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动|通勤停止、被迫居家、担心失业:疫情冲击下的“双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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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网原创**

省际防控政策差异轻易将大都市经济圈割裂,过着“双城生活”的上班族正忐忑不安。

作者丨刘一

早晨7点不到,左腿刚动完手术的张心一瘸一拐,从位于江苏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的家里出发,她要先搭乘网约车赶往上海、昆山交界处的安亭检查站。照例在检查口排过长队后,她拄着拐杖步行近1公里,到了上海地铁11号线,从安亭站出发、再坐40分钟地铁,然后到达市中心的办公室。在这个一天中最有朝气的时点,车厢里出奇的安静,大部分人和张心一样,是每天穿越“双城记”的沪昆通勤族,还没进入工作场所,他们的脸上就都挂着疲惫二字。

这是今年2月至7月4日——上海地铁11号线昆山段停运四个月后,沪昆通勤族每天的漫漫上班路。

28岁的张心,家住花桥,上海浦东新区上班,两地相距47公里,跨省地铁是她出行的方式,平均约两小时。2月,疫情突发,11号线昆山段停运,苏沪交界处开始设置检查点、核酸检测点。张心的上下班时间一下子延长到了4小时。

没多久,她就被迫居家办公,绩效工资砍半,房贷也还不上了。

11号线,是上海唯一一条跨省地铁,2013开通,直达花桥。随着交通便利,房价低的花桥成为越来越多沪漂安居的第一选择。据2021年底发布的《长三角城市跨城通勤年度报告》,往返上海、昆山的通勤人员约为6万,占上海跨城通勤总人数近75%。其中,又以花桥往返上海的人数为最。

每个工作日早晨,大批沪漂从花桥出发,搭乘地铁、驾驶私家车、电动车、自行车,前往位于上海各处办公地点。

然而,为了互相防止疫情外溢,过去四个月,上海、江苏各自设置了防控措施。数万名沪昆通勤族因此经历了艰难的上班体验,甚至出现了有家不能回、有班不能上的集体困境。随着疫情趋缓,11号线恢复,噩梦般的通勤成为回忆,但经历了这一切的张心仍忐忑不安,生怕旧梦重现。

而沪昆现象也并不独有,北京燕郊的通勤族也曾上演疫情中的通勤长征。

沪漂的选择:双城生活

2015年,从沈阳一所大学毕业后,张心开始了她的沪漂生活。

她在上海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银行做信用卡地推——在商场、写字楼,向路过的人们推荐办理信用卡。她每天的行踪飘忽不定,往返于中心区不同的商圈和写字楼之间。那段时间,她每天要走几万步路去找客户,忍受大部分人不耐烦的眼神,碰一鼻子灰是常态。一天结束后,还得回公司参加培训,常常晚上9点以后才能下班。

彼时,张心住在闵行区一个不足15平方米的小单间里,月租仅600元。便宜的房租相对的是偏远的地理位置、漫长的通勤时间,和繁复的通勤方式。下班后她得先坐地铁8号线直到终点站,再坐半小时公交车,到家常常半夜了。回到家的张心像是被抽走了最后一丝力气,瘫在床上。有时晚上睡不着,就会幻想自己住进大房子的生活。

之后她又陆陆续续搬了3次家,有时是房东要涨房租了,有时是房东要卖房。每次搬家,张心都得把所有东西重新收拾一遍,打包,再搬到新的地方,然后重新打开来再摆放一遍。

搬家次数多了,她就再也不敢买太多东西。家里总是空空的,像她的脚始终无法落在这座城市的地面上。

她想拥有自己的家。

于张心而言,家意味着稳定的住所,父母在身边。

在陆续跳了两次槽后,她的经济情况才有好转。2016年10月,张心换了工作去做金融机构的销售岗,和银行合作。当时正好赶上了行业的红利期,入行没多久,她就签到了一个大客户,拿到了10万元佣金。她第一次有了可以在上海立足的底气。

2017年的春节,张心把父母从老家接到了身边。此前,父亲一直在做装修工作,年岁渐长,做不动了,张心给父亲在上海找了一份保洁工作。一家三口蜗居在浦东新区一个不到50平米的两室一厅里。那一年,她有了存钱买房的想法,一方面厌倦了总是搬家的生活,另一方面,她希望给父母一个更安稳的环境。

张心的父母都是农民,家里无法给她提供经济支持,只能自己攒钱买房。她给自己规定,每年必须得存10万元。这意味着在这个摩登城市,她只能买必要的物品,无法和同龄女生一样打扮时髦,即使月入2万,也从未买过一个超过5000元的包。

