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1省农村男性婚姻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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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于合集 #何香奕 32个

**文 ****|**何香奕 张蒙

**编辑 **| 陶若谷

极昼:你在论文中提到,“天价彩礼”大多由贫困地区家庭条件较差的农村男性承担,为什么在这些地区彩礼费用反而是最高的?

**靳小怡:**农村男性要结婚的话,彩礼就是一个敲门砖、一张入场券,如果没有就别想结婚。在西部比较贫穷落后的地方,农村男性婚姻挤压问题更严重。除了当地女性人口大量外流,还有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女性愿意嫁到这,除非她来自比这个地区更贫困、更落后的地方。

在西部,准备一个房子就是简单的一个小砖房,花不了太多钱,彩礼更为重要,远高于当地人均收入。为了吸引一些女性能够嫁到当地,就有意把彩礼提高,而在这些地区,媒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会把一些更贫困落后地区的女性介绍到当地,谢媒费也比较高。

极昼:从数据看,和西部地区相比,好像中、东部地区农村男性的婚姻总成本更高?

**靳小怡:**婚姻支付成本分成四个类型:彩礼、婚房、媒人费、婚礼。根据2018年调查,男方婚姻总成本最高的为湖北,总成本达11.27万元,其次是安徽;彩礼方面,甘肃的彩礼金额和占比均最高,彩礼均值高达4.41万元,占结婚总费用的52.88%;婚房方面,金额最高的为湖北,其次是安徽,均为7万元左右。

●2018年11省男性婚姻成本。图源:《天价彩礼源何来:城镇化下的中国农村男性婚姻成本研究》靳小怡、段朱清

从地域看,西部地区彩礼占比最高,东部地区婚房的占比是最高的,这也是符合预期的,与经济发展差异相吻合。中国女性是向上婚配的模式,找的丈夫在各方面条件都要比自己好一点,特别是在经济条件上要比自己好一点。这导致女性婚姻迁移呈现往经济条件更好的地区迁移的趋势,从农村向城市,从西部往中部,中部往东部。

所以东部其实不存在很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彩礼对东部地区的人来说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东部地区的房价比中西部要高得多,反而婚房是一个必备条件。如果说中西部农村男性面临的成婚障碍是“生存问题”,那么东部农村男性面临的则是“发展中的阵痛”。

极昼:从婚姻总成本,还有彩礼、婚房占比看,江西都不是最高的,为什么江西的彩礼这么受关注?

**靳小怡:**宏观看是当地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还因为江西是人口净流出的一个地区,仅次于东北三省,人口流动大。另外江西的工资水平比较低,房价比较高。我们研究也发现,2000-2009年婚房占比里湖北依然最高,其次是江西。这跟城镇化进程中带来的市场化、消费主义有一定关系,导致了江西婚姻费用居高。

●各省婚房费用分布。图源:《天价彩礼源何来:城镇化下的中国农村男性婚姻成本研究》靳小怡、段朱清

江西彩礼的问题与媒体的关注与报道有关。在大家关注高彩礼背后,是近年来结婚率不断下降、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进入负增长,对经济人口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人们感受到目前年轻人恐婚和找对象难问题越来越严重,再加上物价房价上涨、生活压力大,由此对高彩礼等不良婚俗的社会关注度日益提升。

极昼:根据你的论文数据,彩礼在近30年经历了较为明显的攀升,且在2010年后上涨快,相比于1999年以前结婚的农村男性,婚姻总成本是前者的7.64倍。彩礼为什么不断在上涨?

**靳小怡:**现在中国是男比女多的社会人口性别结构,男性婚姻挤压。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物价不断上涨,人们也越来越追求物质上的享受。但人们对婚姻的强烈需求不会因为高额婚姻成本而降低,进一步加剧未婚男性对有限的可婚配女性资源的竞争,进而抬高男性婚姻成本。

●各省彩礼金额的地区分布。图源:《天价彩礼源何来:城镇化下的中国农村男性婚姻成本研究》靳小怡、段朱清

决定彩礼的因素还有文化观念。不光是中国,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是父系家族制度,这个制度下的婚姻模式有三个特征,夫系、父权、还有从夫居——

夫妻双方结婚后,孩子要跟着丈夫姓;父权指的是女性在家庭重大事务决策上处于被支配的从属地位;从夫居一般是农村女性嫁往其他的村子,在结婚那一刻,她从人身依附关系到劳动力都会从娘家转移到夫家。这跟社会性别平等有直接关系,但这种习俗很难去改变,只能通过公共治理的角度去逐渐削减。

一个地区或者村落的习俗或者风气也有影响。根据我们之前的调研经验来看,女方父母对彩礼的做主权比较大,但更多父母是被社会化,有一种从众的心态。比如周围的人都要彩礼,如果他们家不要,就显得与众不同,或者会被别人戳脊梁骨,而且如果这个地区存在高彩礼的风气,还会有要攀比、挣面子的心态。

极昼:面对这样一种社会习俗,农村男性和女性是如何看待“彩礼”这件事的?

