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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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 李温仁 发表

盛世妖术与权力幻觉

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孔飞力《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一、妖术爆发

历史上的衰世各有不同，但盛世的图景却总是惊人的相似：经济大发展、人口增长迅速，商业和农业充满了活力，共同创造出一个生机勃勃又相对稳定的社会。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评判，1768 年乾隆皇帝统治下的中国无疑是一个盛世，由于 “摊丁入亩” 的税制改革和美洲引进的如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种植，在差不多三十年前帝国人口首次在统计史上突破了 1 亿人大关，有学者估计在 18 世纪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出现了高度商业化的市场网络，城市通过手工场、雇工等商业组织和农村地区也紧密相连，而随着商业的发展，信息流通速度也与封闭的农村社会不可同日而语，上到全国性事件的消息见闻，下到各路小道消息，都会随着商品和商队的流动传播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中去。

但是，当历史学家对此种盛世的各种经济数据不厌其烦的引证以及不吝赞美之词的描述时，却往往容易忽视真正生活在那个时代人的切身感受：随着人口暴增，越是生活在高度商业化、市场化、信息流通极快的社会，越能感受到生存的压力、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以及对社会阶层向下流动的恐慌。这就好比今日的北京，固然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商业发达，市场活跃，一座城市容纳了数千万人口，人口流动量庞大，充满了机遇，但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生活在北京却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奋斗终身也许也不过是糊口式的生存，而稍有不慎更是有可能沦落到社会底层，周边充满了流动人口其实更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在 1768 年的春天，江南地区大部分普通百姓都生活在这种焦虑和紧张的环境当中。

正这个春天 3 月的时候，一个可怕的妖术传言突然不胫而走，传遍了江南市镇乡村的每个角落，并还在持续扩散——有一些游方和尚懂得一种名为 “叫魂” 的妖术，可以剪走人的发辫来做法，以窃取他们的灵魂为自己所用。他们尤其喜欢对男童下手，许多孩童率先报告父母自己被见到的和尚撒了迷药性质的粉末昏昏沉沉，继而发辫就被割走。这对于当时的普通百姓来说实在是太可怕了，中国传统家庭中男丁是未来的支柱和希望，对于男童的侵害本身就难以容忍，而游方和尚常常被目为乞丐同类，是不折不扣的流民，也非常值得怀疑，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载北京人之所以将乞丐称为 “叫化子” 就是来自于和尚的化缘。

因此 1768 年的 3 月到 6 月，在萧山、杭州、苏州等地很快出现了很多起当地村民怀疑附近出现的游方和尚在施展 “叫魂” 妖术，于是将这些游方和尚擅自捉拿起来用私刑惩罚的事件，有些游方和尚试图去县衙告状喊冤，不料却遭到了衙役的勒索，游方和尚无法支付勒索金，衙役便趁机坐实了 “叫魂” 的罪名将其逮捕，县令出于对衙役的信任，在审判过程中使用刑讯逼供手段将这些游方和尚屈打成招，承认自己使用了妖术，之后县令上报到浙江省主理司法的按察使那里，但是浙江省按察使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儒家士大夫，本身对 “妖术” 保持着审慎的怀疑，他仔细调查了事件经过发现了衙役的勒索行为，于是将游方和尚释放，同时打了衙役一顿板子。浙江省级的官员做了一个官员经常会做的事，他明显不想让这件事闹大，他既没有上报朝廷，也没有向民众公开事件的经过，因为这种妖术事件出现在自己的辖区无疑是一个污点，而且极有可能造成民众的恐慌，万一引起了群体性事件更是会对仕途不利。

但是，妖术流言的传播力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估计，1768 年初秋的时候，很快在山东地区同样也有愤怒和恐惧的民众将他们怀疑的叫魂者——一些乞丐流民扭送到官府，而在山东巡抚富尼汉同样的刑讯审问下，这些乞丐流民纷纷招供自己受到了江南地区某个和尚、道士的蛊惑，要他们到山东地区来从事剪辫子 “叫魂” 的妖术。据他们所说，这些和尚道士颇有蛊惑人心的力量，而且行动极有组织性，他们还要将剪完的辫子带回江南地区的某个庙宇和村庄，交给这些和尚和道士。这种时候，山东巡抚富尼汉同样可以选择将这件事压下来处理，但是由于事件牵扯到江南地区，富尼汉的行动就值得考虑了，清代存在着一种 “密折制度”，每一位省级官员都可以通过密折单独向乾隆皇帝报告特殊情况，如果江南地区的官员通过密折抢先报告了妖术事件，那么富尼汉压制信息的举动就可能被视为包庇这些妖术者，况且根据这些乞丐流民的供述，富尼汉极度怀疑妖党的最终目的是谋反，让这些乞丐流民来山东地区“叫魂” 是为了在公众中制造混乱，于是山东巡抚富尼汉为了抢得先机，率先向乾隆皇帝报告了这些妖术事件。

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当即陷入了震怒与恐慌当中。他的震怒之处在于，这件事的策源地——江南地区竟然敢将如此重大的事件隐瞒不报，这让乾隆皇帝感觉自己对于官僚体系的控制力在削弱；而他的恐慌之处在于，妖术的表现形态——剪辫子——触碰到了满族统治者敏感的神经，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对满族统治合法性的否定，乾隆猜测这其中一定有着惊天阴谋，他统治的帝国中存在着他看不见的势力在密谋推翻他的统治。同时，乾隆皇帝对于游方和尚和道士是 “妖党”、擅用妖术这件事也丝毫不怀疑，一来因为和尚和道士这种民间宗教礼仪人员其实是在和国家抢夺对超自然神秘力量的解释权和使用权，国家对其素无好感，二来他们是社会流民，无家无业，本身确实也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于是，乾隆皇帝立即发下谕旨，痛斥了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一番，并责令他们立刻开始清剿 “妖党”。

时任两江总督高晋和江苏巡抚彰宝极为难堪，只好按照山东巡抚富尼汉提供的那些乞丐流民的口供开始缉捕 “妖党”，但是高晋和彰宝布下了天罗地网，翻遍了江南地区，也没有找到口供中提到的庙宇、村落和和尚道士，这个结果又引来了乾隆“无能”、“可恶” 的痛骂。万般无奈之下，彰宝等官员选择将省内可疑的和尚全部抓起来刑讯，并将其中名字与口供中近似的人押解往京城。正在此时，山东巡抚富尼汉又刑讯出了新的线索，这些乞丐流民又招供说在河南等其他地区也有他们的 “妖党”，乾隆皇帝得知后寝食难安，又命令河南也要严查妖党，但是河南省的官员查缉了数月之久也没有发现什么“妖党”，河南巡抚只好将情况如实禀报，不料却遭到乾隆的猜疑：他认为一定是河南巡抚的下属有所隐瞒，为的是逃避麻烦或者避免因为之前失察造成的惩罚。乾隆皇帝再次刻薄的训斥了河南巡抚，并责令他们继续追剿，河南巡抚最后硬生生找出了十六起“妖术事件”。之后不久，直隶地区和湖南地区也传来有人目击剪辫子“妖党” 出没的消息，乾隆皇帝愈发恐慌，他又督促陕西、陕西的巡抚和湖广总督严密戒备。

全国上下，一时之间全部陷入了清剿 “妖党” 的歇斯底里运动之中，但是这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妖党” 却奇迹般的始终没有被真正抓获。

二、真相大白

时间到了 1768 年的 10 月，但清剿 “妖党” 的案件却依然没有什么进展，失望的乾隆皇帝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叫魂案犯遍布全国，但是妖党却不断从一省转移到另一省。而就在此时，军机处的几位大臣加入了案件的审理，他们的发现为案件带来了转机。

10 月份的时候，江苏巡抚彰宝将他抓捕的 “妖党” 全部解送到了京城，乾隆皇帝命令军机处主审，在军机处审判官的盘问时，这些 “妖党” 全部翻供，都说自己是被屈打成招，而军机处的审判官很快提审了富尼汉的人证——那些乞丐流民，让他们去辨认这些曾经 “蛊惑” 过他们的“妖党”，结果这些乞丐流民竟然将一些官员误认为指使的和尚道士，军机处的审判官们很快判定这就是诬陷和胡乱攀咬。于是军机处的审判官又传唤了山东当初逮捕这些乞丐流民的县令，在询问这位县令是如何得到口供时，他们又发现这些乞丐流民之所以会承认他们剪辫子使用妖术，是因为衙役刑讯逼供，用夹棍夹碎了他们的腿骨，这些乞丐流民在剧痛之下早已经意识模糊，言语混乱，将他们一些道听途说的谣言混杂着亲身见闻说了出来。军机处官员在调查江南地区谣言产生地区最早的案卷后发现，这场蔓延全国、持续大半年的妖术事件竟然来自于这样一起事件：

乾隆三十三年初的时候（1768 年），浙江德清县东边的水门和桥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来自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承包了修复工程，这件事本来极为普通，但是当时德清县外正好有两座庙，观音殿和慈相寺，观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却门可罗雀，慈相寺的和尚因为嫉妒和贪念，便去外面散播谣言称观音殿的和尚和修桥的石匠一起做法 “叫魂”，要偷盗去观音殿礼佛者的灵魂驱使他们去修桥。这个谣言越穿越广，并被添油加醋，导致有人来求石匠吴东明做法去害仇人，吴东明害怕惹出麻烦，将其扭送官府，而当地官员同样为了避免事情闹大，只是杖责了一顿这个居心叵测的人，但不想却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并相信这个谣言。最终造成了全国上下人人 “谈妖色变”，无端猜疑，蓄意诬陷，互相栽赃。

军机处的审判官们发现了这个荒谬而又真实的情况后，他们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向乾隆皇帝报告了此事，令人惊讶的是，知道真相后乾隆皇帝选择了一种 “模棱两可” 的方式宣布停止清剿：首先乾隆皇帝依然固执的声称妖术事件绝对存在，并让军机处行文各省，训斥了各省长官，认为此案蔓延甚广，在于地方官员玩忽职守，没有及时报告，对朝廷缺乏敬畏之心；然而，乾隆皇帝又语气转而温和，要求各省以地方安靖为先，对妖术保持警惕的同时不要再大张旗鼓的进行清剿运动。这份公文在强调：尽管 “妖党” 无一落网，但他们肯定存在，不过大家以后不用再兴师动众地抓人了。

乾隆皇帝如此处置，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乾隆皇帝在此次清剿过程中是赌上了全部皇帝的尊严和帝国的稳定，“通过他在各地呈递来的奏章以及军机大臣们起草的上谕上的朱批清楚地表现出来。对官员们大肆施压、加重刺激，对他们办案的速度和力度层层加码，对行动迟缓的官员们则刻薄训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弘历个人的杰作。” 因此明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不过是一场冤假错案和荒唐的闹剧，但乾隆皇帝也不能轻易地下旨停止清剿。不过更为深刻的因素是，妖术事件不过是一个引子，或者说借题发挥的一个杠杆——乾隆皇帝真正要使力的地方是加强对官僚体系的控制，不管妖术事件是不是真的，乾隆皇帝都要反复强调它确实存在，因为乾隆皇帝想要真正打击的并不全是那虚无飘渺的 “妖党”，而是乾隆所痛恨的 “官场恶习”：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地自我保护，隐瞒真相以掩护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程序。

三、权力幻觉

“人在社会等级上存在着差距…… 这种距离有时意味着人们对于种种相同的符号会有各种不同的解读。尽管 “妖术” 让所有的人感到害怕与憎恶，但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将妖术传说中的不同成分重新组合，使之适应于自己的世界观。…… 叫魂主题被赋予不同的变调，敷衍成不同的故事，每一个故事所表达的则是某一特定群体的恐惧。”在 1768 年 3 月至 10 月的这场妖术事件中，其实存在三个层次的恐惧和权力运作。

第一个层次是民间的普通百姓，他们在妖术事件中虽然地位最低，却人数最多，扮演着事件基础的作用。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历代相信妖术确实存在的乡野百姓、贩夫走卒大有人在，但 1768 年爆发的妖术恐慌却如此有特色，不得不归因于那个时代的整体原因。正如文章一开头所说，在 1768 年所谓的 “盛世”，普通百姓生活在因人口暴增和高度市场化带来的紧张和焦虑之中。在这种环境中，人们对于是否能通过工作和学习来改变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而且财富和权力都集中在了少数人的手中，权力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稀缺的资源，而就在这时，因为人口暴增和市场化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大量的社会底层流动人口出现，成为国家和普通百姓都恐慌的对象，以“叫魂” 为名来恶意中伤这些流民成了普通人一种唾手可得的权力，大量村民对乞丐和流民的指控和私刑是国家和社会的某种共谋。统治者利用操纵了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时代中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当国家清除异己的时候，普通百姓抓住这偶然出现的机会来 “攫取这种自有漂浮的社会权力。” 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妖术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反映出来的是人们普遍无权无势的状态。”孔飞力在书中提供了另一个可以与之类比的例子，他说：“我还记得 1982 年在北京与一个老红卫兵的谈话。他当时是一个低收入的服务工。他感慨地说，对于像他这样没有正式资格循常规途径在社会上进身的人来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是一个黄金时代。毛号召年轻人起来革命造反。这一来自顶端的突然可得的权力使他的野心得到了满足。他抱怨说，现在的社会样样都要通过考试，他再也没有希望从现在这个底层的位置爬上去了。”当国家的政治运作结束之后，这些人便会如梦方醒，打回原形。

第二个层次是官僚体系。卡尔 · 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导论》中曾指出：“官僚思维的基本倾向是把所有的政治问题化约为行政问题。”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和职业官僚，这些人从来就不相信、也不害怕所谓的 “妖术”，他们对付妖术的方式还是行政命令或者官场惯例的那一套，但是真正令官僚体系感到无比恐惧的是暴民和君主的愤怒。在官僚体系的权力运作过程中，“妖术” 仅仅是一个 “事件”，或者说一种“资源”。一方面它是官员用以向皇帝邀功、建立政绩的凭借，另一方面也是向官僚体系中其他官僚、治理辖区内的普通百姓展现权力的一个舞台。直白一点说，“妖术” 对于职业官僚而言，就是可以被界定、被制造和被修改的政府公文、行政事务罢了。官僚对于 “事件” 的运作，目的归根结底还是要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当乾隆皇帝也利用此次妖术 “事件” 开始对官僚体系展开整肃和打击时，官僚体系也会产生谨慎而广泛的抵制。比如江西巡抚吴绍诗 “忙而不动”，“根本就不打算查缉这个他认为是误传的案子，他在先前奏报中提出的忧心忡忡的警告和精心布置的查缉都只是装模作样而已。” 由于吴绍诗的人际关系的强大，以及本人的德高望重，因此弘历并没有对他的办事不力进行惩处。江苏巡抚吴坛则通过转移矛盾，将一个之前被禁止的教派再次查封，并弹劾一些曾经在这里任职却没有举报的官员来作为 “应付来自弘历无情压力的一种适当代价。” 还有湖广总督定长，他总是和其他的省级属下一起联名上书、处置案件，“像这样由多个官员同时出场审讯的例子在档案中还有很多，官员们显然是在用人数赌安全。一份由省高级官员共同上奏的联合报告，显然比由一个单独奏报更容易躲过君主盛怒的惩罚，并把因同其他人意见不一致而带来的危险降到最低程度。”

第三个层次便是专制君主。在 1768 年这场妖术事件中，乾隆皇帝无疑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甚至于可以说他才是幕后的黑手，但 “与其说弘历利用了此次妖术事件，倒不如说是妖术事件利用了弘历”，乾隆皇帝也有着他自己的恐慌，他始终认为他统治下的帝国内部存在着或明或暗的敌人——腐败的官僚和密谋中的叛党。克罗齐耶在《官僚现象》中曾说：“掌权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两套相互冲突的武器：一方面是理性化和制定规则；另一方面是制造例外和无视规则的权力。他的最好策略是找到这两种武器的最佳配合。…… 规则的扩展会限制他的权力，而太多的例外又会削弱他控制别人的权力。…… 对中央集权的抗争不是为了帮助这个制度去适应环境的挑战，而是为了捍卫和发展某种制度刚性来保护自己。” 中国君主制是一种独特的制度，皇帝既受到官僚制度的制约，但也有巨大的专制权力，官僚制度的制约更多的体现为一种 “制度刚性”，即君主也无法轻易改变的惯例；而君主的专制权力表现为 “督责之术”，可以通过监督、人事任免等手段最大程度的控制官僚体系。通俗的说，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上，君主也不过是一个螺丝钉，必须遵守行政章程，但在安排何人来处理具体事务上，君主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君主在感受到官僚体系中 “官官相护”“隐瞒不报”“结党营私”“沽名钓誉” 等行为，影响到他施展督责之术的问题时，他就会感到自己的权力被架空和玩弄。因此，当民间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妖术事件甫一发生就引爆了乾隆皇帝的不安和恐慌，“打击妖党”为他与官僚机器算总账也提供了光明正大的机会。乾隆皇帝在 1768 年中歇斯底里的表现其实也暗中向所有的读史者透露：所谓的盛世，往往危机四伏。

结语

《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虽然是在描绘乾隆时期的一次群体性事件，但是其中针对社会群体心理、官僚体系以及君主制度的刻画和研究却具有着非常强烈的典范意义。正如文章最开始所说的：历史上的衰世各不一样，而盛世却总是惊人的相似，这是否可以联想到每一个朝代盛极而衰的背后都是如 1768 年这样存在着君主与官僚、官僚与民众、君主与民众、民众与民众之间紧张而焦虑的关系？更值得深思的是，孔飞力教授曾说 “我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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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 frodo 发表

《叫魂》这本书，我也是孔教授去世后，才接触的，非常汗颜而惭愧。最近正在准备做一个读书分享，就把我认识到的几点写在这里，希望各位知友多提宝贵意见。

其实叫魂这本书，全书可归结为三个问题：

1、是什么力量让弘历将叫魂事件升级到政治运动？

2、官僚体系是怎样通过通讯体系 “欺瞒” 弘历的？

3、什么原因引起百姓的群体疯狂？

这三个问题分别对应着三个阶级，这三个阶级对于叫魂事件的理解和所扮演的角色是完全不同的。三个阶级中其实内部也有分化，所以可以细拆为五个小类，如下图：

说明：

1. 弘历是唯一的统治阶级代表，他将叫魂事件升级到政治运动，为什么？

2. 股肱之臣是弘历的小圈子，大清的真正决策人。像我们熟悉的刘墉的父亲，在叫魂事件的终结中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属于敢说真话的一类人。

3. 各地官员是清剿的主力，尴尬而不知说错，对于子虚乌有的嫌疑对象进行了几个月的抓捕。

4. 普通百姓是叫魂的实际参与者，数量大，无知而容易被煽动，权利的觉醒和不甘心导致了一场大范围的疯狂。

5. 乞丐和和尚道士是本次事件的受害者，也是 18 世纪生产力快速发展和人口快速增长下的牺牲者。

以下我围绕这三个问题分别说下我的理解。（具体叫魂讲了一件什么事，前面留言的几位大牛都说的很好了，大家往上滑滑就看到了哈）

1、是什么力量让弘历将叫魂事件升级到政治运动？

弘历在叫魂发生的时候，正值壮年，从他祖父和父亲那里继承的大清产业使他牢牢的坐在最高统治者这个位置上。而有一种亦真亦幻的危机感，时时折磨着他，碰巧这时候叫魂事件爆发，使他通过这一事件，通过将叫魂事件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达到了整治官场，重新强调个人权利的目的。

弘历觉得危机的真实部分：

1、官员们从上到下的腐败和自我满足使得弘历非常不满意；

2、弘历越来越觉得自己只是大清治理中的一个齿轮而不是真正的决策者，专制权力的逐渐丧失。

虚幻的部分：

1、叫魂的主要手段是剪掉发辫，大发辫对于满族政府来说，是敏感而具有标志性的。弘历大概对于入关时的”留头不留发 “还心有余悸，这次重新提起” 剪辫“这两个字，让弘历隐隐的不安。

2、满族官员的汉化问题，也让弘历心生恐惧。

而这所有的问题，弘历希望通过一场政治运动进行清理和整顿，全书看下来，他的目的初步达到了，但很多细节不令他满意。

2、官僚体系是怎样通过通讯体系 “欺瞒” 弘历的？

首先，一个政府（弘历）的有效运作取决于对信息流动的掌控程度，通讯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18 世纪的清朝政府有两套通讯体系分别对应的日常和紧急事务

• 常规渠道应对日常事务：主要是大清一直以来的处理日常事务的常规行政流程。包括税收，刑事审判，人事调动等。弘历在这里面，专制权力的占比非常低。

• 机要渠道应对紧急事务：弘历和股肱之臣，各省大员之间的个人通讯热线，直接由官员到御前，也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朱批奏折，叫魂中多采用此种沟通手段。

官僚们不约而同且非常统一的希望**将抓捕，围剿事件从紧急事务拉倒日常事务中，以便躲开弘历的直接质问和批复。**例如：将围剿和尚变成对和尚读碟的年度审核等。

官员们为什么从下到上都对这件事采取隐藏期满的态度，原因有三：

1. 清政府的弹劾和保举制度 – 下属犯错，上级跟着受连累；

2. “各管一摊” 的官场制度；

3. 对弘历反复无常的恐惧

最后在补充一下刘墉的父亲 – 真正的大清内阁重臣，在这场事件中的作用，刘统勋是直接跟弘历叫停的人（当然或者说是真正给弘历台阶的人）。当时全国都在进行卖力和疯狂的抓捕，刘统勋和内阁同僚们跟弘历说各省叫魂冤屈较多，口供多为用刑所致，前后差别很大。弘历随后宣布终止这场围剿行动。

3、什么原因引起百姓的群体疯狂？

这个问题，前面刘擎教授的文章《叫魂，群体性疯狂如何可能》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我在说一小点我的看法：

我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结合起来，我做了一张时间轴，请看下图：

当时世界上第一次工业革命刚刚爆发完，生产力大幅提升，当时中国的环境是：

1. 大环境稳定，江南地区整体富足。

2. 生产力的提升和人口的不断增加导致大批劳动力闲置，

3. 劳动力大面积迁徙，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增大

这三点都导致财富不均，例如原来的同乡二人，一人变成了员外爷，一人变成了流亡僧，人民心底越来越不忿，社会的戾气越来越重。中国人的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观念，在这个疯狂环境下彻头彻底的展现出来了。

知乎用户 盐选推荐​ 发表

《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这是一本海外学者写的研究清朝历史的书，但能很好地启发我们认识清朝。我读这本书完全是被书名《叫魂》所吸引，书名起的真是惊奇感十足。相比于我们国内的社科著作一本正经的名字，这本书的名字很难让你把它和历史研究著作联系起来。幸好，作者很贴心地添加了一个副标题：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这才多少让这本书在书名上带了点学术的味道，尽管这副标题也让人好奇不已。看完整本书，你就会发现，书名的惊奇只是开始罢了。《叫魂》会让你惊叹学术著作怎么可以写得这么精彩！作者就像在写悬疑小说，看了一个开头就让你想要迫不及待地了解真相，之后用一条条细致入微的史料，丝丝入扣，一层套一层，撬开了「叫魂」背后真正的秘密。看完之后，保证让你大呼过瘾。《叫魂》和另一本海外汉学名作《万历十五年》，堪称海外汉学明清史研究双璧。但两本书思路迥然不同：《叫魂》从一到万，从小事切入，却归于宏大；《万历十五年》则反之，从宏观审视，发现历史的细节真实。《叫魂》的作者孔飞力的老师是海外汉学界大名鼎鼎的费正清教授，作者在费正清教授退休之后接任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和国内学者不同，孔飞力这样的海外汉学学者接受的是完整的西方教育，他们研究历史问题的视角和方法也就和我们截然不同，因此海外汉学的很多历史著作能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历史思考。法国哲学家福柯说，反思就是让我们对曾经的熟悉的东西重新陌生起来。从这个角度来看，阅读这本书本身也是我们对历史的一次反思。介绍完了本书的基本情况，下面我就为你详细解读一下这本书的内容。

我们先来看书的副标题「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公元 1768 年，正是乾隆三十三年，《叫魂》这本书研究的就是发生在乾隆三十三年的一系列怪象。此时的大清朝正处在康乾盛世的顶峰，但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却在十二个省内流传。据说，有一些术士懂得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他们只要获取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就可以作法使人生病死去，并收集受害者的灵魂，让受害者的灵魂为他们服务。他们尤其喜欢对男童下手，传说一个男孩曾告诉父母，自己好像被人撒了迷药性质的粉末之后就昏昏沉沉，继而发辫就被割走。这本书主要讲了乾隆皇帝、官员、老百姓这三个不同群体，面对叫魂传言的不同态度表现：叫魂事件让乾隆爷忧心忡忡、寝食难安，对国家统治安定充满担忧，最终在他的授意之下，追查叫魂事件真相成了一件特大政治事件；而官员们是追查叫魂事件真相的执行者，他们却对叫魂事件本身毫无兴趣，为了完成皇帝的任务，他们只能一再地制造冤假错案；老百姓则扮演了搅局者的身份，他们是最疯狂的群体，任何一丝关于叫魂的谣言都能让他们恐慌，任何谣言都能和叫魂扯上关系。

我先来给大家讲一下乾隆对待叫魂的态度。在讲解这一部分内容之前，我们必须要知道一点，乾隆皇帝根本不相信叫魂有效的。照理来说，面对民间叫魂的传言，他应该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可我们在书中看到，乾隆却因为叫魂事件寝食难安。乾隆担忧的不是叫魂本身，而是叫魂背后的问题。第一个让乾隆担心的就是叫魂的手段。在民间流传的叫魂案件中，大多是剪去受害人的辫子。而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辫子是有着特殊意味的。清朝当初刚刚建立的时候，就颁布了大家熟知的「剃发令」，号称「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除了僧人和道士以外，要求所有人必须留辫子。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在清朝留不留辫子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发型问题，更多的是一个政治问题……

知乎用户 Vincent 发表

最近看完了《饥饿的盛世》，比较全面介绍了乾隆整个执政时期的历史过程。虽然整书不像学术类书籍那么严谨，其中参杂了如野史般的史料，但没关系，作者观点中肯，不少地方有很精彩的评论，最关键是，真的好看，各种有趣，各种荒唐。看《叫魂》前，可以看这本书先，这是一个很好的铺垫。

再说一句，有时我在想历史，究竟是谁的历史，我罕见平民的历史，没有人愿意为他们书写，我们的历史是贵族，官僚，帝皇的历史，经过现代娱乐的渲染，更是加重这样观念（潜意识）。有谁知道我们的先人，平民是如何生存的，他们的状态又是怎样的，这样的记载和研究少之又少，在《饥饿的盛世》中，引用了英国使节的记载，我看到了平民的穷困与生产力落后带来的种种不便。我不相信历史上的盛世是真正的盛世，那是上层的狂欢。

谢谢大家的肯定和赞赏。

正文

《叫魂——1786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这本书引发我关于历史书和历史研究的看法，简单的说就是何谓 “好” 历史述著。当然所谓 “好” 的标准，每个人心中有不同的标尺，这里说的是大多数是我的心头好，不过也不乏基本的原则和标准。从历史看现在，是读历史的目的之一，《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虽然写的是乾隆时期发生的社会性事件（本身是社会性的事件。但渐渐演变成政治性的事件），我看与当下的情境是很相像的。

一，《叫魂》仅仅在 “叫魂” 吗？

这部分我想谈的是《叫魂》的风格和为什么好看。严格上来说《叫魂》是偏学术的历史书籍，恐怕一定有人会顿生无趣，没关系你看完第一页时，你已经被吸引住了。

“叫魂” 是什么？孔飞力显然不想一上来就摆出一副言者谆谆的样子，令观众反感。所以开篇写的是 1768 年的一个故事，话说浙江德清县的一位农民因痛恨侄子对其虐待，想求助当地石匠在修桥的时候，在立桩之时将有其侄子名字的符粘在桩子上，希望每次的捶打能消磨他的侄子的灵魂精气，但石匠不但没有答应农夫的请求，反而将农夫告到县衙门，因为石匠害怕农夫正在做一些罪恶的勾当而牵连自己，农夫希望石匠做的事便是民间所说的 “叫魂”。这个事件只是细微的端倪，它能酝酿多大的风暴，没人能看清。这个历史的小事件作为一个引子，不但触发了后续的事件，更激发读者的兴趣。是不是作者刻意为之，我认为不然，这本是孔飞力叙述历史的风格，该怎么写我想他是一种自然的流露，我们在读下去，“叫魂” 的事不断在发生，我们已经被其中的神秘吸引住了，孔飞力在此暂时打住了，孔飞力的角度从一个更深层次探讨 “叫魂” 背后的意义。“叫魂”为何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会引起那么大的恐慌？它的起因是什么？“叫魂”难道隐藏着某种政治因素吗？（详见 2~3 章节），我们还看到孔飞力从司法的角度去看待 “叫魂”（第四章罪的界定）。“叫魂” 的传闻已经传遍多省，孔飞力又把故事继续说下去，乾隆，地方大员，大众百姓都已牵涉进来，渐渐政治性已经隐现了，乾隆与官员的反应，他们的心理变化，这些东西孔飞力都不会放过，很有趣的。

《叫魂》一书仅仅是为了描述带有闹剧性质的历史事件吗？作者在最后用学者式的思维为我们剖析了 “中华帝国”，具体是什么，容我后面再谈。简单把《叫魂》的结构和线索说了下，那么《叫魂》的风格是什么和好看之处在哪？孔飞力的《叫魂》，开始的章节让我想起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两本著作在历史的趣味和学术融合的很完美，令人在了解历史过程之外，还挖掘历史的经济，政治，文化。我很喜欢孔飞力研究是的独特眼光，睿智且独具匠工，我想孔飞力尝试触及中华文化的核心，借用 “叫魂” 来展现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生活状态。《万历十五年》与《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展示来历史著作的更具内涵的，更多元化的角度，很可惜写下这些书与我们现在的教育无缘，两位美国学者写中国历史比许多中国更入木三分。孔飞力的在书中并非将历史文献用通俗的语言翻译一遍，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甚至心理分析融入其中，这些都是大量阅读文献资料而分析出来的结论，很有趣的是，孔飞力大量列举了乾隆与官员之间的通信，孔老的中文水平令国人汗颜啊！《叫魂》满足人们对野史的猎奇，虽然比不上大街上买“XX 党的秘史”，但这段诡谲的历史事件，足够吸引人了, 这就是它的好看之处，无须赘言。

从历史的细节写到大历史，历史的细节犹如色彩艳丽的油画，大的历史观才是真正的目的。孔飞力在清朝 247 年的统治时期，选择 1768 这一年，仅仅一年，我看到了满人统治的不安，康熙和雍正的影子，整个官僚制度的运行，乾隆内心的挣扎与愤怒，司法，经济，政治，还有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孔飞力的野心很大，这本学术性的著作，包容清朝的各个方面，探讨中国人的存在及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我想孔飞力做到了。

二，“叫魂” 事件的来龙去脉

“叫魂”事件发生于 1768 年，乾隆三十三年，时间的跨度为一年，可是 “叫魂” 牵涉浙江，山东，江苏，直隶，两湖等数省，线索十分混乱，所以不得不梳理整个事件。

1768 年 3 月 25 日，浙江仁和县，吴东明石匠的副手郭氏和采药人穆氏卷入叫魂事件，穆因诬陷郭，受到重杖。

3 月 26 日，浙江德清县，沈士良农夫在听闻吴东明石匠正在修缮德清县城一月初坍塌的石桥，当时民间流传石匠有 “叫魂” 之术，即把活人的名字写在纸片上贴在木桩顶部，大锤的撞击会损耗其人的精气。沈农夫为报复其侄子，因为他的侄子虐待他，求助吴石匠能为他的侄子叫魂，但石匠为求自保，害怕卷入麻烦中，便将农夫的奇怪行为告诉保证（可能类似于地方的警察），交送到德清县的衙门，并对沈农夫罚了二十五大板。

初春，四月初，浙江德清县慈相寺，寺庙香火冷落，县城附近健圆山的观音庙则香火鼎盛，当地人更愿意去那里拜佛。慈相寺的和尚起了歹念，散布谣言，说与吴东明石匠竞争承包修缮石桥的其他石匠，因承包未成而嫉恨吴石匠，于是在吴石匠经常路过的观音庙作了法，因此在观音庙祁拜的人非但获得庇护，反而遭到毒害。一下子，谣言四起。

4 月 3 号，一位叫计兆美的人，因害怕叔叔的暴打，离家出走。一路乞讨来到杭州，因口音而因起他人的怀疑，当计兆美向当地人坦清自己德清人时，由于众人惊恐计氏是叫魂之人，于是报送官府，经过不堪刑罚之痛，捏造自己是来叫魂的，并牵连吴石匠。

4 月 8 日，浙江萧山县，四个和尚被民众怀疑叫魂，被抓到官府，引起恐慌，叫魂的流言也因此传播的更广的范围，并且僧侣成了主要的嫌疑目标。

5 月 3 日，江苏苏州，三个乞丐，怀疑剪人发辫，窃取人魂，抓到官府审问，最后因无证据而释放，但张氏死在狱中。

5 月 5 日，胥口镇，湖州来的和尚因有叫魂的嫌疑，被民众押到衙门。最终无罪释放。

6 月 16 日，山东泰安县，韩沛显将一个孩童的发辫剪了，被村民抓住，经审问，有组织的叫魂发生，其中江苏海州的明远和尚是 “主犯”。

6 月 21 日，湖北汉阳，一群人将可疑的术师殴打致死，并焚烧尸体。

6 月末，山东济南，官府抓到两个乞丐，蔡氏和靳氏剪人发辫，怀疑在叫魂。他们供出了 “主犯”，蔡氏供出僧人通元，靳氏供出算命先生张四儒和僧人玉石。至此官方注意叫魂的危害。

7 月 3 日，山东某县衙，捉住形迹可疑的和尚通杲，得知和尚悟成，是个术师，组织徒弟剪掉他人发辫。

7 月 18 日，山东景州县，孟农夫早上醒来，发现辫子被剪。流言传入直隶。

7 月 25 日，山东巡抚富尼汉将叫魂事件上报给乾隆，乾隆督促各地官吏打击叫魂，但距山东出现的叫魂过了近一个月。

八月初，山东，姜氏和王氏剪人辫子，姜氏遭到民众殴打致死，王氏被迫自杀。

八月最后一周，安徽宿州，乞丐张四被抓，经确然是张四儒。

八月末，湖南祁阳县，和尚觉性被抓。

7 月中旬以来，河南发生多起剪辫子的案件

9 月 7 日，乾隆给七省督抚发出一道上谕，确认将剪辫妖术与剃发联系一起，即乾隆将叫魂与叛乱联系在一起。

同日，山东，乞婆张氏剪人衣角，怀疑叫魂。因疑点多，山东巡抚亲审，但张氏终死在狱中。

10 月 3 日，陕西巡抚明山奏报，陕西亦出现剪辫。

10 月 4 日，浙江巡抚永德奏报浙江捉妖情况，其中和尚通元与 “主犯” 通圆通同音，颇令人怀疑。

10 月 9 日，安徽合肥，和尚玉明，法号又名明远被官府抓获，身上有可疑的作术道具，怀疑是 “主犯” 明远，但是和尚并不承认自己叫魂，最后死在狱中

10 月，军机处对押进京城的所有疑犯进行审问，但唯有结果，并发现提供的线索大多是不真实的，疑犯多数是无辜的。

11 月 3 日，乾隆降旨停止对叫魂的清剿。这个事件到此基本结束。

三，“叫魂” 所反映的问题

整个 “叫魂” 恐慌竟能蔓延大半个中国，造成人心上的恐慌，其背后的成因，很容易联想到当时中国人的愚昧，无知，迷信，中国人的从众心理，让人想起古斯塔夫 · 勒庞（Gustave Le Bon）所著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这个人类心理的特征，有效地传播了 “叫魂” 的恐慌。这两个因素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又不是简单归于这两个因素，我们无法忽略政府所起的调和作用，政府无法安抚民众的恐慌，也无法控制谣言的传播，慢慢的我们会发现乾隆统治的官僚阶层反而制造更大的恐慌，就连乾隆本人也惧怕 “叫魂” 背后潜伏的可怕的政治事件。