张心工资的涨幅,仍然赶不上上海房价的增长速度。2021年上海房地产行业协会统计,房屋均价每平方米近6万元,市中心徐汇区一平方10万起步,即使是偏僻的宝山区,房价每平方米也近5万。张心存10年也买不到20平米。更重要的是购房政策限制,对于单身的外来人口,她根本就没有购房资格。

这个超级大都市既包容又苛刻,它允许每一个人来,但高昂的房价和严苛的购房政策也筛掉了一批想留下的人。

而和上海安亭镇仅一马路之隔的苏州昆山花桥镇,就像是上海衍生出来的人工器官,承载着上海外溢的人口,维持着这个超载城市的日常运转。安居客数据显示,2022年以来,花桥的平均房价介于19534-19881元/平方米之间,仅为上海的1/3。

2013年11号线昆山段开通,直通花桥,更让这个小镇在过去十年换了新天地。商圈、网红楼鳞次栉比,楼盘越建越多。201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大上海都市圈及苏沪同城化建设,都包括昆山,再给花桥镇添了把火。越来越多的沪漂穿越周边的郊区,迁往花桥。据花桥国际商务城公布的官方数据,花桥人口从2014年的13万,上升到如今约32万。

去花桥看过几次后,张心也选择了这里。她形容花桥安静舒适、道路非常干净。因为是新城,居住环境和绿化也比她曾经住过的上海老小区好。去年5月17日,张心终于在花桥买了9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购房加装修,前后花了200多万元,首付60万,每月要还1万多元的贷款。

| 张心目前住的小区

房贷压力不小,但张心算是安定了下来,有了自己的家,就意味着成为上海城市边缘的一份子。

对张心而言,住在花桥,意味着赚上海的工资,享受江苏的物价——这是她能负担得起的最好的生活。唯一的缺点就是花桥不属于上海市,可平日里从楼下光明路乘坐地铁,1个多小时就能直达上海市中心,谁会在意这行政上的分割呢?

没想到,入住三个月后,疫情来了。这让她突如其来地、真切地感受到了上海和花桥清晰的行政分界线。

每天五分之一的时间在上班路上

47公里,是张心从苏州昆山花桥的家到上海浦东世纪大道公司的距离。对于两个城市而言,这距离几乎深入腹地,但对于沪昆两地的通勤族而言,则是每天近2个小时的通勤。

2月14日,受上海、苏州两地疫情影响,往来于沪昆的高铁、省际大巴、地铁11号线昆山段的兆丰路、光明路、花桥三站全部停运。大部分依靠公交出行的通勤族,只能先徒步或骑车通过沪昆交界处的安亭检查站,经过健康码检查后,进入上海界内,在安亭地铁站搭乘11号线地铁前往各处的办公地点。

张心的左腿1月动过手术,本来就行动不便,通勤时间又被拉长,她得至少提前半个小时出门。每天,距离检查站还有大几百米,她就看见了乌泱泱的人群。排队的人从人行道蔓延到了马路和绿化带。她已经习惯了人潮拥挤的烦躁,比烦躁更多的是疼痛。即使努力把腿往里收,还是免不了人群带来的磕碰,她也不敢停,后面的人推着前面的人,一路上,她憋得面色发青。

| 张心公司附近

张心工作的地方距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不到2公里,清晨时分,金融中心区里成千上万的办公族从地铁站散开,涌入一栋栋高楼。他们占据着国家开发银行的办公大厅、全球最顶尖投行的会议室,每分钟都有成千上亿的资金在这里流动,大楼里的人似乎控制着金融市场的命脉。进入121米高的办公大楼后,张心立马收起她灰头土脸、跨城通勤的疲惫,扮演起上海浦东金融中心月薪2万的金领。

但到了晚上6点左右,这份体面又会被打破。从写字楼出来后,沿着浦东大道进入地铁站,她又得加入浩浩荡荡的通勤大军,同样的场景再次上演:排队、挤上地铁、再排队、过检查站、回到花桥。

3月,上海在短短1个月时间,感染者指数型激增。3月4日,江苏省苏州市发布重要提醒,强调暂不接收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前往苏州,省外人员来苏州必须持有健康码绿码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否则必须在24小时内在苏州境内就近采样检测。3月8日开始,从上海回花桥的沪昆通勤族,回家的路上又多了一道关卡——做核酸。

正值当天下班高峰时间,核酸检测点布满密密麻麻的人,队伍顺着栏杆蜿蜒了七八圈,缓慢挪动了40分钟后,张心终于拿到一张绿色的小票凭证,上面写着“花桥区域核酸检测已采样”。凭借这张小纸片,她才被允许进入花桥。

| 核酸采样小票

“回家像是西天取经,得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张心说,“每天近五分之一的时间在路上,经常晚上10点以后才能到家,真的身心疲惫。”

3月14日,花桥居民的沪昆通勤之路彻底被疫情阻断,连忍受的机会也没了。早上5点左右,张心起床后,看到凌晨2点53分昆山市发布“疫情防控2022年第2号通告”,为防止上海疫情外溢进入江苏,昆山花桥地区全境于3月14日下午正式开始实行暂时为期一周的封闭式管理。

这意味着如果去上海上班,晚上她很可能就回不来了。张心急忙跟公司申请居家办公。

下午,上海市嘉定区曹安公路装上了防护栏。所有当天正常去上海上班、居住在花桥的沪昆通勤族们,被迫滞留在了上海。

如果被裁,房贷怎么办?