**靳小怡:**在前期的社会学研究下,我感觉男性更多是一种被动地接受,会认为自己是受害的一方,特别是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不太好的男性,承受更多压力。彩礼导致适龄男性恐婚、被迫单身,也有很多男性在网上发帖,因为彩礼导致感情破裂。

女性也是“高彩礼”的受害者,感觉自己是待价而沽。有女儿的家庭,在女儿出嫁的这一刻,通过彩礼这种手段给家庭经济带来一些好处,而对于有兄弟的家庭,女性往往成为换婚的牺牲品。

极昼:你在论文中提出“保护欠发达农村地区大龄未婚男性的生存发展权益,减轻对被迫未婚的大龄男性的社会排斥”,是出于什么考虑?

**靳小怡:**在农村这些难以成婚的男性一般都是家庭条件不太好,个人性格有缺陷,或者长得矮、长得丑,如果这个男性到了28岁、30岁还没结婚,有可能终身都结不了婚,这个时候村里的婚丧嫁娶活动,有可能就不会请他们参加,会瞧不起他们,不跟他们说话。这样的男性本身就会受到社会的排斥,有行为上的排斥,也有心理上的排斥。

中国是有普婚制,就是整个社会都认定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结婚的,但我们已经进入到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的态势下,注定有一部分群体一辈子都难以结婚。加强整个社会对于未婚群体的社会包容度,尊重成婚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从社会保障政策上,给予他们更多支持,这样整个社会才能和谐地发展。

当然也不能强迫女性去将就一个男人嫁了,不应该去批评女性自私、丁克,没有社会责任,这也是在侵害她的人权。

极昼:这篇论文在微博等社交平台上传播时,有大量女性认为你在为男性说话,忽视女性婚后的隐形成本,你觉得网友为什么会这样去理解?彩礼背后两性价值观的冲突主要在哪里?

**靳小怡:**女性在婚姻中的隐形成本的确存在,比如家务分工,基本上所有的家务活,包括对于老人、子女的照料,都是女性承担了绝大部分,她又没有办法获取到收入。

但这种补偿不应该体现在彩礼上,应该是靠国家相关的法律制度去保证。在我看来,现在的主要矛盾就是如何解决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问题,保障婚姻质量,从本质上看还是要提高女性在全社会的平等程度。

受到高等教育的人群,会认同爱情是婚姻的基础,而彩礼本身是一种传统习俗——农村现在支付彩礼类似于以前的分家模式。二十年前我在湖北、陕西等地做过相关的大规模数据分析,发现婚后3~5年是分家的高峰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小夫妻追求个人生活的独立性,在农村也能看到分家时间在不断提前。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能看到农村的分家已经提前到儿子结婚前那一刻,会以支付彩礼和帮儿子买婚房的形式把分家提前做好。

这是一种习俗的延续。在城镇化和市场化的条件下,人们去追求婚后一种更好的物质生活,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把婚姻完全物化是不对的,这相当于否定了爱情是婚姻基础的底层逻辑。保证婚姻是不是幸福,是双方对彼此的尊重、理解和相互扶持,而不是彩礼。

只是说当彩礼超过当地的平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可承受范围,达到一个不合理的程度时才产生问题,造成冲突。而一些女方家庭索要“天价彩礼”,将高额的货币支付等同于女儿的“身价”与男方的“诚意”。这恰恰让女性物化,加剧了男性对女性的不尊重。

●资料图

极昼:“天价”彩礼还会产生哪些问题?

**靳小怡:**一个是因婚致贫、因婚返贫的问题。农村男性家庭要结婚,主要就是父母承担,还有向亲戚朋友借,有的农民为儿子成婚背上了几十万元的债务。现在我们还看到高彩礼已经诱发出一些地区出现换亲的现象,也叫做买卖婚或者换婚。

有兄弟的家庭嫁女儿,彩礼会比较高,比如说把女儿嫁出去,换一个儿媳妇进来。2008年我走访的时候发现很多跨省婚姻,很多女孩从这个云贵川比较落后的一些地区,通过媒人给介绍的当地的男性结婚,丈夫比她大很多,相当于女方父母把她卖到这一家。

