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高端的日本医疗中介,骗走我百万治癌救命钱 | 人间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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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意识到不仅射线并不需要做,而且就算做,我们也被董青他们狠狠地宰了一大笔——那5次放射线治疗哪是什么托姆刀,分明就是董青他们举在手里的鬼头刀。

配图 |《疗愈心中的伤口》剧照

征    稿

在过去的两年中,人间刊发了数篇以“骗局”为主题的稿件,几乎每一篇都引发了读者的巨大反响。

从非法集资,到网络、电信诈骗,再到传销,不断有读者向我们讲述自己所经历的各样骗局,触目惊心,令人痛愤。

于是,像「人间有味」一样,我们决定开启一个新的大型连载主题——「人间骗局」,希望能够汇集各样骗术案例,展示并剖析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通过书写自己、或身边的人被骗的经历,纾解自己内心的愤懑,并警示更多的人避开骗子们的陷阱。

让我们一起,撕开人间骗局的假面。

征文长期有效,投稿发邮件至 thelivings@vip.163.com,并在标题标注「人间骗局」。

期待你的来稿。

人间骗局丨连载

2021年3月一次打羽毛球,中间休息的时候,我问球友大海:“我最近左胳膊抬起来特别费劲,平时左肩膀也疼,晚上睡觉都只能右侧躺着,该怎么办?”

大海爱钻研,悉心照料母亲20多年,不知不觉自己也成了半个医生,啥都懂点。听我这么一说,他铁口直断:“你这是肩周炎,调整下睡觉的姿势慢慢就好了。尽量平躺,左右侧躺要平均。”

可到了7月,不仅左肩左臂越来越疼,就连背上靠左的第一根肋骨也疼得厉害,根本无法平躺。我从小身体好,没咋得过病,之前在北京待了20多年,除了看牙看眼睛,就没进过医院,对于疾病可以说是毫无经验,只觉得这肩周炎需要时间,仍咬牙坚持着。

到了10月,因为坚持运动加上配合着自创的“拍打治疗”,我觉得身体已经开始明显好转,与常人无异,但这时老婆看了些科普文章,感觉不妙,勒令我假期结束必须去医院检查。

国庆长假一过,我们到本地最好的A医院,做了CT和核磁共振。第二天取结果的时候,医生让老婆靠近电脑,开始窃窃私语,我在旁边一看,就知道麻烦了。

回家路上,老婆对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你都别害怕。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永远在一起。”

我问她:“你说实话,真的是癌症?”

老婆故作轻松地点点头:“现代医学发达,癌症算不上不治之症了,没啥了不起的。”

我顿时发起飙来:“不可能,我平时连感冒都很少得,怎么可能得癌症?”

闹了会儿,我得出了结论——一定是医院搞错了。

老婆把我哄回家之后,安抚了一阵,马上给我姐留言——我父母年纪大了,不敢惊动他们。我姐正在成都出差,得知消息就往回赶,到我家时已是晚上了。在姐姐、姐夫和老婆轮番劝说下,我总算是初步接受了事实。我原本打算先去成都复查,不行再去北京复查,现在我决定:就在本地复查一次,不折腾了。

第二天,我去了B医院,我姐朋友W在那里当院长,他看了片子,肯定地说,“肺癌没得跑”,“赶紧把烟戒了吧”。然后又建议我去A医院做PET-CT,还介绍了他在那里的同学R医生:“PET-CT最准确,我们市只有他们那里才有这个设备。他们有钱得很,一下子买了两台,一台都要好几千万呢。”

PET-CT做一次要8000元,一口价,没得商量,而且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一听这价格,我肩膀手臂后背哪儿都不疼了,只有心止不住地疼了起来。

PET-CT结果出来之后,R医生给出最终结论:肺癌晚期,立即住院治疗。

A医院在我国西南地区声名显赫,附近几个省的人遇到大病和疑难杂症都会纷纷涌来,这里的肿瘤科住院楼一直人满为患。即便贵为该院王牌医生,R医生在“病床紧张”面前同样一筹莫展,只能让我回家休息等通知,说“正常情况下三四天之内肯定能入住”。