与上海暂停来往的时间里,因为没有业务,绩效和考核无法完成,张心的工资被砍了一半。她的收入仅够覆盖房贷和装修贷,连生活费都没有。在花桥居家办公的张心,每天都焦急地等待着上海解封和复工的时间。

从5月初开始,就有上海解封的传言,一开始传5月18日,后来是5月26日,还有人说要再封一个月,每天小道消息只飞不落地。直到6月1日,静默了2个月的上海终于解封,宣布全面恢复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大部分上海企业也在端午节后要求全部复工。然而,张心的生活仍没有恢复正常。

花桥和上海之间,除了地铁、高铁仍然停运以外,还面临苏州对上海返回人员实施的“7+7”健康管理措施。也就是说,如果从上海上班返回花桥,需要14天的隔离时间。

上海疫情之后,许多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削减人力开支。金融行业内卷严重,特别是销售行业。张心公司里的每个同事都挤破了头表现自己,尽量能加班就加班。张心担心如果继续被封控在花桥,公司会以无法到岗为由裁掉她。被裁了,房贷怎么办?必须回上海复工。

张心打算用老办法,从安亭检查站进上海,再从安亭站坐地铁回到浦东。但和3月份时不同,现在想过检查站,要先向社区申请离开花桥的通行证。

| 安亭动检站

办理社区的通行证,除了需要提供企业的复工证明、3天内2次核酸检测阴性报告之外,还要签署“在花桥兆丰路东线实施封闭管理期间,不再返回苏州地区”的承诺书。可是,按照上海的复工政策,企业不需要向任何机构或个人开具任何证明,即可复工。因此,张心没能拿到公司的证明,通行证遇到了阻碍。

在这种敏感的时刻,任何一点小的意外都会让张心紧张。迟迟办不下来通行证,6月2日,张心开始向国务院小程序反映沪昆难通勤的情况,此后又打12345投诉,发微博。只有微博激起了一点水花。

6月5日,社区终于给她办了通行证。一大早,天雨路滑,张心和父亲终于踏上回上海返工的路。为了防止被滞留在上海,这天上班的张心拖着两个塞满生活用品、锅碗瓢盆的大行李箱,父亲则背着两个蛇皮袋大包。

5天前,张心联系好了一家中介,在上海短租一个月的房子。去年年底,搬进花桥新房的那天,张心还以为自己以后再也不用租房、搬家了。

上海的房租是4100元一个月,如果沪昆通勤迟迟不放开,下个月续租得涨到4300元。除了这份房租外,她还要还每月1万多元的房贷。就在前几天,张心因为房贷扣款没有成功,已经接到了银行的催债电话。后来她东拼西凑了近1万块钱,才勉强把房贷还上,并不得不向银行申请下个月房贷延期。

雨越下越大,路边黑车司机伺机揽活,他们可以把父女二人从检查口送到安亭地铁口,但这一公里路程,收费100元。

张心的父亲连忙摆手,驮着两个行李冒雨向前走。雨水打在父亲的衣服上,张心里五味杂陈。如果是以前,她定会花这笔钱,让爸爸少受点苦,但现在银行账户里空空如也。她只能默默跟着爸爸,从雨中往安亭地铁站走去。

进入安亭地铁站后,张心长舒一口气。终于回到上海了,至少工作保住了。

上个班,怎么这么复杂

张心期待的转折终于在6月20日到来。

6月19日下午3点,张心正在上海的出租屋里看工作材料,突然,手机一连串响起几个消息。打开手机,沪昆通勤的微信群里有人发了链接,是昆山发布“疫情防控2022年第103号通告”,宣布自6月20日起,对往返上海低风险地区的沪昆人员开放通勤。消息后面是一连串群友们欢呼雀跃的表情。

终于可以回家了。张心忙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网上发消息,把上海这房子转租出去,她刚住了2周,想试试能不能收回一半的房租。

