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三纲五常都要管我的卵”——中国单身女性冻卵第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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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生育权一直没有回归到女性自身，一直都是限制在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里。

2018年11月底，徐枣枣第一次来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生殖科谘询冻卵，发现单身女性在中国不被允许冷冻自己的卵子。 摄：七七/端传媒

【编者按】：2021年9月17日，中国大陆首例单身女性冻卵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二次开庭，未当庭宣布结果。当事人徐枣枣（化名）因自己提出冷冻卵子需求被拒，起诉北京市一家知名三甲妇产医院。在中国大陆，男性不论婚否均可冷冻精子，但依据2003年原卫生部出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下称《规范》），单身女性被禁止提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这一案件于2019年12月底首次开庭，引发巨大关注。2021年初中国两会召开前夕，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就《关于赋予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育技术权利，切实保障女性平等生育权的提案》作出回应，表示“将着力推动辅助生殖技术管理立法工作”。尽管二胎乃至三胎放开的生育新政陆续颁布，低生育率在中国已成现实。除去生育成本等外在因素的制约，作为生育主体的年轻女性，其自主和权利意识也在觉醒。面对人口问题的严峻现实，徐枣枣的起诉也是对执政者和执法者的一个提问：现在，中国单身女性可以自主生育权吗？

2018年，30岁的徐枣枣亲自确定了一件事：单身女性在中国不被允许冷冻自己的卵子。31岁时，她决定就此发起诉讼。现在她33岁了，正在等待一审二次开庭的结果。9月17日下午，尽管发布开庭信息的微信自媒体文章被删除，支持者和媒体还是闻迅赶来，徐枣枣在法院门口被国内外媒体蜂拥围住。案子引起全国关注和讨论之后，徐枣枣发现，原来大多数女性不知道单身时不能冻卵，甚至不知道冻卵在中国已没有技术障碍。徐枣枣和支持者们想要声张的是作为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利，而冻卵或许是漫长生育链条中最容易的一环。女性的生育权在中国的几大相关法律中都有条文明确的保障。但在落实和执行的层面，生育往往与婚姻关系绑定，单身女性以及非婚已育女性被排除在外。而这与执行了40年的计划生育国策息息相关。医院声称拒绝为徐枣枣冻卵所遵循的《规范》也被视为计划生育时代的产物。徐枣枣的诉讼开庭前不到两个月，三胎放开以及鼓励生育的配套措施正式发布，将“到2025年，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列为主要目标。鼓励生育的大方向以及一系列配套政策，也成为徐枣枣争取法庭支持的重要依据。

但另一方面，诉讼也折射出现实与新政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断档。徐枣枣看似简单的诉求实际触碰的是计划生育时代的生育内核——生育与婚姻关系绑定。

2018年11月底，徐枣枣第一次来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生殖科咨询冻卵。她很快感受到不同——去问诊的几乎都是年轻夫妻或由长辈陪伴的已婚女性。徐枣枣告诉医生想咨询冻卵。坐诊的医生埋头询问基本情况，眼睛没有离开病历本。直到她随口说道：“是已婚吧。”徐枣枣答：“不是。”医生停下来，抬头看着徐枣枣，手里的笔同时放下。徐枣枣感受到对方传递的信息：“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听到徐枣枣“暂时还不想结婚，想为以后留一个可能”的理由以后，医生告诉她，趁着现在年轻，早点生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好处，产后恢复快，生完孩子再发展事业也来得及。而且，国家现在有政策不允许给单身未婚的女性提供冻卵服务。所以，先去领证结婚。对面的年长女医生态度友好妥帖，但几乎她说的每一句话都让徐枣枣感到生气。“我不能对个体发作，因为不是她的错，但又不知道找谁说理”。北京冬天室内暖气充足，加上空间里超载的人数，徐枣枣觉得缺氧和压抑。眼前的场景，她早有预期。北京妇产医院并非首选，她原本想要去国内辅助生殖技术最富盛名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但这家医院的辅助生殖科只能线下预约挂号，并且需要出示结婚证。“这样的医院我是连门都进不去的。”而北京妇产医院的这一科室接受网上预约，院方客服告诉徐枣枣，具体情况可以跟医生咨询。

徐枣枣不想被这样“打发走”：“但是我现在这个（单身）状态就是这样，我真实的需求应该怎么样被满足？”

法国尼斯一所辅助生殖技术实验室内，萤幕显示显微镜下的一粒卵子。

摄：BSIP/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徐枣枣觉得医生显得有些不得已，但她还是给徐枣枣开具了检查单，让她先查一下当时的身体状况。那些检查通常是给备孕或者准备试管婴儿的已婚女性做的。