当晚,老任夫妇请我们两口子吃饭。老任是我高中同学,毕业时通过“招干”考进了检察院,前些年坐过一个级别不高但非常有实权的位置,几年下来也积累了不少人脉。只是因为家里没有背景,很快就被退居二线了。他和我是肝胆相照的朋友,也是我确诊后通知的唯一一个同学,此时请我吃饭,自是为了安慰我。

听说我住不进去医院,老任笑了,说他正好有个亲戚在A医院肿瘤科负责放疗,可以请他帮个忙。他当我面给亲戚打了个电话,5分钟不到,我姐的电话也来了,说R医生通知她,让我今晚务必做好核酸,明天一早去找她办入院手续。

于是我就住进了A医院肿瘤科住院部最大的一间病房,有9张病床,9张陪护椅——这些陪护椅,白天基本上是给需要输液但没有病床的“门特病人”用的(“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种”的简称,是指病情相对稳定,且需要在门诊长期治疗的疾病),晚上则是病人家属打瞌睡用。60平的病房,时常拥挤着小30个人,不夸张地说,比菜市场还要热闹。

我的病床在房间的一个角落,我比较喜欢安静,不太受得了房间内交织着悲伤、绝望与些许欢乐的嘈杂,到快中午时,实在受不了,跟老婆一商量,索性回家了。

晚上临睡前,我突然想起:这一住院,肯定是没法上班了,前路茫茫,谁知道会发生什么,那就负责任一点,赶紧把工作辞了吧。想到这儿,我立即给荣荣发消息,说自己得了癌症,已是晚期,从现在起停掉所有工作。如果能好,到时再重新合作吧。

荣荣是我多年好友,在北京时我们是合作伙伴,亲密无间,一起做出过一些成绩,然后就各奔东西——她远赴日本发展,我则去了家公司上班。

2016年,因为儿子快要上小学,我决定来年回四川老家让儿子提前熟悉环境。这时荣荣找到我,说她在日本的公司做起来了,希望我能加入其中。于是,2017年3月,我将“北京-老家”的行程改为了“北京-东京-成都-老家”,到日本玩了十几天,和荣荣和她老公谈好了合作方式,我便以顾问的身份,正式加入她的公司。这段合作持续了4年多,如今,也该结束了。

很快,手机不停响起来,一看是荣荣发来了好几条信息,“领衔”的是一笔5万元人民币的转账,写的是“安心治病”,下面是一堆语音,自然都是围绕着我的病情展开,让我特别感动。当时就想,大家都这么关心我,支持我,我得振作起来——就算是癌症又如何?

语音聊了一会儿,荣荣突然想起一个叫董青的同胞——她在东京有一家餐厅,董青经常带朋友去那里吃饭,时间长了就成了朋友。这个董青在日本做高端医疗的中介,是“董董医疗服务平台”的负责人,荣荣让我等一下,先别睡,她去问问董青,我这样的情况是否适合赴日治疗。

没一会儿,荣荣的语音又来了,让我把CT报告、病理报告等发给她,之后我就睡着了。

第二天起来,就看到手机上都是荣荣的语音留言。她说董青会给我提供东京最好的医疗资源,一定能彻底治愈我的癌症,又说让我尽快去办赴日医疗签证,“千万不要耽误了”。

我赶紧回话感谢荣荣,但也表示我不会去日本治病,相信在国内也能治好。荣荣的语音很快又来了,核心意思是,生命第一,必须来日本治疗,不要担心费用,赴日本治病及生活所产生的所有费用,都由她一力承担,“你们绝对不用花一分钱”。

我非常坚决地谢绝了荣荣的好意——我跟老婆解释说:“这个人情太重了,我们还不起。”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随后的几天,我住进医院,开始了放化疗同步治疗。做了几次放疗之后,无论肩膀手臂还是后背都不疼了,爬坡上梯比谁都快,医生护士都把我当家属,没人相信我是病人。

可接下来的化疗难受得要命,我咬牙坚持过那几天之后,跟R医生说:“我再也不做化疗了。”她说:“你放疗效果很好,但化疗也很重要,至少还要再做一次。”

我说:“我身体受不了,最多再做一次,绝对不多做了。”

我对化疗的抗拒,荣荣很快就通过我老婆知道了,她便借此来劝说我,说日本那边的免疫疗法特别好,不仅疗效显著,而且不需要放、化疗,“不用承受无谓的痛苦就能把癌症治好,何乐而不为?”她还强调,董青那个医疗服务平台是日本大使馆官网推荐的、具有“身元保证资质”的机构,由它给我们提供在东京医疗相关的服务,可以绝对放心。