盛世下的危机，这是《叫魂》书中的一个小标题。康乾盛世，数乾隆达最辉煌，国民经济急速上升，从国外引进的物种包括土豆，玉米，甜薯等，由于打破了在农田种植的千百年农业限制，因此在更广泛的土地种植，战争连绵的状况已不存在，人口激增，从 1700 到 1794 年，人口从 150000000 增长到 313000000。经济的良好运行，商业也兴盛起来，其中以江南地区（江苏，浙江）为最，丝织业是该地区的支柱产业，这里面是有许多的个人经营者组成的。当时的汉人已经认可满人的统治，在政治上基本没产生大规模战乱的可能性，国力强盛，国家领土达到前所未有的统一，四海朝贡。在鸦片战争的前夕，乾隆和他的臣子们颇为荣光，中国在富足平和的状态中前进。

虽然如此，在这一片祥和的盛世中，究竟付出了多大的代价。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北京，苏州在当时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城市，而许多县城，乡村的生活状态可以说千年未变，是一种清苦的生活，然而这种状态是及其脆弱的，自然的灾害便能摧垮人一生的财富，有时政府，战乱，流行病也会使人一无所有，这样子的情况会促进人口的向下流动，底层的民众是那么容易成为，而摆脱这种生活贫瘠是如此困难。在经济上是一贫如洗的民众，很有可能成为乞丐，或许是僧人，但不是正规寺庙的僧侣，叫他们为游僧更为合适。他们的身份没有社会地位，而且也容易让人认为是种危害，后来叫魂的发生，乞丐和僧人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

社会的流动性几乎是停止的，进入上层社会只有通过科举考试，获得政治上的权利，方能摆脱当前的困境，但是这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能的，记得唐德刚老师也谈到科举，那真是三分实力七分运气。商业的发展按理来说，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是不公正的司法体系，没有应有的保障，而且在意识形态上，政府主张忽略和打压，在商业上去获得更好的生活显然更加困难。

“叫魂”事件中我看到，人在利用它陷害他人，污蔑清白。他们都利用这个机会获得想获得想要的东西。萧山衙察乘机敲诈；一人诬陷其叔父 “叫魂”，能得到更多家产；债主陷害其债务人剪辫，要挟还钱；德清县的和尚制造“叫魂” 恐惧。在一个压抑的环境中，一个撕裂的口子出现，会有更多的人希望将口子撕的更大，把手探出去，期望摸到什么。甚至乾隆也在下意识地利用这个机会惩罚他不满意的官员。

当一个社会的努力，未能获得相应的回报，那么这个社会会变得更加投机，呆滞。一个人若的努力被忽略，甚至努力的机会都没有，他会的目标只有生存，或许会绕过司法体系获得寻租的权利，或许制造混乱得到上升的机会。从《叫魂》可以看到，民众是不会相信他们的政府会提供任何保障，司法的缺失，通过人治来弥补，这是几千年的中国社会，民众要求服从他们的官员，即使对于不公也不能察觉，百姓害怕他们，同时卑微的心态的渗入他们的骨子里。我在叫魂的几个案件里发现，无论是脚踝被压碎的萧山和尚，因伤口流脓而致残废的乞丐张四，还是那些惨死在狱中的人，他们都忍受着可怕的刑罚，嘴上说没有犯事，自己是无辜的，但是却从反对他们的官员对他们的残酷刑罚，以致叫魂的嫌疑犯们因难以承受酷刑，都作了假供，“叫魂” 的恐怖得以想幽灵一般萦绕在乾隆的内心。

另外 “叫魂” 反映的整个官僚体制和它的效率，背后隐含的政治意义，乾隆的恐惧，他的个性，心理活动，这些都在《叫魂》中详细叙述，很有趣的。我也不多说了。

四，“叫魂” 的当下启示

在译者后记中提到，陈兼先生说到在他在桂林开研讨会，走进当地一家书店，发现一个高中生在读《叫魂》，陈先生想把书买下，便要求同学把书给他，那位同学指着电视的新闻说：“很像的。” 时间是 1999 年，新闻说的是 “XX 功”。

我当时闪过一个念头，好像啊，真的好像。两百多年后，“叫魂” 这一幕真的再次发生了。

2012 年四川某地的民众因传从冬至开始连续天黑三日，据说是末日的启示，当地的蜡烛售罄；长春也传天黑三日，民众抢购蜡烛；陕西出现邪教。我发现三个事件立足于一个共同点，即末日的来临。

两百年多年后，现在的中国或许不会再出现类似于 “叫魂” 的恐慌，现代人不在那么迷信和愚昧了，医疗的水平的提升，认知水平提高，政府的控制手段更加科学，都让像 “叫魂” 性质的恐慌失去了基础。但是现代人不迷信了，相信科学的力量，就不会引起 1768 年同样的的恐慌吗？

“叫魂” 也好，剪辫子也好，都抓住了人内心的恐惧。千百年来，人的恐惧来自于不能确定的未来的危害，换种形式，人的恐惧依然会被激发。我们相信科学，如果超出科学的范围，或者是来自于科学自身的危害，比如末日（虽然科学能解释，但依然有可能性），病毒丧尸，流行病，核辐射，这些都可以拿来作为一种形式。人对可能危害自身，会产生恐惧，都会选择保护自己，忽略正确的建议（因为在人的心中有种不确定性）。

人的恐惧无法忽略，但不代表整个社会会容易陷入恐慌。1768 年，就像孔飞力分析那那样，在一个经济未能惠及大多数人，司法的缺失，执法的恣意而为，政治的隐患，最终酿成这场危机。人虽然有恐惧，同时人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优美整洁的生活环境，平等，关爱的制度，富有人文，创造力的社会，如果存在的话，我想人会用冷静，理性的态度去看待问题与恐惧。

今天，我们还没有做到。

知乎用户 南行兮​​ 发表

中国式阉割背后的盛世戾气——读《叫魂》

我有心好好谈一下中国 “心理” 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写《叫魂》读后感，并不是想跟着鼓吹这本书写得多好。我是被里面这种从草民到皇帝的各种 “心理” 所触动着。人类是可怕的，我前天因为一个朋友的可怕的欲望写了一句话: 众生如渊，如谜，如蛆虫，如蛇隐大泽，我路过，我听说，我很害怕……

我并不是圣人，缺点很多。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时刻保持善良慈悲之心是如此重要。我越来越体会到孔子 “十五二十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年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 的修养之不易。

当你发现你生活的社会，一直是被政治左右，可是这种左右是必须且一定会存在的，我想作为处在前史和后史中间的我们，仅仅能做的，大概就是看得更多一点，把眼界和心胸更扩大一点，学为好人。并更多的传播一些温和的，有穿透力的思想。后面会附一篇关于《风雪定陵》的。

希望，有朋友会喜欢吧。拱手～～

读这本书时，我突然想起一件跟书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我今天先把这件事讲出来，聊做破题吧。

我爸有两大兴趣，其一是抽烟，其二是打牌。他烟瘾大，一天能抽好几十支，一支烟眼看要抽完，赶紧抽出另一支续上。打牌也是，经常是通宵通宵的打，从来不会厌烦。

他如此喜好抽烟和打牌，但是对我管教极严，决不允许我沾烟和牌，只要敢碰，一定往死里打。

家乡曾经有过一个谈之色变的 “恶人”，坑蒙拐骗偷，混女人偷情，穷凶极恶。但是也很奇怪，对小孩子管教极严，家教极好。我记忆中有一件事，曾经我们一起放牛，他的女儿只是疑似偷了同行的伙伴的猪草，回来他便狠狠揍了她一顿。

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让我很震惊，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坚决不让孩子沾染某些不好的东西，可自己却对这些东西甘之如饴。顺便说一下，我爸直到死里逃生，才算勉强不抽烟了。

你看，这其实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即很多人或许自己并不认同某些现象或者事物，但他很享受这些现象或事物带给他的体验。所以他一面自己享受，一面禁止别人享受。

这些现象或者事物好比烟酒麻将，吃喝嫖赌，钱权色诱。这些别人好比布衣平辈，后代子女，徒弟学生，佣人下属。

这种现象很寻常，很多见。它存在于夫妻之中，父子之中，兄弟之中。也存在于君臣之间，雇佣之间，附属之间。从古到今，少有人能幸免。

我有时候是很怀疑历史的，比如李世民怎么跟臣工、嫔妃、诸子谈忠孝节义，比如武则天怎么跟人谈操守、谈妇道、谈母爱。当然了，或许他们并不谈。

不过人为粉饰的历史，终究要被拆穿。口口相传的一叶障目的知识，终究会因为那些认真的人的认真解剖，变得清晰、透彻，发人深省。我以为这是大文化研究的真正意义，也就是，世界是属于智者的，而智者的意义，又是带来启迪，让世界更平和，更具理性。

我讲了这许多题外话，但愿读者不要厌烦。《叫魂》的文章如下水道，千万线索，四通八达。孔老师用转了好大一圈的精力，把叫魂和清庭统治下的世道人心仔仔细细分析了一遍，如蜘蛛布网。作为一个读者，我希望自己也能用同样的态度，谈谈我的读后感受。

我猜想，也许用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这句俗语能够相对容易的让人认识中国。

不可否认，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都存在特权。

但是，世界上绝对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比中国的 “强制主义中央集权” 更特权。自古到今，自家庭到国家，中国贯彻的强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特权，已经成为惯性。用强制的特权管住人，一般没有商量的余地。这特权未必全是政治形式上的，但一定是意识形态上的。它从意识形态上把愚昧的中国人阉割，使得中国稳定而奴役，繁荣而悲苦。

《叫魂》的故事就发生在这片阉割盛行的土地上，最开始有焚书坑儒，后来又有罢黜百家，再有后来的锦衣卫，文字狱。强制主义中央集权越来越强制，矛盾就越来越多，甚至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剪头发这么一件小事，也足以成为 “杀人取命” 的象征。

1768 年，“叫魂” 妖术突然从江南爆发，然后由南到北逐步席卷全国。谣传懂妖术的人可以通过获取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名字作为媒介，摄取生人魂魄为自己服务，失魂的人会迎接死亡。

从正月间德清石匠吴东明案开始，“叫魂” 的紧张态势持续了大半年时间，全国迅速陷入妖术浪潮中，民众不断寻求自救方法，乾隆皇帝一心要铲除妖术并摧毁其背后的阴谋。身处在皇帝和百姓中间的官员一面要应付皇帝的旨意，一面要维持社会稳定秩序。

捉妖清剿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焦虑的人们指认身边的僧人道士，官府忙着缉捕流窜作案的妖人。而皇帝则在焦急与忧心中一步步落实着自己的计划。

滑稽的是从街边巷尾到皇宫宅邸折腾到深秋，砍了无数冤魂也丢了无数乌纱帽之后，皇帝才被迫认识到这只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没有妖人，没有妖党，也没有妖术，有的只是造谣诬陷和惊慌无奈，最后乾隆只得叫停这一切。

这很容易让人看到 1966-1976 年间的那种兴奋、急躁、血腥。

我们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我爷爷经常给我讲那段事。阶级斗争的癫狂时期，红卫兵砍倒大树做成巨型弹弓，砸锅砸铁制作成海碗大的铁坨，用车推着射别人的房子，射祠堂庙宇，射城墙高楼。有人在家吃饭，窗子被铁坨 “咚” 一声就射垮了。被射中的人，运气好，砸个残疾，运气不好，脑袋开花。《南渡北归》中，陈寅恪晚年，就是这样被红卫兵整死的，那些愚昧的红卫兵，仗着小小的红袖章，逼迫又老又瞎的 “走资派” 老先生背书，拿扩音器在他耳边吼，生生把他吓死了。

那些奇怪的疯狂的红卫兵，把一切曾经比他过得好，以及过得有尊严，有风骨的人，践踏在地上。引以为荣。

渐渐地我发现权力集中的地方，权力下放时最肮脏。最显而易见的就是齐桓公之死，李世民玄武门之变，赵匡胤斧声烛影的传说，清代九子夺嫡这种。然后在权力越分散的地方，权力集中时最野蛮，比如黄巢起义时，随身带着杀人吃肉的套用器械，张献忠屠蜀的传闻，以及上面我爷爷讲的这些疯狂的红卫兵。

在谋取权力的过程，制造权威和恐惧，露出一切丑态恶态。

这是强制主义中央集权结出来的恶性基因，只有中国才有。中国强调家天下，用武力强制统一以后，充分贯彻管仲 “尊王攘夷” 的帝王之道，治下的人民，众星拱月往权力最集中的地方看，臆想着某种其罪当诛的非我族类，众志成城的仇视之，然后权力一层结一层的支配着愚民为之争斗，顶端的人坐享安稳和富足。

这样，“大家长”的情愫无处不在，泛滥的 “大人物” 思想无处不在。这有一个好处，就是人人都可能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坏处就是任何一人都可以以“主人翁” 的姿态，干涉与他不对等的人的生活甚至生命。

而这也就导致了一种悲剧的戾气酝酿和蔓延。往往一件只关乎衣食住行的寻常事，很快成为上下骚乱的借口。一旦上面的权力下放得不均匀，下面的权力集中得不均匀，社会瞬间肮脏野蛮到极致，血流成河。

很不幸，在叫魂发生八十余年后，清庭遭遇了动摇国本的太平天国。而太平天国还真就是用剪头发，来诛杀清朝的魂魄的。

今天要是有人深刻研究历朝历代的太监，或许能从太监们阴刻、刁毒的心理中窥破中华民族被阉割两千多年而戾气深重的源头。

2016 年我曾经采访过一个老头。这人姓戴，他给我们举报他们的镇党委书记三十年前抹掉了他的工作，让别人冒名顶替他当了领导干部。

我去采访了才知事情不是全是如他所说。从形势上看，他应该是三十年前迫于党委书记的威势，被吓得自甘丢了工作。而在三十年后今天，一是因为买保险买不上，二是看到现在反腐高压，媒体舆论效应越来越大。他遂想翻案，欲狠狠的从党委书记那里榨一笔油水出来。当时我采访他，他无不兴奋的告诉我 “光工资赔偿都是好几十万呢！”

这人自己瞎看了一些法律条款和字典。时时把法律挂在嘴边，动辄 “你们做新闻的是党的喉舌，一定要声张云云”，我在采访以后，发现他确实有一些隐情，但无凭无据，自作自受，便没理他。不想这人后来咬定了我，天天打骚扰电话，最后还威胁我，说我采访了他破坏了原始证据，要告我。

此人三十年前极度懦弱猥琐，丢了工作，三十年后却突然抓住形势，自以为是的趾高气扬，像个疯狗一样逮着谁就咬。恐怖至极。

我当时翻看他的申诉书，发现他居然把他们当地的政府，纪委，档案局的每个人都点名道姓的谩骂过。其实这些人都曾实心帮他，只不过他自己把档案弄丢无处可找，他便诬陷他们阴险奸刁。

这做法很想《霸王别姬》里面的小四，没有机遇的时候唯唯诺诺，稍有机会发起疯来，就敢欺天灭祖，无所不作。

究其原因，那个党委书记当初把他的权利阉割了三十年，物极必反，如今他好不容易逮这机会，他要连本带利的阉割回来。

这是一种太监心理衍生的，当皇帝最爽的就是对女人和权力的占用，皇帝不允许这两样特权旁落，但他又必须使用太监。为了最大限度的杜绝太监对女人和权力的染指，自然只能阉割太监，从身体和心理上阉割他们。割命根，不给上学，设极刑不许干政。用尽一切方法，不许太监做这，不许太监做那。

在中枢是皇帝和太监的，扩展下来就是国家和臣民，官府和臣民。夫和妻，父和子。

这是一套的东西，三纲五常之所以存在那么久，不仅仅是因为它确实有其伦理作用。更重要的是，它能很好的贯彻这种阉割行为。

中国的政权是把人之欲望，扩大到最大化，也缩小到最小化。最大化是为了强制中央集权特权体系内的独享，最小化是为了让体系外的安分守己。越想得到，越不能让旁人得到。因为自己最想接近权力，所以不会允许别人接近。典型的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

因为自己最想得到美人，所以不会允许别人得到。

因为自己最想任意杀人，所以不会允许别人任意杀人。

这种阉割就是这样的，一级级往下，处在最顶端的皇帝没有被阉割，是无暇的，是圣人，金科玉律，上达天听。最下端的老百姓只能是狗才，至贱，所以也不敢妄想，只能好好听话。

如此，国家才好治理，在乾纲独断的中国，皇帝以一己之力进行统治。成了，他是盛世明君，败了，他是亡国之君。

为了施行这套阉割体系，“听话” 就成了一种标志性的赞赏。因为只有听话，你才会被视为优秀，获得晋升机会，阉割自己的同时，阉割他人。在这种滑稽的阉割之下，三十年的媳妇熬成婆。

我爸不让我打牌抽烟喝酒，并不是因为他意识到吸烟喝酒多不好，对我有多大伤害。他只是在行使家长的特权——你没到这个年龄，我要管你，你不听话就挨打。

事实上很多中国家长，也可以说中国式的教育为什么让人鄙夷，就在于 “师长” 们在管教小孩子的时候，并不是以身作则，而只是在享受他们作为 “师长” 的权力，苛责你，管教你，殴打你，让你听话。

我现在这个年龄，再抽烟喝酒，我爸就不管，或许我一个人在家酗酒他也只会提醒一下注意身体，但如果是我陪领导，他肯定还会鼓励，当然了，从父爱的角度考虑，他鼓励你喝酒讨领导欢喜，他也会提醒你耍一点滑头。

高中的政治老师是个嗜烟的烟鬼，一天到晚几乎都要抽烟。可为了杜绝学生抽烟，居然变态到穿着校服转宿舍。那些抽烟学生都很洒脱，往往抽烟时候你伸手他们就给你，这位老师穿着校服摇摇荡荡伸手要烟，等学生们看清，已无法逃跑，第二天遂在国旗下忏悔。

这老师常常以此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做了多了不起的正义之事，可是在我整个高中期间，从没见他断过烟。坊间曾经传说此人有两套烟，一套高级，一套低级，见领导用高级，见一般的家长用低级。此话真假不可靠，但可以看出，当时的同学们已经有不少人看出，烟不过他的习惯，和他笼络人的一套手段而已。跟烟的好坏，和教育人并无关系。

圣人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类似的师长也许可以轻易诵出这句话，但你看，他们不会照做。我入社会后常常感叹圣人学问当怀着圣人之心来读，你如果没有圣人之心，你对圣人学问的任何一种解读和运用，都深刻显示这你的居心叵测。

我父亲常年吸烟，那位老师也因为类似禁烟禁恋爱禁小说这样干练的事，步步高升。但无论怎样，这跟他当初打我的态度绝对是判若云泥。

当师长们过了还能阉割你时，他会助你，也会祝你，如此简单。这无非是他们觉得你可以有这个资格了。他不必形使对你管教的权力。但如果你还没结婚，没生孩子什么什么的，他们又会管教你，跟前者一样永远以关心你的名义，让他们自己爽。

这样导致一个很严重的现象，那就是在中国，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生存下来都是不开心的。他从小过着不开心的童年，上着不开心的学，见着不开心的亲戚。往后了，做着不开心的工作，娶着不开心的人，维护着不开心的家庭，教育着不开心的孩子。整个国家就在这种不开心中畸形的稳定，一点点火星就可以点燃戾气的火药桶，爆炸效应，万人起哄。

为了 “听话” 二字，痛苦无限循环，子子孙孙都这样。逃出去的只有少数。

当年清朝为了自己的统治，为了让治下的 “奴才” 听话，让汉人剃头留辫子，高压的统治其实都一样，杀人，皇权更集中对于中国人而言，都是麻木的，都是一样的。

他们的痛苦，只是找到临界点才会爆发，刚好他们碰到了叫魂的谣言，所以一时炸了。

满族人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所以挖空心思要名正言顺的统治中国。为了让天下人听话，他们抓得太紧，精神一直是绷着的。

当父亲的若是天天警惕儿子是不是对继母有非分之想，父亲，继母，儿子，难道不会出事？

从满清结局来说，假如不是剃头，也一定会有其他的妖术的。汉代有巫蛊之祸，唐以后有三武灭佛，本朝有文革，千古之镜像，从来如此。

我同几个人交流过这本书，有人以为它具有很强的映射性，矛头只指文革，我以为是不正当的。

这本书从百姓、百官、皇帝、朝廷气象，四个维度上帝视角看待一件小小的叫魂事件。其实是在非常费力的试图剖析中国人的社会心理，解读中国的权力构成，从而让人看清中国人情百态后面隐藏的玄机。

两千年的帝制，沉淀下来的终究是权力，一切文化风物，都是权力世界的复杂呈现。叫魂这本书给我最大的触动是，他并没有给你提出一个显著的观点，而是将大背景下分割却确实连续不断的故事粘连出来，一步步，引人入胜，最后侧重到权力统治的分析上来。高妙的研究就像小说，行云流水。可是又能在这行云流水之下，独具慧眼，别出机杼。一流学者不单胸罗万卷，天眼已开，自辟蹊径。本身亦是一流的文字高手，循循善诱，舌灿莲花，以理服人。诚然此理。

最后用一小段话做结尾吧:

越是万事基业，越是在肇始之时达到极盛，基业由盛转衰，权力的罂粟之花盛开，然后花落人亡。越是盛名的皇帝，越是在万民俯首的时候，万民穷极而静默，敢怒不敢言，戾气的瘟疫大音希声，然后天崩地裂。

《风雪定陵》读后感

无知无畏的人，拥有毁灭的蛮力和暴力。无知到极点，亦自以为是到极点，无知遂成为一种途径，一种骄傲。

《愚公移山》是我不喜欢的一则寓言。我小时候读就很讨厌愚公这个角色，可是这是个被理解为坚持、毅力的故事，我不喜欢，也还是得背诵。但现在看来，这个故事将错误的价值观代代相传，引愚为傲，实在不值得鼓吹。

故事的主人公愚公，快九十岁了，闲来无事开家庭会议，要挖山。然后召集整个家庭的人，日日挖，往返数千里运送一筐土，一年才能走一趟。面对质疑和指责，他理直气壮的以子子孙孙无穷也为辩驳的理由，证明一定可以把山搬走。

让我无法接受的不是去山难，就山易，他偏偏选择了前者。而是他一个九十岁老头，半截已经入了黄土，却要给他的子子孙孙下一道不知何年才会终止的移山的诅咒。

他还自以为做得对。 愚公真是一个很无知的人，他将自己对山的讨厌，转化为子孙的使命，丝毫不顾忌子孙的生活和未来。强行以自己的 “毅力” 动员一帮子人围着他转，跟山赌气。这不是执着，而是把自己的愚昧，用长者的威风专递给他人。

假如不是操蛇之神被他一家吵得烦，禀告天帝将山搬走，他的子子孙孙可以说被他还惨了。邻居家寡妇的孩子就是个例子，跟着挖山，沉迷其中，完全有可能成长为另一个愚公。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极有可能隐喻的是愚昧的无解。没有操蛇之神的禀报，愚公的影响力深入人心，移山成为大势，更多的人被卷入其中，最后山移走了，证明愚公是对的。有操蛇之神的禀报，山被移走，更证明愚公是对的。

总之，横竖愚公都被赞扬，被神话。愚公，是对的！但没有人会在意，也许愚公的子孙们并不爱移山，也许他们更应该识字读书，也许智叟一家热爱看太行王屋雄伟的景色，也许隔壁寡妇的儿子更应该在山上和小动物玩。

愚公干扰了他的子孙，他的邻居，周围的神仙，让天帝兴师动众，他一个人的逞能，从他的家庭开始，扩散到一个方圆。

愚公成功了，没有人苛责他，所有人都在愚公愚昧的法则里过生活，没有智叟，愚公成为智叟。 我想我永远不会苟同这种执着。

这是愚昧的蛮霸的胜利，损人利己，永远不会自知之明，只会助长自私和自以为是。

还好这只是个寓言，否则的话，千千万万的愚公拿着铲子、锄头挖得不亦乐乎，想想，太毛骨悚然了。 好在这只是个寓言，不会产生实质性的荼害，好歹是个世俗意义上的有始有终的完美结局。

不过不幸的是，有时候，现实跟寓言一样愚昧，但结局比寓言惨一万倍。 这本叫做《风雪定陵》的书，就让我看到了无奈的太行王屋二山，看到了愚昧又自大的愚公，看到了愚公和他的子子孙孙。

其实不明白为何有人评论这书是在为共产党歌功颂德，我想这么说的人，或许压根儿就没耐心把书好好看完。 也许他们恰好应证了不如意事古今多，真读书人天下少。

开始读也觉得奇怪，书一会儿写万历一朝的历史，一会儿写定陵的发掘进程，一会儿古一会儿今，在写法上似乎有点散，有点混乱。

不过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开始感受到这样写的目的，我开始深深为之感叹。

这是一部深有画面感的纪实文学，翻开它以后，你仿佛站在一个巨大的胶片中间，看到胶片两头的故事往中间靠拢。

当一头的万历皇帝登基，接受老师张居正的教导，日渐与群臣矛盾激化，到他死去。另一头关于定陵的开启研究也在步步进行。

两方的故事向中间靠，你站在中间，中间是文革，万历皇帝一切的神秘在这里灰飞烟灭，考古队的梦想也在这里灰飞烟灭。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敏感，懦弱却还有些想法的早成之君，经历受教、立志、挫折、“堕落”，成为一个深居简出，诸事不问的疲惫皇帝，从励精图治，到聊胜于无？

万历一生太具有传奇色彩，这种传奇并不因为他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圣主，而恰恰是作为有明一代践位最长的皇帝，他留给世人的疑惑实在太多，为何偏偏是他创造了三十年不上朝的历史？假设我们有幸走近他，是否可以从更宏观的视角，更人性化的观察，发现这位君主和他的朝代嬗变的前因万果？

这种好奇，疑问，假设几乎是每个好史之人都会有的念头，考古学家自然不例外。

而在当时的背景下，除了这种常理就会产生的念头，更有一代明史专家吴晗，考古大家夏鼐的 “志趣相投”。

定陵的发掘，是带着有心震惊世界的学识信念开始的。不得不承认，当时所谓的研究封建势力而为共产主义建设找经验找教训的说辞，看起来有点滑稽。但对于这个受到李济，傅斯年，斯文赫定影响的考古队伍来说，政治显然不是目的，学术才是归途。

作者用古今交换的写法，把万历留下的悬念，和考古队对揭示这个悬念的心酸的坚持如实的写了出来，没有夹任何评论。

但这是一个没有附加议论，却让你感到无比沉重的讲述过程。作者通过串联万历的素材，让你深感这一朝的神秘性，深感到定陵开启的神秘性。然而最后，定陵约却等于白开了，那种失望，以及在失望中备受迫害的人，让你看到某种来自于愚昧和暴力的震慑力，这是最可怕的。

为何要一面讲历史，一面写当代。因为它不是纯粹的文革回忆录，不想以一种激愤去控诉另一种，也不是单纯的万历研究，就历史说历史。

它要讲的，是一群研究文化的人，在研究历史和面对历史时所经历的一切。它要等待来者，从这讲述中披露出更深刻，更复杂的政治牢笼。

万历皇帝是一个可怜的人，他富有天下，却没有自我。而文革是一个可怜的时代，它让卷在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自我。

当读出这个的时候，整本书畅通了。其实这两条分开的线本来就是写的一件事。既是字里行间的万历，更是字面之外的，对人性，对政治的思考。

书中有三个点是我最最印象深刻的，一是吴晗近乎谄媚的写信表示自己要学习改造，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洗礼。那是毫无文化人的傲气的一种妥协，然而最后，几乎彻底家破人亡，读来让人心酸。

再一个点就是赵其昌偷偷躲在地洞里写定陵发掘报告，那是青年文化人，不计生死对梦想的坚持，差点被杀头，让人感动。

最后一个点，是枉自下令把万历挫骨扬灰，将贵重楠木棺椁扔掉的主任，在半生坎坷以后，说的一句话，“你想我一个办公室主任哪敢做那样的决定？”

如果一本书有书眼的话，我想主任的这句话就是吧。 万古一样厚重的历史和文化，被付之一炬，谈笑间灰飞烟灭。在那样一个宣扬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时代，每个人被无知和暴力左右着，要么枉死，要么侥幸活下来，要么妖魔化。而胆子从何而来？也许从来没有胆子，只是盲目的跟随着，放肆着。

世乱时众生皆苦，但最深重的痛苦，还是在穷人那里和文化人那里，前者发现对己身生活难以延续，后者发现对文化的命运难以继续。

所以前者前者往往念死，后者往往后悔读书识字，文天祥说辛苦遭逢起一经，苏轼说人生忧患识字始，陈寅恪也写过悔恨平生识一丁。与此相通。

愚公移山一文中，智叟无已应。哪里是因为找不到理由辩驳，不过是愚公是 “公”，而智叟只是 “叟”，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他无处安放罢了。

知乎用户 ear5cm 发表

别省都有发生，唯独你省没有，一定是你懒政。

别村都有反动派，唯独你村没有，一定是你对运动有意见，不积极配合。

别人不打，偏偏打你，一定是你有问题。

这套流氓逻辑真是灵丹妙药，从古至今，从王公贵胄到贩夫走卒，无一不适用啊。

知乎用户 吹小西儿 Li​ 发表

对历史专业人士来说，这是一部社会文化史领域的神作，对于非历史专业人士来说，这是一部有趣而深刻的科普读物。

要评价一本历史学著作，首先看真实性如何，具体指标就是史料基础。孔飞力亲自查阅了大量中国第一档案馆的原始资料，梳理出了当时一系列叫魂案件的脉络，还有清代的通讯体制。虽然书中的个别枝节问题仍然有材料不足之嫌，但瑕不掩瑜。如果不是这么翔实的史料基础，就不会有叫魂案丰富的细节和清晰的脉络。

完成史实梳理只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而更重要的是孔飞力在具体而微的史实中窥测到了历史的趋势。拜对人类学的浓厚兴趣所赐，孔飞力敏锐地从 “头发” 的象征意义和 “妖术” 的文化内涵中，注意到了政治插手操弄的空间，进而捕捉到了 “叫魂” 作为普通司法案件背后的实质: 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地震。而这种政治地震为什么会产生？地震中皇帝和官僚的应对有什么异于平时的地方？反映了什么问题？作者就是这样刨根问底下去，才得到了最终结论——盛世下危机催生的一次非常规政治洗牌，暴露了君主专制制度衰微的必然。整个研究，是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正面示范——社会文化史研究始于描述鸡毛蒜皮，但不应仅此而已；“深描”鸡毛蒜皮的意义不是为了获得一个与传统的政治史 经济史研究分庭抗礼的学科分支，恰在于为历史情境的复原提供更多的细节和角度，从而帮助人们更整体 准确地认识历史事件 人物和发展规律。

做到以上两点就是非常优秀的学术著作，而本书作为神作的 buff，在于孔飞力的叙事技巧太高超了！！全书涉及的案子有数十个之多，人物也纷繁复杂，可作者愣是写得线索鲜明，环环相扣，悬念迭出，要不是事先知晓，大概率会觉得这是悬疑小说吧！说到这里，必须给中文版的译者陈兼和刘昶打电话打到欠费！！正是他们深厚的史学功底和晓畅活泼的文笔，才不仅保留了本书的学术价值，还最大限度保留了文学价值！

在我眼中本书不是没缺憾，但毕竟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作为历史研究者，不在作者的处境，不知道作者搜集资料中遇见什么艰辛和无奈，就更不敢对枝节上的不完美站着说话不腰疼。人家能完成专业业余两相宜的高难度动作，还不够么！

知乎用户 厄页石石石 发表

西方（海外）汉学研究的扛鼎之作，能与之媲美的估计也就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但考虑到黄仁宇毕竟是中国人，那孔力飞这样的纯种白人能写出这么透彻精辟拍案叫绝的书来，真是一件细思极恐的事情。
书的行文虽然没有《万历十五年》流畅，但陈兼刘昶两位教授的翻译依然很给力。内容方面，站在外国人的教角度能够剖析中国社会到如此地步，且能这么深入浅出，真让人感叹与之相比国内学术研究的枯燥乏力。

付图一张，书中这样的观点比比皆是。

知乎用户 三新青年​ 发表

重要看到个令我激动的问题了，这个问题我要好好答一下。

先直接上结论，《叫魂》一书可以称之为海外汉学明清史研究双壁之一。另一本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关于书的内容，不废话，直接上链接

《叫魂》读书报告 (评论: 叫魂)

，大神级整理。

如果在明清史研究领域的话，绝无可能不知道《叫魂》这书，他是清史研究的标杆之作。

吹嘘这么多，就来说说它为什么牛。

和《万历十五年》的大历史观截然不同，《叫魂》研究的问题可谓非常小众，一种迷信风俗。黄仁宇写 的都是大人物，皇帝首辅高官，孔飞力写的却是真正的小人物，游方僧人，石匠这些。

《叫魂》厉害就厉害在这儿，大人物史料记载多，小人物史料记载少。因此，《叫魂》一书在史料整理和搜集上下了极大功夫，整本书资料翔实。而这正是很多书所缺乏的，也是能够体现作者功底的地方。另外一点就是，因为是小人物，不可避免的便接触到社会史。这些都是二战之后，西方史学思潮转型的产物。史景迁的《王氏之死》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之作。

更令人折服的，黄仁宇从万历十五年出发纵论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大历史观十足。孔飞力也从叫魂这个小事件出发，探寻清朝司法、行政制度，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史和思想文化史。做学术，常说一句话，宏观视角，微观切入。《叫魂》一书可谓学术典范。

最厉害的是，《叫魂》文笔极好，悬疑十足，看到人根本停不下来，作为一本学术著作，这更显价值。

近三十年明清史研究中，《叫魂》确可谓佳作，并且学术水准是高于《万历十五年》的。现在我的床头放着一本，时常翻阅，上面写满了注释。

知乎用户 orgchem saint 发表

说明：

1. 本文首发于本人私人阅读公众号：读思之所。欢迎关注。
2. 本文链接：【私人阅读笔记】 叫了千年的魂 – 孔飞力《叫魂》
3. 本文由本人组织的阅读活动的讨论发言稿整理而成。

孔飞力《叫魂》这本书分量非常重，读完书后，原本我只打算说一个切入点，就是 the big boss 和群众之间的官僚体制。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已经够大，所以通过这一点来谈这本书也足够。但没想到参加讨论的群友们珠玉在前，加之我的很多观点也断断续续零零星星说过。那些没说过的，也大都在我提供的背景文献中提及，从而使得我原计划要说的部分，本质上来说失去了非说不可的必要。刚好参加讨论时，发现在这本书的背景部分，可能有个问题没说清楚，所以临时决定先谈一下，这样就是根据两个问题来说说这本书。

第一个是关于流民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贴了张原书的图。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人口与土地的矛盾，确实造成了更多的从事非种植业的人口，但这些人并不是未来叫魂事件中的妖术人群（不说受害者，避免与书中被剪掉辫子的人混淆）。这部分脱离了土地的人，更多地，仍然从事固定职业。这就是从明朝延续至清朝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我个人认为，作者在论述这里的时候，并不是说这部分人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而是在论述一种商业导致的人口流动带来的信息流转。

讲到这里，说一点题外话。我一直很好奇，在中国的前三十年，资讯如此不发达，甚至官方媒介完全杜绝一切潮流时尚的时代背景下，为什么很多东西仍然在年轻人中引发全国性的流行，比如侧面有白色条纹的蓝底运动裤。这本质上是个传播学方面的问题，之前也零星聊过几句，很可惜没有展开。

虽然书中作者并没有找到数据来比较不事生产的社会流浪闲杂人员相对于人数众多的手工业者之比例，但从作者列举的案例来看，没有一个手工业者被认定为是叫魂事件中的妖术人群，尤其是那些新型的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产业工人（这部分人才是因为土地和人口的矛盾而离开土地的人口主体）。反而是一些传统匠人，比如吴姓石匠等，被认为是巫术的始作俑者。这些具有高技术含量，并且其产品每天都跟人近距离接触（修屋架桥等）的传统匠人一直以来被大众认为懂一点这类妖术，作者也对这个背景进行了表述。