全部检查分两次做完，2018年12月徐枣枣又去了一趟医院。医生说她的身体状态很好，适合备孕，也可以冻卵。但最终，徐枣枣把第一次咨询时说的话又说了一遍，医生也把自己第一次时说的话又说了一遍。

徐枣枣第一次去医院时，一个人突然出现，向拥挤的候诊队伍里撒了一把小广告，然后迅速消失。徐枣枣捡起一张看，上面写着提供代孕、胎儿性别鉴定等各式服务。在女厕所的隔间门后，贴满了更加直白的广告，包生男孩、包性别、有偿捐卵、赴美生子不一而足。徐枣枣发现，为了争抢生意，贴广告的人会把竞争对手的联系方式抹掉，留下自己的。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大家其实都心知肚明，这些灰色地带是存在的。”在9月18日接受端传媒专访当天，徐枣枣还收到一笔捐款，捐款人自称在一个特大城市专业运营人工辅助生殖业务，可以免费为她提供冻卵。徐枣枣对此一笑了之。

即将30岁，她决定冻卵

2015年，演员徐静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已经在美国冻卵，让冻卵这项医疗服务在中国迅速提高了公共知晓度。徐枣枣也是在那时第一次知道了冻卵的存在，她觉得生育离自己非常遥远，直到29岁时。

“快30岁的时候，好多人都会开始跟你说，有些事情不能再等。”徐枣枣说。

好的坏的一并袭来。好的是，29岁这一年，在新媒体行业供职的徐枣枣获得了一个晋升机会，她开始带团队。“我发现可以用我的经验和专业能力去解决一些事儿，能看着团队把我的一些想法实现。这种感觉是很爽的、很有成就感。”徐枣枣意识到，她可以实现更大价值，并且自己喜欢。

坏的是，身体机能的下降。吃多了，肚子就容易胖，必须靠健身维持轻盈状态，熬夜之后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恢复。这些新的身体变化让徐枣枣有些难以接受。加之新媒体的工作节奏快、强度高，她有时觉得自己被掏空了。

也是在这一年，徐枣枣结束了一段长时间的亲密关系。跟其他在异乡的年轻情侣一样，分手意味着搬家，再次一个人生活，面对生活中一系列平日里都会觉得难缠的变动。

徐枣枣不得不重新思考。在即将30岁的时候，如何让自己觉得更安全？外界给出不同的解决方案：拥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开始一段新的爱情，走入婚姻和家庭，挣更多的钱，或者生一个孩子……突然之间，徐枣枣的生命中有太多重大的事情需要去规划和决定。

“当我自己的生活中有一到两个甚至是三个主要矛盾的时候，我还可以去balance（平衡），但是一旦超过三个，我会觉得有点难平衡，希望能够先解决或者是推迟一两个烦恼。”徐枣枣非常明确自己还不想结婚，生孩子这件事优先级也相对靠后。

冻卵从一件遥远的事变成了真实的需求。“我还是更在意我现在的事业，我的自我提升或者人生规划。如果能用冻卵去解决这一块，那不是很好？”而且身边总有人提醒徐枣枣，高龄（35岁是高龄产妇的年龄分界点）以后，自己的生育能力，尤其是卵子的质量都会下降。

一所生殖技术实验室内的一名工作人员把卵子样本放进液态氮容器内冷藏。摄：Benoit Tessier/Reuters/达志影像

在欧美、日本、泰国、香港等地，冻卵服务业已发展成一个成熟的商业服务，但在中国大陆，只有已婚女性或患癌女性在接受治疗前进行生育力保存时才被允许获得。

出国冻卵往往价格不菲。徐枣枣咨询到的价格是10万元至20万元之间，美国费用最高。然而，在中国的公立医院，这一价格则只有2万元上下。

徐枣枣原本以为是容易解决的“矛盾之一”却成为最难解决的。“我觉得自我消化不了，因为还有那么多人有一样的需求，我就眼睁睁看着这些人在跟我走一样的路。这就不是天灾，就是人祸，完全是一个人为的原因。”她想要反抗。

发起诉讼：我想主动掌握生或者不生的决定权

“就像之前别人一直在揍我，我觉得我已经吓傻了。没法反抗，也跑不了，就在那里忍受，非常委屈，非常愤怒。但是，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我其实是可以动的。”徐枣枣说。

这一时刻发生在咨询冻卵被拒绝后不久，2019年前后，徐枣枣在北京参加了一场关于女性生育权的线下讨论会。讨论会由倡导多元家庭理念和自由选择权的民间组织——多元家庭网络举办，徐枣枣后来也成为了志愿者。在那场讨论会上，一位女性社会学家为徐枣枣“打开了一扇门”。她分享的主题是新中国生育政策与女性的关系。

