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监控与惩罚？是的，请吧！/ 原创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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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斯拉沃热·齐泽克

翻译 / Matsutake, Cassie

本文于今年3月16日发布在 Philosophical Salon 网站上，是针对意大利哲学家乔治·阿甘本在这之前发表的一篇广受争议的文章 (https://ilmanifesto.it/lo-stato-deccezione-provocato-da-unemergenza-immotivata/) 所作的批评。阿甘本的原文中批评了各国政府对于疫情的大规模防控和隔离措施，认为这只是另一次寻常的流感而已。

很多自由派或左翼评论家都在强调冠状病毒疫情是如何不断将对于人民的控制变得正当且合法的¬——在此之前，西方民主社会根本无法想象此事。意大利的全面禁闭难道不是极权主义者的春梦成真吗？怪不得，早就广泛应用了各种数字化社会监控模式的中国，（至少现在看来）是最能够处理灾严重流行病的。这难道意味着，至少在某些程度上，中国会是我们的未来吗？全球都在接近一种例外状态吗？吉奥乔·阿甘本的分析是不是在当下有了新的现实可能性？ 

阿甘本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出奇：他对于冠状病毒疫情有着与大多数评论家彻底不同的立场。他谴责「对假想的冠状病毒流行采取的疯狂，无理和绝对不必要的紧急措施」，而冠状病毒疫情其实只不过是一次更严重的流感而已。他问道：「为什么媒体和当局竭尽全力营造恐慌氛围，从而激发了确确实实的例外状态，导致整个地区行动限制、日常生活工作停滞？」

阿甘本将这些「不成比例的反应」归因为「一种日益严重的将例外状态作为正常的统治范式的趋势」。政府可以用行政命令来严重限制我们的自由：

极其显然，这些限制与与实际的威胁是不成比例的，据国家快速反应中心所言，它是正常的流感，并不比每年袭扰我们的流感相差多少。… 我们可以说，当恐怖主义已经无力再作为采取非常措施的借口时，发明一场疫情可能为执行无限度的严格政策供了理想的借口。第二个原因是，“近年来扩散到个人意识中的恐惧状态已经转化为对于集体恐慌状态的真实需求，流行病在此又为其提供了完美的借口。

阿甘本从一个重要的角度描述了在当下的流行病中，国家控制的功能。但仍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为什么国家权力如此着迷于推动恐慌，明知其随之而来的是对于国家权力的不信任（「他们没帮上忙」「他们做得不够」…）和对于资本平稳运行的扰乱？难道资本和国家权力会支持触发一场世界经济危机，以此来复兴资本和国家权力的统治地位吗？这是否表明，不仅平民百姓，连国家权力都陷入了恐慌，完全意识到了事情以无法控制**？**以上种种迹象，真的只是国家的应急策略吗？

阿甘本的反应是左派普遍立场的极端形式，即，将病毒传播引起的「夸大的恐慌」解读为社会控制权实践和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因素（「指责自然或者中国」）的混合。然而，这种社会解释并不能使威胁存在这一现实消失。这种现实是否会迫使我们显著地限制个人自由？隔离和类似的措施当然会，因此我们需要新的阿桑奇（「维基解密」的创始人）们来揭露可能的滥用。但是**病毒威胁也极大地促进了新形式的地方和全球团结，也清楚指明了有必要对于权力本身加以控制。**人们有权要求国家权力负责：你有权，现在看看你能做些什么吧！欧洲面临的挑战是，证明中国所采取的措施可以以更加的透明和民主的方式在欧洲得以实施：

中国使用了西欧和美国很难忍受的措施，也许对他们自己不利。诚然，将所有的检测和规划看作「监视」、将积极治理看作「社会控制」，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更加细致的词汇来形容这种干预。

Benjamin Bratton（个人通信）

一切都取决于这种「更细致的词汇」：处理流行病的必要措施不应被自动简化为福柯一类思想家所宣称的一般的监视和控制范式。对中国（以及意大利还有别的国家），我所担心的不是所采取的措施本身，而更是这些措施仍然无法遏制流行病的传播，而当局将操控和隐藏真实数据。