“身元担保资质”其实是一个日本官方性质的牌照。日本政府规定,想要去日本看病,必须提供一份由具有“身元担保资质”的机构开具的“身元保证书”。据网上查证,想要获得这种担保资质牌照并不容易,要由日本经济产业省和外务省联合审批,审核还挺严苛。

一番了解后,老婆显然是动心了,开始顺着荣荣的话一起劝我。荣荣还再三跟我强调,日本治疗的费用比国内还要便宜,且不由她个人出钱,而是由公司出钱。

两人一唱一和一周后,我终于被说服了。处在待孕的关键时刻的荣荣不宜太操心,她立即把我老婆和董青拉了一个群,开始着手办医疗签证:“你们去办吧,我负责出钱就是了。”

老婆做事情一向雷厉风行,加上疫情之下赴日治疗的病人比以往少得多,董青生意惨淡,对我这一单自是非常重视,荣荣在费用方面有求必应,大家办起事情来效率自不用说。

11月28日,重庆领事馆通知老婆:签证下来了,可以到成都去取,也可以快递过来。接到电话的时候,老婆正陪我在离医院不远的江边散步,那天天气特别好,我们心情也特别好。

然而好事多磨,回到病房翻看手机,突然跳出一条新闻:因奥密克戎肆虐,日本宣布将从12月开始封国。老婆赶紧跟重庆领事馆联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显然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等事情,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最后只能告诉我们,保险起见,还是到时候重新走一遍流程吧——因为我们不能立即出发,而签证只管3个月。

12月10日,在做完2次化疗和33次放疗之后,我出院了。我已经感觉不到身体的丝毫异样,平躺着侧躺着都能睡,上下楼梯和走医院里的陡坡,甚至比健康人都要轻松。

临走前,我问R医生饮食方面有什么忌讳,她说没有,但严禁抽烟喝酒。我又问运动方面有什么忌讳,她说没有,但不要过度。最后,她跟我说:“你的一切指标都非常好,接下来只需要做免疫治疗,就可以维持很长时间。出国做也行,在这里做也行,都一样。”

大约又过了10天,签证又下来了,这时荣荣已在东京为我们租好了房子,房子在银座,寸土寸金的地方。和老婆商量了下,决定过完元旦就走,正说着,董青发来消息,要求我立即在国内医院做一次全面检查,把结果发给她,日本医生要看。

我马上拿出手机挂号,却发现最近3天都没有R医生的门诊,找其他医生又觉得不太合适,于是干脆挂了C医院的号。C医院设备不差,但水平有限,照出我肝上有阴影,但又判断不出是什么,就在报告上注明“癌细胞疑似肝转移”,并打了一连串的问号以示疑问。

我当时也没在意,想着自己身体好好的,不可能有肝转移,再说,反正也要交给日本的医生,到时听医生的就是了,没必要想太多。

把检查报告全部发给董青后,我就忙着参加各种告别活动。期间,老婆有意无意地跟我提起,说这次去我们也要带点钱,不能真让荣荣一人承担全部费用。我说那是当然。过了几天,老婆又很郑重地说起带钱的事,我感觉有一点异样,但也没多想,仍说那是当然,只是多问了句:“你打算带多少钱?”

老婆说家里还有30万现金,“我们全带上”。我说行,我们在日本最多只能待3个月,这些钱应该够了,而且我手机里也带着几万块钱呢。

过完元旦,1月4日,我和老婆乘车前往重庆。当天在日本领事馆指定的莱佛士医院做完核酸,5日拿到检测报告后就飞往沈阳——当时国内只保留了部分国际航班空港,重庆已无法直飞东京了。

| 东京大雪(作者供图)

一路上的艰难困苦无需多说。1月6日中午,我们有惊无险地抵达东京成田机场时,已是疲惫不堪,等到走完一切流程办好所有手续出了机场,已经下午4点过。此时,空中飘着鹅毛大雪,地上白茫茫一片。后来才知道,这是东京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