所以，乡土中国社会，历来不敌视外乡人，而是敌视不事生产的人。这类排除在传统社会生产和军事目的之外的闲杂人等，早就是统治者很重视的被统治对象。从韩非子《五蠹》开始就论述如何限制这类人，经过两千年的政治角力，韩非子说的五类人已经纳入到社会系统中，甚至成为不可或缺的零件，而唯有不事生产的人依旧是社会安定的最大隐患。以乾隆所处的时代而言，上一个王朝正是推翻了异族统治的明朝，而明朝的开国帝王朱元璋正是起于这类闲杂人等。当然，贯穿于清朝始终的反清复明也是乾隆对满汉（以辫子为外在标志）问题极度敏感的原因之一。另外，乾隆朝直到 1768 年为止，从来没有停止过用兵，且其征讨无一例外均是源于民族矛盾，所以乾隆这根神经也一直是紧绷着。

第二个问题是官僚体制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很大，而熟悉我的朋友则知道，我一般很少讨论这类很大的问题。这次也一样，从几个可能容易被忽视的地方聊聊官僚体制问题。

叫魂作为一场运动发展到后期，各地的要犯都要送到北京或者乾隆所在的承德行宫审讯。需要注意的是，没有一个案犯是乾隆亲审。因为很多历史小说和历史电视剧的缘故，很多人的印象里，皇帝属于那种一天到晚没事儿干的人，处理些儿女情长以显示自己感性的一面，顺手审讯几个罪犯以显示自己理性的一面。实际上但凡是个合格的皇帝，都非常忙。《万历十五年》里的第一章也可作为此说之证据。在这个基本事实下，皇帝亲自审理案件是绝无可能的。更何况，天子威仪怎可被一介草民亲睹？所以，即使要犯送到承德或者北京，审讯的官员最大也就到军机处大臣，仍然没有跳脱出官僚体制。如果跟今天的司法来做个类比的话，整套程序更像是上诉行为，并且本身带有异地审判的性质了。说到司法，要犯们除了几个死在监狱里的之外，基本最后都放出来了，也不知道有没有类似国家赔偿的机制，要不然很多都落下残废，将来怎么谋生呢？

再说说行政中枢方面。纵观整个中国帝制社会，皇权与官僚体制的角力一直存在。皇帝想统治偌大的帝国，仅靠自己是不行的，必须要依靠级别高低不同职能不同的各级官吏。甚至在最初还需要一个百官之长——宰相。宰相的权力起初太大，慢慢被弱化直至废除，从皇权延续的角度来说，皇帝本人更希望能够垂直管理整个官僚机构。隋唐时候创立三省六部制度，废除宰相，分割相权，这个逻辑一直延续到帝制结束。但无奈一个帝国的行政事务实在太多了，于是明朝开始将决策和日常行政运行分开，皇帝只拿住决策部分的权力即可。但即便是这部分权力，只靠一个人仍然难以完全掌控，所以皇帝组建了一套行政级别较低的秘书班子来为自己服务。清朝开始后，到雍正朝，终于复制了这套设置，有了军机处。雍正时期的军机处，只是因为征伐而创立的临时机构，从名字上也可以看出这点。到乾隆二年，军机处重新创立，并从此成为定制，一直到清朝灭亡。在《万历十五年》中已经可以看出在首辅内阁阴影背后的皇权很多时候成了一种摆设，这种情况在清朝并未出现。其原因在我看来，一方面是因为清朝立国之初就弱化了儒家的君臣关系，换以主奴相称；另一方面大概是因为满汉权力不对等，占人口和官僚绝大多数的汉族，在军机处中并不具有与之对等的发言权。从这一点上来说，封建帝制一套完整的官僚制度，在经过两千年打磨后，可以算得上是完美。很可惜，这套制度在乾隆看来仍然不够，所以需要他另外建立眼线来予以监督。显然，他的监督比照明朝的两厂锦衣卫，那又差了一个档次。

作为一个山东人，我很在意书中提到的跟山东有关的细节，比如博兴，离我家不足五十公里，比如我从小每次回老家都要经过的黄河大桥，桥头有唐赛儿的塑像。这次我特别好奇的是，为什么每次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都是出现在山东。王伦的白莲教起义，包括《历史三调》里说到的义和团运动。当然，山东本身就是谶纬之乡，有人说是因为齐国邹衍创立的阴阳家。除历史之外，从文学的角度，清代有蒲松龄，当代也有莫言。这个问题可能很有意思，不过还是太大了，我想不清。

最后，孔飞力一生著述并不多，但每本都字字珠玑，如果觉得《叫魂》还不错的话，不如读读他另外一本著作《中国现代国际的起源》。

知乎用户 你的小盒子 发表

《叫魂》模仿的是《屠猫记》，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新文化史的著作。

知乎用户 小林蓁 发表

以前看电视剧，康熙乾隆总喜欢微服私访江南，每次都能除暴安良以及结一段佳缘。这样的故事，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喜闻乐见，津津乐道。看了《叫魂》之后便有了更深的体会。为什么康熙乾隆祖孙二人都喜欢游历江南？江南经济富庶，风光秀丽，佳人柔情似水，文化精致高雅，满清统治者一方面对江南深深着迷，另一方面又十分惧怕与嫉妒。“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嫉妒，这便是满人对于江南的看法。如果有什么能够让一个满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鲁的外乡人，那就是江南文人。弘历恐惧：被汉化的满人与腐败的汉人官吏正在携手使大清帝国走上王朝没落的下坡路”。

《叫魂: 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孔飞力教授的著作。和《万历十五年》一样，这本书选取的是历史上一个并非十分具有影响力的年份，由此展开一系列精彩的描述与推断。

“叫魂” 案发生在 1768 年，即清乾隆三十三年，此时的乾隆是一位 57 岁的老人，他野心勃勃地创造着他的盛世。妖术恐慌突然从江南发端，沿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席卷大半中国，人心惶惶。民众们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剪人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会立刻死亡；各级官员四处追缉流窜的 “妖人”；乾隆朱笔御批，要求清剿叫魂恐惧背后的阴谋。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案情真相大白，所谓叫魂恐惧其实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没有一件妖术案子能够坐实，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

书中，孔飞力教授将妖术恐慌重构为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分别叙述了不同社会群体和角色对于叫魂妖术的理解和反应。第一个版本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普通平民百姓；第二个版本是各级官僚；第三个版本则是专制君主乾隆以及他所代表的满清帝国制度。每一个版本都有精彩的论述。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虽然是盛世，然而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其实这也是一个备受困扰的社会，人们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利的幻觉，又是对每一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利补偿。即使叫魂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人们仍然普遍相信，任何人只要有适当的 “技巧” 便可以通过窃取别人的灵魂而召唤出阴间的力量，这是一种既可怕又富有刺激的幻觉。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真实的权利——人们可以通过指控某人为叫魂者、或提出这种指控相威胁而得到这一权利。施行妖术和提出妖术指控行为所折射反映出来的是人们的无权无势状态。

在社会范围内对妖术的清剿触发了皇权与官僚体制之间的较量。官僚责任制度的运作时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一项罪行如果未经官方确认已经发生，那么一个官员就不会因为对此罪行失察而受到惩罚。官员们隐瞒妖术案件是因为法庭案件会打乱他们悠游从容的日常节奏，弹劾下属则会危及他们官官相护的权利网络。

对于乾隆而言，他不仅仅是满族首领，也是大一统中华帝国皇帝。他一直为平衡这两个角色而努力。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征服者，为了赋予征服者的政权以一种上承天命的合法性，乾隆及其满清朝廷需要对官化的儒家意识予以推广——根据这种意识形态，合法性统治的基础在于德行而非种族特性。为了解决 “合法性焦虑”，满清统治者借助于大清王朝视线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统”。而“叫魂” 案件的不安定因素不仅仅是一个常规的治安问题，也是一个涉及 “合法性焦虑” 的根本性问题。

故事的最后，“叫魂” 案件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尾。案件结束了，然而案件所折射出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有些问题，哪怕是在现在仍然存在。这也是这本书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知乎用户 Heshawn 发表

历史往往发生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笑剧。

原文首发自微信公众号：何李圆桌

读完孔飞力教授的《叫魂》，如果简单概括、我的个人认知是：「叫魂案」是一场在中央政治集权、社会贫富矛盾尖锐、官场制度腐化的现实背景下，国家的最高领导者为了巩固个人政治权威而发动的一场自上而下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作者聚焦的「叫魂案」，兴起时间是乾隆皇帝执政后期，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

因为那个时代的大清，从高层政治形态来说、清朝刚刚用残酷镇压和利益收买的形式清洗了汉族中反清复明的 “反动势力”，但是对于潜在的危机非常恐惧，所以类似于「文字狱」这样的故事层出不穷；

从经济环境而言、中国处于康乾盛世的繁荣时代，但是地区经济鸿沟存在，江浙地区发展迅速，国家发展不平衡，人们的贫富差距也比较大，新富阶层也很难抵御严重的灾害、疾病，很容易因为意外重归赤贫阶层，用时兴的词语来说：那个时代的 “中产阶级” 也非常焦虑；

但是，对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雄才大略千古伟人乾隆皇帝而言，他又充斥着 “居安思危” 的忧患意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知道尽管经历了革命时代的残酷镇压与清洗，但是威中央统治的反动势力依然暗流涌动；其二、他明白随着经济发展，官僚队伍有所懈怠、贪图享乐，队伍越来越不好带，他的个人权威也随之受到削弱。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叫魂案」的逻辑链条就很容易被理解了。

本来、这种把人身上一部分东西拿下来、通过诅咒的方式达到损害其灵魂的巫术风俗，类似于容嬷嬷扎小人儿的游戏，唯一不同的是「叫魂案」中所用到的魂器，则是从人头上割下来的头发。

割发——居安思危的乾隆皇帝从这个简单的行为中解读出了政治成分：清朝在对汉人的征服过程中，最具象征意味的行为就是所谓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可以说，「叫魂案」中的「割发」这一个微小细节触动了这位一代伟人的政治神经；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如果我们还能追溯《礼记 · 缁衣》中孟子的这条观察，并且能回忆起上个世纪中国阅读量最大的公开出版物中《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的头条新闻：你猜乾隆皇帝的敏感在统治集团官场上会被怎样放大呢？

没错、各级官员为了表现个人对最高权威的效忠、为自己在新一轮的政治运动中赢得升迁筹码，而将乾隆皇帝的最高指示层层放大：捉到一个剪人头发的术士，直接就让人交代同党，不说清楚自己的政治企图就往死里打——这群流民哪儿经得起这样拷打？那肯定是让说什么说什么：受人指使、另有企图、阴谋颠覆大清封建主义统治，什么都往外说。

因为既然是最高领袖的方向指示，即使通过严刑逼供把问题扩大化，刑不上天子、官员们也不必受到历史的审判，却能在这轮政治运动中获利，何乐而不为呢？

事实上，如果一个人在官场上不表现的积极主动，还有在政治斗争中被清洗的可能。

乾隆皇帝一直感觉当时的领导干部队伍随着帝国的富庶有腐化懒惰的嫌疑，执行不力，削弱了自己的领导权。这会儿，领袖本人也想借着这个上纲上线的政治运动整肃干部队伍的风气、清洗领导队伍，重塑个人权威。比如、他老人家就以 “玩忽职守” 的罪名直接清洗了当时的两江总督和山西巡抚，可谓是老虎苍蝇一起打，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不知道大清子民有没有为他整肃官场的行为点赞。

最后，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自然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

当时中国尽管一片盛世繁华、如人所愿，但是贫富矛盾极其尖锐，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差距明显：江浙富庶、内地落后，所以落后地区的人民常有往发达地区迁移的愿望——这本身也是经济驱使，很难遏制。

但是富庶地区的人们却非常担心这群盲流的涌入破坏了自己家乡来之不易的稳定环境，特别排外、不想让这群乡巴佬迁移至大城市。所以即便大部分落后地区的外迁人员行事淳朴，然而一旦有人稍微犯错，必定招致大规模的报复，进而则是歧视。

所以当各地官员心急火燎地为了迎合上意寻求叛乱分子时，你再猜猜这两个因为贫富差距过大而仇视对方的阶级会趁机做些什么呢？

好了，回到问题本身：《叫魂》这本书为什么会在当代中国社会流行？

我的结论是：虽然孔飞力教授只谈论了一个特殊案例，但是这个案例不是被他随意捕捉的、而是刻意挑选出来的——通过对这个特殊案例中，整个国家的政治顶层、官僚集团、围观群众、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各个社会因素的细致分析，读者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具有弦外之音的普遍性结论。

我再次强调本文开篇的这条个人读后认知：「叫魂案」是一场在中央政治集权、社会贫富矛盾尖锐、官场制度腐化的现实背景下，国家的最高领导者为了巩固个人政治权威而发动的一场自上而下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孔飞力教授对这个事件的分析结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后来中国发生的许多历史问题。

“历史往往发生两次”——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马克思导师引述了黑格尔先生的这句话作为自己文章的开篇，并在随后立即补充说：“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笑剧”。

其实，乾隆年间的「叫魂案」，只不过是马克思老师所说的「悲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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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剧院里，我担心它会被封杀

知乎用户 老安 发表

中国的萨勒姆女巫案

知乎用户 白聆风 发表

我从来没想到，那个只在书中出现的 1768 年，会这样出现在我的生活。

我 2017 年的时候就看过一次《叫魂》，这一次趁着在家无事可做，佳作重读以作消闲。结果真的是越看越觉得有意思。孔飞力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的剖析真的非常深入。

最重要的是，现实证明，这些在书中令人啼笑皆非的片段，仍在上演。

关于《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的主要内容，前面的回答者们都已经说得很详细了。

我这里略做总结：一个谣言，最终借助人的恐惧放大，并且在官僚政治惯有的迟疑谨慎和皇帝的政治手段中，逐渐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大事件。

我当初在第一遍看这本书的时候，觉得很荒诞可笑：一个谣言而已，竟然会引起这么大的恐慌。

我当时的想法是，谣言这种东西，到了现在的网络社会，信息发达，辟谣成本比以前低多了。谣言自然会不攻自辟。

结果现在看来，这话对了一半，前一半。

我奇怪地发现，尽管辟谣成本低多了，而且一些新闻媒体与客户端都有专门辟谣的专题。但是最终的情况，充其量就是谣言和真相五五开。

为什么？

我重新看了看《叫魂》，发现了书中写了这么一个事：孔飞力 1982 年在北京与一个老人聊天，那个人说，1966 到 1976 这十年是他人生中的黄金时代，因为作为一个普通人，难以得到向上升的权力。而当时革命的号召给了他这个满足自己野心的幻想。

在书中，关于外地人割辫子 “叫魂” 的谣言，使人们恐惧，从而做出了许多现在看来堪称暴行的行为：迫害外地人，随意抓捕游方僧人，道士，并对其滥用私刑。而清帝国的官员，尤其是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弘历，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人的恐慌，在一定程度上默许这样的行为。

这样的后果是，普通人得到了他们平时得不到的权力，他们之前是帝国的顺民，承受着来自帝国官员的管理，被法律，道德所束缚。然而现在以 “打击妖术” 的名义，他们获得了对一部分当时不被社会待见之人生杀予夺的权力，做什么都没关系，因为是为了 “打击妖术”；什么律法铁条，都得给“打击妖术” 让道！

所以谣言只是谣言么？谣言的产生，传播，只是我当时初读时天真的认为的 “只是当时科技不发达，所以才会产生的信息闭塞” 么？

谣言，从产生到传播，其背后都有着权力的味道。

在我写下这个回答的前两天，一个在微博上疯传的谣言 “江苏，上海等地医疗救援队物资行李丢失。” 刚被证实为谣言。之前这个谣言传得还挺广的。结果发现这是个编造的谣言。

造谣者怎么想的我没法揣摩。但这却是一个理解媒体权力的样本。在现在的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一个媒体，但媒体的权力不是人人都会用。像在网络上造谣的人，一个谣言能让几十万人甚至更多的人去相信，然后去转发，带节奏。客观上说，他们有了权力：当你的话能为成千上万的人所相信时，让他们被你煽动，这难道不是一种权力么？

在网上用不知道哪里来的流言蜚语，中伤武汉，中伤湖北。发几张带有武汉甚至湖北车牌的车辆照片，就开始巴拉巴拉地谩骂武汉人，湖北人。这种行为已经和《叫魂》中对外来人滥用私刑的暴民有得一拼了。

披着 “大义” 的虎皮，自我标榜为正义，用几句极具感情与煽动性的话，来煽动别人，却罔顾事实的客观甚至是真实。这样的行为着实是可耻。

权力是个好东西，但是用之前扪心自问一句：你能用好它吗？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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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 Eidosper 发表

我觉得可以写一本《饮水——2020 年美国疫情大恐慌》，饮水是指喝消毒水，再把 “叫魂” 替换成“新冠病毒”，非常的贴切。

实际上唯物主义的说，这种混乱是帝国下坡路都会出现的问题，和表面制度（也就是写在纸上的制度）没那么大关系，更重要的是实际制度执行的崩溃带来的问题。

这种情况对于士人儒家主义专政还是资本家资本主义专政的帝国来说似乎区别不大，美帝国是世袭政客 + 资本家族，清帝国则是皇族政客 + 地主家族。帝国之间是如此的相似，以至于入关学就很轻松的各种套历史。

当然，也可以通过论证 “2020 年的美国缺乏民主” 这种逻辑来维持书里的结论，这个就随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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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 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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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 叶佳舟​ 发表

国企。

每次看到我们领导要求下级做一些不近情理的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乾隆一朝和孔飞力。

知乎用户 云宝宝 发表

（修改一下错字，另外我得说孔飞力这套实际上很类似又还不如什么呢？——就是某些文青小清新历史爱好者看不起中国的本土马克思主义史学，孔飞力套路和当年的 “资本主义萌芽论” 在教条和生硬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人家把故事讲的好听动人，你们就信了。）结论放前面，这玩意儿就是洋人讲的一个不错的历史故事，理论上毫无新东西是一大堆已有的后现代理论的错误挪用和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史的偏见的拼盘。

说到底了，他的 “在中国发现历史” 只是在形式上区别了“冲击——反应论”，根本上还是一套西方汉学强行挪用社科理论的解释学霸权。

这里不想仔细讲观点细节，只大概讲一下他的论述范式，众所周之孔飞力是史料扒的详细闻名美国汉学界的，甚至我遇见过某读书不懂书的老年五毛（该五毛口口声声三个自信，我有时候讲点萨义德他就自我高潮）因为孔飞力所谓的史学功底大肆吹捧。

但是我们看孔飞力的史料挖的很细，这种细却不是兰克史学或者年鉴史学所说的那种细，而是类似于福科，新文化史的那种细。这种细是具有人类学小切口式样的细，但和人类学不同，它不仅仅想讲好一个地方性故事的叙事，他还要把一个更宏大的原本历史学的野心架构在一个小切口的逻辑中，以得出白左洋人忏悔式样的 “超越西方中心” 主义式的范式。这种以小而见大，以地方性知识而发挥出历史本身逻辑，是自柯文提出在中国发现历史以来的转向，这些动机和口号在其作品中的反应，我们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但是，实际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在《叫魂》这书的蓝图里是有两部分的，一个 “叙事”（依据地方性知识）第二是历史逻辑，按理来说应该是地方性知识自动梳理出历史政治逻辑，然而叫魂通篇故事和论述始终是分离的。但凡读书能懂的都应该看到论述中强烈的理论建构痕迹。而且这种理论建构的痕迹毫无新意，它实际上重复了韦伯百年前在《儒教与道教》里反复而武断那个重要结论 “中国的官僚制度不是真正的官僚制度，中国身上早熟的现代性不是真正的现代性”，你们的官僚制度是魅力型的超人统治（儒教文人明明是世俗理性主义的，韦伯在开头也承认世界观理性），要么就是 “君子不器” 的文人政治（可是敦煌文献大量反应了诸如唐代的实务性的素养，甚至还有培养和检测素养的模拟题），更别提更重要的问题，“你们没有西方代议制民主”（然而代议制民主从西方历史来说也是在绝对主义国家——民族国家襁褓时序后出现的）。孔飞力在这里无非玩弄了一个补丁，他把福科视角的微观权力发生学嫁接到了中国历史上，这里某种意义上证明了福科的命题——在微观权力的视角看来绝对的统治者是不存在的，“压抑—反抗”的模型的说明不成功。孔飞力则是以此来证明中国晚期的官僚国家不是一个成功的国家而是面临崩溃的国家。这里面有极大误区在于，它却服从于福科所驳斥的那种现代戏神话——“是现代国家政权的合法化集中暴力无所不能”“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关系是真正的理性” 。福科历史学真正的洞见，都在孔飞力形式的模仿中灰飞烟灭了。今天我们重拾关于现代亚文化的著作，比如伯明翰学派著名的老三篇《学做工》《亚文化》……。我们可以用相同的地方性知识论证出现代国家权力短路的地方。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像某些西方左派一样满足的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也遭遇无法挽回的 “文化矛盾” 和权力危机是无可挽回的，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崩溃最后反应在这种文化切口上的权力障碍上。然而，正如天真的某些西方左派始终被僵而不死的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打脸一样。孔飞力的天真的拥簇怎么就相信这样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危机反应了中国制度在历史逻辑上的衰亡，并且认为它和西方官僚制度是截然对立的，必须被按照非西方就是非现代性的模式划归到传统的自然解体中呢？而传统自然解体的危机意识，又一定是按照其叙事规划后暗藏的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幽灵来规划呢？

中国历史上制度性衰落有很多，比如租庸调制的衰落和黄巢造成的几乎独一无二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这是一种典型的多的具有重要史学典型价值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关系的总危机），比如明朝末年制度的危机和瘫痪（这也是规模大的多的危机）。而这些危机都造成了中国历史逻辑基于危机意识转折，然而这种转折，比如说佃农制出现，以真正历史学的眼光看，这也是完全有中国特色，绝不是孔飞力之流生编硬造的 “从中国发现的历史可比拟的”。试问，大家都是中国人，对于中国历史的历次系统性的倾覆危机大概都有些印象，凭什么认为孔飞力所截取的这个清乾隆王朝晚期的巫术事件的切片，就能够认为中国的制度走向了自我崩溃的危机。我想不会有太多人很了解我之前所讲的，孔飞力对西方现代社科资源援引和误用的理论基础。但是大家想想自己基本的历史教育素养，何至于对于孔飞力这种没头没尾的历史寓言故事如此的轻信。孔飞力使自己和使我们做到了不再屈从于西方中心的史学吗？《叫魂》果真的是一本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图书吗？

一个例子不够，我再举个例子。从西方历史的论述来看，我举例一本书《夜间的战斗》，这本大概也是讲了西方种种巫术事件和危机的，基本上来说你完全可以这些 16,17 时期的巫术农业崇拜说明基督权力统治的日常性危机，并且说明，那个时期的精英统治总的来说并不是全能的，或者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有效。无论是我们还是任何一个西方学者，都不会在这种文化史的故事后加上脚注，认为这预示着某种旧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关系综合的总衰亡，说这是人文世俗主义，民族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市民社会兴起的动力学因素。因为，我们都大概知道现代化是怎么样的，绝不可能因为这种事爆发法国大革命，农民的反抗性或者工人的卢德主义也绝不是历史根本动力（当然绝不是说没有意义）。现在，洋人学者仗着你们没吃过看过长大的中国猪，就骗你们中国猪长大了是有八条腿是横着跑的。

结论惯例放前面。

知乎用户 阿宁​ 发表

先说我的结论：

作者从一个细小的切入点下刀，将一个极为重要的中国历史概念解擘详明：官僚君主制。贯穿全书的立论高度和巨细靡遗、丰富多样的分析方法，真可谓鞭辟入里，极为精彩。读来有酣畅淋漓之感，有头皮发麻之思，有豁然开朗之悟。

海外中国史研究成果的第一梯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的绝好注脚，兼具严谨性和可读性的学术范本。

《叫魂》主要涉及到君主、官僚阶层、民众三个主体，在对每一个主体的解读上作者都得出了深刻而切题的结论，并且在此过程中，独特的官僚君主制的特性也就浮出水面。

争夺与对抗——弘历和官僚体系的反应

在 1768 年出现妖术恐慌并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时，弘历的反应是耐人寻味的。弘历在这个社会中扮演着极特殊的角色，单纯的 “皇帝” 一词并不能准确地概括这种定位。弘历是异族首领，同时是帝国和各族（主要是满汉）的共同君主，在帝国常规化的行政体制中，他是与官僚分权的统治者，而在专制体系中，他是需要唯我独尊的独裁者。正是这多种纷繁的角色定位，使弘历处于一个矛盾而苦闷的地位上。

作为满族首领的弘历，在这场妖术恐慌兴起的过程中，必然地想到了汉化和谋反的问题。有清一朝，谋反都和汉化都有着深深的内在关联。而妖术恐慌的一个重要因由就是有人被以某些令人惧怕的方式被剪辫（如被迷倒后剪辫），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清初入关时的民族政策，并由此而引发在位者的猜疑、普通民众的恐惧甚至是敌对力量（如果有的话）的蠢动。

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弘历作为大国君主既要调和满汉又要保持满族民族独立性的努力。尽人皆知，弘历本人是汉文化的积极推崇者，有着深厚的汉文化学养，并有意无意地加以展示。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他同时是一个更为积极的并以痛心疾首的面目出现的对满人谆谆教导的要求他们拾起满人良好品格和满语的部族首领。弘历无一时或忘，满族特殊地位的保有与自己的权威有莫大关系，与帝国的状态也有莫大关系。这种心态本身的合理与否是另一个研究范畴，暂且不论。

而弘历作为一个控制欲极强的君主（事实证明，君主这样的控制欲在其所属的帝制时代不能说是完全无益的，反例可参看明代君主与官僚的关系，《万历十五年》对此有精彩论述），他要想使帝国和部族利益得到最妥善的呵护，必须与官僚机器争夺权力。在此处，《叫魂》作者不认为马克斯韦伯对于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的关系的论述适用于乾隆时期的中国。专制君主的专制权力和官僚体系的常规化力量是两种互相倚赖又矛盾深刻的力量。在实际的互动过程中，这两种力量互相争夺，互相对抗，达成一种动态的平衡，专制君主尽管施其淫威，但仍不免于挫败，官僚们战战兢兢，但也并不是无计可施。而在这种情况下，君主会抓住叫魂案这样的政治罪不放（因为政治罪是超出官僚常规的），以专制权力对朽钝腐败的官僚体系渗入威压，而官僚体系自身的颟顸特性，又能禁止君主权力无限的扩张。在这场争夺中并无胜者，只不过徒然加剧了事态的严重和歇斯底里。

民众的心理和遭遇

叫魂案起于民间，在作者的分析中，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导致的流民现象是其诱因之一，然这一现象和民众相对应而起的心理反应是否足以惹起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大恐慌，则属可商榷之事。高层的反应或许刺激了叫魂案的发酵，使之迅速燎原。书中有一句话说得好：“毫无疑问，在整个叫魂案中，首席原告自始至终就是皇帝本人。”

民众的心理虽不足以在原发阶段促成叫魂案的大规模兴起，但自皇帝而始的分享权力的行为却促使民众心理更深层次地卷入叫魂案泛滥的原因中。此处的权力指的是信息，方式有提供信息（检举揭发）和捏造信息（诬告）。“信息是一种权力和力量。”（孔飞力语）在这样一个民众毫无政治权力可言的社会里，权力的一丁点儿扩散都足以引起部分民众的积极参与。

另一批民众则处于受害者的行列。叫魂案终了的时候，我们发现，没有一个罪犯。这说明叫魂案本身就是一个想象中的案子，而恐慌也真的只是恐慌，并不会变成事实。然而在这场歇斯底里的想象中，皇帝没有受损，官员损失亦不大，没有任何能力抗衡的形单影只的民众是唯一的弱势者，他们中一些人经受的悲惨遭遇也就只能是既成事实。他们得不到任何补偿。只不过是尚活着的予以释放，仅此而已。

官僚君主制

当年岁末，皇帝对官员们疾言厉色，谴责他们的因循不作为放走了 “正犯”，以此来掩盖没有犯人的荒谬尴尬处境。各地的诬告、各个案件之中不断被发现的不实之词，以及少数绝对亲信的善意提醒，最终使弘历回心转意。这场席卷全国的叫魂案，终于得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收束。

古代中国形成了风格独特的官僚君主制。这种制度远称不上好，作者对此深有论述。然而，“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孔飞力语）。这也是中国为什么出现了妖术恐慌却没有像同期的欧洲那样形成大面积迫害现象的原因。然而这种官僚君主制的牢固也因其中庸和平衡的特性而远超恐怕任何一种古代政体。悲乎？喜乎？

作者的三个问题

作者在中文本序言中提到三个问题：

专制权力是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的。

官僚机制是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的。

最高统治者是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的。

在读完书后，我想分别对应给出三个粗率的不甚准确的回答：

政治罪。

将政治问题转化成行政问题。

持续施压和对体制的洞悉。

知乎用户 承欢 发表

想答这个问题很久了，真的非常喜欢这本书，因为刚好期末近代史在写书评，所以终于可以发上来了哈哈哈哈哈。有点长，仅为个人观点。

1768 年，中国农历戊子年，生肖鼠，属清朝乾隆三十三年，正值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所谓盛世，必定挟带着经济贸易的繁荣，文化的昌盛，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的活力。若按照此标准而言，乾隆统治下的 1768 年的中国无疑可以称之为 “盛世”。但也就是这年的中国，在最繁荣的江南地区突然爆发了一场而后遍及全国的“叫魂” 恐慌。何为叫魂，“术士们通过做法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 [ （美）孔飞力：《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年，第 1 页。] 在这个被后世甚至有时歌功颂德的时期，孔飞力将其称之为 “弘历治下的镀金时代。”[（美）孔飞力：《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第 34 页。]那么脱离开统治者眼中歌舞升平，官方文件的粉饰太平，这个 “镀金时代” 下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社会细节，1768 年爆发的这场妖术恐慌为我们掀开了 “盛世” 的一角，使我们得以窥探到构建于 18 世纪社会令人生畏的预警。

如果将书中提及的案例按时间维度罗列，我们会发现横跨不同地域的案子，通过 “时间” 这条主线贯穿在一起：

1 月 德清石匠吴东明案。

4 月 萧山巨成和尚案、白铁匠案

5 月 苏州张乞丐剪辫案 胥口镇净庄和尚案

6 月 书生韩沛显剪发案。

7 月 乞丐蔡庭章剪辫案。

8 月 乞婆剪侍女衣角案

10 月初 觉性和尚案。

一直到当年的 10 月份，仍有嫌犯被抓捕归案。而其中涉案主人公其身份大多为乞丐或者和尚。而从空间维度来看，这些案件首发集中于浙江、江苏，然后从江南地区迅速蔓延到山东、湖广、北京、安徽、河南、陕西及福建。总体呈现一个由南到北，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转移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出叫魂案是从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中最底层的人民中爆发出来的，而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酵，逐渐涉及三个阶级，平民，官僚以及最高统治者乾隆，他们所承担职责不同，面对的问题不同，所受的影响不同。孔飞力从这三个不同角色的不同角度出发，把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相互串联，织了一张严密的网。从叫魂案透露出来的种种不同寻常的特征究竟向我们揭示了什么呢？

提及十八世纪的经济变化，在商业贸易发达的江南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从百姓方面而言，这种经济的繁荣对社会最底层的百姓来说是否真的可以得到确切的利益，“盛世” 对他们的意义何在。由于人口急剧增长，稻米价格的持续上涨，这对长江下游密集人口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那么，就连高度发达的江南地区在 18 世纪 80 年代前期尚且如此，偏僻的山区则面临更加严峻的问题 “人们无需远离已经商业化的中心地区，便可以看到赤贫，失业与秩序的混乱。”[ （美）孔飞力：《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第 46 页。] 而这种经济发展中巨大的不平衡以及倾斜趋势，导致了外部与下层人口的流动，商人，乞丐，移民，僧人。无数怀着绝望或希望的人们，主动或被动的被裹挟着冲向这股洪流。如此一来，庞杂的信息交换，对外来流浪者的提防与怀疑，为叫魂案的爆发提供了温床。一旦有上升到人身安全的 “小道消息” 传出，信息将随着不断迁移的人口迅速在平民阶层流窜，即使没有当代社会的互联网，这种流通效率也是十分可观的。“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各地的‘小道消息’在帝制晚期已经有了发展。”[ （美）孔飞力：《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第 42 页。]其次，中国历来对 “魂魄” 等说法颇为敬畏，民间传说和忌讳也相当繁杂，当普通民众听到有危及生命的某种 “术” 正在自己周围发生时，对外来流浪者，来历不明和目的不明，没有社会关系的人的恐慌和敌意将进一步增长。所谓三人成虎，其实我们也不难想象，因为直到现在仍是如此。

2011 年日本福岛核电站辐射水泄漏事件发生之后，由于担心日本核泄漏污染海水、影响身体健康，16 日开始，中国多地陆续爆发食盐恐慌性抢购，17 日，江苏、山西、浙江、广东、北京、四川、安徽等多个地区食盐被抢购，许多地方盐价暴涨 15 倍，由原来的 1 元一袋变成 15 元一袋，多地食盐脱销。事实上这次核泄漏事件对中国几乎没有影响，食盐中的碘对于防辐射的作用微乎其微。也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危言耸听，造成了几乎大半个中国民众的恐慌。相比于 200 多年前的叫魂案，由于互联网的发展，消息的传播更迅速更广泛，倒是一如既往的人心惶惶。科学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普及也没能阻止成百上千年来我们被危及生命时近乎本能的盲从与轻信。

百姓之中不安与惊惧进一步发酵，官员自然不能旁观。只是长江下游的地方官们逐渐领略了江南水乡的富饶与安逸 “精神”。“除了精巧与优雅，江南也意味着堕落与汉化。江南颓废的文化正在葬送到那里就任的优秀官员们”[ （美）孔飞力：《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第 91 页。] 当然，不光是满人官员，汉族官吏更是如此。放纵、任人唯亲、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小心翼翼及优柔寡断，几乎所有官员都在寻求着一种上下级之间的微妙的平衡和安定。这导致了叫魂案在江南地区起始时并没有的到妥善的重视和处理，经手这件事的官员大多只想着如何平息当时群众的愤怒，快速解决案子。却没有一个人试图去查证 “叫魂妖术” 的来源和真伪，没有人安抚如惊弓之鸟的民众，更没有人看到当时种种 “小事件” 中暗藏的警告并向上一级官员汇报。

当 “叫魂” 案终于引起乾隆重视的时候，基层的官僚也并没有严格地贯彻过度敏感的乾隆所发出的清剿叫魂涉案者的命令，从河道总督高晋到江苏巡抚彰宝，再到浙江巡抚永德。所有官员在接到乾隆询问时的第一选择是明哲保身，许多个行省采取了拖延的做法，知情不报，或少报再者互相推脱。但由于乾隆并不肯就此罢休，他们身为下属，有不可反抗及不敢反抗君主的忌惮。因此，这场大审判一直演变下去，“整个 8 月，弘历在承德避暑山庄收到一大堆关于妖术的互相矛盾的消息。案件从南方蔓延到北方，又从北方发展到西部，案犯行动之迅速远远超过了各省巡抚的反应。”[（美）孔飞力：《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第 186 页。] 从最高统治者到小县城的地方小官，整个官僚体系亲手把叫魂案推上了高潮，最后发展成了不可收拾的闹剧。

至于乾隆，他考虑的则不仅仅是查清叫魂案或者安抚百姓，他在此事上所表达出来的强硬绝大部分原因是想要彻底清除一切对他政权的威胁。从汉人手中夺取的政权，面对汉文化的自卑，“叫魂” 剪辫的特殊方式。都让敏感的乾隆感到恐惧，随着叫魂案从江南地区扩散至全国，“行省官僚中无人怀疑清缴正在升温，而清缴的底蕴也发生了变化：它所涉及的不再仅仅是妖术，而是谋反。”[ （美）孔飞力：《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第 187 页。]