另类右翼和假左派都拒认流行病的全部现实，而试图通过社会建构主义来消解它，比如以（此类措施导致的）社会影响的名义来谴责它。特朗普和他的同僚们一再坚持认为流行病是民主党人和中国为了使他落选所炮制的阴谋。一些左派则谴责国家和卫生机构倡议的卫生措施是排外主义的，所以他们仍然坚持互相握手。这样的立场忽略了一个悖论：不要握手、注意隔离，这才是今天语境下的团结与支持。

现在，谁还能够负担得起握手和拥抱的代价呢？特权阶级。薄伽丘的十日谈写的是七名女青年和三名男青年讲述的故事，他们在佛罗伦萨郊外僻静别墅中，躲避侵袭整座城市的瘟疫。今日的金融精英也将撤离到僻静的地方，以十日谈风格的故事互相取乐。（巨富早就乘着私人飞机奔向加勒比海的私人小岛。）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只能与病毒同呼吸，被无尽的重复口号「不要恐慌！」所轰炸。我们得到了所有的数据，但它只能唤起更多的恐慌。这个情况让我想起我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度过的青年时代：当政府官员告诉人们没理由恐慌时，我们都知道这些恰好是他们处在恐慌的标志。

但恐慌并不是面对真实威胁的好方法。当我们处在恐慌中，我们并不太严肃的对待它，相反我们试图大事化小。想想买厕纸狂潮是多么的荒谬：好像足够的厕纸就能在致命的流行病中有什么用一样…所以，到底什么是对于冠状病毒疫情恰当的反应呢？我们应学到什么、做些什么去严肃地面对它？

当我认为冠状病毒疫情可以给共产主义重新焕发生机时，我的主张如我所料被嘲笑了。尽管看起来中国政府强有力的方法奏效了（至少比现在的意大利好很多），共产党政权里的旧式威权逻辑仍然暴露了它的局限性。其中之一，就是对于给当权者（以及公众）带来坏消息的畏惧远甚于实际结果的畏惧。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个通报新型病毒的人被拘捕。并且有报道称现在这样的事情还在发生：

在冠状病毒导致的停工后，中国复工的压力正重燃旧日覆辙的诱惑：篡改数据以便向高级官员展示他们想要的东西。这种现象在浙江省（中国东海岸的工业重镇）以汇报用电量的形式体现。据知情人士，浙江省至少有三所城市给本地工厂设立了耗能指标以彰显产量回升。这促使了一些企业在工厂空无一人的情况下仍然开动着机器。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3-01/china-s-push-to-jump-start-economy-revives-worries-of-fake-data

我们可以猜测当权者注意到这种舞弊现象后会发生什么：地方官员将为指控为蓄意破坏并被严厉惩处，进而再生产不信任的恶性循环。一名中国的朱利安·阿桑奇会向公众展示中国处理疫情的隐藏一面。因此，如果这不是我所构想的共产主义，那什么是我所称的共产主义？要明白它，只需阅读世卫组织的公开声明即可，这是最近的一个：

世卫组织总干事特沃德罗斯·阿达诺姆·谭德赛博士周四表示，尽管全球公共卫生当局都有能力成功抑制病毒的传播，世卫组织仍担心在某些国家中，政治承诺与问题的实际严重程度不符。「这不是演习、此时不应放弃也不应找借口。现在是马不停蹄的时刻，几十年各国都在准备应对这种情况的措施，现在是实施的时候了。」他如是说，「这场流行病可以被遏制，但前提是以一个集体，协调和全面的方法，将整个政府机构参与进来。」

https://edition.cnn.com/2020/03/06/asia/coronavirus-covid-19-update-who-intl-hnk/index.html