然而,开放通勤并不意味着上海地铁11号线昆山段通行,张心没想到,这次开放通勤要检查的手续,比三个月前更加复杂。

恢复沪昆通勤的第三天,安亭检查站已经堵得水泄不通。晚上7点半左右,张心从安亭地铁站出来,打算坐朋友的车回家。短短几百米的距离,她们在车里等了至少40分钟。

检查口只开放了两个,卡口处,工作人员要逐个检查苏康码、24小时核酸证明。有的人因为核酸是在上海做的,苏沪两地的核酸检测结果没有相互绑定,给工作人员检查时,得先打开上海的随申码,查完核酸后,退出,再打开苏康码,遇上网不好,一个人都得花费好几分钟。这就是当天拥堵的原因。

如果要走人行道,则需要检查“沪昆通勤码”。通勤码需要在APP上填报个人信息、承诺书、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资料办理,而每次有效期只有24小时。

虽然通勤恢复,但张心的生活没有变得更轻松。她得6点左右起床,出门第一件事就是先去做核酸,这样结果大概率可以在下班前出来。下班以后,她再凭借这个结果通过检查站。等到晚上十点以后,她才能去申请“沪昆通勤”电子凭证,11点审核通行证下来,这样持续到第二天下班时凭证还有效。

张心精心计算过,这是效率最大化的方式,否则可能得面临一天不止做一次核酸的麻烦。

这样的生活又过了半个月,直到7月4日,上海地铁11号线昆山段,终于结束了长达4个月的停运状态。沪昆通勤族们翻越检查站,排大队、查通行证、24小时核酸结果重重关卡的生活才告一段落。

| 3月份前后的沪昆通勤状况

直到这个时候,张心才算是恢复了疫情前的生活。

然而,短短一天之后,宁静再次被打破。

7月5日,江苏新增本土确诊病例4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61例。7月6日,上海市社会面又新增2例本土确诊。下午,张心所在街道又被上海划为中风险区。担心变故,张心打算在上海的酒店住一晚。但晚上8点左右,接到花桥社区电话,通知她回去做核酸,做完核酸拿到凭证后才能再离开花桥,她又不得不连夜赶了回去。

凭借核酸凭证才能出入花桥,时间似乎又回到了3个月前的循环。

看似恢复正常的上海和花桥,链接仍旧脆弱,经不起几个新增病例的出现。

疫情还在继续,张心的心不得不继续悬在空中,随时准备迎接下一次的地铁停运、封控、或是另一条长队,以及随时被打乱节奏的生活。

为何大都市经济圈内,仍有“楚河汉界”?

过去三个月里沪昆通勤族的困境,其实是疫情的特殊历史时期下,中国双城生活群体的普遍困境。他们需要频繁往来于大城市和周边小城之间,连接工作和生活。

往返于北京、河北燕郊的通勤族们同样如此。燕郊是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县下辖的一个镇,与北京通州只有潮白河之隔,距离北京市中心仅35千米,因为便捷的交通和与北京巨大的房价落差,成为很多北漂安家的地方。据不完全统计,往返于燕郊与北京的通勤族有30余万人。从2020年疫情开始,他们也经历了交通阻塞、排几个小时的队查核酸后才能通过检查站、不允许进京等等问题。

“上海是长三角的龙头和核心,在疫情防控政策上如果割断上海与长三角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不仅对上海疫情防控不利,对长三角经济发展也将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6月19日,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赵大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两地通勤有关的疫情防控政策,必须由两地有关部门共同协商制定,基本原则是要执行离沪和离昆相同的防控政策,不能因政策不同,给通勤人员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具体来说,长三角区域应该建立起新冠疫情的早期预警、监测机制和网络,尤其是对于低风险和中风险地区的划分,首先要在长三角地区达成共识,但凡低风险地区,在长三角应都可相对自由的流动。

还有学者指出,疫情下的双城生活人群通勤难只是表象,背后反映的是省际壁垒影响下,都市圈或一体化建设的不足。上海海事大学副教授李杰伟说,“以沪昆为例,虽然两地交通便利,产业互相依存,但两地的土地资源、人才资源、资金、技术等并没有完全打通。”在疫情这个特殊时期,又因政策差异,两地之间生生画上了“楚河汉界”。

此外,各省在协同发展时往往优先考虑本地的利益,我国的政策规划、实施等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跨省的政策协同成本较高。对比之下,同处于广东省的深圳、东莞,广州、佛山的情况可以由省级政府去统一协调。

今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中,特别提到了协调跨省级行政边界的资源配置。

“上海和昆山应该在疫情后以更大力度联通和开放。”李杰伟说,上海和昆山花桥可以作为试点,以大上海都市圈而不是行政区域为单位进行规划,这样不仅可以解决通勤问题,区域间的土地、人才、资金和技术也可以加快流动。

本文系凤凰网风动工作室原创稿件,未经授权请勿转载。为保护受访人隐私,文中姓名均为化名,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主编|黎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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