徐枣枣认为，与人口和生育有关的大多数报导里，女性都像螺丝钉，国家需要女性干什么，在这个政策和时代背景下，女性就要去干什么，论述的背后逻辑“其实都是怎么想办法能让女人生更多孩子”。但是，女教授的分享让她第一次听到，一个女性作为主体对政策的看法，以及女性如何运用自己的生活智慧，在跟现有政策共存的状态下，做一些变通或者是尝试。


会上提及中国唯一允许单身女性通过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生育的吉林省，但遗憾当时没有出现有影响力的诉讼案件，在本省乃至全国都没能真正得到应用。这启发了徐枣枣。她默默坐在听众席里想：“也许你们要找的人就坐在这儿。”她有完整的就诊经历和书面记录，在她病历本上的就诊项目里，明确写着冻卵咨询。

2019年3月，徐枣枣决定起诉。第一位律师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徐枣枣，她的案例属于倡导型，胜诉概率有限。这意味着，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但过程往往艰难。

外界开始知晓徐枣枣是从2019年12月23日朝阳区人民法院的第一次开庭前后。但在那之前，徐枣枣已经历了在两个区的法庭不予立案、换了一次律师和改变起诉理由——从医疗合同纠纷改为一般人格权纠纷。

与司法系统的首次遭遇，徐枣枣觉得自己又被打发了。当年3月，她们两次找到东城区人民法院。一位年长的男性法院工作人员出面解释。他把徐枣枣和律师叫到一个空的法庭，反复强调不能立案。徐枣枣也反复向对方强调：“我现在就有这个需求，应该怎么办？”这位工作人员说，他们只能按照国家现有法律法规办事，没办法质疑现有体系。他建议徐枣枣，如果想冻卵就出国去做，这样中国法律也不会管。在最后，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你这些都是西方传过来的。”

“我想让他们看见，我就是拿着我自己的一个钥匙。我拿到这个钥匙本身是重要的。”

在半年后的9月底，徐枣枣和第二任律师终于拿到朝阳区人民法院的立案通过。徐枣枣以“一般人格权纠纷”为由提起诉讼。在法律概念上，它既包括生育权，也包括身体权。

即将开庭的消息一经发出，媒体采访纷至沓来。徐枣枣一天至少接受10个采访。她需要按小时安排自己的一天。有时候甚至要提醒记者注意时间，因为下一个电话很快就要打进来。

徐枣枣很意外。“我的心态就是没有人理，我悄咪咪地把这事做完，然后对我自己是一个交代，就结束了。没有想到那么多人是那么在乎的。”在开庭之前，徐枣枣和多元家庭网路一起给国内60多位有社会影响力或者关心女性议题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寄信，希望呼吁他们关注冻卵案和支持单身女性生育权，都石沉大海。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徐枣枣非常强调自己起诉的原因：主动掌握生或者不生的决定权。“我不希望被写成一个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现在不能生孩子、找不着对象的大龄女青年，为了以后找到对象一定要生。我想让他们看见，我就是拿着我自己的一个钥匙。我拿到这个钥匙本身是重要的。”

前来采访的男女记者本身也折射出社会对於单身女性生育的各异态度。有人问她：你要冻卵这个事儿，你男朋友同意吗？你怎么跟他说和解释这个问题？也有人问她：你同事领导怎么看？他们会不会觉得你奇怪？会不会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

徐枣枣告诉端传媒：“好像‘三纲五常’都要管着我的卵。”

上海，一名男孩望着一个地铁站内的婴儿用品广告。摄：Carlos Barria/Reuters/达志影像

多元家庭网络创始人、徐枣枣的二次开庭律师董晓莹告诉端传媒，自己一直关注国内非婚女性生育权这一议题。“她们的生育权在国内受限。我们想从诉讼的角度，通过司法途径去扩大影响，争取可见度。”

董晓莹认为，通过徐枣枣的案子，关于女性生育权的议题被确实地推到公众面前，而徐枣枣在不断接受采访时所表达的其实代表了很多女性的心声。让董晓莹欣喜的还有很多体制内的专家学者愿意就女性生育权公开发声并且给予支持。“这个过程都很有意义。”

一个正面的、单身并且有生育意愿的女性社会形象

2020年4月，徐枣枣在互联网上发出诉讼费的公开募款，在募款信上，她写道：“大家都付出很多，不单是为了案子，也更不是单纯为了我，而是为了女性生育权的平权事业。”