董青公司的小戴跟合作的司机开车来接我们。因为下雪,车开得很慢,到银座时天已经黑了。荣荣租的房间是一个大开间,干净得很,租金合人民币每月1万元以上。家具都是荣荣新买的,尚未拆封,沙发床、桌子、柜子和各种收纳箱,全是宜家的风格,需要自己动手组装,就像未来2个多月的生活,我们需要自己去面对——那时我们刚知道,在我们来之前,荣荣已经回国待产去了,此时正在上海的宾馆里隔离着呢。

| 我们在东京宿舍附近的街景(作者供图)

收拾好房间,老婆给我说了实话——之前她跟我说得带钱来并非无的放矢,董青认为这次治疗费用会很高,荣荣一个人出钱不合适,劝荣荣让我们也出一部分钱。荣荣接受了她的意见,大概怕我因此不来了,就转达给我老婆。老婆也怕我心疼钱,所以也没跟我说实话。

我听后埋怨老婆:“你该跟我说实话的,这不只是钱的问题,也涉及知情权。之前虽然我们也打算花一部分钱,但至少名义上是荣荣承担全部费用。与董青那边的合同和费用,我们都不好过问,如果名义上是荣荣和我们一起出钱,那么我们就可以要求事先了解合同及费用这些事情,而不是两眼一抹黑地就过来了。”

老婆叹了口气,并未多言。我也知道,既然都来了,只能好好应对。

按照日本政府的规定,外国人入境需要下载一个软件,然后居家隔离14天。这14天中,每天需要通过软件报告身体状况,工作人员偶尔也会通过软件抽查你的位置信息——不过总的来说,主要还是靠自觉,平时下楼去便利店买东西或者去餐馆吃饭,都是允许的。

董青认为我们前来看病,属于日本政府可以理解的“特例”,所以第二天就安排人开车接我们去医院了。说是医院,其实是位于东京都港区白金台的一家私人诊所,名叫“東京CAクリニック(CA诊所治疗)”。

诊所最外面有一处小小的等候区,窗台上摆放着两本杂志,都翻开到了登有诊所主人木村修院长采访内容的那一页。我很熟悉这种套路,当时就有一种不太好的感觉,不过想着,既来之则安之,也就努力让自己释然了。

很快,董青到了,一个40来岁的天津女人,人高马大,虎背熊腰,笑容可掬,满面春风,一见面就嘘寒问暖,殷勤备至,让人感觉特别舒服。她把我们带入木村院长的办公室,办公室不大,4个人在里面就已经非常拥挤了。

木村院长慈眉善目,温文尔雅,举手投足间无不透着礼貌和尊重,一看就让人特别踏实。通过董青的翻译,木村给我们讲了大约20分钟的治疗方案,但对我讲述的在国内治疗的情况没有丝毫兴趣。最后,我签了他出具的治疗告知书,治疗方案里没有任何与射线及放射治疗有关的内容。

木村院长口头提到:根据你在中国的检查报告,癌细胞有可能出现了肝转移,但只是可能,目前不能确定,所以我们会安排你去专业的医院进行复查,若确实有转移,则可能会进行放射治疗;未转移的话,当然就不考虑了。

随后,董青带我们到诊室,护士给验了血。仅谈话和验血这两项,诊所收费33万日元,按当时的汇率,约合人民币1.7万,我心想,够贵的。

第二天做的树状细胞疗法的“成分采血”,折腾了1个多小时,收费430万日元——老实说,要是知道治疗费用如此宏大,我是断然不会来日本的。接下来基本上是例行公事的治疗,一周两次去诊所,主要是输液,输免疫药和抗癌药,每次10多万到100多万日元不等,没有意外,也没有惊喜。

在我治病的这些日子里,老婆拍了些素材发在了一个短视频平台上,原本只是想记录下这段特别的生活,结果因此结识了另外两名同样从国内来日本治疗癌症的病友家属。她们一位叫陈明,自己是患者,由在日本的姐姐帮着办的“永居”,来了很久了,因为享有日本的医保,在大医院治疗花费很便宜,治疗效果相当显著;另一位叫秦月,陪老公来治疗,她家在国内做能源生意,经济条件很好,这边的朋友给介绍了著名的友明医院,据她说治疗效果不错,遂和老公决定在医院附近买套房子长期住下来了。

由于我们只是短期治疗,前期老婆并未和她们多聊治疗细节,只是互相分享日常,打气加油。那段时间,日本疫情严重,东京每天新增阳性都在1万人以上,我们除了治疗、吃饭、买东西之外,平时很少出门,好在有这两位朋友在手机上的陪伴,日子倒也不寂寞。