面对下属官僚的含糊其辞和相互推脱，乾隆自有了解信息的特殊渠道，但信息的反复与自相矛盾让他的指示变得难以贯彻。但是下属官员只能遵循君主的命令，明远案中，军机大臣们竭尽全力想要得到他的供词，伪证，重刑都成为他们忠实地推动清缴的证据。只是涉案人员的死亡，让案件再一次陷入僵局。而后蔡廷章，悟成和靳贯子的翻供，逐渐指向一个结论——叫魂是子虚乌有的。但皇帝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结果？他的颜面何存？此时，位高权重的军机大臣悬崖勒马，及时制止了这么一场闹剧。但乾隆总需要找个台阶下，“要维持朝廷的尊严，就只能坚持阴谋确实存在，并对清缴不力的官员予以惩罚。”[ （美）孔飞力：《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第 224 页。] 不管有没有抓到叫魂者，只要发生在管辖范围内的叫魂案件，其后果都由当地官员承担。所以，浩浩荡荡的叫魂案最终以惩罚一大批中下层官员收尾。而这本书故事中最初出现的受害者以及施害者终于可以如释重负地退出历史的记录。“所谓的‘叫魂’妖术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记恨的一个幽灵。这不过是奸刁之徒利用民间恐惧逞其私欲的又一个例子。”[ （美）孔飞力：《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第 231 页]

从叫魂案所暴露出来的君主与官僚体系的微妙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君主需要机会来强调他对于官员的支配。此次涉及全社会的恐慌中，各地官员的不配合使得乾隆极为震怒，恐怕事件最后对于涉案官员的惩罚，或多或少的包含了他的警告和不满。当然，乾隆试图严密控制官僚, 各级官僚也会采取各种办法进行抵制。“但在某些极不寻常的情况下，处于最高层的官员们显然仍可能运用某些为任何政府都必须遵守的最高准则来限制君主的专制权利。”[ （美）孔飞力：《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第 291 页。]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君主也是官僚君主制的一部分。

旧中国的官僚体制犹如一个巨大的等级三角，而在这个阶级三角中，又包含着无数小三角。每个三角中站在顶峰的人，甚至是一个知县，都能在自己的公堂上为所欲为，更不用说最大三角中的最高行政层次。他们相信自己是文化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者，这种胆识，地位和制度特性，让他们可以随意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巨大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替罪羊。”[ （美）孔飞力：《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第 291 页。]

上位者们拿着镰刀，砍向任何他们认为突兀的，不规整的地方。在一棵长满绿叶的树上，你可以生虫，但不可以开花。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在近现代中国所出现的一桩桩面目丑陋的案件。我对作者写《叫魂》的初衷没有任何怀疑，只是希望事到如今，已经有人能伫立期间，阻挡这种疯狂。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从全书谈容易流于形式，我试着以叫魂案为例，剖析古代 “运动型治理” 的政治逻辑，分析弘历皇帝为什么能够以叫魂案为基础发动运动型治理以及这场运动背后的政治文化原因。

运动型治理在整个古代历史长河之中是一个十分突出的历史现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来说，国家治理的困难是巨大且多种多样的，把国家纳入常规而有序的统治之中是世代君主所追求的目标。而维持这一治理的核心在于 “一统观念” 与官僚制度。“一统观念”使得领土内缺乏大规模互动的各省成为一个想象共同体，建构起国家的观念。官僚体制则是将国家概念实心化与治理国家的机器。在古代中国，因为数字目管理手段的缺乏以及官僚系统的威权崇拜现象，使得这一治理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官僚制度常常因为封闭与垄断性而停滞阻塞，所以当官僚体制及其组织失灵时，应对机制便应运而生，统治者往往会通过 “政治事件” 来为国家治理提供燃料，1756 年以叫魂案为契机，弘历对服务于自己的官僚系统发动了战争，这是一场打破官僚体制的 “小脚女人” 的尝试。整个国家治理机构脱离固有的惯性，进入紧急轨道。其本意在于整肃官僚体制，提高国家机器的运作效率与忠诚度。在疾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中，虽然国家机器的忠诚度得到提升，但大规模的贬斥与惩罚使得整个国家机构陷入混乱，运动型治理偏离了原来的方向。弘历皇帝（乾隆）不得不在事后赦免宽宥牵涉官员与罪犯，让整个官僚体制重回常规轨。

叫魂案从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上升为谋反与叛逆的政治事件，最终导致了 “运动型治理” 的发生。弘历亲手造就这场运动的原因在于官僚常规机制的失效，以及古代政体赋予弘历的 “卡里斯玛” 式权威——孔飞力将明清时期的统治政体称为官僚君主制。根据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的解释：统治结构分为 “三类型”：“法理型”、“传统型” 和“魅力型”。法理型社会建筑在一种制订为章程的理性的规则之中，这些规则作为有普遍约束力的准则而得到遵从。权力的体现者个人是通过那个理性的规则体系合法化的。就是说 “服从的是规则而不是个人”，这实际上就是现代的法治政体。“传统型” 权力是建筑在个人权威之上的。这种权威的基础可能是传统，即习惯了的、历来如此的东西的神圣性，就是说，传统规定某些特定的个人需要服从，这主要是指 “父权家长制” 的君主权力世袭制度。“魅力型”权力也是建筑在个人的权威之上，但与 “传统型” 不同的是，“是建立在具体的个人不用理性和不用传统阐明的权威之上”只相信个人的魅力，认为其是先知、救世主、圣人般的无暇人物。当然这类崇拜多发生在宗教与原始部落，其统治结构是最不稳定的，往往随着领袖的去世或战败而土崩瓦解。这种特殊的个人 “魅力型” 权威，学界通常译为“卡里斯玛（chrisma）崇拜。”这三种统治结构并不是循序发展的关系，而是如楔子般紧密的交合在一起。明清时期的 “官僚君主制”，显然是“传统型” 与“魅力型”统治结构的结合。从封邦建国（分封制）时代即开始的宗主制，让 “家天下” 的观念演化为理所应当的政治逻辑。《诗经 · 小雅》中即写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古至今君父观念从未改变。至汉朝董仲舒撰写《春秋繁露》一书鼓吹 “君权神授”“天人感应” 之说，君主又被赋予了超越自然的神力，即卡里斯玛式权威。“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皇帝所具有的超凡天赋，神秘性，最终化度为律令，从而让臣民的义务效忠成为天意所指，皇帝通过安邦兴国、选贤任能的治道和敬神祭祖、祈求雨水等仪式来不断强化这一权威。在这里，卡里斯玛权威经过人为赋予与传统权威即君父观念交织在一起，为天子的专断权力提供了合法性，官僚体制于此种压迫下，断然不可能于体制内部孕育出规则至上的理性，反而在日益增长的威压之中陷入近乎奴性的权力崇拜。这也是弘历能够发动叫魂的权力基础，但这不代表着皇帝随时都拥有专断独行的权力，他只能在特定时间动用自己超自然的权力，因为官僚系统本身也其运作方式，它的稳定运作确保常规治理的完成，皇帝大部分时间也要参与其中，但绝非黄仁宇认为的——皇帝的作用被简化成一个符号，其自身已被官僚化，不过是整个国家机器上一颗镶钻的零件。他明显忽略了皇帝本身也在与防止被官僚化而斗争，君主用成文法来约束成千上万的官僚，但他同时也在不断争斗，确保自己拥有 “卡里斯玛” 式权威。以明朝的内阁体制为例，正常情况下皇帝掌握最后的朱批权，内阁掌握票拟权，并相互制约。但皇帝他时而可以用 “中旨” 打破常规的权力，从而表现皇权的超然。而从总的方法来说，皇帝一般通过与上层官员建立私人关系，赏赐、训斥、安抚官员来摆脱被符号化，塑造威严而又有亲和力、以及生杀大权集于一身的形象，官僚除了服从于君主，在精神领域再也找不到更高追求。“卡里斯玛”式的全知全能让弘历皇帝能够发动服务与他的官僚系统的斗争。

弘历皇帝为什么要发动此次斗争，原因有二：一是对官僚系统的整肃，二是对于自身威权的深化。对于官员来说，职权与属地追责是常见的惩罚方式，但两者在非常时期也成为官僚的庇护所，皇帝只能惩罚违背这两种原则的官员，而不能随时掌控整个机构。分割的政体对于皇帝把握全局充满了挑战性与危险性。官员们在处理叫魂危机时所表现出来的推责、搪塞、欺骗现象使得弘历相信国家机器的运转陷入停滞。叫魂案件从东南地区开始蔓延，波及帝国的大半区域，而帝国的官僚却对此束手无策。对于弘历来说，这是威胁到帝国生命的重大事件。他必须以 “叫魂” 事件为燃料，烘烤这个死气沉沉的集团。具体到官员本身来说，满清大员的汉化与官僚化使得弘历勃然大怒。清朝统治者实行二元文化体制，满文化作为清朝的文化根基在上层集团被强制推行，对于满族来说如果丧失了满文化的特质则意味着自身被同化，那么清朝统治的合理性则会遭到汉朝质疑：清朝与明朝统治有何区别？汉人不可取而代之吗？但是满清统治者又不得不吸收汉文化精致而优雅的一面来润色扩充满族文化。弘历皇帝本身即为汉文化的爱好者，他六下江南并把汉文化移植到承德避暑山庄。一方面通过尊重汉文化拉拢汉族地主，学习高效而成熟的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又警惕汉文化对于满人的侵蚀。这本身就是无法解决的难题，平衡总有一天会被打破，弘历皇帝所做的只能是裱糊充满裂痕的文化支柱，延缓其分崩离析的日期。在弘历皇帝心中汉化意味着满清官员们丧失族性特有的勇猛而富有生气，诚实又不吝豪华的风气而沉溺于物质、享受腐化堕落，同时也意味着丧失种族身份认同而削弱统治的合法性。官僚化则意味着官员对皇帝对于其忠诚的丧失，无法再为皇帝排忧解难。此两种现象对弘历皇帝来说都是不可姑息容忍的，叫魂案件的种种预兆使得弘历认为他所担心的事情正在发生，常规的运转模式开始失效，必须要有 “燃料” 来提供机会使他能够操纵整个官僚机器的运作，将全部官员高度动员起来，进入快车道。叫魂案即为契机。

艾森斯塔德指出：在卡里斯玛权威权威体系中，追随者的角色意义重大。正是追随者对这一社会秩序的追求和对超能力的期待和认同，提供了卡里斯玛权威的基础，换言之，卡里斯玛权威来自各层官员以及民众对这一权威的认可和服从。一旦卡里斯玛权威建立，在领袖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之中，领袖并不是体现或表达民意，而是指出追随者的义务和责任。官僚体制则是按照卡里斯玛权威的意图和指令行事的一个组织机器。卡里斯玛权威需要不断的 “奇迹” 和各种神秘仪式来维持和强化人们对君主的超凡和认同，叫魂案正是弘历通过展现本身超凡权力，创造 “奇迹” 来进一步塑造卡里斯玛式圣主的绝佳机会。这与儒家 “圣主——德治——邦宁” 的政治逻辑不谋而合。儒家寄希望于 “卡里斯玛” 式的圣主来实现德治，翻阅浩瀚史书 “圣人出则黄河清” 的天才史观从春秋战国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直至清末梁启超依然为其站台呐喊，它确是帝制时代政制的一个核心文化特征。熟读儒家经典的弘历当然深受其影响，自封 “十全老人” 昭示了弘历的熊熊野心，超凡的君主必须要用超凡的才能来平息叛乱，让他的臣民延续偶像崇拜，无条件的履行义务。所以雷霆手段惩罚失责官员是不可避免的，流放巡抚、不留情面的呵斥总督，只要不合圣意的官员皆要受到惩戒，皇帝通过叫魂案来提醒官僚系统其生杀大权集于一身，显示本人对整个帝国的绝对掌控力，唯有如此，君权神授的神话才能延续，弘历本人高高在上的形象才能在宗庙之中被臣民万代祭祀，其权力才能稳固。

叫魂案所引发的运动型治理现象显示了皇权在非常时期的运作机制以及其背后的文化政治原因，对我们理解当代的大规模运动型治理提供了借鉴。

知乎用户 张时楠 发表

这本书两个最突出的感受：

1、感觉作者在慢慢编织一张大网，各个阶层及其立场、诉求在三维空间里交错，构成了当时的中国；（于是读书笔记用脑图形式，还有不完善的地方

2、当时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有惊人的相似，比如各底层向下层倾轧，最底层的脆弱就是整个社会的脆弱；比如一个独立小事件怎么经由各阶层的共同有意无意的推动发酵成大恐慌；比如当个人话语权缺失的时候，掌握了一点点所谓 “正义”，就可以疯狂使用，很像当时的 WG 以及今天的网络暴力

知乎用户 啦啦啦 发表

知乎首答

《叫魂》这本书实际上通过发生在 1768 年（清朝乾隆皇帝统治期间）的叫魂案件，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的社会分工机制，皇帝与官僚机制的通讯机制，以及权力分割与行政管理机制。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关于《叫魂》这本书的评价，我想从它 “改变了我哪些从前的刻板偏见” 这个角度来谈一谈我的体会，并在以下三个问题中将本书折射出的四个社会运作机制写进答案中：

1. 皇帝作为个人的专治权力到底有多大？
2. 我们总在古装剧中所闻的 “官官相护” 如何形成的？其在现实中有没有我们平常理解的那样，对百姓造成巨大的伤害？
3. 我们现如今经常追忆的 “康乾盛世” 究竟有多盛？平民百姓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

1. 弘历（乾隆皇帝）作为帝国的统治者，其权力也受限于强大的官僚机制，而且这种专制权力自其之后，变得越来越弱。

首先说明一点，弘历的个人专制权力在其在位期间达到了顶峰。这个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其个人对于增强其力量的努力，同时也得益于其父亲胤禛所设立的军机处（一共用于高级官员与皇帝进行直接通讯的通讯机构）。但是在叫魂案件中，还是可以深深的感受到皇帝的个人力量在面对整个官僚体系时的力不从心。

何为官僚体制，为什么其力量可以限制君主的个人专制？

君主专制属于一个人的专制，也就是什么事情都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但是满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接替了明朝的班儿的之后，统治者必须以中原地区传统的儒家思想以及明朝的行政管理办法去管理当时仍然是汉人占多数的官场。皇帝必须还是要将各个地区的权力下放给各地的官员，在明确了每一个官员的工作内容以及职责后，虽然皇帝仍然有权力主管人员调动，但是那份责任划分同时也给每一个官员划定了一个安全范围。皇帝的权力也就因此划分给了以官僚为主体来管理国家的官僚体制。

因此官僚体制的权力与皇帝的个人专制权力此消彼长，在叫魂案件中，可以看到各地的官僚在处理叫魂案件时，利用皇帝给自己这个职位划分的权力与责任，在其工作安全范围内以常规方式处理案件。皇帝的个人意愿——即希望能够以最大力度去尽快根除叫魂案件，在整个以不紧不慢的常规处理问题方式处理问题的官僚体制面前，显得有些无力。从前慢，车马慢，皇帝的意愿层层下达到下面的官员，下面的官员按照自己的职责范围抓几个僧道乞丐，录点口供交差，再层层上达，沟通效率极低，但是皇帝也没有办法，权力分出去了，每个人确实在职责内办事，但同时谁又都小心翼翼，不越雷池一步。心累呀。

但是这里就要提到前面说过的军机处了。作为帝国的特殊通讯机制，它保证了皇帝的眼线可以监督各地的官员，同时也保证特殊事件中官员可以直接与皇帝通讯，获得皇帝的 “朱批”。这使得皇帝可以不仅仅受奏折蒙蔽双眼。也就间接地增加了其权力。在叫魂案件中，弘历也试图通过叫魂案件整饬官僚体系，包括惩罚了大量他认为不合格的官员等等。但是在其后，皇帝的专制权力渐微，清王朝的后期又发生了两件较大的叫魂案件，但是其清剿与处理的力度再也不及这次。原因就是皇帝的个人专制权力已无法与庞大的官僚体系抗衡。我们在电视剧中经常看到的皇帝一怒之下：来人啊，把这厮拖出去斩了！这种情节是存在的，但是也只是惩罚一人而已。官僚体系却仍然稳定的进行扩张。

2.“官官相护” 的形成毋宁说是一种制度上的缺陷。而且其对上（皇帝）的伤害要远远大于其对下（百姓）的伤害。

官官相护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朝时期官员的任命与升职制度。虽然皇帝对于高级官僚（基本上是总督以上）有直接任命与面对面考核的要求，但是对于省内的官员任命，权力还是在负责全省行政的官员身上。也就是一个官员同时具有省内行政权与监察权力。每三年，普通官员都要参与 KPI 考评，升职降职都需要打分而且皇帝过目。如果升职举荐有误，则举荐人也需要受到贬值处罚。所以对于提拔官员，省级官员会倾向于规避风险：也就是，用褒义但模棱两可的话去举荐别人（比如才情敏练，精详慎重等等），以便发现举荐不实时更容易搪塞。同时，官员们倾向于选择能规避麻烦，将消极应付视为美德的人。其举荐目的，是为了应付皇帝，所以作为官僚体系内的一员，保全自己，同时联合其他官僚去保全自己就成了上策。这种制度上的缺陷也导致了叫魂案件发生初期，各地官员都倾向于隐匿不报，最终当案件纷纷暴露时，整个案件却已变成一场全国性的恐慌。

**所以说 “官官相护” 的局面，其实更多的是官僚体系应对皇帝的专制权力而发展出的消极应对的策略。**将监察权力揽入怀里后，皇帝实际上变成了又聋又哑之人，对各地官员及其情况均不了解。对于百姓来说，这种现象对于日常生活并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我们也经常在电视剧中看到，一个再小的知县，也是可以在自己的公堂上作威作福的。这是因为国家的各种全力，仍然没有谨慎的进行分配。平民百姓没有可以行使的权力，而叫魂案件却给了他们一个绝好的轻易获得权力的机会。利用官府对于叫魂者的抓捕，可以轻易的诬陷平日自己看着不爽的人，可以滥用随意举荐带来的支配他人的权力，这也是到了后期叫魂案件频发，但是有很多在经查实后都是冤冤相报的乌龙。这是题外话，不过却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行政机制上出现的问题。

3.“康乾盛世” 期间，国家从宏观角度讲，却为盛世，但是有很大一部分普通百姓却仍然游离在社会主流生产机制之外。

明清交替之际，也是中国在各个方面开始同世界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进口方面：玉米，甜薯，花生等美洲引进的作物，扩大了中国的农耕范围与生产规模。出口方面：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以支付中国出口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等。于是乎人口的迁徙变成了：一方面，人口向城市集中，形成商业产业链，分工明确，生产产品以用于出口。同时人口也开始向未开发地区迁移进行农业运作。大城市发达的工商业以及偏远地区的农业是当时社会的主流生产方式。在这个生产机制中，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社会分工与社会地位，他们也就是被纳入到主流社会生产与价值观念的老百姓。

但是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的同时，也造成了由人口激增而产生的各种压力。到了乾隆年代，人口过剩的后果已经明显的表现了出来，比如通货膨胀，粮价上涨等等。**人口对于资源和财富的压力不是平均的分摊到每个人的头上的。不同地区，阶级的人们对于压力的感受与应对能力也不同。时间的前进，其间的差距也日益扩大。**对于处在社会底层又在经济落后边缘地区的人们来说，加剧的压力与竞争可以随时夺去他们生存的机会，将他们裹挟到无家可归的流浪大军中去。他们的存在，成为了社会的 “不稳定因素”，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他们的存在代表了规规矩矩生活劳作的百姓对于陌生人，以及通常价值观外的人的恐惧与厌恶。所以这些流浪大军（往往是和尚乞丐）就成了叫魂案中首当其冲的目标。

所以虽然乾隆年间被称为盛世而被人津津乐道，但是透过表面的繁荣去探究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及资源，财富和人口的关系。就可以发现社会深层潜藏的危机以及这些危机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反应。

以上是本人对于《叫魂》这本书的一些想法。初答有些紧张，有逻辑不通以及语病，欢迎指正与讨论！

知乎用户 二瓜二 发表

from 个人公众号 CloseToSha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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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代盛世。

这是一代焦虑之下的盛世。

一场 “莫须有” 的妖术大恐慌悄然登场，步步紧逼，而最后硝烟散去，尘埃落定，一切竟只是一场自编自导的笑话。

当局者迷。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都被加上密码，使之难以解读，尽管那些条件正堂而皇之地从我们身边大摇大摆。我们试图揭开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闹剧，也仿若雾里看花。

而当我们终于在扑朔迷离中苦心孤诣地将这些密码碎片拼接得将乎完整时，一切又似乎已显得太晚。

不晚。也许历史总要被赋予某种更深层、更长远的意义，它身处着过去，却指向了未来。

我们凝视着过去，而未来正张大了眼睛凝视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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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历年间，王朝正处于为人称道的 “盛世” 顶端。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国内太平、经济繁荣、商业发展。这是真实的盛世，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其真实写照。

如此盛世之下，物价上涨，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生态环境的恶劣或恶化，一部分人口逃离固守了几十上百年的栖居之地，赶往中下游地区经商。似乎有些虚幻。

“盛世” 是官方文件用以装点自己历史的虚幻之词。也许这不足以为后人道矣，但叫魂危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它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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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言懂妖术之人可以通过获取人的发辫、衣服甚至是名字，就能夺取其灵魂。德清县的石匠、萧山和尚、苏州和胥口镇的乞丐无缘无故被指定为拥有邪恶力量的叫魂者，“被制造证据”、被鞭笞，最后 “被招供” 或是病死狱中——然而这一暴怒下的制裁的仅仅只是一场臆想出的犯罪。

《叫魂》像一本推理小说。为了揭开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案件，作者拉开了这段历史舞台的帷幕，你且跟他一探个究竟。

推动事件发生的矛盾与动力往往是复杂的。对于处在这样一个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清朝来说，真相有时并非只有一个，尤其对于不同阶层、不同立场的人来说，事情的原因与结果也往往大相径庭，解读也就莫衷一是。

说来也真是奇怪，平民百姓、弘历皇帝，各行省官僚，差异如此悬殊的不同阶层之人竟会对同一事件有着共同的感受。一个人就是一个音符，一个群体就是一段齐奏，它带有自己独特的音色。他们汇成了一个统一体，一个属于一个时代的协奏曲。

我在这一曲中听到的，是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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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无心权倾朝野的纷争，认知浅薄，在重重压力下勉强生存，容易煽动也容易愤怒。他们怀疑流浪者与石匠是因为他们害怕着这些人群。在长期的男耕女织自然经济文化下，他们守着一方土，安定而不易变动了。

变动容易引发陌生，而陌生容易引发焦虑。当商业的扩展和外部的移民将一部分人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时，这部分人口其实是往社会中下层移动——他们变成了社会边缘人物，一方面对于暴怒的百姓弱小得没有反手之力，另一方面又因其四处流浪而无法控制。

不爱变动的中国百姓仿佛天生就对陌生人怀有戒备之心。在此之上，孔飞力教授又巧妙地把握了中国人对于妖魔道术的恐惧之心，而一旦有人点燃它，便会一发不可收拾。

关于神话，关于超自然，无法证其有，但也无法证其无。

我一直认为普通民众的生存和生活状况最容易反映一个时代的真实情况。有时，对一方而言的盛世在另一方眼中说不定是水深火热的地狱。《叫魂》透过上层统治者和宏观发展看到下层百姓生活的真实状况，这一点也着实让人欣慰。如此看来，“盛世” 之言也不免显得苍白与无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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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各级官僚来说，叫魂是否真实存在并没有那么重要，然而身处于忧虑的君主和恐慌的民众之间，他们又不得不对毫无头绪的叫魂案做出一些积极反应。

一方面，弘历对于妖术事件的存在深信不疑，一场一开始就满是谬论的戏被皇帝觉察到苗头之后，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演下去了。另一方面，无知且暴怒的百姓将矛头直指流浪者。

没有证据，也得榨出一个真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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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弘历而言，他所面临的就不仅仅是妖术那么简单了。首先，统治清朝的满族首先是作为民族的入侵者，其次才是作为统治一方立足于中华领土之上的。

因此弘历的焦虑并非空穴来风。几百年的岁月落成灰，历史早已难辨真真假假。要想尽可能地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心理，就尽可能多地逼近他，以最本原的事件，以最一手的材料。弘历亲手写下评论、批语的朱批，脱离了官方文件的层层伪装，最有可能接近其真实想法。

在这些朱批中，我们可以看到——

外来人的政权是敏感的。剪发辫意味着谋反，民族融合意味着充满种族威胁的汉化。如书中所言，“满清统治者所使用的语言，既表现了大一统帝国宽广的普世主义，又反映了他们作为少数种族狭隘的防卫心理。” 既想达到普世主义的一统，又渴望保持种族的高贵独一。

因此，看似对立的两种威胁也只不过是同一威胁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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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一书隐含了许多问题，均值得加以讨论。我在试图解开作者提出的几个问题之时也发现了一些其他的有意思的问题，关于政治，关于文化，关于心理学，关于传播学，以及它们之间微妙的联系。然而一一作答式写在笔记里又不免显得僵化，篇幅也不能很好地控制，况且此书涉猎广博，愚不敢妄下评论。

轻易做出判断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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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现在仍会有过去的影子。这也是时至今日我们读这本学术历史性著作《叫魂》仍然觉得有些熟悉的原因。

河水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不断流淌，人间的故事就在河边发生。它们发生，第二天就被遗忘。而河水依旧在不停地流淌。

一切历史都有过去的影子，都有可以抵抗遗忘的力量，有时只是换一种方式被记住而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叫魂》站在过去，指向中国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有并不遥远的现在。言多必失，我们只把话语交给了隐喻。

我们眯眼凝视过去，而未来正张大眼睛凝视着我们。

知乎用户 Less Wrong 发表

纽约时报中文网有一篇很好的文章

叫魂，群体性疯狂如何可能 http://cn.nytimes.com/culture/20120919/cc19liuqing/

知乎用户 陈思华 发表

如何以虚治国

知乎用户 Lee​ 发表

叫魂——盛世下的皇帝与官僚

1768 年，即乾隆三十三年，清帝国的腹地江南，爆发了一场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 “叫魂” 案，上至庙堂君臣，下至民间百姓，都被卷入这场诡异的妖术案件。它来势汹汹，几个月内便蔓延至各省，但又在不到一个月内烟消云散，如冰川般迅速消融。揭露出乾隆时期这个镀金 “盛世” 下不为人知的一面。

“叫魂” 指通过操纵精神世界从而加强个人力量的仪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魂” 独立于躯体，控制着人的心脑，极易游离体外，因此容易被轻易夺取。通过后天的学习，即使只有少许的衣物、纸人，甚至是发梢，任何人都可以剥夺别人的 “魂”。想要获取头发，势必要剪辫，在清朝异族统治的政治氛围下，当妖术涉及到剪辫，就立刻触碰到了弘历——这位清帝国最高统治者的痛处。

终其一生，弘历始终被两个问题困扰：他既是大一统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又是满洲部族的首领。因此他必须在汉化和保持部族传统间维持平衡，但满清自入主中原已有二百余年，长期养尊处优让满人迅速腐化，满洲先祖的勇武、坚忍与骑射之术随时间消磨殆尽，“汉化” 变成了 “同化”。

因此，弘历对 “汉化” 持矛盾态度：一方面，满族作为少数族群，想要统治这块人口上亿的广袤土地，必须依仗汉族官僚，沿用前代汉人帝国的制度；但汉化程度过深，反又会损害满族的统治合法性，失去了 “优良传统” 的满人和汉人相比，并没有统治合法性。因此，弘历必须强调满洲传统，而剃发，便是满洲化的核心。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在以儒家为代表的汉文化中，剃发是对人身的最大侮辱，因此成为一种耻辱性的臣服标志。满清入关后不久，剃发便被强制推行至各地。通过这种简单而高效的筛选方式，满清血腥镇压了大部分的抵抗力量。

至乾隆时期，清初的反抗力量基本消弭殆尽，但这并不代表着满族的统治一牢永固。剃发留辫彰显着满人的特权地位，是征服者的标志，却也刺痛着被征服者的内心。剃发，是清王朝的政治高压线，因此妖术案中的剪辫，立即触及到了弘历敏感的神经，被视作对满族统治权的挑战。

另一方面，“妖术” 是对精神世界的操纵，象征着个人和超自然力量存在的某种联系。在《大清律例》中，礼律和刑律都有关于 “妖术” 的条目。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官府基本只会依照刑律，以惑众、谋反的罪名判决妖术。因此，我们得以理解政府对于这种超自然力量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官方需要强调自己承命于天，具有天然的政治的合法性，但这也间接承认了人和神之间存在某种特殊联系，而 “妖术” 的出现却证明非官方的民间力量也能与上天沟通，这无疑是对帝国 “天命” 的挑战。

因此，在对妖术案件的处理上，官方更多的是证明其 “惑众” 的一面，对通灵现象则讳莫如深。“惑众”说法在这里成为一种掩护，不致使承认术士们实际上同神灵世界存在联系。司法判决尝试转移整个案件的重点，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通灵转移到惑众上，借以保证王朝 “天命” 的独一无二。

虽说超自然力量，但在整个 “叫魂” 事件中，剪辫才是案件的重点。辫子涉及满汉之别这个核心问题，因此弘历与各级官员在案件的具体措辞上始终保持小心谨慎，只强调妖术案的惑众，剪辫一事绝口不提。

从始至终，“叫魂”只是一场闹剧，它建构在毋须有基础上。所谓 “妖首” 并不存在，大规模的追捕行为注定没有结果，但皇帝的步步紧逼，迫使行省官僚竭力展开追捕行动。证人屈打成招，编造 “妖首” 的踪迹，被官僚当作 “妖术” 的佐证送往北京，以迎合皇帝的阴谋论。

“叫魂案” 的爆发，源于清王朝政治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即 “官僚君主制” 的固有缺陷。官僚制度依靠规则使系统正常运作，但规则也让所有人的身份极大地趋向平等，皇帝利用规则监督百官，但他也为此受到规则的约束。因此，皇帝需要利用非常规手段，用专制权力控制全国官僚，而官僚系统凭借自身的惯性，顽强对抗皇权的介入。这种专制权力与官僚系统的动态博弈，贯穿于整个 “叫魂案”。

对官僚系统而言，面对突发事件，最好的解决办法便是将其纳入常规轨道。只要把它当作日常公事来处理，官僚就能用惯常的手段解决，毋须担心后果。弘历深知官僚系统的特性，所以在妖术的调查过程中亲自下场，写信给各省官员，督促其开展缉捕行动。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弘历不相信 “妖首” 并不存在的结论，认为这只是官员为推脱责任而编造的谎言。固有成见加深着皇帝的猜忌，缉捕的徒劳无功在弘历的设想中，变成了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反清运动，看不见的敌人充斥在整个帝国境内。让弘历压迫行省官僚，强命其加大缉捕力度，找出妖首，迫于无奈的官僚只能把压力转嫁于底层民众，用私刑逼供以套出妖首的踪迹，让皇帝进一步确信反清阴谋的存在。

“叫魂” 闹剧发展至高潮不久，便戛然而止，1768 年秋，妖术案的一干人等被送至北京受审，在军机大臣的反复审问下，一个无比尴尬的结论跃于纸上：妖首并不存在，此前人犯的所有供词都是因私刑捏造的。几位勇敢的军机大臣向弘历呈交了自己的结论，缉捕行动旋即停歇。

然而事情并没有接受，皇帝绝不能损害自己的权威，结案不过是因为官员办事不力，无法找出真正的妖首（这事实上不可避免），妖术案被弘历当作借口，大力整顿了官僚机构。

“政治罪” 指一切形式的谋反活动，因为其严重性已远官僚的职权范围，所以皇帝可以让专制权力直接介入官僚系统，操纵各地的官员，向他们宣告，自己才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政治罪是专制权力运行的燃料，它让皇帝以非常规手段突破规则的束缚，凌驾于整个官僚系统之上。1768 年的 “叫魂案” 就扮演了政治罪的角色，它让弘历得以施展权术，用天子的权威把官僚拨弄于股掌间。

然而，官僚系统不会坐以待毙，它庞大而迟缓的特点就是对抗专制权力的武器。在 “叫魂案” 中，各省搜捕指令的传达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各级官僚因循惯例，把审讯的结果层层上传，把自己和官场同僚们捆绑于一起，结成俱荣俱损的利益共同体，用以抵抗专制权力的入侵。

“叫魂” 案，暴露了君主与官僚间长期存在的矛盾，却也揭露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帝国传统的行政制度已无法适应统治需要，在新时代的来临之际摇摇欲坠，只能靠君主勉力维持。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 150 年期间没有沉没 。

乾隆时代是一个镀金的盛世，清帝国站在近代化的大门前，与世界各地产生着越来越多联系，受新变不断影响：美洲的玉米、甘薯等农作物的流入使粮食产量不断攀升，过去的荒地被开垦，极大的刺激了人口的快速增长，令人地矛盾越发尖锐；江南迈向商品化经济，地区经济的专门化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这让地区的耕地不断减少，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米价腾跃，江南必须仰仗周边省份的输入；江南纺织品和茶叶的出口，令白银持续流入，导致通货膨胀，却也暂时缓和了米价上涨带来的压力。地区不平衡发展，富裕平原和贫瘠山区，虽同处江南，却仿佛置身于两个世界，山地区域既无可耕作的土地，又不足以发展纺织业，却必须忍受高昂的物价，大量的人口倒在在这场经济商品化的潮流面前，流向社会中下层，沦为四处流浪的僧道和乞丐。民众对 “叫魂” 的直接恐慌便来源于此。

很多人也许不能理解，为什么在妖术案中，民间会对所谓的 “叫魂” 产生如此剧烈的反应，以致于在乡间时常会发生，失控的群众将疑似叫魂者的僧人，乞丐殴打致死的事件。但站在底层群众的立场，他们看到的往往是这样的景象：村子里时常来往着穿着僧衣的陌生人，操着含混不清外地口音，行色奇异，整日在乡间闲逛，找人攀谈。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把中国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称作 “差序格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同水中的波纹，由内至外一圈圈的扩散，外地人和本地人有着天壤之别，终其一生都难以融合。因此，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的农民对外来者带有天生的戒备。井喷式增长的人口给这个亘久不变的乡土社会带来了一波波的陌生人，许多人伪装成僧侣四处游荡，成为一种社会不稳定因素，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中，群众对流浪者的怜悯迅速消解，将其视作可疑的外乡人。

盛世已成为 “受困扰的社会”，当生产力停滞不前，这种发展迟滞的痛苦被迫由社会所有人一起承担，多数人只能挣扎在生存线上，社会弥漫着一股紧张感。“叫魂” 不过是为酝酿已久的火药桶增添几许火星罢了，四处蔓延的叫魂恐慌不过是先兆，几十年后白莲教起义的轰然爆发，最终让乾隆的镀金盛世彻底落下帷幕。

知乎用户 杨晓帆 发表

序言：“300 年前，有人的谣言被当成真话，遭受血光之灾；300 年后，有人的真话被当成谣言，失去生命。官员，谣言，统治者，在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度，纠葛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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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祸起德清

石匠吴东明遇见了一个鬼鬼祟祟的人。

那是 1768 年早春，浙江德清县。县城东面的水门坍塌，急需重修。当地父母官阮知县从邻县雇佣了石匠吴东明的工程队来修建新水门。工程难搞，修了一个月，包工队的口粮不足，老吴出门买粮，一回来就被这人堵住。此人名叫 沈士良 ，今年已经 43 岁。和他的两个侄子同住。这两个侄子乖张暴戾，老实的沈士良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不说，同住的老母亲也不得安生。

“我要飞走，我要自由，我要用最温柔的复仇，让你一无所有”——杨乃文《证据》

被后辈们霸凌得无可奈何的沈士良，显然没有勇气再去和他们硬碰硬了。该着这蔫人也有主意，他的复仇方式也很另类，源自他听说的一种 “叫魂” 方法——把他两个侄子的姓名写在纸片上，求个打桩的工匠干活时把纸片贴在木桩顶上，他相信随着大锤一下下砸下去，这两个不肖子孙的魂魄会被叫走，到时就算没生病也活不长。而吴石匠是他精心挑选的 “刽子手”，砸名片的最佳人选。

看起来挺阿 Q 的复仇计划，但操作简单。

可他千算万算，没算到一点——正义的大国工匠不信这个。沈士良当场被老吴扭送官府，知县老爷判定沈士良叫魂害人未遂，重打二十五大板。

阳间挨打无人问，苦诉阴间反遭刑。两个不孝侄子的魂没叫走，自己的魂差点被打没。这份扭曲或许是沈士良的悲剧，但他在遭受这皮肉之苦的时候，应该没想到，更加光怪陆离的扭曲，即将在乾隆三十三年上演。我们不知道沈士良在阮知县辖区派出所还受到怎样的言语训诫，但这次判决引发的蝴蝶效应，将在今后的一整年，扰动全中国。

