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有个记者朋友对复旦保安文章有话要说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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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21年11月22日,公众号《复旦人周报》登载的文章《当一个复旦保安自学微积分》(以下简称《复旦保安》)获得了6.7万的阅读量,而谷雨的《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再正常不过地收获了10万+。这或许是两个太过于典型的时代叙事:文化秩序中的底层努力向上获得精英的认可,上层的精英则向其投去猎奇的目光。澎湃思想市场接连推出了两篇文章,探讨了这一叙事背后的悖谬、知识垄断和阶级壁垒。其中有一段写到:

正是在对劳动者文化压制和埋没的知识生产以及文化传播机制中,我们才更倾向于认为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于其有益的,但是一个985博士去做木工、泥水匠、车间工人或外卖员则是一种对个人的不负责任以及价值的退行。”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这两篇文章——特别是复旦人周报的文章——让我思考一个问题:新闻工作者的限度在哪里?我们难道注定是没有名字的“统治阶级的文化传播机制”的一环?或者说,我们怎样才能不是这一环?

我与两位同行聊过这个话题。一个认为“新闻工作者的底线是坚守自己的专业性”,在语句、信源和材料选择上平衡掉上述的凝视;另一位则告诉我“如果访谈无法改善受访者的处境,那么访谈只是在消费这个社会的信任”。这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究竟记者应该“不站在任何人的一边”、坚持专业性,还是和自己的新闻对象站在一起?

先来说说《复旦保安》这篇文章。

作为熟悉《复旦人周报》运作流程的人,在看到记者栏的时候,我就知道《当一个复旦保安自学微积分》会是一篇优秀的“周报式”文章——周报的编辑通常也是最优秀的记者。他们平常忙于在十几个小朋友屁股后面催催改改,没有什么做稿的时间。唯有当一个合适的选题诞生(例如那篇关于三教开放通宵教室的文章),他们才会重新提笔,把自己的名字署在记者栏里。这样的文章一般来说操作周期短、关注度高、能引起共鸣,最后能收获不错的流量。

这篇稿子后续掀起了巨大的声浪,有谩骂其中的privilege的,有指出这种猎奇文章不该写的,有说“掌握流量密码”的,也有感动的、自勉的、支持的。那天晚上我把各种观点看了个遍,心里有一种挣扎而无奈的感受:做记者,真是不容易。

曾经有前辈和我说过,当记者是“两头不讨好”:官方警戒非宣传性的深度稿,而在警戒下诞生的稿件又不能让读者满意。随着自己做校媒、在媒体实习,这种感受越来越深:为了符合“媒体调性”“平台审查”云云,一篇稿子要不停地磨,在编辑、老师和记者之间反复拉锯,削去棱角,变成所有人的最大公约数。我后来仔细看《微积分》的文章,发现还采访了保卫处——天,你们不知道找这种复旦官方平台合作多难!我甚至能想象记者跑来跑去交采访函的场景。并且,一旦文中出现复旦官方的组织(其实出不出现都要,出现了就更严格),那就必然要接受从上面来的“无害化”审查,这种审查有时候简直莫名其妙:记得疫情时候,有一个审批意见是“标题里不要出现高墙,可能被认为影射隔离措施”,实在令人无话可说。

对校媒来说,这种处境算是日积月累。曾经写过校园穆斯林、阴道独白等文章的《浪潮》杂志于2014年停办,相对独立的《九十九度》的上一篇推文还停留在3月5日的招新。《复旦人周报》原本是与校学生会平行的校园媒体,却在2019年因为复旦“精简人员”的要求被摘掉了牌子,划入校学生会新媒体部下属。放眼望去,复旦非体制内的发声渠道大多颓败消亡,倒是根正苗红的《复旦青年》还薪火尚存,能写出《骑行者,困在邯郸路》这种稿子来。

校园之外,媒体的环境也是越来越严峻。调查记者的衰亡、敏感议题的噤声不用我多言,只说一个例子:我在某社会媒体实习的时候,尝试报了一个选题,编辑很遗憾地和我说“这个题财新能做,我们不能做”——议题的版图分明,大家都知道自我阉割的边界在哪里。

在审查越来越严、劳工议题越来越敏感的时候,我对被针对的记者、编辑和媒体是很有一些同情的:我们已经尽可能做到专业、中立、客观了,我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是那些评论的人的十倍、二十倍、一百倍,为什么挨骂的是我?

更深层次的辩护是:在议题较为敏感的时候,一篇稿子只要在内部是专业的,也就是说,它仅仅是对于某种社会现象的呈现,那么它背后的新闻工作者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毕竟生在末世,力尽于此。让人“看到”,本身就已经是新闻的价值了。

我身边的许多记者朋友都持这种想法。我完全理解和赞成。然而,我们应该停在这里吗?