不知不觉就到了1月21日。

这一天,木村院长表示目前为止治疗顺利,他将安排我去江户川医院做关于癌细胞肝转移的检查,以确定接下来的治疗步骤。

我跟木村无法直接沟通,一切都得通过董青翻译。我跟她说,这么长时间了,我身体没有丝毫异样,肯定没有肝转移,无需检查。董青则转告木村的意见:还是检查下稳妥。

回去的路上,我们又说起这个话题。董青说如果真的没有转移那最好,你就不用多花钱了;但如果确实有转移,该治也得治,“如果不进行肝部放射线治疗,你的病将无可救药”。

见我仍有疑虑,董青便跟我讲起她的情怀——她父亲就是因为癌症去世的,感念于此,她对癌症病人的救治有一种执念,其中的感情,是亲人一般的,让我一定要相信她。见她说得如此诚恳,我也就不再坚持,心想等检查出没有转移,大家都踏实。

| 江户川医院的部分建筑(作者配图)

随后的几天,董青陪我去江户川医院做了各项检查。江户川医院在东京的江户川区,是一所很有意思的医院——它的每一扇门与窗都有挂画、海报或是涂鸦,天花板和墙壁上画满了漫画作品,厕所和治疗室都装修奇特,甚至连医院平面图都做成藏宝地图,这一切,无不让人感觉非常放松。医院内外还特意饲养了鸵鸟、蜥蜴、蛇以及各种小鸟和观赏鱼,更令人乐而忘返。我很欣赏这家医院的不拘一格,但对于检查,只当作是例行公事,毫无压力。

然而,我最不希望的事还是发生了——1月28日,去CA诊所治疗时,木村院长告知,江户川医院确定我存在肝转移,需要做射线治疗。他继而安慰我说,癌细胞转移属于正常现象,不用太担心,而且这也不影响我们的免疫治疗,只是要多几天时间用来做射线治疗而已。

回家的路上,我问董青射线治疗的确切费用,她说需要400万日元左右。我说这笔钱太多了,得想办法筹措,需要点时间。董青说她也许能想办法帮着减少一些——之前日本医院对外国人收费是本国人的2倍,最近才改为3倍,如果能钻个空子,给我按照以前的价格来算,就能减少一大笔支出。我们一再对她表示感谢。

当天晚上,董青告诉我们,她已经想办法给我争取到了按照日本人的2倍付医疗费,总费用是311万日元。另外,我们还需支付25%的服务费,即77.75万日元,还有江户川医院的检查费用16万日元。所有费用加起来,总计404万多日元,合人民币20多万。随后,她给了我们一个银行账户,要求把钱打在那里面。

1月31日,我和老婆在日本东京度过了一个永生难忘的除夕夜——治疗到这时,我们俩手机里的金额已所剩不多,根本不够支付这笔费用,实在没办法,我硬着头皮给我姐打电话借钱,我姐二话没说就把钱转了过来。

就在我们以为这一段花钱如流水的日子将暂告一段落的时候,2月3日晚,董青又给我老婆发消息,说江户川医院的黑崎主任联系了她,我肝转移的肿瘤比先前预计的更严重,需要调整方案——总而言之,就是治疗费用可能会增加。

老婆表示很为难,请她无论如何跟院方通融一下,董青说她会尽力。

第二天上午,董青说有事来不了,是她公司的员工开车来接的我们。陪我们在诊所的只有小戴一个人,木村院长满面春风,告诉我昨晚黑崎主任等人经过再三研判,最终确认我肝上的“恶性肿瘤”其实是个良性血管瘤,所以“癌细胞肝转移”不存在:“所以,我们的治疗时间要缩短了。”

大家听了都非常高兴,我老婆立即在微信上向荣荣报喜,小戴也马上向董青报喜。小戴在手机上操弄了一会儿,跟我们说:不好意思,董总让我下楼去一下,我很快就回来。然后人就走了,只留下我和老婆在诊室里。

按照之前董青对我们的承诺,我们在医院的时候,他们永远都会有至少一个人陪在左右,以方便翻译。之前他们一直照此规矩严格执行,从没有单独把我们留在诊所让我们无法和医护人员交流,唯有这一次是例外。

大约10分钟后,小戴一个人回来了。又过了几分钟,董青也进来了,脸上的笑容肉眼可见的生硬。她说她刚去了木村院长的办公室,院长问“刘是不是天生自带好运的体质?”