也许可以补充一点：**这种全面的方法应该远远超出某一政府机关的内部，而是完善包含了在国家控制外的当地动员以及强大有效的国际协作。**如果成千上万的人因呼吸系统疾病而入院，需要大量的呼吸机，为了得到它们，国家应该像在战争中需要成千上万杆枪一样去进行干预。它也需要依靠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正如军事行动一样，疫情的信息应当被共享并安排相应计划。这就是我所认为今天需要的「共产主义」，或者如威尔·赫顿所言：「现在一种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场全球化及其对于危机和的倾向必然走向衰亡。但另一种认识到相互依存和基于事实的集体行动形式正在诞生。」现在仍占主导地位的是「每个国家为了自己」的立场：「有的国家对诸如医疗物资的关键产品出口实施了禁令，而也有的国家未能分析出物资短缺的风险、采取了原始的限制出行措施。」

冠状病毒疫情不仅标志着市场全球化的局限之处，也标志着的坚持完全国家主权的民族民粹主义的致命缺陷。认为「美国（或任何国家）第一！」的人和民粹主义者一样目光短浅，因为只有全球协调与合作才能救美国。我不是乌托邦主义者，我没有呼吁人和人之间理想化的团结。**相反，现在的危机清楚地揭示了，全球团结协作事关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它是我们唯一理性的利己主义选择。**不仅是冠状病毒：中国自身在几个月前遭遇了巨大的猪瘟，现在它又被蝗灾威胁。此外，正如欧文·琼斯指出，气候危机比冠状病毒杀死了更多的人，但人们却毫不恐慌…

从犬儒的活力论者角度看，冠状病毒也许可以被看作有益的感染，它使人类摆脱了那些衰老，脆弱，和生病的人。就像拔出半烂的杂草一样，全球会更加健康。而我所主张的宽泛的共产主义手段，则是摆脱这种原始活力论者立场的唯一途径。在不断进行的辩论中已经可以明显看出减少无条件团结的迹象，比如在《如果疫情在英国发生更加灾难性的转变》这篇文章 (https://www.msn.com/en-gb/news/uknews/coronavirus-weakest-patients-could-be-denied-lifesaving-care-due-to-lack-of-funding-for-nhs-doctors-admit) 中对于「三圣人」的角色的描述：「高级医生警告 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患者在疫情爆发时期可能会由于 ICU 不够而被取消重症监护。在所谓的『三圣人』体制下，每家医院的三名高级顾问将被迫决定护理设施（诸如呼吸机和床位）的配给。」**「三圣人」会依靠什么标准？牺牲最弱的和最老的人吗？这一情况会不会为巨大的腐败提供空间？这样的条例是否证明我们已准备好采取最为残酷的适者生存逻辑？**由此看来，我们最终的选择要么是这种，要么是一种重新定义的共产主义。

但事情远不止于此。我特别反感的是，当我们的媒体通知结束或取消课程时，通常会起到强调疫情的暂时性的作用：「学校会关闭到4月4日。」这里蕴含的最大的期望就是，在马上就会到来的病毒峰值后，一切都会回归日常。正因为此，我被告知一场大学座谈会只是推迟到了九月份。关键的是，即便我们的生活回到了正常，也不会像病毒爆发前一样正常了：我们之前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也不再理所应当，我们不得不学习生活在更加脆弱的环境中，而持续的威胁潜伏在角落里。

因此我们可以预期，瘟疫将会影响我们与物体和其他人最基本的互动：避免触摸（无形中）「肮脏」的东西，不要摸把手，不要坐在公共马桶或者长椅上，避免拥抱和握手。甚至要注意如何控制记忆和自发的动作：不要摸鼻子或揉眼睛——总之，不要把玩你自己。**所以不仅是国家和其他机构来控制我们，我们应当学会如何控制和规训自己！**可能只有虚拟现实才会被认为是安全的，在开放空间的自由活动将成为巨富们在私人岛屿上的保留项目。

但即使在这里，在虚拟现实和互联网的层面上，我们也应提醒我们自己，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病毒」和「感染性」主要用于指代侵蚀我们网络空间的数字病毒。我们并不注意到它，最起码是在它们的破坏力（比如破坏数据或者硬件）表现后才感知到这一点。我们现在所见的，则是该术语最初的字面意义的宏大回归：病毒感染在现实和虚拟两个维度上齐头并进。