呈现一个正面的、单身并且有生育意愿的女性社会形象，这是徐枣枣的一个希望。她回忆自己从小到大看到的影视作品里，大多数单身生育的女性形象都是悲惨的受害者，社会对她们的描述是“未婚先孕”。

“现在不应该这样了。（女性单身生育）形象叙事该被改变了。我希望大家能明白，我们做的这些选择是主动的、负责任的、作为人的一个选择，而不是一个客体。”

虽然在过去几年，女权倡导组织和积极行动者被政府相关部门和一些网络舆论联合围堵、攻击，但当下的女性权益意识不论是在女性群体内部还是社会舆论场，其可见度和民意基础都不可逆转地得到了提高和扩大。因为真实世界中，越来越多的女性在用实际行动改变自己的选择。

徐枣枣学生时代的很多女性好友都在被认为合适的年纪结婚生子，但她们的选择已经与上一代不同。当她们觉得婚姻无法帮助自己成长、获得发展空间的时候，离婚成为自然选择。“现在我的好多朋友都说，觉得离婚是人生大事，结婚不是。这对她们来说是真正的自由。我们现在这一代人，还是很尊重自己和自己感受的。”

因为冻卵案，徐枣枣一头扎进单身生育这个议题里。她结识了更多的女性，也开始深入地了解那些有生育意愿以及已经生育的单身女性们。

2019年底第一次开庭之后，再次开庭的通知一直杳无音讯，再加上疫情爆发，徐枣枣跟多元家庭一起邀请专家和专业人士开了多场线上分享活动。有的女性听众告诉徐枣枣，冻卵案之前，她们不知道在中国单身女性不能冻卵。现在她们知道了，她们很愤怒，因为不公平。

在其中一次的分享会上，徐枣枣认识了张萌，她是国内首例单身女性生育保险案的当事人，已经当了妈妈。徐枣枣看到了同为单身女性在生育议题下的另一种状态。“她自己去寻求答案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智慧，还用自己的生命经验去照亮其他情况类似的人。那种东西是非常鼓舞和感染我的。”徐枣枣说，不同生命体验的女性相互交汇，那是一个神奇的过程。

现实也在不断提醒徐枣枣，针对单身女性生育的敌意和刻板印象依旧根深蒂固。“两次开庭都会被被告方的陈述点燃，让我觉得不能这么就算了。”

在第一次庭审中，被告方除了论述国家有政策规定外，还列出了“单身女性生育会造成单亲子女的教育问题、会推迟女性生育年龄”等在徐枣枣看来代表主流保守性别观念的理由。在9月17日下午进行的第二次开庭中，被告提出单身女性冻卵会延迟生育年龄，由此催生高龄产妇，而这对孕妇和胎儿来说等于“自残”。徐枣枣说自己气愤到双手发抖。但两次庭审的法官都让徐枣枣感到些许安慰。他们态度友好，给了她和律师相对充分的表达时间和空间，并且认真聆听。

徐枣枣说，被告方律师绕来绕去，其实总想回避“房间里的大象”，即“不平等的体制。一方面是男女性别的不平等，另一方面是国家懒政又同时过于深入个人生活的越权管理。”

中国女性生育权被限制在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里

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被视为中国彻底放开三胎生育的标志。同时发布的还有一系列配套措施，被称为从经济和社会角度，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其中有诸多引人关注的具体措施，比如取消计划生育时代色彩浓重的社会抚养费（又名超生罚款），将入户、入学、入职等与个人生育情况全面脱钩。文件称，一系列举措的主要原则之一就是“努力满足群众多元化生育需求”。

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退休教授、性别与法专家刘明辉对端传媒表示，当前的大环境对于保障女性生育权非常有利。“跟计划生育那时代是完全两样了，那个时候是不惜代价地去控制，现在不是了，现在是想方设法地鼓励生。但问题是没有多少人生，所以才让出台很多的配套措施。”通过课题研究，刘明辉了解到单独二孩乃至全面两孩放开之后，实际的生育增长情况远远没有达到预期。她作为冻卵案的两名专家证人之一出席二次开庭。

刘明辉说：鼓励生育得落到实处，光喊口号没有用。“我觉得咱们实质鼓励的东西还是少一些，光是在那喊口号、下命令。比如像日本，人家确确实实是给财政补贴的。哪个公司做的好，政府给钱的，还有精神上的表彰。”

徐枣枣说：“现在年轻人又要养老又要育儿，尤其我是80后这一代的独生子女，这些责任如果都压在身上，只是说开放政策就去做选择其实非常难，要考虑的后顾之忧太多。”