二. 谣言阴云

1768 年早春，德清人 计兆美 因与家里人发生口角，离家出走，4 月 3 日三更时分行至杭州。因为操着一口德清方言，路人起了疑心。

德清县叫魂案刚刚宣判，虽然沈士良的复仇计划落空，两个侄子依旧生龙活虎，但是这里隐藏了一个逻辑——既然被判刑，说明叫魂有罪；既然叫魂有罪，不正说明叫魂有用吗？沈士良没叫成魂，他两个侄子才没事；万一他真叫成了，那两个侄子 biss。

逻辑闭环。

人，常常把最恶毒的猜想，加于己身。

阮县令的判决，非但没有平息人们对叫魂的恐惧，反而填了一把柴。

江南，正是清代中国工商业最为发达之地。农业上，每年足够三四百万人食用的稻米从这里运往各地；工业上，长江下游生产的纺织品在全国均有市场。经济的发达带来更为自由的劳动力市场，这使得进出城市的人口流动成为可能。很不幸，谣言发生于此，传播将更加猛烈。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到了距德清县六十里地开外的杭州。我们可以想见，谣言的中心思想是——“德清人会叫魂，被叫魂则非死即亡”。

德清人真的全会叫魂吗？不可能的。但是遇到德清人你不怕吗？怕啊。万一呢。

叫魂案如瘟疫般蔓延。因为叫魂案，整个德清人都受到了歧视。

倒霉的计兆美可能打死都想不到，有朝一日自己被抓，只因自己的户口。当晚，计兆美因德清口音被路人识破，怀疑他半夜三更来杭州叫魂害人。

群情激愤，民风淳朴的杭州市民一拥而上，联手将其送进衙门。计兆美当然不是来叫魂的，但几轮严刑拷打下来，伤痕累累的他屈打成招，承认自己确是前来叫魂。

人心惶惶。

事情越来越离谱。1768 年 4 月 8 日，杭州萧山，和尚 巨成 和 净心 外出化缘，遇到两个男孩正在宅前玩耍。其中一个男孩看到巨成所携的化缘钵上刻着名字，便大声地把它读了出来。化缘的和尚为了讨人欢喜，便吹捧上两句，“小官人，原来你识字！再学几年以后就是大官啦！你叫什么名字？以后当官可别忘了我呀”。本想捧着孩子开心，小孩的父母听见，便会出屋来施舍他，不料想小孩不吃这套，完全无动于衷，两个和尚只好离开。

走了一会儿，一对怒气冲冲的夫妇从后面追了上来。“你们为什么打听我们孩子的名字？你们一定是来叫魂的！”在德清叫魂案里，知道一个人的名字便能作法害人，这让这对夫妇对 “名字” 极为敏感。和尚完全摸不着头脑——我就是逗逗你家小孩，你家小孩都不搭理我们，我们怎么能是叫魂的呢？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有好事者信誓旦旦，说他听闻这些天从外地来了一群叫魂的术士，专取小孩性命。

群情激愤，民风淳朴的萧山市民一拥而上，联手要把和尚打死，匡扶正义。人群中一位保正设法平息众怒。他说服众人将他们带到临近的官办驿站，由官府处置。在那里，和尚被搜身，但没有任何疑似叫魂的证据。孩子经过检查，身体安然无恙。孩子父母不依不饶，担心健康只是暂时，谁能担保以后孩子不会发病？驿站容不下这些烫手山芋，两个和尚便被移交县衙门以候发落。

同样的原理，这回轮到和尚这个职业受到歧视。

三. 辫子国度

虽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有人因叫魂而受到伤害，但民众的恐慌已然不断升级。官方的辟谣苍白无力，萧山县衙便发布诏令，拘捕游方僧人，以抚民心。

萧山有位姓蔡的捕役，巡逻时发现两个游方僧人，便对他们大声盘问。大大咧咧搜查后，蔡捕役发现这两个和尚的行李中有三把剪刀，一把锥子，还有一根用来扎辫子的带子。

两个和尚要倒霉了，辫子，可是拥有悠久的巫术历史。

**人身上唯二剪下来不疼的东西。一样是指甲，另一样就是毛发。**后宫戏中，用人指甲作蛊害人的场面十分常见。但取人指甲，几倍难于取人头发。一个大活人走在路上，不可能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被抬起手臂，剪去指甲。与之相比，取人头发就容易得多。清代人有编辫子的强制要求，在闹市中从身后剪人辫子，熟练者可以做到不被察觉。德清叫魂案中，作法是需要知道当事人的姓名的。可如果双方并不相识，得到对方姓名亦是很难。用辫子作法，给陌生叫魂者提供了一条康庄大道。

在当时极度敏感的社会环境下，即使没有发辫，一根扎辫子的带子，也足以让人怀疑，这就是叫魂者。

群情激愤，民风淳朴的萧山市民一拥而上，联手要把和尚烧死。场面变得难以控制，蔡捕役却决定借机捞一笔。他假意要把和尚押送官府，但在摆脱人群后，勒索和尚钱财，威胁他们若不交钱就把他们送官。和尚们本无钱财，光脚不怕穿鞋，反而告诉蔡捕役，真到了官衙，他们会向县官告发他勒索一事。

蔡捕役慌了。和尚的行李中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叫魂，真到衙门说不定自己没几分胜算，还要被和尚的告发惹得一身骚。就地放人也不可行，一旦把他们放了，他们就直接衙门告发，自己更完蛋。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不识相的和尚啊你可不能怨我。一不做二不休，蔡捕役从家里搜了几撮头发，编成两条小辫子作为伪证，往和尚的行李一塞，押送和尚到了县衙。

辫子，从这里开始，正式登上叫魂案的舞台。

萧山县，人们从一位铁匠身上发现两张咒符，认定他是叫魂者，将其打死。后经调查，那两张符文是铁匠上坟用的。

安吉县，人们怀疑一个陌生口音的外地人是来叫魂的，将其绑在树上，活活打死。

山东省，两个兵丁报案，称在街上被生人偷剪了辫子。经调查，两人均为说谎。一个是为了躲债，一个是为上班迟到找借口。（P191）

“不到两个星期，浙江省叫魂的种种谣言便流传到了江苏。人们相信，以剪人发辫为手段的叫魂事件是来自浙江的游方乞僧所为，而他们进入邻省就是来从事这种可恶勾当的。”

亚热带季风一路北上，谣言在潮湿的培养皿中疯长。压抑不住的民众恐惧，始于浙江，途径江苏山东，直抵京城。

四. 弘历在怕什么？

爱新觉罗 · 弘历，年号乾隆，职业皇帝。

自皇太极建国号大清始，弘历即位已是第五代，从后世来看，是为清朝的顶峰。然而顶峰扎屁股，坐拥盛世，倒不如说如坐针毡。

首先，异族使他烦扰。江南地区是清代中国一块特殊之地，（原书 P90 江南问题）在这个鱼米之乡，繁荣兴旺的农业与勃勃发展的商业造就了优雅的气质和学术成就。然而令他头痛的，是如何才能建立起对于江南倨傲不逊的上层学界的政治控制。凡在满族人眼里最具汉人特征的东西均以江南文化为中心：这里的文化最为奢侈，也最讲究艺术品位，但从满人古板严谨的观点来看，这里的文化也最腐败。正是因为江南文化有着种种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它才对满人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威胁。

刘墉在刚刚担任了一任江南学使后，于 1762 年呈上一份措辞严峻的奏折，称江南官吏 “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吏”。由于地方上层人士势力强大，官吏们明哲保身，对麻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沉浸于江南的浮靡之中。金钱不眠，歌舞升平的江南，满人官吏任人唯亲，优柔寡断，甚至为了粉饰太平，在向皇帝的奏报中谎话连篇。

1768 年春天的叫魂谣言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但是整整两个月，没有一个省级官员主动向皇帝报告过妖术案件。**江浙一带的官员，可能是出于对 “谣言” 的傲慢态度，可能是出于对棘手事件的隐瞒心理，可能是出于对自己政绩的考量，最终选择了对上保持沉默。**官员们默契地认定，江南的 “稳定” 压倒一切，风起的谣言不需，也不能被北京知晓。但是表面的风平浪静最终没能掩盖汹涌的暗潮。

吹响叫魂谣言哨子的人，这次依然不是官僚，而是弘历本人。

7 月 25 日，弘历发布诏谕，警告浙江，江苏，山东官员，需注意割发辫叫魂之事，而此时叫魂谣言已蔓延至山东。在没有一个官员向弘历奏报的情况下，弘历显然是利用了自己的私域情报网。

就在这份诏谕下发的前一天，7 月 24 日，山东巡抚富尼汉向弘历奏报山东割人发辫之事，这是地方官员的第一次奏报。真有这种巧合吗？我们更相信这是富尼汉在最后关头的自救。作为第一个奏报的官员，与其他官员相比，他将与隐瞒实情撇清关系，虽然这已经很晚了。

其他官员可就没这么好运了。

两江总督（掌管江苏，江西，安徽三省）高晋于八月初不紧不慢地向弘历呈报，谣言来自杭州地区，一口咬定自己的辖区内没有迹象。弘历批其 “化有为无之术实属可恶”。

高晋的下级——江苏巡抚 彰宝 也受到了皇帝的讯问。8 月时，先行一步的富尼汉在山东已经抓捕了不少嫌犯，而江苏竟不曾抓过一个嫌犯。弘历批其玩弄花招，才致妖术在各省蔓延，贻误时机。

叫魂案发源地浙江的巡抚永德，报告了德清和萧山事件，认为其为无知乡民以讹传讹，未予重视，保证今后一定加强警惕，并迅速投入到案犯的抓捕中。弘历批 “不意汝竟如此无用”。

然而满人和官僚的腐化虽然恼人，但更让他烦躁的，却并不在此。

五. 谋反的定性

叫魂案蔓延的同时，一条致富之路，正在和尚和乞丐圈传开。

乞丐蔡廷章在北京结识了和尚通元。那时蔡廷章已经饿了好久，身无分文。通元告诉他一条致富之路，说浙江有位僧人名叫吴元，此人精通法术。只要对着剪下的发辫口念咒语，即可摄得那人的灵魂。将这带有灵魂的发辫绑在纸人纸马上，这些纸人纸马便能自动获取他人的财物。此时吴元正招兵买马，雇人帮他剪人发辫，获取这世上的财宝。通元的画饼之术十分奏效，无路可走的蔡廷章欣然应允，加入剪辫小分队。拿着通元给他的迷药，蔡廷章准备去闹市把人迷晕，取走发辫，开启财富之路。然而不知是迷药质量问题，还是打开方式不对，蔡廷章将迷药掷向目标后，目标并没有被迷倒，反而发现了他的勾当。群情激愤，一拥而上，蔡廷章被送至县衙，通元则在混乱中跑路。

无独有偶，山东的乞丐靳贯子遇到算命先生张四儒。张四儒告诉他，安徽有位叫玉石的僧人，善用法术，对发辫作法扎在纸人纸马上，便可取人钱财。靳贯子欣然入伙，剪人发辫，后被捕。

还有更加邪乎的事。山东的潦倒读书人韩沛显，结识了和尚明远。明远使用障眼法，在铜盆中加入药末，韩沛显在盆中洗脸后，竟看到高堂华屋，金银财宝。明远告诉韩沛显，自己有个庞大的计划。他要利用自己高深的法术，剪去一万条发辫，取万人魂魄，造万魂之桥。剪下来的发辫，绑在五色纸剪成的纸人纸马上，放入缸中，念咒祭他个七七四十九天，用活人之血点化，那纸人纸马便会获得生命，出门取万人钱财。明远的熊熊中二魂成功引燃了韩沛显的黄金之梦。领了和尚给他的 500 大钱和迷药，韩沛显出发去剪孩童发辫，剪到第三个时，被捕。

8 月，案情从南方蔓延至北方，又从北方发展到西部。仅在直隶一省，官府便接获十七起剪辫案报告。叫魂案，由最开始以名字为媒介，发展成以辫子为媒介，这愈演愈烈的走势超出了弘历的预料。尽管种种剪辫子的案情，都显示这是不过是穷人利用叫魂，在做取人钱财的美梦，可是千不该万不该，最后落到剪辫上。

辫子，是满清王朝的命根子啊。

1645 年，皇帝福临只有九岁，由他的叔父多尔衮摄政主事。满清进京，作为异族统治者，面对汉民，自然有极大的阻力。多尔衮急需想一个办法，来构建满汉之间的纽带，让汉民的归顺成为可被辨认之事。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留辫剃发。受儒家文化熏陶千年的汉人，自幼知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千年的传统怎能轻易抛去？混杂着民族的屈辱感，南方的汉人展开了可歌可泣的抵抗运动。汹涌的抵抗使多尔衮更加坚定，汉人的抵抗实属难以压制的火苗，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剃发作为征服的标志，必须被严格推行，汉人的尊严必须被扑灭。1645 年 7 月，北京颁布“剃发令”，十日内不剃发留辫者，视为谋反，格杀勿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的典故也因此产生。

拒不剃发，一条人命便可被夺走甚至满门抄斩，头发的重要性在此刻等同于生命。

“十全老人”弘历，眼里不揉沙子。他敏感的神经终于被 “头发” 这个清朝独有的意象触发。

9 月 7 日，弘历向七省督抚发出上谕，这则上谕也为叫魂案定性——叫魂剪辫，实为谋反，各省需 “勉之，慎之”。这是乾隆讨论机要之事时才惯用的词语，类似于外交部的 “勿谓言之不预”，“仁至义尽”。

于是，这些只是想剪辫发财的乞丐和和尚，便被扣上了清朝最高级的罪名——谋反政治犯。他们将被押解至北京，接受国家安全机构——军机处的审问。

六. 当维稳成为日常

事实上，叫魂案这样的 “政治事件”，并非乾隆朝维稳的首例，更非孤例。

1751 年 8 月，一份奇怪的文件开始在云贵地区暗中流传。这是一份据称是工部尚书 孙嘉淦 给乾隆皇帝的奏折。孙嘉淦是一位直言敢谏的臣子，在雍正年间即常向胤禛对朝廷不法行为提出严正批评，胤禛则对他赞赏有加。我们今天已是无法得知这份奏折里到底写了些什么，因为当云贵总督把它呈给弘历后，弘历大发雷霆，后来的史料中没有对这份奏折的内容留下任何记载，显然官方对它采取了绝密的销毁。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这份奏折一定是触碰到了弘历不可逾越的底线，对其统治造成了相当大的诋毁，甚至可能对满清王朝的合法性都提出了质疑。

然而孙嘉淦根本没有写过这份奏折，它完全是借孙嘉淦之口伪造的。

但流传已然抵挡不住。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近在京师学衙，原至西南边疆，各省均向皇帝报告出现了抄件在民间流传。

为了抓到始作俑者，整整三年，数以千计的人受到株连，仍然没有抓捕到祸魁。从省级官员，到商人，僧道，绅士无所不包。《清高宗实录》中记载，乾隆谕令 “不得存稿，如欲留以取巧沽名，将来别经发觉，并尔子孙不保首领”。这个话说的特别狠，敢私藏伪稿的，一经发现直接灭门。

但这源头，真查不着。查到 A，我就一口咬定不是我写的，推给 B，B 推 C，C 推 D，反正就往自己仇家身上推呗。查了三年，都是这么推。一日，江西巡抚报告，长淮千总卢鲁安父子涉嫌传抄伪稿，这对父子自然往外推，称是从南昌守备刘时达家里抄来的。刘时达刚准备往别人身上推的时候，弘历也耗不起了，匆忙下诏结案。倒霉的刘时达，还没来得及推，就做了背锅侠。

卢鲁安凌迟处死，卢鲁安的两个儿子和刘时达秋后问斩。孙嘉淦伪稿案草草收尾，实际源头仍未知。

被诬陷为奏折起草人的孙嘉淦，弘历知此事并非他所为，并没有难为他。然而席卷全国的调查，让孙嘉淦时刻担心自己会不会受到牵连，惶惶不可终日。伪稿案结束后的第二年，孙嘉淦病死。

1752 年，罗田县人 马朝柱 称自己与住在 “西洋国” 的明朝遗族有联系，那里还有三万六千名兵丁。他称自己能够使用 “遮天伞” 将军队在几个时辰内从西部据点带到华中。追随者众多。这已经是反清复明的明示，弘历大为光火。仅从乾隆十七年四月至十二月的九个月间，就批阅马案奏章五十一份 ，传下谕诣五十八道，最终镇压。

伪稿案和马朝柱案这样的案件，不断地刺激弘历的神经，他对政治稳定的追求和谋反的肃清，已经达到清朝的顶峰。

顺治帝施文字狱 7 次（在位 18 年），康熙帝施文字狱 20 多次（在位 61 年），雍正帝施文字狱 20 多次（在位 13 年），乾隆帝施文字狱 130 多次（在位 60 年）。清朝这个封建大一统王朝，至乾隆时期，使用国家机器来 “维稳” 已成日常。

伪稿案和马朝柱案已经展现了民众传播的重大隐患。弘历惧怕民众的轻信。在这个四万万人口的国度，一有政治危机或天下大乱的迹象，他们便会奔走相告，惊恐万状。风暴完成力量的聚集，太容易了。谁能保证叫魂案不是又一次别有用心的谋叛？当维稳的火车开动，整个国家便都被绑架在这无法停滞的巨大惯性之下。

宁叫我大清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大清。这种蛮横的一刀切看似懒政，实则无奈。频发的谋反让弘历不敢停车，在他的心里，一个急刹车，整个国家便会被甩出运行的轨道，烟消云散。他需要这列车平稳地跑下去。高速的行车速度没有多少时间供他背后的官僚系统来判断。前方出现穿越铁轨的行人，弘历选择无差别地碾过去，哪怕血肉模糊。

这或许是不得已而为之。

七. 不得不维稳？为何不稳成为日常？

“维稳” 的前提是 “不稳”。哪怕发动 130 起文字狱，我也不相信这只是弘历疯疯癫癫的迫害妄想，条件反射。

康雍乾三代盛世，是我们的常识。随着美洲作物的引进（玉米，甜薯等），以往难以灌浇的山坡地上也可以耕种作物了。到十七世纪下半叶，之前的三藩之乱已平定，台湾早已收服，清朝进入相对和平的光景。从康熙时期开始推行的摊丁入亩政策，使得税赋不再以人头为主要征收依据，而是以耕地面积为征收依据。这使得民众敢于生养更多孩子参与劳动，而不用担心因家里人丁兴旺而缴纳更多赋税。雍正朝推行 “除贱入良”，原本权利受诸多限制，处于奴隶阶级的贱民，可以改业从良，自行选择职业过活，甚至可以参与科举出仕。国外贵金属大量流入，使得商业发展起来，表面上 GDP 大大增加，盛世来临。

可是，这背后又是怎样的呢？

1. 人口激增，带来的实际是耕地不足。有说法称，十八世纪期间，中国人口大约翻了一番，从 1700 年的一亿五千万增加到 1794 年的三亿一千三百万左右。

2. 新作物的引进，人口激增使得更多的荒地得以开垦，但小农经济的耕种技术，使生态受到严重破坏，很多山地因水土流失而变得不可耕种，可耕地被开垦，然后减少。陕西巡抚陈宏谋写道 “各省沃土皆已开垦，山坡水滨，旷土尚多，但地气浅薄，种一年，需歇一二年”。

3.“除贱为良” 获得自由的人们，将大批涌入劳动力市场，和新增的人口争抢饭碗。就业岗位无法满足新增人口的需要。

4. 国外贵金属大量流入，推动通货膨胀，钱财被地主阶级截留，米价疯涨，却由底层人民买单。一位有经验的官员汪辉祖评论 “忆十余岁时，米价斗九十，或一百文，间至一百二十六文，既讶其贵。乾隆十三年，价至一百六十文，草根树皮具尽。地中产土如粉，人掘之以资生，名曰观音粉，有食之死者”。

没有地种的人怎么办？没有工作岗位的人怎么办？一般有两种出路——去外乡沦为乞丐，或立地出家，装扮成僧人化缘，实则并未取得官府颁发的僧人执照，只是假借僧人衣钵的流民。

第五部分中的乞丐蔡廷章，和尚通元，乞丐靳贯子，僧人玉石，无不在这群体之内。叫魂者，流民也。

盛世浮梦下，烟笼升平声。

盛世之下流民的隐患，满人统治者与汉民之间无法掩盖的矛盾，是弘历心中实实在在的心头病。

“十全老人” 的称号，文治武功的标榜，不过是他战战兢兢，为自己请来的一个心安符。

八. 真的是谋反吗？叫魂案之终局

让我们揭晓这个答案吧——叫魂案与谋反，完全无关。

还记得文章最开头的那个德清县吗？德清县有座寺庙，名叫慈相寺，该寺香火冷落，很少有信徒来。而县城附近的健圆山有一座香火鼎盛的观音殿，当地居民更喜欢去那里烧香拜佛。慈相寺的和尚们非常嫉妒。怎么办呢？他们决定散布谣言，说观音殿附近有人作法埋丧，进香者去寺里上香非但得不到保佑，反而会遭到毒害。

那做法埋丧的人是谁呢？正巧，德清县的水门塌了，石匠吴东明在与另一伙外县工匠的竞标中取得胜利。这群和尚就造谣说是这些竞标失败的外地工匠，为了泄愤，在观音殿附近作法埋丧，坑害百姓。流言就此散开——石匠拥有法术，可以叫魂害人。于是便出现了文章最开始那一幕，沈士良求石匠吴东明帮他叫魂，后来经流浪的乞丐和和尚，发展为剪辫谋财，最终演化成一桩叫魂风波，被弘历认定为谋反大案。官僚们由起初的将本地叫魂案隐瞒不报，就地压制，再到后来纸里包不住火，各省疯狂抓捕，直至收尾。

就这么简单。

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举蹞步而觉跌千里者夫！”（在四通八达的路口，杨朱怮哭道：“在这里错走半步，就陷入了千里外的歧途”）

官僚扭曲维稳，皇帝扭曲畏民，使得这桩扭曲的叫魂案，不可避免地上升到了谋反的高度，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

然而官僚，统治者，民众，却确确实实地被绑在同一列列车上。

在这辆列车疯狂的巨轮前，总会有人牺牲，总有人值得悼念，但总是更多的人，有机会安全坐在车上，向未知的未来进发，见证那里未知的一切。

官，谣，在统治者看来，是一件易碎的瓷器。

而瓷器，一直如此。

后记

《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孔飞力先生（Philip Alden Kuhn）于 1990 年著成的书作。在 27 万字的著作中，孔飞力讨论了很多关系，包括妖术，谣言，清代官僚制度，满汉矛盾等种种问题。本文只选取一个角度进行解读，更多有意思的角度，大家可以阅读原著体验。陈兼教授和刘昶教授的翻译晓畅通顺，非常痛快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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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的 “叫魂”

——对一七六八浙江叫魂闹剧的再思考

在乾隆皇帝统治下的公元一七六八年的中华，从各类历史学教科书的内容来看，仿佛正处于社会稳定，人口大量增加，手工业，农业迅猛发展，经济形式一片向好的黄金时代。在中国传统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下，在以家族的礼制与国家的法制的法律体制下，中国这艘巨轮在历史的进程中正乘风破浪地向前行进。

然而就在这一片繁荣稳定的时代，公元一七六八年，一件闹剧式的社会事件却渐渐弥散开来——“巫术叫魂”。闹剧式的 “叫魂” 事件首先以浙江仁和县石匠吴东明被慈相寺和尚们嫉妒，这些和尚以吴东明用 “叫魂” 的方式来吸取他人魂魄来协助自己修桥的谣言为开端，经过底层社会百姓的各种道听途说加以传播，使得恐慌逐渐弥散开来，继而经过不断出现的多起的污蔑事件和剪人发辫的社会 “治安” 事件的催化，使事件到达了一定的恐慌程度，这个时期朝廷以及相关地区的地方官员煞有介事地进行所谓的捉妖行动以及各种司法审判活动，仿佛更加加深了江南地区的社会恐慌，以至于这种恐慌渐渐传播至河南地区以及直隶地区，甚至有蔓延起全国的势头。

这个 “叫魂” 闹剧背后的社会意义以及对于乾隆盛世时代背景下的历史意义我们暂且不论，仅仅从上述‘叫魂”事件的发展脉络来看，我们便产生一个引人思考的问题，一个简单的和尚对石匠的污蔑的事件，无论是以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的法律体制下还是在现代的法制体系下看，都是一起简单的民事案件，但是为何会引起如此大的社会波动？从《一七六八中国巫术大恐慌》一书，我们显然可以看出孔飞力先生给出的回答：当时社会背景下中国底层人民的教育水平不高，官僚们疲于应付工作，以及当时中国统治阶级认为剪发辫是对统治阶级的反抗等一系列因素等一些原因，才导致了一件小闹剧逐渐升级为国家级的社会治安事件。

但是我们仔细思索，我们可以考虑更加深层次的原因，我们可以宏观地透析组成这次社会事件下的每一个小事件，发现里面总会或多或少地出现三种势力：底层百姓地一方，执政官员的一方，最高统治者也就是乾隆皇帝的一方。正是这三方共同作用，才使得这个小闹剧以滚雪球的方式，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受控制。

一．底层百姓的畏惧与渴望

第一. 对于底层平民百姓而言，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几乎每位被怀疑与 “叫魂” 事件有牵连的的平民，商人或者所谓的云游僧人或者是乞丐，被官府逮捕后接受审判的过程中，审判官员们以 “抓到即是“叫魂” 罪犯”这种先入为主的主观思想下审判这些无辜的平民，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并且本身这些平民有足够的能力去辩解，甚至也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自己无罪（不管是否有证明力）。但是这些无辜的平民却统统不去据理力争或者进行一些简单的辩解就去选择屈服 “认罪”，并把罪行嫁祸给一些无辜的云游僧人和一些社会上的乞丐。为何会这样呢？首先，我们应该明白中国古代从西周开始一直延续几千年的宗法家族体系，在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里，一个家庭的成员聚集在一起，共同生活，共同生产，并且生产资料为本家族所用，在这个条件下，为了调节家族成员的关系，便有了家族的礼制的诞生，并且这种礼制一代代延续了下来，根深蒂固地扎根在每一位礼法家族下成长的民众。这种‘礼’并非仅是礼仪，更多的是一种家族内部的法律与道德体制，而家族成员多数人的暴力和家族最高掌权者的权威以及整个社会大背景下国家的权威就是这种礼制正常运作的保证。“出礼而入于刑” 便是最好的例证。而不同家族的礼制也大体相同，一个家族的家长拥有最高的权威，而地位低的家族成员（甚至是奴隶）便是绝对的服从，如有违反，便会招来危及生命的惩罚。这种 “畸形” 的礼制系统不仅会导致数千年来每个平民对于权力的渴望，更多带给这些平民的是对于权力的恐惧。而中国历史上各个封建的朝代，便是一个抽象的大家族，这种家族的宗法体制使得平民对于当权者的恐惧以及对当权者绝对地服从，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在被审判的过程中的表现：不管当权者是对是错，自己都要服从都要听从，而且反抗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屈服。这便是每个底层平民的法律思想，根深蒂固不可动摇。因此我们看到几乎每个平民接受审判的第一反应便是对权力的屈服和所谓的 “认罪”。

其次，为什么被污蔑的对象总是这些乞丐或者云游僧人呢？在《叫魂》一书的末尾，孔先生给出了一个 “漂浮在社会上的权力” 的见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进行了一次联想与考虑。从某一角度看，中国历史上各个封建的朝代也是一个个小家庭聚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一个宗法制度下的社会，在家庭内部的绝对准则是礼制，而把这个概念扩大到社会上，在两个家庭之间，人们奉行的准则同时也是几千年来调节像家族这样关系平等的阶层的准则便是法制，礼制和法制结合在一起，礼法就应运而生，礼法两字共同构成古代中国以权力为核心的宗法社会。而在一个由一定数量的家庭聚集起来的小社会（像城市，乡镇），在宗法体制下运行，当地的流浪者，云游僧人，便被打上了 “外来者” 的标签，在当地百姓的潜意识里这些人是不受当地百姓所在的小社会的礼法体制所制约的，所以百姓对于这些人便是一种天然的防备，甚至是恐惧，而在必要条件，百姓也没有必要为这些外来人以礼法来对待，“污蔑”则更像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力，在宗法体制下，人们的有关乎律法与政治的思想即是被禁锢在”宗法”两个字里面的。如此一来，这些底层百姓面对官府这个 “家族” 的权威时，便会不由自主的成为任人宰割的奴隶，同时对云游僧人和乞丐的污蔑也变得理所应当。

二. 官府的维稳与无讼心态

我们再来看当时官府的作为，在这次事件中，我们可以把故事明显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便是 “叫魂” 事件初见端倪的时期，对于这些少数的案件，对于当地官府的态度，我们从他们的作为中便可以发现：希望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在这种态度下，主管官员对一些无辜人使用了一些暴力的刑讯手段，更有甚者直接逮捕了几个无辜的平民促使他们认罪然后即刻宣布案件告破，甚至在所谓的闹剧已经满城风雨的时候，山东巡抚富尼汉才将事件上报朝廷。这些真的仅仅是这些官员们没有能力吗，可能的确有这一部分的原因，但是我们进行更进一步的思考，这些官员们在想什么？这些官员们的法制理念是什么？历史上，封建时代的官员们大都会奉行所谓的 “官箴”，记录了各种为官原则，这些官箴虽然是非正式的，但是对那个时代的官府的行政与法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与底层平民的宗法观念与法制观念不同，这些官员阶级仅仅在法制思想方面便与底层民众存在着一种无形的撕裂，在这个基础上，他们的思维方式显然也与普通民众不同。而在这个事件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的行为指向——无讼息讼。无讼思想在封建时代自古以来都是各类官员奉行的准则，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也对这些官员们在处理日常事务的方面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某些程度上，官箴其实就已经包含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员们的法律思想与法治理念，“无讼息讼” 显然也是官箴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种无讼思想的由来一方面也是与朝廷官员考核制度息息相关，官员们处理的每一起案件都需要经过各种复杂的程序，而且直接与官员们的政绩挂钩。我们阅读《二十四史》中的各种人物（官员）传记中都可以发现，这些史官们评价一个官员在政治上有无能力的句子中就有正面的 “清正廉明”“民生安定，无讼狱之事” 或者反面的 “狱讼四起”，由此可见，无讼这一为官的准则也是被当时的官员们奉为圭臬，而这些官员们的态度便成了促成了这一事件继续无节制发展的诱因。

三．皇族的绝对统治

显然，叫魂闹剧第三个推动力便是弘历（乾隆皇帝），也就是乾隆皇帝对于这次 “叫魂” 案件的 “应激性” 反应。从 “叫魂” 到“社会恐慌”到 “剪辫子” 到“威胁清廷统治”，这一个闹剧在当权者的心中不由得产生这一系列的联想——对清朝统治阶级的反叛。从最关乎当权者利益的角度来看，无论发生了什么，“对执政势力的反叛”才是对当权者最大的威胁，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平民，官员，当权者三种不同阶级在思想上的差异。与此同时在十八世纪，距离一六四四年清军入关以来不过百年，民众对于这个外来统治者执政，风俗，文化，制度的接纳的程度不一，而且统治者们对于自己的定位也是不够明确，潜意识依然认为自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割裂开的，我们从清末一名满族没落格格的自传书中读到：“我们深知我们家族并非这里，但中国是属于我们的”。一个破落格格尚且如此认为，那么这些满族皇帝们对于自己在这个国家的定位我们便可见一斑。这些清代早期的当权者潜意识仍对自己定位成一个外来者。正如书中所讲，弘历畏惧叫魂吗？回答是当然的，但他畏惧的东西显然和官员阶级和平民阶级畏惧的东西有所不同。“叫魂” 给予民众最大的恐慌显而易见，最直接的当然就是对于生命的威胁，虽然听上去很滑稽，但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对于有学识和见解的持政官员，叫魂恐慌的蔓延与剪发辫这一系列社会问题对官员们显然也产生了不小的冲击，首当其冲便是这些官员们的政绩与行政能力，叫魂闹剧就像是一个冲击波，可能就会对这些官员们的仕途造成一定的影响，（当然这里也不乏持政为民的官员）。而到了乾隆皇帝这里，“叫魂”，“云游僧人”，“乞丐”，“剪发辫”，这些关键词都是脱离于大清体制之内，不受大清体制管辖的（云游僧人，乞丐）以及直接对大清统治构成威胁的（叫魂，剪发辫）。然而另一方面，“政局稳定”“权力核心” 这些思想显然是镌刻在历朝历代当权者的心里，这些当权者们的法律观点很大一部分是维护这个执政的阶层的绝对稳定。而且结合当时清朝建立不过百年这一历史背景，我们便可理解弘历皇帝对这件事情的担忧程度。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皇帝通过这些事件，也解决了自己所不满的一些官员，而对这些官员的不满不仅仅只是来自于他们对自己 “打击叫魂事件” 的命令的执行能力不足。为什么偏偏通过这次叫魂事件的冲击波来打击自己的不满官员呢? 这便又牵扯到两个阶级的对立，最高当权者阶级与官员阶级。弘历时代，甚至整个中国封建时代，一个词汇是避免不了的：“精英政治”。国家真的只是皇帝在治理吗，显然不是，在某些情况下，更多的是当权者的背后的智囊团，甚至是财团。这些团体凭借自己的权力与能力，甚至可能会把皇帝架空，像历史上的鳌拜专政，慈溪太后独揽大权等一些历史事件便可见一斑。而在历代皇帝的法制准则中，君臣和睦，尊老臣，敬重臣这一系列思想是烙在皇族们骨子里的。在表面平淡的政局当中，君臣之间的不满是无法直接的表达出来，需要借助一定的波澜，而叫魂事件便是一个很好的冲击波！由此，弘历在认为叫魂事件对满清统治者造成了威胁以及叫魂的冲击下时局不稳的背景下，弘历的这些做法便有了合理的解释。

四. 总结

最后，我们看到，叫魂事件从一个嫉妒的僧人对吴石匠的污蔑转变为波及江浙，河南，直隶，京畿几乎半个中国的社会恐慌事件和 “剪发辫” 这种直接公然反抗清廷的事件。平民阶层，官员阶层以及当权者阶层的的不同法律思想观念以及政治观价值观的不同以及在这些思想相互碰撞下，才助长了叫魂闹剧的变异与传播。从最初的写有人名字的字条放在桥墩下面，到剪发辫叫魂，到最后公然 “反叛” 清廷这一系列事件，从某一个角度看，也是三个阶层不同群体的人的 “心魔” 在作怪。而这个心魔，因权力而起。“叫魂”闹剧，也确成为那个时代表面繁荣经济下刺破泡沫的事件中的一例。我们在此也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猜想：若没有 “叫魂” 这一场闹剧，清廷的统治会不会变得更加稳固？显然不会是，在泡沫经济繁荣的时代大背景下，刺破泡沫的针芒，绝对不止 “叫魂” 闹剧一个。同时这些刻在各个阶层法律思维骨子里的思维模式与价值态度，当下一次 “闹剧” 开始时，情况可能便会依然如此。三个阶层，一个是对权力的恐惧与渴望，一个是对权力维稳心态，而最后一个便是作为一个异族心态的对权力的最高级别的排他性占有和对权威的绝对维护，三个阶层法制思想，归结来看，大部分便是与权力的耦合在一起。受 “权力” 所驱使，让人唏嘘。时代的幕后，沉淀下来的终归是“权力”。这也是大清帝国特定历史时代背景下的交响曲。

知乎用户 庄证杰 发表

饿不死人的 “盛世”，其实矛盾重重。一场名为“叫魂” 的谣言，演变为“集体性投射游戏”。从君主（乾隆）到平民，几乎所有阶层的人（除乞丐，游方僧道）都参与其中。人们歇斯底里，发泄着他们的愤怒，将内心的种种矛盾尽情投射在他人身上。皇帝对官员，官员对平民，平民对乞丐、游僧，层层关系，并不单向。

