西滢这一观点,都会以为言之成理,但这恰恰是似是而非的见解。学习西医出身的鲁迅知道事情不像文人揣度的那样简单。他为此事撰文,在为西医辩护的同时,讥讽陈西滢的文章是“对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在“仗义执言”(《马上日记》),因为陈的说法,实在是违背常识了。

我也不通医学,但是我就此事请教过肿瘤外科的专家。他告诉我,“上个世纪20年代,用X光诊断右肾肿物已经够先进了,手术后证实右肾确有肿瘤,这说明X光的诊断没有错误。因为肾脏的良性肿瘤(错构瘤、血管瘤)很少见,而且良性瘤不会导致血尿,所以这时医生自然会怀疑梁是生了恶性肿瘤。开刀时,打开腹腔,可能看到两个肾脏一样。因为大多数肾脏肿瘤生在肾脏内部,是没办法用肉眼看到的,手术全凭术前X光片指示该切哪个肾,肺癌手术也如此。”

于是我问,“假如你是主刀医生,遇到这种情况会如何处理?”

他回答说:“回到当时的情况下,因为没有其他检测方法,根据术前患者尿血之临床症状+X光片示右肾肿瘤,我是主刀医生也一定要切除右肾。”

所以说梁启超“丢腰子”,虽是源于误诊,却带有某种必然性。

6

右肾切除手术之后,梁启超的尿血症未见好转,这是肯定的;但是若要说每况愈下,却也不符合事实。病情只是反反复复,时好时坏而已。梁自己认为,总体情况毕竟比手术前好些,“过去每天小便都有血,现在不过隔几天偶然一见”,“便血之多寡,辄视工作之劳逸而定。”休息得好,也便多日没有血尿。所以医生总是嘱其静养。然而梁讲学著书,没有一刻稍闲,实在静不下来。这样,从手术以后直至他去世前,约三年时间里,他是协和医院的常客,曾多次就医,治疗不同病症,包括继续治疗血尿,也包括医治痔疮、小便堵塞和肺部感染。

很多人根据手术后三年梁启超以57岁盛年而逝,便很自然地将他的死和“割肾”联系起来。最早发难的是好友伍庄,他在写给梁启超的《祭文》中说,“予不用爱克斯光镜,予知致君之命在于割肾。”至于今天的人们,在欣赏梁启超的超卓才华、叹息他的英年早逝之余,也难免想当然地认为,如果不是错割一肾,梁的一生或许不至于这样短吧。

但是梁启超的死,终究与尿血症无关,也与割去一肾无关。他不是患尿毒症或者肾功能衰竭等病症去世的。他留在体内的左肾,一直工作正常。梁启勋在《病院笔记》中,曾提到其兄右肾切除后,“幸而左肾之排泄功能,决无障碍”。所以尽管右肾被冤枉地割去,倒也“不必追悔矣”。这句话不仅证明了费慰梅、林洙所谓“割去健康的肾,留下坏死的肾”是虚妄之词,而且似乎也证明了梁启超的尿血症,可能与两个肾都无关。因为既然长有肿瘤、且排泄功能有问题的右肾都不是尿血的原因,那么便无理由怀疑正常的左肾是尿血的原因了。

根据家属的记录,梁启超的死因是肺部感染。

梁思成的《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一文记载,其父梁启超1928年秋开始患一种怪病,起初病情较为轻微,只是发烧,食欲不振,没有其他症状。先由日本医生诊治,未见效果,于1928年11月28日,转到协和医院就医。协和医生为他拍了肺部X光片,发现左肋微肿,于是怀疑有肺痨。但是取痰化验,没有找到肺结核菌,却发现痰中有大量“末乃厉”菌(monelli)。之后医生又从梁肿胀的左肋取出脓血化验,同样发现此菌。医生做了实验,将梁的脓血注入小动物体内,结果看到小动物内脏溃烂出血。

协和的医生都没有治疗这种病症的经验,他们遍查医书,最后是在美国威斯康辛州某医学杂志上,查到唯一一篇论文,讨论的病历与梁启超的病情相似。但该论文建议使用的药物,协和医生考虑病人体质过于虚弱,担心发生副作用,只能勉强试之。结果未能控制病情发展,梁启超于入院50多天后去世。

梁的好友伍庄的文章中也说,梁启超最后患病十分怪异:“有瑞典医生谓其病甚奇,世界上患此病者曾有三人,二人死而一人生云。”

这些记录,都表明梁启超患的病,至少在当时,是绝难救治的。至于“末乃厉”菌究竟为何物,在今天看来这种病菌引起的肺部感染应称之为何种病症?因在网上搜寻无果,我便请教了胸科专家和微生物科专家。

可是胸科及微生物科专家均不知道“末乃厉”(Monelli)这个细菌名称,自然也不知道由此细菌感染引起的疾病。微生物专家还专门查了细菌谱系,亦未发现此菌。专家告诉我,“可能是近一个世纪它已变异或不存在了,正如天花病毒当年肆虐世界百多年,后经全世界几十年种牛痘免疫,此病已被灭绝一样。”

如此说来,梁启超之死的病因,大概就没有人能说清楚了;但他的死肯定不是因为切去一个肾,倒是清楚的。

然而坊间不断有人在继续编着名人故事。费慰梅曾说,刘瑞恒“在那次手术以后就不再是那位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意谓此人自惭形秽,从此变得灰溜溜。殊不知,就是在给梁启超做完手术之后,刘瑞恒当选中华医学会理事长。梁启超去世后,又有一个巧合被故事高手发现了。他们注意到刘瑞恒离开了协和,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署担任次长。于是这次离职就被解释说,刘因为在梁启超之死上难辞其咎,故而辞去外科医生的职务,黯然出走,离开协和,目的是逃脱罪责。其实细心的读者都能看出,刘到南京上任,是升职,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另有任用”,何况,他被调往中央卫生署的时间,并非在梁启超去世以后,而是在梁最后一次到协和就医之前,也就是1928年11月。而且他后来一段时间,即使在南京工作,仍然兼任北京协和医院的院长,直到1934年。

根据《刘瑞恒博士与中国医药及卫生事业》一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介绍,刘瑞恒作为中国第一个哈佛医学博士、中国现代西医外科的开创者,之所以不顾家人反对,毅然放弃自己的外科医学专业,而到中央卫生署任职,先任次长,后长期担任署长(抗战期间兼任军医署署长),这是由于他认为在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推动公共卫生建设是当务之急,此举更有利于救国救民。他在协和医学院教育学生,总是要求大家毕业后要为国家的公共事业效力,不要开私人诊所给自己挣钱。他有一句名言:“不管私人事业如何赚钱,公众职务总是更为重要。”于是这一次调动,他是践行了自己的话。在所谓“公众职务”上,他推进和提高医学教育及公共卫生建设,大至创办各类医学院校,组织各种医疗培训,小至在落后地区修建公厕、消灭蚊蝇,向一般民众普及基本卫生知识。因而他对中国现代医学卫生事业发展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被誉为 “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奠基人”。

说到这里,读者可能已看清楚,有关梁启超与协和医院的“百年公案”,其实不过是一场有关名人私事的捕风捉影的集体炒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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