我老婆很高兴地问董青:“这样就不用做射线了对吧?”

董青说:“刚才我问木村院长了,还是要做——当然,不扫描肝了,扫描肺部。这是为了你们好。”

我暗暗有点不爽,也觉得有些蹊跷。很快,木村院长又来了,说明天(周六)开始做射线治疗,下周一到周四再连续做4天,12号开始进入免疫治疗阶段。

回去的路上,董青一再对我说,必须进行肺部放射线治疗,否则会严重影响免疫治疗的效果。虽然此时我已是疑虑重重,但因为语言不通,无法与医生沟通,同时也担心董青所说的严重后果,为配合整体治疗,终究还是选择了隐忍。

| 作者在江户川医院放射线治疗等候区(作者供图)

接下来的一周,我在江户川医院做了5次“托姆刀放射线治疗”。在此期间,我先是左胸异常疼痛,继而右胸也开始痛。董青再三安慰说没关系,射线会有一些副作用,但都是暂时的,很快就会好。

放射线治疗之后,又回到CA诊所按部就班地输液,这样到了3月5日,整个治疗终于宣告结束。董青高兴地对我说:“你的病已经彻底治好了。”

她这话说得随便,我的疼痛也并未消失,便问她:“都没拍片检查,就能确定治好了?”

她说:“检查又得花钱,何必呢?你放心,肯定治好了。”

我当然愿意相信病好了,但仍无法消除疑虑。见状,木村院长再三叮嘱,免疫疗法见效有个过程,回国之后不要急,要等两个月之后再去医院复查。

回国之前,在我们不断地催促下,董青于3月10日将治疗明细单给了我老婆,总花费1600多万日元。老婆发现,射线治疗的311万日元费用,明细单上只有董青公司的请款单,而江户川医院没有出具发票,甚至没有任何证明票据。董青的解释语焉不详,说“就是这样”。

就此,算上日常、交通等花费,我这趟治病的花费超过了人民币100万,荣荣给我们付了60万,我们付了55万。我对妻子说:“早知道这样就不来了。”她只说,只要治得好,就都值得。

出国这3个月,儿子一直寄住在他外婆那儿。虽然我们一直没告诉儿子实情,但孩子大了,多少能猜出一点。临回国前,我给他打电话问:“爸爸妈妈快要回来了,你想要什么礼物?”他只回:“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们回来就好。”

回国之后,我的身体状况总的来说并不比走之前更好,甚至还多了一分疼痛。但没有了在异国他乡的茫然无措,我感觉前所未有的好,也相信自己很快就能战胜病魔。

我们再一次管董青索要在东京每一次治疗的用药名称和剂量,她最后总算是发给了我。出于某种本能的反感,我没有再跟她多聊。我老婆和陈明、秦月两位保持着联系,想到董青的拖延,便把我用药的情况跟她们二位做了沟通。陈明久病成医,细问了一下我先前的治疗情况,听完后,说我的治疗方案“完全不符合日本的主流”。

这话说得不算委婉,我听了后隐隐不安起来。

纵然有千般疑惧,我还是吃着木村院长开的药,遵照他的要求,五一假期结束才去A医院复查。结果令我大失所望——病情并无好转,在日本做射线治疗所造成的胸痛仍未消失。R医生当即就给我办了住院手续,让我接受正规的免疫治疗。

木村院长给我开了两种口服药——一种是环磷酰胺,每天一粒,一种是乐伐替尼,每7天服5粒,8900日元一粒,约合近500元人民币——董青告诉我是专门针对我的靶向药,“国内没有,只有日本才买得到”。见过R医生后我才知道,这药国内不仅有,而且还进了医保目录,每粒只需110元不到。但可笑的是,这药是针对肝癌的,而我得的是肺癌,所以R医生立即让我把药停了。

至此,我们已经忍无可忍,老婆便开始到社交平台上吐槽“董董医疗服务平台”是如何的不专业,董青是如何坑人。

这篇帖子很快在日本华人医疗中介圈中传播开来,网友们义愤填膺,纷纷谴责董青和她的公司,随即有行家指出:“董青肯定黑钱了,因为在江户川医院做5次托姆刀射线治疗,即使用药按照最大的剂量,200万日元也顶天了,绝对不可能需要400多万。”