皇帝出于对统治合法性的顾虑（满族皇帝统治国家），以及对自身地位的顾虑，还有对汉化的恐惧，向官僚施压；官僚出于自身的利益，和对行政的准则及习惯的遵守，又一定程度上抵制了皇帝的压力。平民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心，向官僚施压，也要求打击妖术和与之有嫌疑的乞丐、游僧；官僚又出于不可知论，以及对民众愚昧无知的鄙视，将妖术案视为普通案件（事实上，妖术案确实多为诬告）判决。官僚常常是面对双面压力的，但官僚仍旧通过制度，让皇帝进入了官僚制度的陷阱里，让皇帝遵守不得不遵守的 “基本法” 抑制了皇帝的敏感神经，结束了闹剧。官僚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或降职或罚俸。

纵然官僚是狂热中的清醒者，但其始终也是腐败者，和皇帝敏感神经意志向下的加害者。平民和乞丐、游僧，则赚到了一定的关注，代价是冤死或肉偿。

就这样，盛世继续前行，随着历史的进程，一步一步走向一个朝代的终结。

知乎用户 陈染 发表

礼记 · 礼运的记载：

及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曰：‘皋某复！’然后饭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体魄则降，知气在上

还可以看看屈原的《招魂》和宋玉（?）的《大招》太长我就不贴了。不过那是经过艺术化加工的不等于以前就是这么做

知乎用户 超级萌萌哒猫猫 发表

《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和周雪光的《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书放在一起一起来看，再结合新冠疫情初期武汉官僚的表现和新冠疫情期间某些地方官僚 “一刀切”、“扩大化” 的现象，会发现大一统制度和有效治理的的致命矛盾至今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最高统治阶层、官僚阶层、普通民众、最底层民众之间，仍然没有摆脱《叫魂》中的逻辑。

也许随着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官僚体系的僵化，“叫魂” 事件会重新回归。这是最值得警惕和致命的。

知乎用户 向日葵​ 发表

丑恶的全社会的歇斯底里

——读《叫魂》有感

一系列发生在乾隆盛世的扑朔迷离的故事。

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妖术盛行，人心惶惶。

愚夫愚妇受妖术支配，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偷盗者则会立刻死亡。举国上下寝食难安共同应对这场妖术。历时大半年的闹剧，揪出什么？不过是庸人自扰屈打成招，不过是造谣诬陷官员疲于奔命，多少无辜的百姓成为封建迷信的牺牲品。

妖术盛行，在中国绝非偶然，它有其植根的土壤。西周时，问天占卜，春秋战国，治病找道士施 “法” 术。多少年来，大夫在中国的地位极低，反而卖狗皮膏药、妖言惑众的江湖术士受人敬仰，完全乱了套。如今的中国，依旧保留着迷信残余。当然这种现象发生在偏远农村居多。

自己小时候多次经历了 “叫魂”——不是书中的叫魂，方言叫“喊魂”，三病两痛发烧感冒不去看病说是被哪个鬼多了嘴，吓到了。一边立鸡蛋一边嘴里念叨着过路鬼、吊死鬼…… 念到哪个鬼鸡蛋立住了就是哪个鬼多了嘴，然后向“鬼” 求情，让其不要多嘴，说有时间了会烧点纸钱。接着把鸡蛋拿到远远的路上放着，让其 “远走高飞”。嘴里还不停念叨着“走了就不要回来了，活着的时候是人，死了成鬼别害人，才有机会成神。” 如是云云。整套动作做下来再把鸡蛋拿回去，做给被叫魂者吃。被叫魂者晚上不能出去，夜晚远远地听见别人叫万万不可答应。说是怕孤魂野鬼来缠。那时候还小，不懂，以为这是灵丹妙药，对大人的叫魂言听计从。大人嘴里振振有词，自己被恐惧感支配，生怕晚上有人叫我自己下意识回答把自己的魂勾走就回不来，晚上谁叫我出去玩都不敢出去。过几天还就真的好了，以为是叫魂显灵。后来受过教育，才知道这多么荒唐——鸡蛋很好立起来，自己的病好了不过是自己恢复的。但经此番对农村的封建愚昧有了切身的体会直观的了解。所以说对书中叙述的清朝整个社会陷入叫魂的恐慌没有特别诧异。

透过现象看本质，为何盛世妖术能够盛行？我们将社会的弊病集矢于清政府统治的腐败，但是细细推敲会发现，这样笼统的概括不能完解构。

一：统治者的 “合法性” 焦虑。

清朝是满人统治汉人，入关以后就自然而然带来民族矛盾。当权者为了巩固统治，使得臣民信服，推行 “汉化”。满人既是汉化的主体，也是汉化的客体。清朝经历了休养生息，进入 “康乾盛世”，然而乾隆帝对大清帝国能否真正长治久安从来没有完全放心多。纵观历史，朝代更迭，王朝由盛转衰实在常见。统治者越是炫耀盛世，就越能显示出他们股子里的 “合法性忧虑”。很多人说这是满人骨子里的自卑感，我不以为意。这种忧虑不专属于乾隆，而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每个封建王朝当权者的通病。权利多好啊，哪一个帝王不奢求永远拥有权力呢？这是达摩克利斯之剑。在这种忧虑的诱发下，乾隆帝不允许自己苦心孤诣的帝国有妖风秽语。他的过度反应，是出于把一切不安定因素都消灭在萌芽之中的目的，而不是去深入追究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二：官僚政治体制的产物。

清朝，特别是雍正之后，中央集权高度集中。国家权力对于下层的渗透和控制以及晚清绅权扩大引起国家——社会关系的蜕变。在官僚政治体制下，出现风吹草动为了保官往往选择 “捂盖子” 息事宁人，而不是向上级层层汇报最后传到君王耳朵里。能捂多长时间就捂多长时间，顾不了以后就只顾眼前。等纸包不住火后再官官相护，别的地方行政长官则会看清形势抓住机会自动请缨奉旨查案，严刑逼供几个 “头头”，敷衍交差，然后就坐等升官进爵。“叫魂” 阴谋的催生不正是因为山东巡抚富尼汉屈打成招胡乱审出来的闹剧吗？

三：闭关锁国，与外界隔绝。

乾隆帝开始，中国长期闭关锁国。大清王朝自诩天朝上国，地大物博。别国只有朝贡的资格，清朝不屑于和外界联系。所以，西方科学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受阻隔，清朝自欺欺人坐井观天，滋生一系列闹剧。

四：教育体制封闭。

教化润物细无声。中国主流思潮程朱理学日益僵化，科举制重视人伦轻视科学。封建愚昧在中国文化土壤上根深蒂固。迷信穿上不同的外衣粉饰自己，发展壮大。

读《叫魂》，惊异于一个丑恶的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呼唤智慧，呼唤理智，希望愚昧迷信在社会彻底没有立足之地。

知乎用户 关山夜雨时 发表

官僚君主制是指国家由职业官僚统治，君主本人成为了 “最高行政长官”（一颗镶钻的螺丝钉），他的专制权利会受到政府所颁布法规的约束。专制和常规权利在这其中经历了此消彼长的历史过程。为什么君主和官员会选择这个制度？这个制度似乎限制住了君主的权利，而官僚们是出于什么目的也成为这个政策的支持者？君王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事件，即使他再勤勉也无法将所有注意力都泼洒出去。他需要制定一整套的程序，按照他的权利和意愿来使官员替他完成对百姓和官僚的控制，完成事件的前期铺垫，君王要做的是最后的决断，决断之后再讲其意愿下达给官员执行。正是因为君王的精力有限，无法做到事无巨细，他就必须将权利下方，也就是官僚君主制的 “常规权利”，官僚们依照成文的法规，来为他服务。但这样一来，君主的专制权利就被官僚分摊了。而官僚们之所以愿意接受这个设定，当然也存在因权利在手而得到快感的原因。还有一点，是官僚们可以依靠成文的法规保护自己。这些繁琐的规章条例至少为他们的职责界定了某种边界，从而为他们提供了合理的理由以此对抗上级或君王本人的专制要求。因为运用、监督规则的人同样也和那些受规则支配的人一样，会受到规则的制约。

在叫魂这个事件发生之前，清代皇帝乾隆对他的官僚群体早已失望透顶。御宇以来，他发现他的官员们诸多陋习，比如上级督抚为了显示自己的个人魅力，往往会对下属采用 “宽大” 处理的办法。这确实是个好长官应有的品质，它软化了上下级之间冷冰冰、公事公办的官僚关系。但这就导致乾隆对下属的情况一无所知，无法对人事任命做出合理判断。比如官员们不断迎合他，他指出：“朕于事之应宽者，宽一二事，而诸臣逐相率而争趋于宽。朕于事之应严者，严一二事，而诸臣逐相率而争趋于严”比如，乾隆要求上级报告下级的过失，但官场文化却使得督抚们不愿弹劾下属，因为这牵扯到他对下属的失察之责。此外还有更加严重的 – 汉化。满族人以少数民族的身份统治汉族，就必须要有其政权的合理性解释。其必须体现出其民族的优势性，满族上层宣称自己是即勇敢又富有生气，即诚实又不图奢华。但当满清政府统治中国近百余年后， 他们渐渐被汉族文化所感染，失去了自己的特征，变得贪婪懒惰，而在商业上，原来的游牧民族如何与中原人民比拟，导致大量的满族人的土地落入汉人手里，甚至有满人居无定所。

总之，乾隆对常规的官僚制度是无比失望的，他进而转向了专制手段介入官僚之中，他要求所有督抚要越过常规途径，向他本人直接上报密折，要求前往外省就职的官员需要来宫中面见他，以他自己的角度对官员进行点评。他还要求所有高级官僚不由吏部而由他来任命，以增加他的个人关系在整个官僚系统中，所有被他任命的官员如果不能完成他的预期，那不仅仅要收到吏部的弹劾，更是一种对乾隆本人的忘恩负义。乾隆通过这几个手段，将自己的专制力量加入到官僚体系之中，他要证明自己不是整个帝国的程序上的一环，而是帝国的最高权力。

1768 年清帝国发生的 “叫魂” 事件，是在乾隆想大力整治官员，加入更多专制力量的背景下发生的。虽然事件本身是如此的荒谬。虽然我们不能说这是乾隆有意利用该事件，但我们可以明确的是乾隆当时确实是对官僚们的各种行为一肚子火，他需要具体事件宣泄出来。因此在面对 “叫魂” 案时，他对事件的反应受到了他对政权的顽疾：汉化、常规化的影响。他的朱批语气严重膨胀了该事件，将其定义为谋反案，也就引发了一系列的闹剧。

知乎用户 托克维尔 发表

不得不佩服孔飞力教授的学术造诣，在我看来，他不仅仅是一位历史学家，更是一位能够洞悉中国社会的预言家。

乾隆年间那场 “叫魂” 危机已经过去两个半世纪，一切恍如梦境，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一时间难以分清历史与现实。

屡禁不止的谣言、惶恐不安的民众、左支右绌的官吏……“叫魂”危机像一面镜子，使康乾盛世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的说辞不攻自破，一个贫富分化严重、社会撕裂剧烈、民族矛盾尖锐的满清王朝暴露无遗。民众仍然囿于明君贤臣的传统思维，斥责芝麻小官的昏聩无能，祈祷出现 “法家拂士” 以化解困境。从总督、巡抚的地方大员，到县令、保正的基层小吏，无不在上级施压之下，与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甚至连数十载南征北战、巡幸游历的乾隆皇帝也惊恐万分、寝食难安，他费尽心机树立的威望，在这一刻显得渺小无力。

18 世纪已是工业化时代的前夜，当欧洲人纵横七海、开疆拓土之时，中国却为何会陷入一场无中生有的 “叫魂” 危机？自诩 “十全老人” 的千古明君乾隆皇帝，又为何无法阻止这场波及半个大清疆域、卷入上千万人口妖术恐慌？经历了黑死病的欧洲人，为何能从中世纪成功迈入近现代；而清朝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乃至世界经济的中心，又为何会在乾隆盛世 “回光返照” 之后走上了历史的下坡路？

正如书中振聋发聩的反问：“这是一个看上去正值盛世的时代。但它的种种状况，是否已在黑色妖术的掩饰下发出了非如此便不能为人感知的未来警告？”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知乎用户 恒岳 发表

设想有这么一个王国，看上去安详又宁静，政通人和，仿佛大同社会。突然有一天，国中被告知有巫师兴风作浪，妖言惑众。消息传开，于是国王大怒。下令举国追捕这名巫师。于是各地总督得令严查。并且还把国王的话做了二次加工：所有巫师以及一切与巫师接触者、一切求神问卜者皆须彻查。百姓虽感受到了国王政令的保护，然而总有个别总督妄自尊大，驱逐了一切神职人员。稍有不从便棍棒相向。百姓虽知晓利害，但也无可奈何，只好更加谨小慎微，自求多福。

在清朝乾隆年间，正是四海清平的盛世。然而在 1768 年的春天到秋天的几个月里，因某地的一场 “巫术” 活动，“妖言惑众”，乃至一度被定义为犯上作乱。这股妖风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百性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究竟是怎样强力的“妖法”，竟然能让这么一个天朝上国为之颤抖呢？

而这场所谓的妖术活动只不过是一种被民间称为 “叫魂” 的巫术迷信罢了。事实上真正带来恐慌的并不是妖术本身，而是由此引发的各地督抚的治理危机与权利博弈。两百多年后，美国的一位汉学家孔飞力根据清代历史文献，对这件事所涉及到有关权力、官民关系、乃至国家体系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后，写出了这本几乎相当于社会学田野调查的作品。

书中从细节着手，将 “叫魂” 这一巫术活动的来龙去脉、以及清朝律法中关于巫术的定义都作了具体的分析，甚至在官民之间身份问题上做了一些文章。尤其是在最后两章中，孔飞力综合了清代各类史料，道出这一妖术的本质并不是所谓的民间的“叫魂”。任何涉及朝廷与地方权力博弈、官民关系的群体事件，皆可成为令人恐慌的“叫魂”：

尽管‘邪术’让所有的人感到害怕与憎恶，但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将妖术传说中的不同成分重新组合，使之适应于自己的世界观。

当然，孔飞力的落脚点最后放在了官员身上。也直接道出了问题的本质。地方官试处理好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压力，然而却总是无法使任何一方满意。于是 “妖术” 成了一个可供编辑与运作的“文本”，根据需要组合成不同的故事。这些故事相互重叠后，于是几个文本就这样写在历史的同一页上。在讯息尚且不发达的时代，如此操作似乎是家常便饭。可当讯息网络高度发达时，为什么还会重复昨日的故事呢？

不同的故事织造了不同的权力模式与应对措施。然而当政令的内涵被延伸或夸大时，则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

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 “叫魂” 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民众害怕或自私都是人之常情，疫病也好，妖术也罢，当扩散虚构事件成为可以获得权力的最佳途径时，可以借此清算私人恩怨，谋取私人利益、再不济，低成本的恶意中伤他人也可获取权力满足感，较之在所谓的经济繁荣下的辛苦劳作来得便宜得多，这种特性在一次次的集体事件中轮回重复。当然，也许事实并非如此夸张，但当统一的政令一次次曲解，又一次次被更正时，对策也会应时而变。然而最终迷惑的，依然是百姓。

如今，身处 21 世纪的高科技和谐社会，人们拥有最多最广的讯息渠道。不去理会任何怪力乱神。然而，每当 “天下有变”，依然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谣言也逐渐成了一种幽默的反抗：无论是曾经的抢盐，还是现在的双黄连、板蓝根。原本是正确执行的指令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使地方的恐慌愈演愈烈。讯息也许是公开的，但在强压之下，只好不断地输出振奋的情绪以求稳定人心。虽然吃相不见得好看，但这也许是最能讨好上下两边的折中选择了。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到底叫了谁的魂

德清县的石匠，苏州的乞丐，各地的游方僧，知县，巡抚，总督，剪刀，辫子，魂魄，屈打成招，大法师，妖首，弘历，叫魂，到底叫了谁的魂？

《叫魂》一书以德清县的石匠开篇，描述了清朝的君主专制，盛世危机，政治现象，经济情况，以小切口开篇引入叫魂案件，继而描绘出乾隆年间弘历皇帝治下的清朝，而让人想不到的是德清县的石匠又是整个叫魂案件的开端，全书框架的构造，实在是十分精妙。弘历治下的中国接受了上一任皇帝留下的大量红利，经济发展，人口迅速增长，商业和农业充满活力，社会相对稳定。1768 年弘历治下的中国由于 “摊丁入亩” 的税制改革以及从美洲引进的与，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人口已经在一亿以上，江南地区农业手工业发展，区域性商人商帮的发展，整个社会表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景象。无数历史学家在称赞乾隆皇帝的盛世，可是因为德清县的一个石匠，竟然引发了横跨几个省的民间危机，谣言危机表现出的是盛世下的危机。人口大量增长，其择增长速度之快，可以说是暴涨了，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穷人太多，人口压力使得社会太容易爆发饥荒，同时人口大量增加，医疗设施，教育水平都满足不了，而且各种旧媒体也在快速发展着，大量乞丐流动，这就导致了盛世下隐藏着极大地危机隐患，一点火苗就会将其点燃。

剪辫叫魂一案从德清县开始，传播到苏州，然后发展到整个江苏，继而蔓延到整个江南以及山东河南等全国大部分地区，最后影响到中央的政治斗争，作者在描述叫魂案时，穿插了对中国经济情况，立法情况，执法情况，政治情况以及民间社会的描写，让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更能理解当时事件发生的样子，到最后上升到对清朝君主专制，官僚制度，知识阶层，普通百姓等的总结，读起来一点都不晦涩，反而很引人入胜，这是《叫魂》作为一本学术性书籍所表现出的长处。

叫魂，叫了谁的魂。有魔力的石匠，会法术的游方僧，带着符咒的乞丐，幕后的大法师，他们会用剪刀剪人辫子，继而施以法术，勾走人的魂魄，导致人人自危，生怕自己或亲人被勾引走，对外乡人尤其是乞丐和游方僧产生了极大地警惕感与仇视，可是吴石匠只不过举报了一个想利用他的人，巨城，正一，超凡，净心只不过没有给索贿的衙役好处，张四儒，蔡庭章，韩沛，靳贯子等等，每个人的经历各不相同，但都因为基层官员的严刑逼供，编造出不一样的谎言，同时也供认了自己的罪行，而所谓的被剪辫者，也没有发生什么天翻地覆的变化，多数也都是误会，所谓的妖术实际上是没有的，也没有产生什么真实的危害，所引起的只有舆论带来的恐慌，叫魂，叫走了老百姓的魂了吗？显而易见，是没有的。两江总督高晋，山东巡抚富尼汉，江苏巡抚彰宝，浙江巡抚熊学鹏等等一大批官员被免职，无数官员被冠以办事不利的名头，整个官场人心惶惶，叫魂案暴露了清朝官场的弊病，执法严刑逼供，上瞒下压，贪功怕事，纽带关系，贪污腐败个人意志高于真理，一系列缺点在叫魂案中暴露的一览无余，在对于案件的处理上十分不恰当，只想贪功，并不尊重事实，揣摩上意来表现自己，得过且过，不解决问题，无数官员被免职后，还会有更多一样的官员继续上台，继续执行着这一时代的官员行事办法，官员状况不会改变，叫魂，对官场的影响不过是换了几个差不多的人罢了，对官僚制度并未产生什么影响，叫魂，叫走了官员的魂了吗，也没有。弘历皇帝在叫魂案中勃然大怒，他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他对自己手下人的办事能力产生了怀疑，对官场的弊病产生了厌恶，对官场进行了表面上的大肆整顿，对所谓的官场关系进行了重申，但是并未做出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仍旧按照原来的方式进行着自己的统治，只不过把责任归咎于个人的错误罢了，对其的影响，只不过是增加了弘历皇帝对权力的把控欲望，对谋权者和消极怠工的官员的警惕而已，叫魂也没有叫走弘历的魂。那么所谓的叫魂到底叫走了谁的魂呢？

叫魂案至始至终都是一场以讹传讹的恶性事件，并且不断扩大，到底谁的魂被叫走了？事实告诉我们没有哪个人的魂被叫走了，但是叫魂案却叫走了社会的魂，叫魂案所暴露出来的是社会的问题，社会的魂在这一起事件中被带走了。1768 年因一件小事能爆发出蔓延全国的妖术恐慌，原因在于人的愚昧，无知，迷信，以及从众心理。连皇帝和高官都会为之而感到恐惧，这就说明是社会的问题，当然了我是从现代的眼光来看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事件的发生是有合理性的，但是这也反映出社会的问题。首先是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在人口爆发式增长的情况下，科举考试考上的人数依旧没有大的变化，大量读书人无法实现自己，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很多人经商务工，人口增长的速度实在太快，人口基数又大，产生了更多的乞丐，流民问题严重，随着流民传播的还有谣言等，经济发展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也有大量人产生极重的嫉妒心，人们在利用叫魂案陷害别人，衙役利用叫魂案索取贿赂，债主利用叫魂案索要债务，基层官员通过严刑逼供来为自己谋求政治资本，高级官员则相互推诿扯皮，甚至连皇帝都有利用叫魂案清洗官员的嫌疑。政治问题也很严重，官场的弊病首先在于人们对官位的珍惜，想做官太难了，所以保尽力保住自己得之不易的官位，官场制度的不完善，各部门有分工但不明确，也缺少结合的方面，同时官场潜规则的无处不在，贪污受贿，欺上瞒下，得过且过，不办实事的情况太普遍在处理案件上只顾严刑逼供，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在于最高统治者权力太大，下属官员只顾揣测多变的圣意，这种制度下对当权者个人品质的要求太高了，这是一种制度问题。思想问题也是极为重要的，文化水平普遍低，迷信思想太重，这是社会的大病，当时的中国仍然处于封建社会，迷信盲从是普遍现象，但是人口增长造成的人心恐慌，也是一大问题，很多人没有出路了，一直处于饥一顿饱一顿的状态，有的人随时担心失去工作，社会执法的问题也让人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感到不安，还有可怕的从众心理，从众心理所造成的影响是极大的，在百姓中体现的尤为深刻，关于妖术的恐慌以及对乞丐游方僧的厌恶甚至围堵群殴就是从众心理的体现，从总心理的影响是持续的，读《叫魂》让我想起了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那一场持续十年的大灾难，只不过一个自下而上，一个自上而下。思想上的问题是最恐怖的，也是最难以解除的其他方面是促进爆发，唯有思想是问题的根源，通过对社会的改造尤其是对人们思想的改造，才是避免叫魂发生的办法。

叫魂，叫魂，一点小事就叫走了社会的魂，其根本原因并不是这件小事，我们正是要通过看叫魂，发现当时的原因，引以为鉴，避免现世也有这种类似的事情发生。坐着在这本书的开端处讲到 “历史上的衰世总是各不一样，而盛世总是惊人的相似” 当世的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时间里，先富带动后富，也存在着贫富差距的问题，有一批人先富起来了，也有很多人没有太多的感受到该噶开放所带来的红利，司法误判，执法不严，政府推诿扯皮的现象也一直存在着，虽然文化在发展，人们的文化水平也在普遍的进步，但是是否不受迷信思想影响，是否真的改变了无知的姿态了呢，而且我相信从众心理一定是没有消除的，我们有没有可能会再一次发生类似于叫魂这样的事情呢？当然，时代在不停的进步，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会完善，我们会处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享受着时代发展带来的好处，面对违法乱纪行为不需要担心执法者的问题，不需要考虑司法是不是合理，我们会处于一个平静祥和的社会里用我们的双手和大脑创造新的篇章，为社会助力，街道都会是一尘不染的。到了那时，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用冷静的视野看待问题，用理性的思维思考问题，所谓的魂，谁也叫不走。

知乎用户 饶冲 发表

孔飞力的《叫魂》我也是通过罗辑思维公众号推荐读的。本人不是学历史的。

这是一本历史学术著作。在史学界的学术价值还是得到肯定的。

看完全书框架是：从历史事件入手，叫魂故事，让人顿时有种读悬疑小说的即视感。紧接着介绍了历史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经济状况。然后交代官僚以及君主叫魂案的处理过程。最后透过这一事件解构了对当时政治格局中君主、官僚机构和老百姓在事件中的互动关系和原因。

总体来说，这本书逻辑线索清晰，分析有理有据。透过轰动一时的叫魂案，体现了当时政治和社会状态，有一种代入感，让我们从君主、官僚、百姓三种不同的立场上，思考这场清朝乾隆年间，君主通讯系统的困局、官僚系统的困局、以及百姓的政治权利缺失困境。也从整体去思考，去评判这个历史事件中的对与错。

文章中大量引入历史文献资料，文言文比较多，对于文学基础薄弱的人要追根纠底，会比较痛苦。不过，多读读严谨的学术著作对培养自己的批判性思维和理性精神是大大的有好处的。

知乎用户 Echo 发表

一本内容很丰富的书，国家最高统治者对政权合法性的担忧，官僚阶层对自身权力的维护，普通民众对流动人口的种种不信任和对超自然力量的恐惧，等等等等。看似荒谬的表明下暗冰浮动，很有意思。

知乎用户 许晋源 发表

同意上边最好一口气读完的观点，这本书对于我来说略感觉琐碎，但在读完之后豁然开朗的感觉真好

知乎首答 hiahiahia

知乎用户 小马看书 发表

今日解读的书《叫魂 - 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美国作家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1933 年 9 月 9 日~ 2016 年 2 月 11 日）所著，其是屈指可数的在中国学界享有盛名的国际大学者，以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著称。
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关于 “盛世妖术” 的故事。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乾隆皇帝（清朝第六位皇帝，在位 61 年，是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 1735~1796，也是寿命最长的皇帝，享年 89 岁）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
他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然而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 “叫魂” 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在 1768 年（为乾隆三十三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百姓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

本书通过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在构建以 “叫魂” 案为中心的 “大叙事” 的过程中，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
1768 年的妖术 “叫魂” 大恐慌，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什么大阴谋？造成多大的影响？乾隆做出了什么对策？官僚及民众如何参与其中？对社会对制度对民众等造成了何种程度的伤害？
全书并未给出直接的答案，而是通过一点的抽丝剥茧的方式分析时代背景、满人统治忧患、削发令的背景及影响、乾隆对汉文化的态度、大清律例对妖术的界定、术法对民众生活的渗透等缓慢呈现。

叫魂并不是 1768 年才开始出现的，而是封建王朝历来的民族意识。说明何为 “叫魂” 之前，让我们先了解下当时民众的观念：
清民的观念中灵魂亦称为 “魂魄”，“魂” 代表着精神之灵，主控 “脑与心” 并与 “阳” 相对应；“魄”代表着躯体之灵，主控身体功能和有形的感觉并与 “阴” 相对应，人活着时和谐共存，但是与躯体间的联系是脆弱的，是可以通过叫魂被分离的，叫魂妖术对普通百姓而言，威胁到的是灵魂与躯体之间的脆弱联系，因此对叫魂妖术恐惧万分；
这事搁现在，看起来荒诞不经，但是当时民众的迷信观念里却是像现在科学一样在心里根深蒂固，是固有的思维的一部分，亦是当时时代背景下的认知缩影。
那么何为 “叫魂”？答案其实很简单，实乃通过做法于受害人的名字、毛发或者衣物，便可使其发病、死去甚至偷取灵魂精气为己所用，通过这种方式剥离魂与躯体的联系。而 “做法” 这种与超自然力量打交道之事，在民众的印象中也就是和尚与道士，当然算命先生和乞丐这种流动性的陌生人亦容易被当作叫魂术士。
叫魂大恐慌事件的起因，是因为德清慈相寺几个贫穷潦倒的和尚因为嫉妒附近一座观音殿的香火旺盛，散布谣言说有石匠在观音殿附近 “作法埋丧”，进香者若去该寺非但难得庇佑，反会遭到毒害。四个多月以后，谣言已经铺天盖地，“叫魂” 一说被不断地夸张放大，最终影响到了清朝十二个省份。

因为对叫魂的万分恐慌，全国各地普通老百姓为求自保，对任何自认可疑的 “叫魂术士” 报官揭发，亦有人利用叫魂和官府对人栽赃污蔑打击报复，致使越来越多无辜受害者锒铛入狱。
全国各地频发的叫魂案，让各地官员惶惶不安唯恐乌纱不保，误以为背后有人阴谋颠覆清皇朝，而后使出浑身力气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所谓 “妖人”，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危及皇朝的凶险阴谋，在官府酷吏的各种手段之下，入狱者最终的结果非死即伤。其中，皇室的介入亦为恐慌添油加醋了一把。
于皇朝上层人士而言，叫魂妖术危害到的则是他们意识中的皇朝与上苍神灵之间的脆弱联系，是君权神授持久性忧虑。毕竟，叫魂妖术是与上天和神灵的联系，而当时普通民众与上天的交流是被律法控制的，是上承天命的皇室的特权，除非受皇室授权。乾隆大肆反妖术的行为
一方面是为了 “政治安全”，对于谋反叛乱、颠覆皇朝阴谋等方面的反应；毕竟一个王朝若失去了天命，其信号便是民间的动乱，在当时的认知中天命所归者可推翻其统治改朝换代；
另一方面，亦是对民间穷凶极恶的罪行的一种惩戒、社会道德的一种维护。

可笑的是，影响到了十二个省份的社会生活的叫魂，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持续大半年时间，死伤众多。貌似有大阴谋的叫魂案最后被证明实则子虚乌有荒谬至极，纯粹地在当时封建迷信及君主官僚制度及律法等背景下，衙门中某些罪犯因官僚的腐败、懒惰或逃避责任被屈打成招所杜撰传播且越演越烈的大谣言，又因皇帝依据错误信息的想象而夸大被扩大了影响，全无想象中的大阴谋论。
叫魂案从始至终都只是这本书的一个引子而已，对叫魂案的抽丝剥茧中，衍生出对乾隆年间的社会面貌、百姓民生、时代背景、官僚制度等的描述和呈现。
比如，之前一直好奇，为什么清朝的发式如此奇怪？打理剃光的前额不麻烦么？还是说前额原本就用秘法使其不再长发了？
现在知道了，这是清朝的征服者满族人的传统，清朝伊始 1645 年颁布 “削发令” 后的结果。对于发式，一直为为汉人所抵触，当时各地爆发了太多可歌可泣的抵抗运动，哪怕到了乾隆年间，同样如此，因为其暗含了种族冲突和对清朝少数民族统治中华大地合法性的威胁。而叫魂妖术的行为之一，就是剪人发辫，所以其暗含的深意不得不引起乾隆的重视。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封建帝王和所谓为其服务的官僚之间的斗智斗勇。毕竟，官僚们拥有真正的权利，独裁者的权利因为官僚的存在而大打折扣，官僚可以操作信息以及其他的 “破坏” 行动来 “阻挠和歪曲” 帝皇的意志。
乾隆一人统治着人口 3 亿的偌大的帝国，不可谓不艰难，在通过现有的官僚体系规范和约束官僚的同时，也得通过帝王本身的专制权力防范被其架空和蒙蔽。帝王和官僚的斗争中，百姓只是任其摆弄得无足轻重的棋子而已。
清朝虽有律法，但实则笼统且模糊，完全是官僚权力工具的一部分。比如知县被发现玩忽职守或虐待犯人，会受到罚俸的处分。如果犯人在狱中死去，需要繁琐的发问填表，但也仅此而已了。
书中所举所有案例的疑犯，最终的结果非死即伤。书中所述，虽滥用私刑和虐待犯人会被受以处分，但自行矛盾的却是可以特事特办不受约束，以致约束形同虚设。在审案时先大刑伺候，对疑犯滥用私刑，屈打成招多不胜数，且后多因此和牢狱之灾而身亡。
普通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无司法只有人治的社会是完全得不到保障的，叫魂妖术大恐慌也正是因为官僚的这种扭曲的审讯下被强行逼供而造假中诞生，归根结底其实和民众或者所谓的阴谋叛乱全无关系，亦可以说是乾隆或者其统治下的官僚一手造就，自己给自己挖坑，可笑之极。

可悲的是最终用的是众多的普通百姓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填坑，而真正的肇事者却只是被革职查办或被简单的降级处分不了了之。

知乎用户 勃股通精 发表

对于一个对孔飞力先生未曾耳闻的读者来说，当他第一眼看见此书的题目时多半会认为这是一本荒诞不禁的志怪小说，但在通读这本书后，必然会被作者阐幽发微之能所震撼。在本书中，“叫魂” 这面菱镜作为一种莫须有的群体恐慌意识，折射出了 18 世纪乾隆盛世的集体社会情绪和情绪支配下的官僚机制运作。

一、繁华盛世下的集体社会情绪

（一）贩夫走卒的情绪：生存空间挤压下的敌意和焦虑

“叫魂” 妖术恐慌，发生于 1768 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 作为某种 “预示性质的惊颤”，起源于富庶的江南地区，沿着运河向北逐渐蔓延到山东和京师，最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在清廷长达几个月的清剿中，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无数无辜的生命在饱受折磨中死去，最终被军机大臣们发觉破绽百出，在他们的提醒下终于叫停了对于叫魂妖术的清剿。

在叫魂妖术恐慌的初期，还仅仅局限于浙江一省，主要是平民百姓和乞丐们纠葛引发了叫魂恐慌的苗头。在本书第二章中，作者将平民百姓对于流动人口及乞丐们有巨大的担忧和警惕的原因进行了说明。

乾隆盛世在大多数史学著作中都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故事，满清王朝在经历了康熙和雍正两朝的休养生息后达到了鼎盛阶段，但这在作者孔飞力看来不过是一个镀金时代。从 18 世纪一个平民的视角上来看，和平和宽松的社会环境所带来的商业发展和人口增长不会为他带来财富和机遇，反而意味着生存竞争的加剧。通货膨胀引起稻米价格上涨，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水土流失使区域发展不平衡日趋严重。虽然繁荣发展的商业成为了汲取劳动力的蓄水池，但是人口的增长使得总有一些人被排除在社会生产之外，于是有许多平民失去生计，成为了四处流动寻求生存之道的下层人口，其中一部分私行削发成为了游方僧道。

下层人口的拓展入侵社会生活，读者完全可以想象: 那些希望通过维持 “平均齐一” 的农业经济关系与乡土社会秩序的官府和民众, 面对周游天下的外乡僧侣及乞丐, 会有一种怎样的心理? 孔教授指出: 就是敌意和焦虑。

（二）官僚阶层的情绪——息事宁人背后的畏缩与侥幸

当叫魂的恐慌刚刚开始由浙江弥漫至江苏时，苏州发生了一起叫魂案件。这本身是一个极小的事情，三个从外地来的乞丐受到一个十岁男孩的指控，因涉嫌剪辫叫魂而被逮捕。案件最后的处理结果是一个乞丐死在狱中，另外两个乞丐虽同样受到了严刑拷打，但最终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

“死了一个囚犯？可是囚犯的死亡是什么时候都会发生的事。

会为此事惹出别的麻烦？——可能性实在不大。”

这便是苏州的屠知县在案件告结后的如释重负，而这是在叫魂恐慌事件尚未传到皇帝耳中时地方官员处理方法的一个缩影。官僚们将案件迅速了结，试图平息公众情绪，力求息事宁人，这是事实上的行政常规。

而行政常规却与制度常规相冲突。在清代雍正朝后专制皇权极端强化的情况下，皇权的威压大于一切，自然也包括法律制度，因此无论是官僚系统还是法制都无法对皇权进行有效的强力制约。一旦朝廷与皇帝卷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官僚制度优雅从容的常规就会被打乱，地方官员就把自己置于君主反复无常的淫威之下。地方官员越想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皇帝就越发愤怒和不满，并将其斥之为 “江南习气”。而由着皇帝的性子来，事情只会越闹越大，官员进退维谷，根本抓不到不存在的嫌犯，只能抓几个倒霉蛋交差，于是冤假错案越来越多，皇帝更加愤怒，于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化。

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处于事件漩涡中心的地方官员肯定升职无望，搞不好还要丢了红顶子甚至脑袋。于是地方官员一想到这种可怕的未来，在最初处理事件时就显得畏畏缩缩，赶紧息事宁人，还是别让上面知道的好。但这种畏缩同样来自于侥幸心理，毕竟他们谁也不知道自己身边有没有皇帝的耳目，而皇帝的耳目又会不会把这看起来一个毫不起眼的案件上报给皇帝。