还可能会引发骗婚类事件,两边刚订完亲,男方付了高额彩礼,女方就失踪了,在裁判文书网、媒体报道里也能看到很多因为彩礼出现的诈骗案件。

“高彩礼” 并不能得到保证婚后婚姻质量,直接会影响到婚姻的质量和稳定性。2008年我在安徽调研时发现,相当一部分男性因为高彩礼问题结婚很晚,要攒相应的钱,支付很高的彩礼,好不容易娶到一个媳妇,而妻子的年龄往往会比他小的。在这些家庭,因为年龄差的关系,女性跟男性在教育和收入上差距会很大,夫妻关系并不平等,男性对妻子冷暴力和肢体暴力的发生率高于一般家庭,对于妻子而言,离婚意愿比较高,婚姻满意度相对较弱。

极昼:一些地区仍然维持低彩礼,在你的分析中,与父辈责任感高度相关。父辈责任感是如何影响彩礼的?

**靳小怡:**父辈责任感指的是在父系家族制度下,父母对子女成婚在传统上是有义务的。我们研究发现,父辈的低度责任感与低额彩礼是西南农村的普遍现象,而中部农村表现为中度责任感与适度彩礼,高度责任感与天价彩礼更多出现在西部农村。

越是传统的地区,相应的经济发展程度也相对滞后,留存的父系家族制度的习俗也越深重。在这些地区,父母就会有更大的责任感,觉得帮助子女,特别是帮儿子成婚是他先天的义务。

而经济比较发达、城镇化水平比较高的地区,受教育水平比较高或者被现代婚恋观影响的人群,不太会受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或者“姓氏必须要传承下去”这种老观念的影响。相对来说,这些父母会认为子女结婚是个人的选择,只会在结婚时适度进行经济支持。

极昼:在你的分析结果中,有什么是超出预期的吗?

**靳小怡:**根据男性样本提供的女方婚姻成本信息,男方总婚姻成本远高于女方,分别为84111.50元和26778.07元,男方婚姻成本约是女方的3倍。这也在预期范围内,但我做过前期调研,以为这个倍数应该更高,到5倍或者6倍,结果发现女方在婚姻缔约过程中也是付出了一定的经济投入。

女方的嫁妆历来不是中国传统婚姻缔结的一个必要条件,可以有,也可以没有。通常中国女性嫁妆她都是可携带性质,比如说男方买了房子,女性就出装修或者床上用品、家具,都属于非不动产。

这跟中国女性社会地位提高有关,还有现在农村女性基本上在婚前都有城市打工经历,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城市里现代婚恋观的影响,在婚姻支付上更加平等。

●资料图

极昼:现实生活中有人认为谈彩礼就是现实、伤感情,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靳小怡:**家庭经济学鼻祖Becker在解释人类婚姻行为时说,这是男女双方家庭的一种平等的交换,当这种交换能够给个人带来最大效益时,才会选择结婚。但婚姻缔结的前提是男女双方的感情,这很难用经济量化。比如男方是一个高学历研究生,但是家里比较穷,女方愿意不要彩礼。

彩礼在传统婚姻中更多代表一种礼仪,并不是婚姻的交换条件,或者具有交换价值。现在彩礼已经变成一种社会标准,成为交换条件,这是不应该的。建立新婚家庭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但应该是夫妻在相互尊重、充分沟通的基础上达成的共识,各家自愿表达、量力而为。

现在城市很多年轻人结婚,不需要举办任何仪式,也不用走过去这些复杂的流程。彩礼应该回归习俗中象征礼仪的功能,让决定权回归到当事人自身,让他们自由选择。

极昼:近日以来,全国多地倡议抵制高价彩礼,签承诺书、开座谈会、组织集体婚礼、鼓励“零彩礼”的活动,你觉得这种方式会有效吗?

**靳小怡:**我看到现行的举措大多面向女性,适婚女性或者丈母娘,倡导女性抵制“天价彩礼”。但爱情与婚姻是两性的事情,在让女性如何做的同时,还应关注男性的观念与行为,以及当地的村规民俗和经济发展。

“天价彩礼”集中在欠发达的一些农村地区,从长远看,这些地区需要抓经济发展,提高男性自身素质,可以加大对男性的教育和就业培训,或者创业支持,让男性有正确的奋斗观和婚姻观。

人们观念的转变,是建立在现实生活条件上的。如果经济发展没有达到,仅从政策上宣传倡导,可能仅仅是一时的效果。治理天价彩礼需要更加综合性、长期性的一揽子政策设计。

结婚完全是个人的选择,既是感性的选择,也是理性的选择。对于个人的婚姻行为,社会治理应该有一个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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