在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之下，单身女性是否能够掌握生育权？

广州，一名妇人走过一张推广计划生育的海报。摄：China Photo/Reuters/达志影像

董晓莹说：“国家没有松过口说保护单身女性生育权利，相关政策也都没有明确，所以地方也很难去有一个依据。”让她感到鼓舞的是，文件明确提出了“多元生育需求”的表述。刘明辉也认为中国对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整体呈现放开趋势。她告诉端传媒，2015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订时在最后审议中删去了“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

然而，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执行40年，其造成的行政惯性和管理思维定式虽然在松动，但仍根深蒂固。

2017年9月由单身女性生育权关注组发布的《中国单身女性生育权现状及法律政策调查报告》中写道：“我国生育权政策体系繁杂，《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很多内容没有做出详细规定，而是交给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即现在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各地人民代表大会甚至各级人民政府来补充，随之产生了一些地方或部门规定甚至是地方的‘红头文件’不符合上位法的情况。”单身女性生育权关注组由包括律师在内的多家中国大陆民间组织构成。

董晓莹也认为，中国虽然已经取消了社会抚养费、户口登记等限制，但在具体执行层面，单身女性仍然要面对诸多困难，比如生育保险报销。“在国家层面的规定，比如《社会保险法》，没有限制说必须有结婚证才能领取生育保险，但是在地方的执行上就是卡住了。其实这是一个违反上位阶法的情况，但是地方没有动力去改变。”

“非婚生育除了违反所谓的传统价值、让家庭‘蒙羞’之外，还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国家一直都是实行严格的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子女，计划生育法里说的也是提倡夫妻生育一个孩子。地方层面就都把生育权的主体默认到了夫妻身上，所以非婚群体一直都被排除在政策外。”董晓莹说，虽然国家政策上已经允许非婚生育子女直接登记户口，但是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在实际执行层面仍然认为非婚生育不能登记，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刘明辉告诉端传媒，为了做专家证人，自己搜集了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发现没有任何一条禁止单身女性冻卵的规定。她认为，拒绝为单身女性提供冻卵服务，但可以为单身男性提供冻精服务，这属于性别歧视，而只能给已婚女性提供冻卵服务，则属于身份歧视。医院所遵从的2003年的规定属于部门规章，与多个上位阶法相违背，理应取缔。

《中国单身女性生育权现状及法律政策调查报告》指出：“现有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虽然确认了公民的生育权，但是实际规定里却以‘夫妻’作为生育的主体。虽然法律层面并没有明文禁止单身生育，实际上各个地方在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时候，却将单身生育囊括进入了‘违法生育’之列，将‘是否结婚’作为‘能否合法生育’的其中一个条件。”

在董晓莹看来，中国女性生育权本身一直没有回归到女性自身，当作其一项基本人权。“一直都是限制在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里，没有把它独立出来，从计划生育法到现在从来没有松动过。”

鼓励生育的大环境与单身女性掌握生育权之间仍然存在鸿沟。董晓莹认为，仅靠国家政策，还远远不够。在地方执行差异巨大的现实下，每个人会遭遇和遵循的都是更具体的地方政策，国家政策的变化给人争取提供了空间，但“不是说政策在了，个人的权利就都实现了”。

但与此同时，举国鼓励生育的大环境反而加重了干涉女性生育权的势能——催生变得更严重了。在十一国庆假期时，跟徐枣枣年纪相仿的两位新朋友告诉她，她们原本已婚未育，但自己现在遭受到的催生压力是空前的。董晓莹身边的女性朋友也有在三胎放开后被催生的情况。她告诉端传媒，尤其是生了一胎之后的女性。如果一胎是女儿，女性大概率会被催着生二胎，看能否要个男孩。“这个也更能体现，生育权不在女性自己手里。到现在还非常普遍，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

第二次开庭结束意味着一审阶段的司法程序已经走完，现在只剩公布胜诉或者败诉的结果。徐枣枣被问及对冻卵的想法是否有变化时，她说：“生孩子还是没有那么迫切，但对于冻卵更迫切了一点。因为我的卵又老了一些。”徐枣枣告诉端传媒，如果在国内冻卵的前景完全无望，她会考虑攒够钱之后出国冻卵。“但这都不是上策，我想坚持我的诉讼请求，就在这一家医院冻。”

虽然仍期待胜诉，但徐枣枣不执着于判决结果。她对端传媒说，一个社会实践性别平等需要分步骤分时期来完成。从最开始形式上的显性不平等逐渐消失，然后发展到隐性的不平等逐渐消失，最终达到实质平等。这是一个漫长过程。“从观念到生活实践，都是很需要练习的，也都是很渐进的。大家对于这些不公正的容忍程度也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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