（三）乾隆皇帝的情绪：无能狂怒造成的骑虎难下

叫魂事件有着其特殊性，这种妖术的实施方法是剪人发辫，而发辫又和敏感的剃发令相关。即使皇帝在与地方官员的通信中都有意避开了发辫的问题，但所有人对此都心知肚明。除发辫之外叫魂案件还牵扯到超自然力量。和平民百姓对于妖术的恐惧不同，官僚们和乾隆皇帝对此不屑一顾，但超自然力量依旧引起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恐慌。皇帝乃至整个上层社会之恐慌在于害怕妖术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将成为清政府失道的象征。他们虽然表面对妖术不屑一顾，但又确实惧怕着超自然现象，惧怕着天命不存。

当皇帝得知叫魂事件的存在时，他发现叫魂的恐慌已经弥漫出了江南地区，愤怒引爆了他敏感的神经。有如此挑战王朝正统性的案件（指剪人发辫）地方官员居然隐瞒不报！他将此行为和放任、任人唯亲、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和欺上瞒下的江南习气联系在了一起，频繁地怒斥 “可恶”“着实可恶”，并坚持认为整个一连串的叫魂案件都有幕后黑手，他们的目的在于破坏国家定制，从而实现反叛的目的。地方官员在君主的淫威之下只得打破自己从容优雅的行政风度，焦头烂额地追捕一系列叫魂案件的幕后黑手。但他们永远无法抓住一个不存在的主使，值得用一些无业流民交差。这些无业流民在刑讯逼供之下的供词令案件更加扑朔迷离，似乎背后的阴谋显得更加恐怖和阴暗。于是皇帝愈发愤怒地给地方官员施压，地方官员愈发焦头烂额，在恶性循环中，皇帝逐渐骑虎难下，即使他在军机大臣的提醒下逐渐发觉了不对劲，也很难停止已经在大半个国家里进行的对案件的追查。

在这场案件中，首席检察官即是皇帝本人，对官员的施压和刺激以及酿成的冤假错案，那些无辜死去的性命，都是他本人的杰作。这个案子不仅押上了乾隆皇帝个人的威望，也押上了整个王朝的尊严。

二、情绪支配下的官僚机制运作

在叫魂案件发生后，地方官员本着照章行事的原则去处理，似乎遵循着制度常规，而事实上却并非是这样。身为朝廷官员，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小心翼翼，更何况他们把个人利益凌驾于一切之上。在畏缩与侥幸心理的影响下，息事宁人，将事情的影响最小化毫无疑问成为了最佳选择。一旦案件的处理牵扯到君主和朝廷，他们极有可能被本就对现行官僚体制存在严重不满的皇帝戴上失职的罪名，仕途有可能就此葬送。于是管理着不同地方的官员虽然未经沟通，但在封锁消息上却达成了一致。

作者在本书中指出，乾隆皇帝的忧惧亦真亦幻。真实的部分在于, 他难以打破官僚体制自我满足、常规裹足的积习。幻影的部分则在于，他对于无法为他所见的势力心存恐惧。妖术当然就是这样的一种势力，但还有来自谋反和汉化的双重威胁。皇帝要巩固自身利益，就必须使用专制和无常的权力，而政治罪就为无限皇权的行使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叫魂危机成为了乾隆皇帝发泄对官僚机构不满的出气孔，而在政治罪的环境中，皇帝的力量得到了急剧膨胀。于是皇帝对官僚系统进行了整肃和清算。

在整肃过程中，乾隆皇帝对于不同官员的处理也非常耐人寻味。在叫魂事件里制造了最多冤假错案的富力汉只是被稍稍贬职，而许多汉族官员却为此葬送了仕途。

总结

在《叫魂》一书中，孔飞力教授从微观角度探寻乾隆一朝的官僚体制和社会状况，使人耳目一新。同时作者也试图以古为镜，反思当代的社会现象。如同叫魂恐慌一样的疯狂曾在当代的中国重演，而在今天的网络空间和世界各处，我们都能看到类似的事件。

《叫魂》讲述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写下了一些精彩的论述。作者在纷纷攘攘的时代群像和喧闹中寻到脉络，使这个群体性的歇斯底里变得清晰，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知乎用户 立鳳夫人 发表

在读《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之前，首先看书名就叫人有点毛骨悚然，按捺住如何叫魂施法的好奇心，不禁发问，1768 年，中国不正还处在康乾盛世时代吗，在那个吃饱喝足的年代怎么会有妖术导致恐慌呢？

但是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乾隆年间虽然确实处于盛世，却也面临着诸多问题，整个国家人口不断增多，而土地是有限的，对应粮食产量也是有限的，人们逐渐不够吃，整个国家就连最富庶的江南地带也是面临着饥荒问题，这就迫使许多穷困地方的人们背井离乡，甚至沦为乞丐和尚去相对富裕的地方讨口吃的，而人们本身出于对乞丐和尚的怜悯或者厌恶就很讨厌这类人接近自己，再加上特殊时期自己都不够吃，更加排斥这些外乡人，现代社会人口流动那么普遍，人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都往大城市跑，跑着跑着还抱怨大城市有地方保护政策，有排他性，从只一点上来说自古都是相通的。

读到这里我在想，现如今我们的国家国际地位虽不及唐汉时期的辉煌，却也正处于蒸蒸日上的时代，但是我国人口基数那么大，土地资源又是固定的，我们这一代还好还够吃，又有袁隆平院士的巨大贡献，可是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不可能再像我们这一代都是独生子女，他们普遍都会让自己的孩子有个伴，生二胎乃至更多，另外社会人均寿命也在增加，死亡率赶不上出生率，总有一天我们的后代也会不够吃，到时候该怎么办呢，只能靠争夺土地争夺粮食的战争来解决人口和粮食问题吗？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人心都是复杂的，如果仅仅是饥荒问题倒没什么可说的了，问题在于事情出在人心上，每个人的利益不一样，每个人考虑事情的角度也不一样。本书故事的起因是一家香火不旺的寺庙嫉妒隔壁一家香火旺盛的寺庙，便散布谣言说香火旺盛的寺庙利用妖术谋财害命，愚昧无知的百姓信以为真，各自都害怕自己或家人被妖术伤害，其中也有奸邪狡诈懒惰之徒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诬陷别人对自己进行了妖术伤害，而其中被冠以施展妖术之名的受害者自然就是那些无依无靠毫无社会后台背景的外乡人及那些从事所谓的晦气职业的乞丐和尚。

广大官僚都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在那个奉行儒家经典的时代，他们都知道 “敬鬼神，而远之”，接到妖术这样的案件自然是认为小事一桩，在民众面前意思意思假装惩罚或向被告人敲诈勒索一番，事情也就过去了，另一方面他们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的原则，或是出于贪图安逸的目的，或是因为官官相护，他们都按下这类案件不向皇上汇报。但皇帝民间也有自己的眼线，终究还是知道了，若是平常的事情也就罢了，问题的关键在于皇帝怕有人反清复明动摇本朝的根基，因为施展妖术得剪人发辫，甚至有人为了反妖术干脆自己剪了自己的辫子，那么这到底是真的妖术作祟还是有人打着妖术的幌子借机谋反呢，谁也说不清，尤其是皇帝更为担心，于是给各地方官员施压下令彻查。我们知道，整个事件的起因就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妖术本就子虚乌有，这叫官员们如何查起呢，所以这些官员们对待这些案件有的讲被告屈打成招，有的没事制造事，有的干脆明着严格奉新皇上的命令暗里一切如常，最后当事情真相大白时，皇帝虽松了一口气，因为不是有人要谋反，但整个事件过程毕竟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官员们因为他的误解遵照他的旨意制造了大量冤案，天下人都看到了他犯的错误，皇帝自然恼羞成怒，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需要找替罪羊，整个事件中官僚从最开始的隐瞒不报到后来的办事不力或阴奉阳违等不负责任的态度让皇上尤为生气，于是他找官僚们算账，官员们罚的罚，贬的贬。

这本书从叫魂这一事件为切入口，通过官僚与民众、皇帝与官僚和皇帝与民众这三对关系对乾隆时代的官僚系统作了一个全面系统的分析，故事说直白了一句话概括就是，专制集权的皇帝怕愚昧无知又极易受到蛊惑轻信的民众造反而与官官相护迷恋权位的官员作斗争，清朝是人治专权的社会，跟当年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一样，皇帝只要起了疑心，整个朝野都会人心不安掀起大浪潮，民众担心性命不保，官员担心官位不保，皇帝担心皇位不保，那会儿还得亏是和平盛世，如若换个清后期，比如清末白莲教，那就真的天下大乱了，所以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任何朝代，安定人心最重要。不过，如果事件本身就是事实，不是谣言，反而要立即公之于众，使民众警戒，比如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作为一个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专业医生，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他早就提醒大家 SARS 又出现了让大家防范，可是上级却认为是谣言，甚至对最初扩散消息的八人进行了思想教育，最后现实却狠狠打脸。我们将这二者结合起来看，科学永远是重中之重，在信息匮乏民众无知的年代如是，在当今信息横流、人人尊师重道的时代亦如是，关键在于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的政府是否重视科学的传播，是否重视人心的稳定。

2020 年 3 月 19 日

知乎用户 Mr 贰師兄 发表

小处着眼，却见大义

1768 年，正值乾隆盛世，一种名叫 “叫魂” 的妖术突然从江南爆发，然后迅速蔓延。本书重现了这个事件，从百姓、官僚和乾隆三者的维度分别展开，深层剖释当时他们是怎么反应、为什么这么反应、这样的反应对整个事件的演化和对其他阶级有什么影响，借以讨论（清代）中国政治的运作模式。

这听起来像个悬疑历史小说，但事实是这是严谨的历史研究作品。作者是十分十分严谨的历史学家，基于大量清代奏折、朱批等文献档案资料，在构建以 “叫魂案” 为中心的 “大叙事” 过程中，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了在一起，这展示了作者极其宏大的学术视野。

看完本书后，初步了解了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发展历程。在孔飞力先生以前，“西方冲击、中国反应” 是此类研究的范式；孔则将研究重心由外部转向内部，将注意力从大处转向小处，将研究重心从上层转向下层，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国家权力对于下层的渗透和控制以及晚清绅权扩大而引起的国家 - 社会关系蜕变，做了极有开创性意义的贡献。不说别的，单说本书中出现的那些普通老百姓，如何能从浩瀚的历史中捕捉到对他们的只言片语的记录，并且拼凑还原出前因后果、与其他阶层的互动？别忘了，他还是个外国人，语言和文化差异是极大的障碍。

最后，摘引一段话，略现本文研究的深邃：

“在个权力对普通民从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为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 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 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 对于一些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 ，弘历（对‘叫魂’疑犯）的清剿给他们带来了慷慨的机会。“

——此书跟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有点像，“历史原来可以写得这样生动而又不失学术的严谨和深刻，也可以这样重现历史而又充满现代关怀 “。

知乎用户 小河溪 发表

有一点比较受启发，王朝末期为什么专制君主常常丧失对官僚和地方的控制能力。

很多王朝到晚期对官僚体系和地方的控制能力都会极度微弱，比如明朝到崇祯时期几乎没办法收到江南地区的赋税，受党争影响也很难将意图传达贯彻下去。【叫魂】中作者的一些讨论可以很好的解释。君主与其统治的国家是严重信息不对等的，君主对其国家的了解基本被高层官员垄断，信息是被筛选过的，即便君主往往会选择非常规的信息渠道掌握地方的一些情况，像清的织造府，但织造往往对很多信息保留，这样君主的很多决策实际上是建立在扭曲甚至虚假的信息之上，而且君主受限于个人能力与精力，很难长久地保持对官僚体系的控制力，其权力很容易就会被官僚们架空。因此君主与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封建王朝千年中的主线。

但官僚架空君主有其必然的好处，虽然官僚集团天然偏向保守，存在墨守常规程序，贪渎和欺饰等问题，但在专制体制下，没有任何可靠的途径可以使君主受制于法律，也没有任何可靠的法律可以让一个君主必欲惩罚的人得到保护，因此君主的狂热行为如果得不到遏制，会演化为可怕的力量碾碎无数无辜的人，必须有强力的官僚集团伫立其间，阻挡这种疯狂。

知乎用户 爱吃饭的书​ 发表

公元 1795 年，自称 “十全老人” 的乾隆帝已经在位 60 年。估计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统治这个王朝竟可以如此之久。也是在这一年，乾隆帝因其继位之时有在位时间不越祖父康熙帝的誓言，故而将王位传给了其子嘉庆帝，并自称太上皇。

虽然传位给其子，但是这个古老王朝的大小事宜，无论是军国大事，还是用人审批等等，皆需由 “太上皇” 乾隆帝躬亲指教，而作为皇帝的嘉庆帝则朝夕敬聆训听。更奇妙的是皇宫上下仍然沿用乾隆年号，乾隆帝依然是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直至嘉庆四年（1799 年）乾隆帝驾崩，当时已经 40 岁的嘉庆帝才得以亲政。

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治武功兼修并且高寿的皇帝，讲述乾隆帝以及那个时代的书籍或者论著真的是浩如烟海。而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所著的这本《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则从一个非常独特新颖的角度，通过发生在 1768 年（乾隆三十三年）席卷了半个中国的 “叫魂” 案，影响了平民百姓，也冲击了各级官员，并且惊动了皇帝陛下，从而向我们展现了不一样的乾隆帝以及那个时代的人和事。


《叫魂》的作者，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1933 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以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著称。其一生的著作不多，而为了写《叫魂》，孔飞力曾在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花了大量的时间阅读和复印了乾隆朝的原始档案材料。通过整理分析并以西方人的视角和观点，才写出了这本具有丰富学术视野的 “大书”。

孔飞力在**《叫魂》**这本书中，主要从三个视角来讲述了 “叫魂” 案。

1、普通平民百姓的视角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在乾隆统治下所谓的盛世时代其实暗藏危机。人口激增、物价暴涨、区域发展不均匀，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叫魂” 妖术在富饶的江南地区首先出现并席卷半个中国。

相继发生的 “叫魂” 案都有共同的特征，疑犯都是剪人发辫继而摄取灵魂或者控制灵魂。对于普通平民百姓来说，这种发生在身边而且无法控制的事情，必然引起人群大恐慌和谣言的发生。而这个时候，处于社会底层的僧人和道士，以及乞讨者，就成为了最大的嫌疑对象。

2、各级官僚的视角

清朝律例当中，对于 “妖术” 的罪罚有明确的条款。作为各级官僚，面对发生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各项案件负有责任。

只是作为知识阶层，官僚们并不会理解普通平民百姓的不安和恐惧。对于他们来说，其管辖范围的安全和稳定才是更重要的。

所以面对 “叫魂” 案，官僚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安抚乾隆帝的焦虑和掩盖普通平民百姓的不安，虽然时时躬身但是只做表面文章。

3、乾隆帝的视角

作为整个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乾隆帝面对的是无所作为的官僚体系和不明真相充满恐慌的普通平民百姓。

不过，他所考虑的是 “叫魂” 案背后隐藏的真相，并认为极有可能有人利用剪辫妖术来煽动普通平民百姓来挑战皇权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乾隆帝也利用这次 “叫魂” 案，通过非常规控制，来整顿这些官僚，重申个人的权威。

正是通过这三个不同的视角，让我们以小见大，由《叫魂》这本书窥探到了那个时代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文风俗等等。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叫魂》**里面大篇幅的罗列了乾隆帝和他下属官僚们的通信：朱批奏折。正是通过这些 “朱批奏折”，这种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让我们得以真正了解到乾隆帝的内心想法和他与官僚们的斗智斗勇。

那么为什么乾隆帝要颁布上谕，动员整个国家清剿叫魂妖术呢？

**《叫魂》**书里指出了两点关键因素：谋反和汉化。

作为王朝的统治者，“叫魂”案的剪辫一事令乾隆帝相信，有人在利用剪辫妖术来煽动谋反，这种挑战皇权的合法性，是乾隆帝不能容忍的。另外一方面，官僚们的无所作为和官官相护，则是满人逐渐受到汉人士大夫文化的侵蚀所致，这对于清朝统治根基来说是危险的。基于这两个因素，乾隆帝才将 “叫魂” 案扩大化并且动员整个国家的力量来清剿。于是，既防范了 “剪辫妖术” 的蔓延，也整治了官僚的腐败积习。

孔飞力的**《叫魂》**这本书通俗易懂，通过 “叫魂” 案这个事件，将乾隆帝以及其统治下的王朝的人和事都描述得生动而详尽。不得不佩服的是，**书中讲述的事情和刻画的人性心理，跨越了历史时空直到当今时代也具有启发和深思的作用。正如书中提到：“我们之所以在读此书时会感到似曾相识，那是因为现实中还常常有历史的影子罢了”。通过《叫魂》**这本书，让我们既认识了历史，也思考着现在。

知乎用户 齐恒 发表

盛世的代价

“三王（夏商周）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

——司马迁《史记 高祖本纪》

作者以民间 “叫魂” 事件为引子，由浅入深，不断剖析更深层次的原因。书中形意有如江中游鱼，需要耐心搜寻与留意。

“1768 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看似繁荣昌盛的表面，已经发出了隐约的未来警告。历史的最大魅力就在于：我们不能预见未来，但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就存在于我们周围。

国家的建立、发展、繁荣、衰落、毁灭。农业的兴旺、手工业的繁荣、商业的蓬勃、阶级开始分化，人口暴增，官僚体系开始被腐蚀、无为、堕落，社会奢靡之风盛行。繁荣的背后一切弊端再难掩饰，于是这一切的疯狂，已不是政府的意识形态所能阻挡得了的了。

时至今日，那些预示性的惊颤，执政党也正战战兢兢地为我们所要创造的那个社会谨慎地摸索着。

《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借古喻今，其中针对社会群体心理、官僚体系以及君主制度的刻画和研究，有着非常强烈的代表性意义。正如文章最开始所说的：历史上的衰世各不一样，而盛世却总是惊人的相似，这是否可以联想到每一个朝代盛极而衰的背后都是如 1768 年这样存在着君主与官僚、官僚与民众、君主与民众、民众与民众之间紧张而焦虑的关系？更何况孔飞力教授也曾说 “我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

推荐阅读《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天朝的崩溃》、《中国近代史》、《北京法源寺》

知乎用户 水餃 发表

这本书是犯罪通论课老师推荐过的，初衷是我对文中阐述 “零和博弈” 内容的兴趣，作者很有学者范儿，一个外国人那么认真的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和《万历十五年》的感觉类似~

知乎用户 zhengleione 发表

这个问题提出来，我想不是简单的评价这本的的好劣，而是看过之后产生了感想，孔先生当年写这本书的目的，也应该是殊途同归，社会虽然进步了，朝代和政体也变化了，但是社会心里和思想变化并不大，观史的目的也就是现在和将来，社会在不断的变化中，历史的事件其实也在不断的重复中，表面看上去千差万别，但是仔细分析内核没有什么变化。这本好书真该仔细看下，再去联系当今，好好思考，我想这就是题者想要的答案。

知乎用户 对饮三人 发表

初看书名还以为是在宣扬封建迷信，实际上本书讲述了 18 世纪时在清王朝最鼎盛也是专制帝制巅峰时，由一个可笑的乡间谣言发展动摇了大半个中国的妖术恐慌故事。在弘历的强力命令下，官僚系统被动员起来，然后付出了无辜者的鲜血和丢掉了官员们的乌纱，真相大白，一场闹剧而已，结局如很多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一般，雷声大雨点小。

孔力飞从这件在历史上的小事着手，讨论了这盛世妖术的现象背后， 传统中华帝制下君主专制和官僚系统这一体两面的合作与对抗，清代君主以满人身份统治中华产生的汉化悖论与合法性焦虑，还有那个时代普通中国人真实又脆弱生活。

所谓的盛世之后，是中华千年来未从见过的结构性危机，表面上出现了人口的极致增长，无所事事的人增多，生存资源的严重稀缺，劳动力的商品化，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这是一个潘多拉的魔盒，这个魔盒给 1840 年以来中国的带来数不尽血泪苦难，但是它同样蕴含一丝希望，一丝让古老的文明进入现代化的希望。带着这丝希望，一代代中国的革命者试图用不同的方式拯救这个古老的国家。最终是他和他的同志们依靠动员起来的伟力，走完了这条看似不可能之路。

知乎用户 无疆 发表

《叫魂》的作者孔飞力，采用了典型的以小见大的写作手法：从乾隆年间一场小小的叫魂案入手，提出疑问，扫描焦点，继而逐步开拓视野，最终将整个康乾盛世的中国社会众生相、官场运作套路以及清朝官僚体制特色一一描绘到位。

1、发生背景：叫魂案发生在 1768 年，也就是清朝乾隆三十三年，正是所谓康乾盛世的顶峰时期。从 1 月末直到 11 月初，各地都陆续上报的一系列涉及叫魂的案件，扰乱大半个中国、轰动朝野。

2、叫魂案是怎么出现的？

浙江德清乡下一个姓沈的农夫，请求在修小石桥的吴石匠用锤子，锤带有人名的符。据说，锤子往符上敲一下，符上的人的魂魄就会被震动，敲多了就会把那个人的魂魄给震散。吴石匠揭发检举了沈农夫的行为，德清县领导接到报案，以涉嫌寻衅滋事，惩戒沈农夫二十大板。

3、叫魂案是怎么升级的？

一开始，乾隆皇帝对这些案子没当回事儿，知道他注意涉及叫魂案的作案手段是剪头发，就让他十分敏感。因为，在当时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的政治口号之下，有几千万汉族老百姓在改朝换代的战乱中丧命。

乾隆皇帝认为，叫魂案很可能背后有阴谋，有人想要引发汉人对 “留头不留发” 的痛苦记忆，动摇满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对中原统治的合理性。乾隆皇帝下令大查彻查，给七省督抚发出上谕，明确将剪头发的叫魂妖术跟剃发问题联系在一起，发出了进行最高级政治斗争的指令。

4、底层普通百姓是怎么应对叫魂案？

乾隆时期，虽然经济发展比较好，但是经济发展成果很脆弱，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失衡，贫富悬殊加大。即使是当时经济最为发达的江浙地区百姓，也会因为天灾人祸，跌下贫困线。

而且，其他贫困地区的人口，流入江浙，产生 “流民”，加剧江浙居民对流民的敌意。害怕外来流动人员干扰他们本已小康生活，因此神经非常敏感，对外乡人充满警惕和敌意。一旦外乡人惹是生非，就会联想到叫魂妖术，社会性恐慌不断蔓延。

5、中间层的政府官僚是怎么应对叫魂案？

当时官场的潜规则是，没出大事的时候尽量息事宁人，一旦出了大事被朝廷关注，就要么推脱责任、要么争相邀功，上下左右相互欺骗、相互推诿。

叫魂案刚刚开始的时候，浙江一带的官员，大多选择就事论事，简单处罚，没有把事情扩大。

只是随着这类案件越来越多，引起乾隆皇帝的重视，在 KPI 的压力下，开始大肆纵容甚至鼓励部下制造冤假错案，以便显示自己的忠于职守、工作业绩斐然。

当然，当时官僚体系的最高层还算能干，一方面不愿意因为叫魂这类明显荒唐的事情，搞得社会动荡混乱、朝廷血雨腥风；另一方面，在配合皇帝的指挥下，让皇帝不丢面子收手。

6、皇帝是怎么应对叫魂案？

一方面，乾隆担心，叫魂案背后有阴谋，有人想借着这个案件，进行有计划、有组织地煽动破坏，打算揭竿而起，动摇满清统治。

另一方面，乾隆害怕官场欺下瞒上、骄奢淫逸的风气，架空他的领导地位，打算整肃朝纲，找些理由斥责乃至罢免他不喜欢的官员，从而震慑朝廷上下，强化其个人权威。

7、叫魂案是怎么收场呢？

当时，有两个军机大臣，一个叫傅恒，一个叫刘统勋。

傅恒比较早就发现叫魂案的蹊跷之处，只是不好当皇帝的面明说，于是让地方把涉案的嫌疑犯押解到京城，由军机大臣和皇帝当面会审。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些人都遭到过刑讯逼供，是 “揣摩圣意” 的荒唐冤案。

刘统勋，则深受乾隆的尊重和信任，他也是在走曲线救国的路子，把案情的审理纪要塞给乾隆看。这些报告中的案情细节，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乾隆很快就看出里面的问题。

刘统勋还拉上乾隆的小舅子，去给乾隆做思想工作。

最后，当年 11 月初，乾隆惩戒完一批官员后，低调地叫停了对叫魂案的追查。

8、清朝官场的生态

清朝乾隆时期，经济发展虽然不错，但是贫富差距扩大，带来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人们疑心加重并且易于冲动，而当时官场的腐败，特别是司法系统的混乱，加剧了社会矛盾激化，表面的繁华下危机四伏，荒诞的谣言就有可能引发激烈的群体社会行为。

作者孔飞力认为，中国封建官僚体制有着不同于当时西方官僚制的柔性约束机制。表面上看皇帝绝对集权，但背后整个官僚体系与皇帝之间还存在微妙的关系，这种均衡使得统治保持大面上的稳定。

几位士大夫臣子的责任感和努力献身，能够解决一时的局面，但无法改变封建统治下腐败的根本问题。

如果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或事后帮到你，点个喜欢给我一个反馈吧~

知乎用户 Dorian Electra 发表

巫术盛行也是宗教改革前史，只不过天主教会后来永远失去了欧洲的世俗权力，大公教体制直接崩溃。这种类似于太平天国的民间妖术的运动其实在欧洲早就发生过了，什么亚当派再洗礼派之流都是例子。大史学家沃格林就认为基督教对民间各种活动于体制外的神鬼意识的吸收能力不如儒教和道教。

知乎用户 胜杰说 发表

政治意义大于文化意义

知乎用户 小川 发表

我最近终于把这本书看完了，说说一点点观感吧，看完后很佩服作者能够从剖析一个社会性事件是如何转变为政治性事件的过程中，写下如此多的感悟与发现。一开始从叫魂的开端故事为起点，让人像看悬疑小说，写作笔法诙谐，分析事件前因后果时又很严谨，语言通俗易懂，没有让人觉得特别晦涩的语句。再来说说分析的过程，孔飞力先生看了很多史料，不光光借鉴了外国的马维克等对西方妖术的研究著作，还大量参考了清史资料，尤其是弘历和他的大臣们之间的奏折、朱批，可能是我看的研究历史的书比较少，所以对作者从君臣之间的对话来分析史情的方法感到很新奇，不得不说，这真是准确把握历史中人所思所为的绝好途径。书的最后两章是对叫魂事件的一个总结，也让我更多地感觉到，类似叫魂这样的事件也很有可能发生在天朝，作者甚至毫不讳言地指出一些河蟹的东西，例如第十章中对普通民众的分析，联想起多年前的一件举国大事，不由得让人倒吸一口凉气（P301）。探究君王、民众以及官僚阶级在这次事件中的作用，让我对当时整个帝国的行事规则有了一定了解，也更清楚了一次社会性事件如何在各方势力裹挟中走向全国性政治性事件的始末。读史可以使人明智，鉴以往可以知未来，1768 年这件尘封往事被孔飞力先生如此惊艳地追忆与思考，忆古思今，虽然先生在书的最后说到 “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但我还是很贪心，我还抱有一丝丝幻想，如果真的有了一种替代制度，类似于叫魂这样的事件会否少些，天朝能 OK 吗？拭目以待。

对了，我看的是陈兼、刘昶的译本，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

知乎用户 lvwenjun 发表

康乾盛世从内到外看上去似乎富丽繁荣、生机勃勃的时候，却遭遇了大火。恰如著名的佛教经典《妙法莲华经》中的隐喻，生命被激情和欲望消耗殆尽，如同房屋失火，屋中人浑然不觉，直到整个房屋在他们的头顶塌陷。当危机的迹象交织出现，官员、士绅和平民开始寻找答案和出路，世界大变的情绪蔓延，不公正、不平等和焦虑感随之出现，社会失去稳定的秩序。

知乎用户 王文诗 发表

我们不能预见未来～～然而～～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就存在我们周围～～《叫魂》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人大国关有位老师教研究方法时，这本书是小组解剖案例作业之一

知乎用户 Sandy 发表

以下为个人理解，如有对孔飞力先生意思的误解，请指点。

概要：

作者孔飞力认为乾隆年间（作者的表达是弘历在位期间）已经是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所谓盛世不过是一个镀金时代。从康熙、雍正到乾隆，国家表面繁荣、和平发展，而这背后其实隐藏着许多危机，其中之一是人口激增所带来的粮价上涨和通货膨胀，这使得社会底层的人们承受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

在这种压力之下，普通百姓就如卧在悬崖那般警惕，生怕一着不慎就成为连基本生活都不能维持的流民乞丐。而一旦听闻 “叫魂” 妖术的谣言，他们就如惊弓之鸟，惟恐自己成为妖术的受害者，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如果外来的流浪乞丐或者游方僧道一旦被按上 “叫魂” 术士的污名，面对他的就会是不安小民的群体攻击和百姓无处发泄的焦虑、愤怒。这使得读者看到 “叫魂” 谣言的背后不仅仅是愚昧，更是社会底层积压已久的戾气。

由于 “叫魂” 的表现——剪发和抗议满族统治有着隐晦的联系，弘历对这些多省都有出现的荒诞事件抱有极大的警惕，将其作为一个非常规的 “政治罪” 来调查处理。尽管随着多起事件调查的逐步开展，彻头彻尾的、捏造逼供而成的谣言逐渐浮出了水面，但弘历并没有立即停下专案行动，而是利用了这次清剿行动中的赏罚来动员、驱策和整肃体制之内的官僚，从而达到强化控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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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学角度看，《叫魂》提到的点有：官僚制、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反文化、社会污名。

孔飞力先生对乾隆年间（孔先生称其为弘历在位期间）的制度偏向于冲突论观点，即并不认为现存的制度是有效率且必要的；社会制度与组织的存在并不是一种巧合；类似教育、人才选拔等社会制度，本质上是倾向于保守主义的；社会制度是在性别以及种族歧视（满汉）的环境下运作的。韦伯提出理想的官僚机制应该是非人性化和因才任用的，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皇帝，他很难不带私人情感的将满汉官员一视同仁，人员的任免也难免带有他个人的好恶，从混淆视听的山东巡抚富尼汉并没有像江浙巡抚一样受到严厉的惩罚，而是仅仅被贬为山西布政使，就可见一斑。

污名是社会用来贬低特定族群价值的标签。在本书中我们看到社会边缘人群是如何被贬低的，流浪乞丐和游方僧道被污名的背后是小民上不去却怕下来的焦虑。

曾为本书开头 “盘桓” 之比喻与《共产党宣言》开头的 “徘徊” 相似而惊讶，而现在却为其内容而愈觉惊恐。作者起初准备研究清政府内部的通讯体系是如何影响其政策的实际运作的，但本书的宏大叙事已然不拘泥于这样的格局之中。

（不填坑了）

知乎用户 luke 发表

作为学术著作有其价值。要说有多好看就难说了，尤其是在读过《1453 君士坦丁堡之战》之后，实在感觉昏昏欲睡毫无魅力。其中一些观点我个人认为带着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偏见，专从不好的方面去解读，好的方面不提及，有失客观。作为一个政府，对流民和迷信之道难道不加管束吗？咋想的。思路就是你怎么做都是错的，你们这个文明就是劣等文明。

知乎用户 纸切 发表

读完《叫魂》，首先的体会是选对材料，研究就成功了一大半。叫魂案作为一个 hook，已经非常非常 intriguing，更妙的是，由这个切入点所能窥伺的岱清或所谓 “官僚帝制” 的肌理，其内容已像万花筒般繁复绚丽。在阅读过程中，这本书想要验证的观点和既往的知识交叠在一起，在很多段落，强烈的既视感不断产生 “会心一笑” 的效果。

在后半部分，唯一的感觉是 “为什么不继续展开”？有很多主题只是被揭露了其中一角，包括但不限于：清朝对汉地的统治政策，官僚体制和专制君主关于权力的此消彼长，事件对官僚体制的冲击以及官僚们将其常规化的尝试，基层官僚和民众互动时的贪虐与虚弱，民众所处的“永恒的风吹草偃的状态（in a bad way）” 和他们通过参与运动所短暂摄取的关于权力的幻觉。一本好书多半有这样的特点，它让读者渴望了解更多，而不是自觉已经掌握了世间的真理。

以及，我会认为这本书比名气更响一点的《万历十五年》的阅读门槛更低一些。《万》在主 POV 之外其实有更多的留白，需要更多的背景知识。相较之下，《叫魂》的可读性不仅是因为这个现象本身的猎奇色彩和文本叙述上的悬疑气质，也因为叫魂案一半的视角聚焦于底层民众和基层官僚，他们的行为更为大众熟悉也易于理解，关于高层政治的刻画则主要集中于乾隆和督抚官员的奏折往来，更有十全老人的御笔朱批如 “阅” 和“知道了”调节气氛。即便读者对于学术全无兴趣，把后几章撕了也可以当作另一本《显微镜下的大明》看。

知乎用户 大方儿​ 发表

1768 中国妖术大恐慌，引发我对 “羊群效应” 与“时间”的思考

上周末我看了一本书，叫《叫魂》。看完第一章我就在想，时间是有重合点的。而我的这些想法，只适用于书中那段历史和现在生活中过去的日子。

原谅我目前写作能力不佳，才疏学浅。这大概会是一本好书，读完第二章后我做笔记道：1768-2017，人群还是像羊群一样，“羊群效应” 没有因时间而失效，一直存在在人的本性里。无知造危险，阶级造恶。

喜欢中国历史的朋友可以抱着一颗好奇心读一读这本书，望能不被我的笔记 “误导” 了你。下面是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闪现在脑海的遐想：

关注 “时间的重合”，我所想象的不是在不同年代同一时间发生同一件事的相交时间，而是在不同年代不同时间发展了事件统一性的时间的铺垫。

这样说有点难懂，毕竟每个人的脑袋只有一个，并且每个人都不知道每个人的想法。或许只有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行为，才能实现了解他，因为行为正好能反映一个的思与想。

我相信行为得出的结果，是可以变成固定的事物，经过时间的累积，铺上厚厚一层尘埃而后存留下来。我们不仅可以通过揭开这层尘埃，看着这块可能是摸得着的、也可能是摸不着的实物；也可以经过时间的长廊，发挥想象力，通过实物思考哪些过去的跟现在的，是否会有着某些联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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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天晚上，是 9 月 10 日，我分享了一首歌到云音乐动态，歌还是这首歌 —Pink Floyd 的 Time，我是这样说的：在人生这条长河中，在每一个阶段，都会遇见一个小心翼翼记得你的人，就像自己的哪些 “特别的人” 一样。或许这就体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生活着的意义，一切的一切都多么有趣啊。（配图是一张跟朋友的聊天截图）

这天晚上围绕着我的原是一片死寂的孤独，直至他申请加我为微信好友，告诉我 “我还记得你”。那一刻仿佛有一股暖流涌入心中，在你怀疑自己的时候，有人及时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

我跟他是在大学一年级的一个活动上认识，但不熟，路过碰见的话就笑着打招呼、在别人组的局上巧遇就会坐在一起吃吃喝喝、聊聊笑笑，一直保持这样的模式到我们毕业。有趣的是，我们对方都没有对方的联系方式。现在想想，保持这种关系模式的人在大学里有很多个，如今还记得我的又还剩多少呢？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不留下联系方式？我想或许当时对他 / 她兴趣不浓，还没到想要互换联系方式的程度；或许当时和他 / 她相处的太愉快，全然不知时间流逝、忘记了我们没有成为对方的朋友，所以分别时也很自然。

我想这种 “朋友” 你肯定也有吧，很久以前认识，很久以后再出现，就像下了一场及时雨，在你冰冷的时候，太阳出现了，即使这只是一束微光，但也足够有分量拯救当下的你。我不知道这是朋友的力量，还是命运的安排，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你昨天种下的幼苗，在未来生长了，这就是时间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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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段记忆是我在读这本书时想起的，最后那句 “你昨天种下的幼苗，在未来生长了，这就是时间的铺垫。” 是我受书中历史故事的启发，联合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再小不过的事情的有感而发。

很不争气，现在的我还没有足够的写作能力，将想要表达的顺利表达明白。希望下面的内容，能尽我所能，把标题中想要说的说出来。

为了看这本书，我特意找了一家星巴克。

这间星巴克在烈士陵园，由一栋老洋房别墅改建而成，我站在马路这边，它竖立在马路对面，远远望去全然不觉这是一间咖啡店，只见一个大大的绿色双美人鱼 logo 紧挂在红砖上，才反应过来我早已经找到了。