我第一个想说的问题是,追求专业性本身是一种自我阉割,即便是一种“必要”的自我阉割。

我不是新闻系出身,算是误打误撞进的媒体,所以总是被毙稿。细数自己没做成过的题:知和社的采访、光华公司改制、lgbt专题、疫情的专题……熟悉媒体的人大多知道,一个选题做不做,一看新闻价值,二看可行性。可行性一看找不找得着对象,二看过不过得了审。这个东西如果编辑不明说,那就只能纯看你自己的“新闻感觉”了——我曾经见过一个小记者报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题,马上又把自己否定了的(“我觉得还是太敏感了”)。专业化的过程,也包括了这种敏感度确立的过程。

疆界划在哪里,这是编辑能教会你的;为什么划在那里,则只有老天知道了。这就是我想说的:在这个时代,专业性可以提供保护,但绝不会延伸记者的权力。如果说二十一世纪初的调查记者是“无冕之王”而2021年的我们不是,绝不是因为这一代记者不够专业,而是整个新闻的疆界变了。

就《复旦保安》来说,我其实看到了两篇文章。在不为人知的那篇文章里,有一个细节:董胜利被复旦的图书馆拦在了外面,图书馆的保安对他说“你个保安来这里干什么,都是老师和学生进去的!”——我想,如果我是编辑,或许我也会把这一部分划掉,因为我知道我不划掉,也会有别的人来划掉。

可这是对于这篇报道无关紧要的东西吗?或许我们想问的是,“知识”对于大学生和保安来说,区别在哪里?这个细节很清晰地揭示了其中一点:知识的开放性对不同的人来说是不同的。然而当不平等成为“疆界外”的议题,我们也只能让一个残缺的、被凝视的董胜利出现在我们面前。于是我又想起知和社采访、lgbt选题,以及没摸清楚过的光华公司改制——我想起,被划掉的并非少数的、无关紧要的议题,而恰恰是重要的、切身的议题。

2007年底,时任南周特稿编辑的张婕提出了南方周末特稿的版面广告语:追寻文字的美,呈现复杂的真。我想,真的复杂性就在于一个人整体的生存境遇,而专业性从不保证这一点——对于新闻来说,这个人的许多层面都是“剩余”。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纯粹的呈现,也可能是平庸之恶的一种。

我印象很深的一篇报道是财新写鲍毓明。那篇站在鲍视角的文章引起了近乎所有朋友圈网友的愤怒——包括我。然而,下一次例会编辑分析报道,告诉我们财新的报道相比南风窗来说更为专业,无论是信源、措辞还是证据上。编辑接着说,那篇文章的失败,说明了新闻也要考虑民意blabla……我至今记得那次例会上微妙的心情:要做一个专业的记者,我怎么要和我所仇恨的人站在一边了?

后来我想明白了:新闻可以指出浮出水面的问题,可如果问题不在水面,而在前提之中呢?如果性别的不平等是结构性的问题,那么对于其表征(男性拥有更好的叙述故事的能力)的复述,难道不是对于这种结构的进一步稳固吗?

再进一步想,这次财新翻车了是因为冒犯了大多数人,可如果下次冒犯的是少数人、或者没有声音的人(比如一位保安),我们是否永远也不知道我们参与了恶的生产?

让我们回到《复旦保安》这篇文章上来。我想谈谈对这篇文章的批评。

有一种批评我不赞同:这篇文章展示了大学生对校工的偏见,因此我们不应该写这篇文章。

不,我们恰恰应该写,不仅要写,还要写得更深、写得更好。

但我认同这样一种批评:这篇文章忽视了存在于董胜利和“董胜利们”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尽管这种忽视可能是迫不得已,可能是并不自知。

因此,在同情我和我的记者同志的同时,我也想说:那些在批评声中被指出的问题,恰恰是我们应该接受和反思的。

是的,我们要斟酌的不仅仅是词句、信源、客观性,而是更深刻的东西。我们要发现真问题。校工们——不仅仅是一个自学微积分的保安——是谁?他们来自何处?他们在校园里的劳动与生活处境如何?他们是否真正被接纳为学校的一员?校园里和周边同样也有许许多多可以讨论的公共话题:关于就业压力、关于精神健康、关于活动举办的限制,关于那些被敏感的和被自我阉割的种种话题。

最后,如何去发现和讨论真问题呢?这需要我们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记者要不要和其他人站在一起?

我想,如果说记者是“替别人说话的人”,那么在这个声音有强有弱的世界上,按照“信息增量”的原则,那些发不出的声音、或是微弱的声音,才更应该成为新闻的对象。而看似最客观、最专业的呈现,只会把最大的声音复述出来。

记者要为不能说话的人说话。为此,ta不能只用耳朵去听,因为耳朵里的声音是更大的声音。要听到沉默的声音,唯一的办法是在必要的时候走出容身处,和沉默者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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