后来与一位在日医疗中介的交流中,我才得知有国内的患者通过中介去江户川医院做托姆刀射线治疗,同样5次射线,只花费了125万日元。我们意识到,不仅射线并不需要做,就算做,我们也被董青他们狠狠地宰了一大笔——那5次放射线治疗哪是什么托姆刀,分明就是董青他们举在手里的鬼头刀。

我和老婆决定跨国维权。

荣荣此时忙于家庭和公司事务,没精力关心此事,我们便单独行动了。在热心人士的帮助下,我们首先联系上了江户川医院,院方还算负责任,用了两周的时间,给我们出具了详尽的官方调查报告。

根据这份调查报告,江户川医院并未做出任何关于“肝转移”的结论。报告明确说明:“在本院做了计划定位CT之后,发现患者肝脏并不是肿瘤转移,而是血管瘤。2月2日本院黑崎医生通过电话直接向东京CA诊所木村医生传达了此事。当然,血管瘤不适合实施放射线治疗。”

也就是说,2月2日江户川医院已明确告知木村及董青方面,我所谓的“肝转移”根本不存在,但董青仍于2月3日晚间联系我老婆,说黑崎主任刚刚致电她,表示想增加我的射线量或照射次数——也就是想方设法要加钱。

然而即使这次加钱未果,董青仍勾结CA诊所向江户川医院申请对我肺部进行了5次放射性治疗,并以江户川医院的名义,向我收取了总计404万日元(4047750日元)的费用。而江户川医院的调查报告显示,他们实际收取的费用只有71万日元(712170日元),包括核酸检测,核磁共振,定位CT,门诊费以及5次放射线治疗的费用。

报告并指出:“高出部分的金额,江户川医院并不知情,请咨询‘董董医疗服务平台’。”

不久之前,又有受害者的家属联系我,揭露董青招摇撞骗的事实——她将其患癌亲人骗到日本治疗,收取天价费用之后,却令患者因延误治疗而不幸去世。

董青居住在东京港区高轮台,据她亲口对我所说,她买的是全日本最贵的公寓,每平米20万人民币以上,日常开的车是一辆保时捷。当时我们觉得她是女强人,现在才知道,她的每一枚硬币,都沾满了癌症患者的鲜血。她的整个财富大厦,不知道是多少癌症患者的尸骨堆积而成。

但纵使知道她行为不端,律师也只能劝我们说:“如果想要告董青,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又是跨国,比较繁琐……”

荣荣今年夏初生完孩子回到东京,对于董青的行径异常愤怒,奈何董青只是一味耍无赖,荣荣暂时也拿她没办法,只能等候律师的进一步行动。我总是相信路是人走出来的,董青现在固然可以躲在日本当个缩头乌龟,暂时躲过应有的惩罚,但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

如今,我继续在A医院做免疫治疗,恢复情况非常理想,R医生说病情基本可控,“你这么治着就行,会越来越好”。我便一边治疗,一边在积极进行跨国维权行动。

最后,我总结了一些赴日求医的注意事项,希望读者诸君永远不会需要它,但是当身边有人需要的时候,不至于茫然无措——

决定赴日之前,一定要先选择大型综合医院(日本称之为“大医院”)做远程问诊,拿到治疗方案后,跟国内的治疗方案进行对比,最后再决定是否需要出国。日本医疗机构未必强于国内的知名三甲医院,虽有其先进之处,但在收费上对外国人并不友好,如果不是家庭特别富裕,或者买了覆盖海外医疗的保险,不建议赴日治疗。

若选择赴日看病,首先要选择一家“大医院”作为主治医院,既能保证医疗水准,也方便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千万不要去小诊所,很多都是坑人的。

如果选择中介机构提供服务,请一定对其做充分的背景调查,不要完全迷信日本使馆官网上对具有“身元保证资质机构”的背书。另外,要仔细检查医疗费与中介费,数据必须清晰。医疗费即使中介代付代缴,也要管医院要领收书。

把这些写出来,是为了警示所有治病心切的病友和家属们,出国治病,请务必小心,千万不要重蹈我的覆辙。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唐糖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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