我很喜欢旧物，尤其对有 70、80 年代上海滩风格的无抵抗力。**这栋建筑，我口袋揣着 50 圆，从门口看去令人有一种望而却步的神秘高级感。**幸好！这时看见了这栋冰冷建筑下保留着的历史文化元素，我这才重新捡起那份安全感与亲切感。这两种感觉很重要，是支持我走向未来路的力量。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也有属于自己的安全感和亲切感呢？（扯远了，说回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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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了一杯特浓拿铁，顺利坐下座位，正式翻开这本书，或许是眼缘，或许是巧合，或许我注定要读到这段话：“我们不能预见未来，然而，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就存在于我们周围。” 当我读完这句话全身充满希望与力量，甚至认为这是可以拯救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时候，当头棒喝的下一句出现了，原来这段话，还没完：“只是，它们似乎都被加上了密码，使我们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难以解读（当这本子终于到了我们手中时，却又已经太迟了）。”

我完完整整再看了一遍，“我们不能预见未来，然而，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就存在于我们周围。只是，它们似乎都被加上了密码，使我们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难以解读（当这本子终于到了我们手中时，却又已经太迟了）”。

这本书的开篇令我怀疑，这真的是一本讲 1768 年乾隆清朝时期妖术大恐慌的书吗！

这段话令我从拥有希望至充满力量再到跌下无奈。这种心情，谁懂吗？作者懂，我还没从上一段话的打击缓冲过来，他又写道：“归根结蒂，我们最大的激情，就在于将意义赋予生命——尽管这种意义有时令人生畏的。”

很有意思不是吗，作者这两段精彩的开篇不但是为 1768 年那段历史而作，更是与现今时代有迷之契合点。因此我十分好奇，接下来的内容究竟有多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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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事件> 这章节，我印象尤为深刻。

乾隆年间，也就是清朝某一段时期，妖术从浙江一带传出，而后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其中萧山一地也因妖术发生过一桩可笑的大错。

（妖术，作法只需要受害人的头发、衣物或名字，便可以使其发病，或莫名其妙死去，并且能偷取其灵魂精气，使之为自己服务。）

在萧山。

一天，有三位和尚下山化缘（有乞讨的意思），他们遇上了一个捕快，第二天便被拉回衙门，衙门在他们的包袱中找到鞭子（头发）和剪鞭子的工具，怀疑他们与妖术有关，于是对他们严刑逼供——他们受严刑敲打至腿骨碎裂，经过省、府、县的重重审判。

第一次审问时，一位和尚撒谎承认其中一扎头发是自己的，衙门大老爷因此轻判他，但案件不会轻易结案；第二次审问甚至用上可怕的夹棍刑，和尚脚骨都断裂了，自己依然搞不清楚第四扎头发从哪儿来，为什么自己包里会有剪刀…

和尚案审了很久，直到案件传到皇上耳边，在将要上奏皇上前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原来和尚当天遇上的那个捕快，是整件事的罪魁祸首。

和尚们真不走运，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遇上一个穷苦捕快。

捕快叫和尚 “交” 钱，和尚不肯 “交” 钱，因此捕快唯有将和尚带回家中，本打算逼其交出点钱，不料和尚太倔，于是捕快就起了陷害之心。将自己的一撮头发、一把剪刀偷偷塞进和尚的包袱里，第二天带和尚回衙门，告和尚作妖术，这场闹剧因此而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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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快跟和尚无冤无仇，不就是和尚不肯 “交” 钱给捕快，捕快至于对和尚这么大陷害吗？

因为在当时，捕快是没有俸禄（工资）的，养家糊口非常艰难，因此当时很多捕快会与官吏同流合污，乱抓老百姓，制造过很多冤假错案。

这揭示了当下卑劣的官员腐败和百姓如坐针毡、惶惶不安的生活现象，也反映出大众的 “羊群效应” 心理——人人难自保，对社会现象深信不疑。有人出头喊一声，我也跟着喊一声，别人再喊一声，我也跟着再喊一声，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和尚第一次受审问时为什么会撒谎？因为他知道妖术在大多数人心中是存在的，虽然自己没有做，但他已经动了众怒，说实话没人信，说假话迎合他们或许还能逃过一劫。

那老百姓呢？**当人们没有能力面对困境解决难题时，往往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借助神秘力量。**正因为这种思维，人们一步一步将自己推入困境的深渊，我们本可以自救的。

怎么自救？——从自身找突破口。

譬如和尚：妖术这么大件事，他们不可能没有听闻，而是没有引起重视，甚至认为此事和自己很远，我猜他们认为自己是出家之人，更无可能做出 “叫魂”，剪人发辫的歪门邪事，于是对妖术仅存八卦之心并无谨慎看待。用现代程序员的话说，这是一个很大的 bug，作为一个出家人除了要懂得 “害人之心不可有”，也要知道“防人之心不可无” 啊。

再譬如捕快：世道混乱，他们可谓已经学会了 “夹缝中求生” 的哲理。和尚的遭遇跟捕快的陷害相比较，和尚的确显得不懂变通、不够聪明。这让我想起了金庸先生《鹿鼎记》里的人物——韦小宝。一下韦香主，一下韦爵爷、一下小桂子的自由切换于刀锋之间，有人说他没有原则底线，但我认为这是一种高度智慧，我的原则，是比你更没有原则；我的底线，是比你更没有底线。

其实和尚与捕快的例子，套用到现代的环境中，同样适用。1768 年的人们和 2017 年的人们在本性上是依然没有任何 “进化”：

①怕事的根一直存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要事情还没在自己身上发生就万事大吉；

②大灾大难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找别人救命，期待神灵出现也好、天上掉馅饼也罢，只要快来搭救我就好了，从来不懂未雨绸缪、居安思危，这是人类的通病 — 懒，七宗罪啊。天上掉馅饼，真不是机率问题，而是不可能的事。；

③阶级存在社会才平衡，这点勿容置疑，但这一平衡下来吧，卑劣的官员腐败现象从古至今就没停过。

所以我才会认为 <萧山事件> 这件大乌龙的罪恶之源，是阶级的恶，是无知的祸。

这些是历史，是故事，是未来发展，但何尝不是人性呢。

时间验证了人性，也留下了见证的产物。‘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引起的’羊群效应’与’时间’的思考，远不止我今日所写的这些。

故事给我们留下伤痛，时间并以疤痕作记认，或许是想让我们先学会怎样哭，才会知道笑有多美好。

知乎用户 归犁 发表

刚看这本书，我是看着吃力得很，道行不够，看着就觉得咋那么受推崇呢？看完整本书，说不出好在哪里，但对比我之前看的历史书，觉得好太多，至少让人信服，看着后面的参考文献真是汗颜。看完这本书，立马看了《万历十五年》，个人觉得，后者更符合我的读书习惯及喜好，看着也容易理解。然而，除了书的内容，及他们的写作方法外，我更关注了作者本人。。。。

知乎用户 vivi Tang 发表

马一个。

这书买了有八年了，翻过数次都没读进去。

督促自己读完来回答。

知乎用户 巫晚晴 发表

买了还没看，占个位置，看完来写。

知乎用户 王浩 发表

我抖个机灵。

大约六年前，想找本恐怖小说看。

看到这名字，两眼放光，“这一定很好看！”

翻开一页，眼光暗淡，“这写的啥啊？不好看！”

时隔两年再次翻开，仔细慢慢读，“这不是能用好看来形容的。高山仰止啊！”

之后读的书，能给我类似程度的震撼的，《论中国》《历史的终结》，除此再没有了。

知乎用户 Alfredo 发表

《叫魂》是一部既有趣味可读性又具备严谨学术水准的历史著作，孔飞力师承哈佛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教授，除了扎实的历史文献功底，还有客观描述的深厚功力。在他的笔下，让乾隆治下 “盛世” 某时期看似枯燥的一段历史变得鲜活起来，由一起 “妖术” 案件娓娓道来，深刻剖析清代最具代表时期的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制度以及背后隐约的“盛世危机”。叙事模式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很像，但从某种角度上讲，历史案件剖析的细腻程度超越了《万历》，强推之！可惜斯人已故，深夜怀念。

知乎用户 布莱恩 发表

ps: 这是一篇我交给老师的作业，取点比较小，写得不好的地方还请多担待。

弘历: 人治推动叫魂运动

这篇文章，我没有大篇幅的去针对，这场 1768 年帝王运作下的叫魂危机，提出可操作又行之有效的建议。因为，当下，我们生活的这个大环境，口号里也充斥着 “简政放权，给予地方更大的自主权”、建立“法治社会”、“给人民真正感受得到的权利” 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这也是一个庞大的工程系统，但中央究竟想让它贯彻下去多少，地方又能让它实施进去多少，我没有数据。但今天，在中国，民众的群体性疯狂事件还在层出不穷的。

为什么呢？因为这场无一坐实的叫魂案件，本来就是通过帝王对抗日益 “汉化” 的官僚成员和“汉人势力强大的江南地区”的一个幌子。帝王 “不醒”，无论你提什么建议，做什么尝试，都是不合时宜的。“叫魂危机对个人的纪律整肃提供了特别合适的机会，因为它是建立在如此荒谬的基础之上的案件。君主的愤怒可以发泄在行省官员身上，因为他们未能抓获妖党首犯。然而这样的失职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样的妖首并不存在。261” 等到君王“醒来”，根据各省对叫魂危机的处理，对其一一行使“非常规的专制权利 264”，对官员们进行奖罚。

所以，我试着剖析出问题的根源，而不是急于解决问题。

这篇文章针对弘历皇帝在叫魂事件的初期，发展 (高潮) 和结束，三个不同阶段的作用，展开论述。

弘历介绍

清朝第四位皇帝统治时期 (1736–1796 年) 的

弘历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下面是孔飞力先生就专制问题，对弘历皇帝的叙述，“在弘历的行为中所反应出来的，其实是他本人的个性。即位之初，他就立誓要在他过于仁慈的祖父和过于严厉的父亲之间寻找一条中庸之道。他确实找到了这样一条中庸之道，但其方式却是很奇怪的: 他在宽容和严厉这两极之间来回摆动，因此，他的 “中庸之道” 并不是一种常态，而只是一种均衡。这种行为是否表明了他的专制的有效性？从他的朱批中流露出来的，却是他的 wen 怒与急躁。面对真实的或只是存在于他想象之中的威胁，他的反应看上去不仅过分而且满怀恶意”283

“叫魂” 的爆发

“乾隆三十三”

知乎用户 Veritas 发表

看到了《叫魂》的讨论就姑且回答一下自己当时看叫魂的感觉吧。

我不想起什么标题和排版，我的结论是: 这本书很大程度上和那本《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如出一辙，《叫魂》在理论的枯骨之前搜罗史料长出肉体，而《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在韦伯的尸骸后进行田野。这并不是一本严格意义的人类学或者历史学考察，我更倾向于这是一本历史故事集。

所以我很难讲这是一本怎么样的著作，这本书我一直感觉其面上竭力摆脱传统西方中心和语言霸权，但最后骨子里依然落到自由主义偏见和一以贯之的西式目光。

知乎用户 壶中酒 发表

读完本书略有失望，

@云宝宝

的解答大概回应了我的一些疑惑，但可能用到太多的专业名词导致我理解上的困难，我感觉还有一些地方没有说得很明白。这里还将参照豆瓣高赞十分精到的梳理《叫魂》读书报告 (评论: 叫魂)。非历史学相关人员，以下仅谈一些疑惑 (这些疑惑也牵涉到一点，历史学在研究什么？)。

本书的重点一：叫魂危机为什么在得以大众中蔓延？一方面是身处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对于无法抵抗天灾人祸、疾病灾害的焦虑。这可以解释叫魂为什么会引起人们的恐惧。但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叫魂” 式的恐慌波及更广、持续时间更长、影响更大？

著者诉诸于当时的经济背景，其时人口大量增加，导致人均资源大大减少，社会中出现大量的乞讨者，底层民众难以再通过自己的努力应付生活中的危机，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使其神经更为敏感。书中谈到了群众的 “权力幻觉”，在底层群众失去权力的时候，对妖术的指控成为一种权力补偿，他们可以通过叫魂指控别人来获得权力。所以根本在于底层群众人均资源的减少。所以这一切又可以归结为生产的不足或者是社会分配的不公。

如果是前者，那么这就不是满清王朝的问题，而是一个落后的生产力不能适应需求的问题。可是，有理由相信，清朝较之前面的历史时期，社会生产力 (技术水平决定) 应该要更高，那么问题可能就在于人口的大量膨胀，这就变成一个“马尔萨斯陷阱” 的问题了。但这里不免有一个疑惑，清朝的人口的增长真的快于生产力的发展吗？这需要实证的证据，不能简单说人口增长了一倍 (首先人口快速增长就反映了社会的稳定和富庶，如果不具有相应的承载力，人们会选择少生小孩)，压力就会更大，而是要看人均资源，或者说人均 GDP。书中谈到通货膨胀 (米价的上涨，白银的流入)。

但这只是表象，粮食多了，而货币数量不变，粮食价格就会上涨，如果白银作为货币的供应量不足，人们可以考虑寻求别的东西作为交易的媒介。所以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生产力，或者说技术。但是如果仅仅把结论归于如此，那就太平凡了。通过 “叫魂” 事件发现清朝很穷？且不说当时的清朝到底算不算穷，即使是，那么应该追究的问题就变成了清朝为什么会穷，这就使得本书关于叫魂事件的论述和其他的饥荒、水灾、战乱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了。

如果是后者，也就是社会分配的不公导致了这种困境，那么就应该着眼于具体何种因素导致了社会分配的问题，但书中没有展开。

本书的重点二：官僚体系与专制君主的斗争，君主治理国家的效率需要分工合理、程序明确的官僚体系来制成，但这又会压缩君主专制的权力，这两者是一种矛盾。作为封建的君主，其要保持统治，就必须手握权力，但官僚体系会将其边缘化，所以皇帝对江南官僚痛恨不已。但这又只是封建君主和专业官僚的斗争，关于这方面的分析早已汗牛充栋。而本书只是指出了这个问题，没有就清朝的具体情况作进一步的分析，结论太平凡了。唯一的启示只能说，皇帝的焦虑是因为权力的博弈，这就说明了满清皇帝的权力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与历史书中专制权力达到高峰相背)，甚至可能更弱，皇帝设立军机处 (说明已经被内阁架空，不得已设立一个新的内阁)，不是权力的更集中，恰恰相反，反映了一种对自己权力流失的紧迫感。

本书的重点三：满清政府的权力合法化危机，“作为征服者，必须保持满族文化特性；作为管理者，必须与汉族地主精英共享儒家文化”，而剪辫恰恰是对满族统治的刺激，所以皇帝特别敏感。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异族的身份到底会否影响政权的合法性？或者说，这是不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换句话说，如果所谓异族的统治能使得国泰民安，那么这一政权是否稳固？

如果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根基还是在于经济问题，当经济矛盾加剧，“异族”可能只是民众对目前政治秩序提出反对的一个抓手 (如果异族可以成为一个理由的话，“异姓”、“异省” 等牵涉到身份认同的东西都会成为理由，但是身份认同又是由什么形成的？)。当然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可能异族确实让清政府时时感到紧张，但这里的问题是，文中揭示了这一点，但并没有进行深入的辨析，不免令人感到遗憾。或者这样说，这种探讨甚至没有 “影响合法性危机的因素有哪些” 来得更有价值。

很多人说，文中揭示的很多因素在中国反复上演，所以这本书由很深的启发意义。但其实，无论是官僚制度，还是社会心理，很多研究都已有更为深刻的分析，并且找到了背后最关键的因素。与之相比，本书更像是讲一个故事，然后告诉你，这个故事的背后是这些原因，这太普通了。换个时间，换个地点，这些东西都在发生，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篇幅讲中国清末的这个故事呢？既然文本限制到了中国的清朝，限制到了叫魂事件，那么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发现呢？遗憾的是，读完全书，我并没有感到一种理论创新的力量。

换句话说，全书的感觉是，某些理论 (并且这些理论司空见惯) 在中国清朝的应用，在分析中，还会因为缺乏证据而受到质疑，因为纯理论的解释容易因果倒置，到底是异族导致了对合法化的关系，还是合法化本身出现了危机，从而使 “异族” 成为一个敏感的话题？

知乎用户 晓义写 发表

叫魂一书大意是说

知乎用户 狮山论道 发表

“1768 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中华大地上盘桓。” 孔飞力在《叫魂: 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以下简称《叫魂》）开篇的第一句话里就指明了一个信息：1768 年的康乾盛世之下，中华帝国的危机已经悄然萌芽。

从浙江德清县一名小和尚散布的谣言，到笼罩大半个中国的恐怖氛围。孔飞力由一场虚惊的事件入手，用独特的视角还原了 “叫魂” 事件之中的芸芸众生相。兴起于江南的 “叫魂” 事件一路北上，直至席卷当时中国的 12 个省。百姓人人自危，以怀疑与迫害外乡人的方式自卫；各级官员四处缉拿“妖人”，严刑逼供；乾隆帝亲自坐镇指挥行动。在捕风捉影数月后，各级官员才发现不过是虚惊一场。
是什么让一个微不足道的谣言演化成轩然大波？康乾盛世的背后潜伏着怎样的危机？当时的中国社会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又是什么让中国偏离了现代化的道路，最终走向衰落？《叫魂》一书或许会让我们得到不同的答案。

一、大恐慌中的冲突与矛盾
马克思曾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 从不同的视角分析叫魂事件，可以发现，其背后蕴含的是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互动与随之产生的冲突和矛盾。下文将从帝王与官僚、官僚与民众、帝王与民众三个角度出发，分析大恐慌中的冲突与矛盾。

1——帝王与官僚
**帝王与官僚之间的权力博弈无疑是贯穿封建帝制始末的重要问题。**在清代实行的行省制度之下，中央看似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权，从而有效地管理各地区。实则在疆域广袤、技术落后等因素影响下，皇帝很难明了各地方的实际情况。
正如克罗齐所说的那样：“掌权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两套相互冲突的武器：一方面是理性化和制定规则；另一方面是制造例外和无视规则的权力。” 在这一过程中，官员既要面对来自君主的常规权力，又要对无法预测的例外权力殚精竭虑，从而导致了大部分官员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面对事件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在这样的传统官僚政治体系下，当 “叫魂” 事件以自下至上的奏本形式呈递到皇帝手中时，事件发展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也就不足为奇。
**当然，帝王对官员如履薄冰、亦步亦趋的常态化行为也并非一无所知，他们同样逐步演化出了一套与之博弈的体系。**在乾隆的眼里，“凡是涉及清帝国社稷安危的任何问题，都是头等大事，即便仍处于萌芽之中，也必须予以彻底铲除。” 因此，皇帝不遗余力地在各个地方建立各个渠道获得信息，从而获得对官僚体系的更大控制权。在严密的中央集权制度之下，充满着极大的矛盾与不信任。
**“叫魂” 案无疑是增强这种不信任的导火索。**在地方 “隐瞒案情”、“办事不力” 的前提下，乾隆帝开始更加信任满人所担任的地方巡抚。这不仅是由于清代统治者来自异族的特殊性造成的局面，还是乾隆帝迫不得已的选择。在乾隆中期，担任省级官员十年以上者，满人占 38%。而在巡抚、总督这个级别，其比例高达 58%。在这样的趋势之下，以 “跪受笔录” 的军机处为代表的各级官员权力逐渐减小，君臣之间的权力不对等逐步加大。矛盾看似在消减，实则社会间的良性互动大幅降低，为专制权力与社会危机埋下了巨大祸根。

2——官僚与民众
在 “叫魂” 事件中，民众扮演的始终是集体无意识的角色。“康乾盛世”的表面繁荣造成人口的无限制增长，但农业技术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这导致了人均资源持续下降，人民群众的道德感也随之降低。因此在 “异术横行” 的时代，社会底层民众自然而然地将对妖术的恐惧与焦虑发泄在被社会边缘化的异乡人和行乞游僧身上。
另外，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就不会再为其所作所为承担责任，这时的个体会暴露出自己不受道德约束的一面。群体追求和相信的往往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这自然而然地导致了社会中人数众多、相对强势的一方对弱势一方施加暴力的处理方式。作为不受法律约束的情绪宣泄方式，“叫魂” 事件的持续发酵也就得到了合理解释。
**“叫魂” 事件愈演愈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官员的态度。**在社会强势一方向弱势一方施加暴力的同时，地方官员尽管因为接受过教育，不可能相信鬼神的存在，却依然为了息事宁人自然而然地站到了强势一方，以自己的权力给出了 “积极的回应”。严刑逼供的方式看似是为了尽快结案，实则在更大程度上加深了群众的恐慌情绪。在上文中已经提到，叫魂的蔓延无非源于恐惧，在地方官员的暴力举措之下，社会恐慌无疑被更大化，最终达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3——帝王与民众
**“叫魂” 案的发生看似是偶然，但从其起因来看，其愈演愈烈、造成重大后果似乎也是一个必然。**从 “叫魂” 的起源地来看，江南地区对于清政府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个充满矛盾的地域。乾隆帝的 “七下江南” 彰显出其对江南地区的向往和心结。如果要说出一个能让经过几代汉化的皇帝意识到自己流淌着 “蛮族” 血统的地方，那答案也无疑是江南。在这个远离京都、氤氲着汉人文化氛围的地方，乾隆帝显然对自己的统治存在着不自信。这种不自信也导致了尽管《大清律例》的律文之中并不存在能够直接适用的 “叫魂罪”，对于“妖术行径” 的定罪量刑也只能采用类比推理的原则，乾隆帝仍然执意向下级官员施压，造成群众恐慌与事态增大。
**对于满族的 “剪发辫” 方式，也可以用同样的道理分析。**发型无疑是满汉之间的重大差异，其背后彰显着满清政权的地位。对于一位矛盾且充满着不自信的皇帝而言，这样的挑战是绝对不容存在的。与其说 “叫魂” 事件造成了民众的恐慌，不如说这样的事件同样让弘历虚惊一场。

**可见，帝王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源于巨大的不信任与统治自卑。**一切捕风捉影的举动在帝王看来都可能与 “谋逆” 相关。但在当时的制度背景下，民众不存在合法反抗的空间，也没有任何渠道可以直接与社会最上级进行交流。这也加剧了帝王与民众之间的矛盾。

二、叫魂背后的盛世危机
在分析了 “叫魂案” 的始末与其中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后，再将目光放到长远的历史中，不难发现在看似繁荣的康乾盛世之下，实则存在着重大危机。
1——民族思考能力的丧失
“叫魂” 事件中被叫走的绝不仅仅是人的魂魄，更是民族的灵魂。纵观全书不难发现，群众自始至终是以一种无意识形态而存在的。这样民众自知自觉意识完全丧失的局面，却恰恰正是统治者热衷于看到的局面。从中央集权统治角度考虑，这样的民众的确更便于控制，但站在整个民族国家的角度看，这无疑是足够造成毁灭的不定时炸弹。
在《华盖集续编 · 学界的三魂》一文中，鲁迅先生将国魂一分为二：一是 “官魂”，一是 “民魂”。并十分肯定地说：“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在西方充分肯定人权与自由意志的时代下，中华民族的民魂在一次次的 “叫魂” 事件中式微似乎在当时的背景下也成为了必然。

2——社会局势的动荡
**清朝的衰落始于 18 世纪。**在传统因素的影响下，清朝在 18 世纪末达到鼎盛后便开始缓慢衰落。在 “康乾盛世” 的影响下，繁荣造成了人口的大量增长，但农业技术始终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在物产资源匮乏的情况下，部分人走上背井离乡的道路，成为 “叫魂” 案中被集体排挤的异乡人。资源的匮乏也无疑造成了社会道德的缺失，我们在 “叫魂” 背后能够看到社会局势的动荡，这也为封建帝制的黄昏埋下了又一颗毁灭的种子。

3——传统社会的法治危机
**君主的淫威贯穿了整个事件的始末，无论是对官员还是民众，帝王始终保留着一种无法预测的例外权力。**正是这种例外权力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恐慌，从而引发了 “叫魂” 案。整个事件中乾隆帝将诸官僚“私仆化”，使官僚向君主私人效忠，而非只是遵循规则或隶属某个团伙派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另外，法治的缺失绝不仅仅体现在帝王身上，官僚滥用私刑、民众对怀疑施加妖术的人采取暴力举措而被政府默认都是法治缺失的结果。作为一个以 “人治” 为规则的国家，在世界变动的局势之下拒绝法治无疑是十分危险的。

4——社会良性互动的缺失
**在统治者高度追求中央集权的背景下，社会良性互动的缺失成为必然。**底层民众与最高统治者沟通渠道的缺乏导致 “叫魂” 事件在起初甚至没能引起中央的注意。地方官员的不作为丧失了统治者的信任，统治者大力任用相对信任的满人，造成社会互动渠道更大程度上的阻断。在这样的 “断层” 社会下，来自底层民众的不满情绪极易得到积累，这无疑是潜伏于安定社会下的又一大危机。

三、“叫魂” 的当代意义与反思
**作为聚焦清史的经典海外汉学著作，《叫魂》一书为今天的研究也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意义。**回顾孔飞力的研究，不难发现其研究的成功是个必然。
扎实的田野工作为研究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孔飞力在进行了大量的走访调查，对各地方的县志、相关文献进行了研究后收集了大量资料。这些相关信息无疑为研究提供了巨大帮助。

独特的视角同样是研究的特点之一。“叫魂” 案原本是一场封建统治下偶然出现的闹剧，但孔飞力以其独特的视角加以观察分析，最终得出与众不同的观点，“小开口、大纵深” 正是其研究的特点所在。不难发现，全书涵盖了多个学科门类，并将每个角度都分析得极其透彻，可以看到作者非凡的社会学想象力，这同样为研究增添了亮点。
当然，研究中也存在一些缺陷。例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地方士绅一般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该书对这一阶层并未有任何提及。从这个角度出发，“叫魂” 事件的背后或许还存在着更多值得研究的方向。
《叫魂》一书无疑展示了一段盛世危言，我们同样能从帝制统治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并应用于当下。“叫魂” 绝不仅是一场闹剧，它警示后人应当时刻注意繁荣下的另一面，唯有反思与实践方可避免重蹈覆辙。


读专业书，做专业人

大学生获取专业知识的方式很多，其中以课程学习为主，而以 “听” 为主的课程学习使得学生更多成为被动的受众，主动钻研与自主思考严重不足，导致其既没有储备足够的专业知识，也未能养成系统的专业思维，一些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 “学而不专” 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为弥补社会学专业同学课程学习的不足，充分储备专业知识、训练专业思维，我于 2020 年 6 月组建社会学专业读书会，2-3 周举行一次，至今已举办十七期。本文是读书会参与者的读书成果之一，其思想与文笔虽显青涩，但这正是青年学子阅读学术经典、理解现实社会的时代痕迹，初显社会学专业同学本应具有的 “专业性”。

**——推介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 罗峰

END
文字 |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赵盈月
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狮山论道 | 赵盈月：帝治的黄昏——读《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知乎用户 爱吃肉的葫芦 发表

叫魂（上篇）：盛世妖术

清乾隆三十三年，即 1768 年，史家所称的 “康雍乾盛世” 的最后一个盛世王朝。彼时的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的顶峰，随着明末引进的红薯、土豆、玉米等作物的大范围推广播种，人口数量大幅增加，各地商业活动日益频繁，社会前所未有的繁荣，清朝政权在乾隆皇帝的统治下愈发稳固，似乎没有任何事情能威胁到这个仍处于上升期的大帝国。

但可怕的阴影还是来了，一种名为 “叫魂” 的妖术迅速从浙江省德清县一隅扩散蔓延到南方十几省，波及了 2 亿人口，由妖术引发的猜疑和混乱席卷了半个中国，从皇帝到平民人人自危，乾隆的盛世图景首次出现了裂痕。在逐步展现这件事的全貌之前，先讲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农夫和石匠

浙江省德清县有一名叫沈士良的农夫，43 岁，个头不高，体格瘦弱，自从父亲和同父异母的长兄去世后就过上了悲惨的生活。沈士良和过世长兄的两个儿子住在一起，两个侄子性格暴虐，经常殴打折磨沈士良和他的母亲，沈士良气愤不过，向官府告状，官府却以家事为由拒不受理。最后，再次被两个侄儿殴打后，沈士良走投无路，决定向神道求助，以 “叫魂” 之法诅咒两个侄儿。要施行 “叫魂” 妖术，必须通过一定的媒介，沈士良把主意打到了石匠吴东明身上。当时，吴东明受德清县令雇佣，正在修筑县城东面城墙的水门，每日需打木桩入河，沈士良找到他，希望能将写着两个侄儿姓名的纸片贴在木桩顶部，通过大锤打击木桩入河，完成 “叫魂” 仪式。吴东明吓坏了，不愿意参加叫魂的罪恶勾当，连忙报官。沈士良被衙役押送到了县衙，被打二十五大板后方被释放，但德清县有人施展 “叫魂” 妖术的谣言已经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四方八方传播了开来。沈士良绝没有想到，他因迷信鬼神惹上的这件官司会成为后续一系列大事件的开端。

第二个故事：和尚和衙役

巨成和尚，杭州崇善庙僧人，48 岁。和尚这一职业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是非常吃香的，起码不愁吃穿。但到了清乾隆时期，由于寺产减少，僧人规模扩大，大部分寺庙已经无法供养庙内的僧人了。为了生计，巨成和师弟正一来到了与杭州隔河相望的浙江省萧山县化缘，但来到萧山县的第二天，他们就遇到了麻烦。当时，萧山县城也传言出现了 “叫魂” 妖术，老百姓人心惶惶，恐惧心理与日俱增，为防止出现动乱，官府不得不高度重视，县令要求衙役加强巡逻，发现可疑人物及时报告。在民间百姓的认知里，和尚道士是天然会使用妖术的人，在 “叫魂” 妖术的恐怖氛围下，巨成和正一这样的出家人成为了首要怀疑对象，在他们的落脚点老关帝庙，一个名叫蔡瑞的衙役很快找上了他们。蔡衙役有自己的私心，他压根不信 “叫魂” 这回事，但颇想利用这所谓的妖术敲诈点和尚们的钱财，但从后来事情的发展看，他找错和尚了。巨成和正一倒也想花钱消灾，避免麻烦，无奈口袋里一个铜板也没有，蔡衙役大怒，把两倒霉和尚拘到了县衙，在路上偷偷把一把剪刀和一缕头发塞进了巨成的行李箱。到县衙后，剪刀和头发成了巨成施放叫魂 “妖术” 的罪证，巨成被屈打成招。但因涉及到妖术，案子还是闹大了，巨成和正一被押送到了杭州的巡抚衙门，在那里，他们突然改口翻供。事情很快就查清楚了，蔡衙役被打了板子，游街示众，两和尚得到了官府的一笔赔偿金。

第三个故事：乞丐和男童

丘永年是名伙夫，但不幸的是，58 岁这年，他失业了，只好流落苏州街头，成为乞丐。此时，所谓的 “叫魂” 妖术已从浙江蔓延到了苏州，乞丐作为天然的可疑人物，不幸再次降到了丘永年身上。一天早上，有位叫顾正男的 10 岁男童，逢人便说有人拉了一下他的辫子，却没看见是谁拉的。在附近晃荡的丘永年因此成为嫌疑人，被官府抓起来拷打了一番。但最终因证据不足，丘永年还是被释放了。

这三个故事，都是由 “叫魂” 引发的悲惨事件，德清县是 “叫魂” 妖术谣言开始流传的地方。沈士良请吴东明用大锤砸附有名字的木桩入河，是 “叫魂” 妖术的最初版本，但到后来两个故事，“叫魂”妖术已经与剪辫子这样含有政治意味的行为联系到了一起，考虑到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皇帝敏感的神经，在 “叫魂” 妖术谣言已经传到南方多个省份，并引起民众大范围骚乱的情况下，这件本是由一个乡下农夫迷信鬼神引发的治安事件，最后却引发了巨大的政治风波，并成为此后一系列惊天大案的起点，也就不足为怪了。

后续过两天更新~

知乎用户 是鹿不是路 发表

看这本书的时候，还在感慨 “原来历史研究的书籍还能这样写”，这本书很炫，前六章基本上都在讲故事，从第六章之后，就开始慢慢表达作者的观点。针对 “叫魂” 事件，皇帝信的程度有多少，大臣们信的程度又有多少，都在其中有探讨。叫魂事件，也是皇帝与大臣们之间的 “博弈”，因为叫魂事件是大臣们没有上报，但是皇帝却得知了，于是皇帝对官员们产生了不信任，借叫魂事件，向官员发难。这本书也会展现官员们是如何应付皇帝

民间法术与法术的相互抵消，地域针对外来人的敏感，皇帝对满族汉化的担忧，对江南地区的双重情感…… 非常推荐的书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恍惚间分不清了读书笔记和书评的区别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占个楼写一写读书过程中的感想。

突然对 “头发有什么象征意义？” 这个问题很有兴趣。我来抛砖引玉了哈，随便说两句，说的有问题请不要在意。

我自己提供一种想法，也许头发象征的就是血肉。现代观念里一般是将头发和身体分离的，但是在此之前，头发一直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存在。甚至有取人发髻如取人首级的说法（我印象里应该好像貌似是有的）。

头发和叫魂的关系是什么？我是这么想的。巫术的逻辑是表面的类比相似。想将诅咒和一个人的身体联系上，总不能卸他一条膀子。

（不过通常来说，名字和生辰八字在这里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这么说的话，以头发再生婴儿就是顺理成章的想法了，以血肉生血肉，就是繁殖。

盖此身发，四大五常，恭维鞠养，岂敢毁伤。于是头发拥有了自己的社会意义。并和中国最重要的祖宗，宗族，孝道，纲常这些观念产生了关系。

（这书讲的还是乾隆时期，那会子还是剃发敏感期呢）

和冤魂有关系吗？民间鬼魅传说确实常见披头散发形象。但个人觉得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和性心理扯上关系的说法比较费解，不过也不用太在意，在某些弗洛伊德者那里，世界上就没有用阴茎嫉妒和肛门欲不能解释的事。

知乎用户 Jackie Gong 发表

这是一本历史研究相关的书，切口小、史料翔实、步步推进、论证严谨扎实。

大部分精彩书评都是关于宏观层面的官僚君主制，这也是书中的重点，大量的篇幅都在讨论分析弘历的行为和心理，其次是不同层级官僚集团的集体意识，以及君主和官僚集团的关系和冲突。对于叫魂事件发端和恐慌的主体，除了引用史料介绍来龙去脉，论述的笔墨并不多。但是对彼时中国百姓群体心理的把握却精准的可怕，入木三分。

尤其想到作者是外国人，不是从小被中国文化浸染过，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是通过历史资料的分析，写出如下分析文字：“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 “叫魂” 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嫉妒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

这段文字描述，我们放到当下中国发生的很多大事件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尤其是看似透明公开的发声平台，面对同一件事情出现的海浪般的声音，一层层助推，一浪浪推翻，翻云覆雨，波谲云诡。很多自以为理性客观公正的声音，也只是被浪潮裹挟着浮沉而已。

孔飞力自己也说过：“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 其实关于官僚的部分这句话更加适用，这里不多讨论。我觉得孔飞力对于中国百姓权力的幻觉的描述，很准确，从古至今都是。但是这不仅限于中国，这就是人性呀！他觉得乾隆时期权力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是缺失的，所以用 “叫魂” 的名义中伤他人成了普通民众突然可得的权力。实际上，人性向来如此。一旦有合适的契机，捕风捉影，指鹿为马，加上愚昧和自私，会迅速的发展为集体无意识的癫狂。

可以去看看《萨勒姆的女巫》，也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作品。

知乎用户 栗子 发表

看案子很有趣味，但是毕竟是美国人，翻译出来的中文有太多定语了，看得有点难受

知乎用户 无名 发表

这书。。没看懂咋办？？？求高人指教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它在中国的流行充分说明了中国学界的崇洋媚外有多么严重。

一本模仿哈默尔恩的吹笛人的写作，结果成了一本著作，中国学界完全被污染了。

只要对中国历史的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整个叫魂事件，真正的问题在于京杭大运河。但是，恰恰因为作者是个外国人，所以，他笔下的清国是神经质的。

更加遗憾的是，多数中国人假装不知道这件事，借助叫魂一书攻击中国，为逆向民族主义者铺道，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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