所以，我们必须改变对于自己生命和我们与其他生命形式如何共存的立场。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将「哲学」理解为我们生命的基本指导思想，那我们必须经历一场真正的哲学革命。也许我们能从我们对冠状病毒疫情的反应中学到一些东西，根据精神科医师兼作家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在《论死亡和死去》(On Death and Dying) 提出的著名五阶段模式，关于我们在得知身患绝症时作何反应：

1. 否认 Denial：人们干脆拒绝接受事实，如「这不可能发生，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2. 愤怒 Anger：爆发于我们再也不能否认事实时，如「这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3. 讨价还价 Bargaining：我们能以某种方式延缓或减轻事实的希望，正如「让我撑到看见我的孩子们毕业吧。」

4. 抑郁：力比多衰减 (libidinal disinvestment)，反正快死了，干脆什么也别干了。

5. 最终的 Acceptance 接受：就算我不能战胜它，我也该为此做好准备。

Illustration by Emily Roberts, Verywell

库伯勒罗斯后来把这些阶段应用于任何一种灾难性的个人损失（失业、所爱之人去世、离婚、毒瘾），同时强调它们不一定按相同的次序发生，也不是所有的病人都会经历完整的五阶段。

**每当社会面临某些创伤性事件，人们可以识别出相同的五阶段。**以生态灾难的威胁为例。首先，我们倾向于否认它：「不过是风声鹤唳，发生的一切实际上是天气模式的惯常波动。」接着是愤怒——对污染环境的大公司和忽视危险的政府。随之而来的是讨价还价：「如果我们循环我们的垃圾，我们可以争取到一些时间；它也有好的一面，现在我们可以在格陵兰岛种菜，船只假道北边的航线，将能够大大提高商品从中国到美国的运输速度，在西伯利亚北部，由于永冻层的融化，可用的新沃土正在形成。」然后是抑郁（「太迟了，我们失败了…」），最后，接受——「我们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将不得不改变我们整体的生活方式！」

这同样适用于日渐掌控了我们生活的数字控制。首先，我们倾向于否认它，认为它是「一种夸大」「更多的是左派妄想」「没有什么机构能够控制我们的日常活动。」接着我们暴怒于大公司和秘密国家机构「比我们还更了解我们自己」，利用这种知识控制和操纵我们。然后是讨价还价（政府有权搜寻恐怖分子，但不能侵犯我们的隐私），抑郁（太迟了，我们失去了隐私，个人自由的时代已结束）。最终是接受：「数字控制是对我们的自由的威胁，我们应该让公众意识到它所有的维度，投入到对它的斗争中！」

甚至在政治领域，同样适用于那些因川普当选而受到创伤的人：首先，存在一种否认（「别担心，川普不过是假把式，他掌权后不会带来任何真正改变」），接着是愤怒（对于把他推上权位的「黑暗势力」、是那些支持他的民粹分子对我们的道德品质构成了威胁），讨价还价（「还没有失去一切，也许川普能被遏制住，容忍一下他的某些过分吧」），抑郁（「我们正走向法西斯主义，美国失去民主了」），然后是接受：「美国出现了一个新政权，美式民主的美好旧时光不再，让我们直面危险，冷静地计划如何才能战胜川普的民粹主义。」

在中世纪，被感染城镇的居民以类似的方式对瘟疫的迹象做出反应：首先否认，接着愤怒（对我们罪恶而招致天罚的生活，甚至是对于让瘟疫发生的残酷上帝），接着讨价还价（还不太糟，我们只需要避开那些病人），接着抑郁（我们的生命结束了），接下来，有趣的是，纵欲（「既然我们的生命结束了，让我们获取一切依然可能的愉悦——畅饮，性……」）。最终，接受：「我们还在，那就尽可能表现得像正常生活在继续一样。」

**这不也适用于我们如何应对 2019 年底爆发的冠状病毒疫情吗？**首先，有一种否认（没有发生严重的事情，不过是某些不负责的个体散播恐慌）；接着，愤怒（通常是种族主义或反国家的形式：肮脏的中国人有罪，我们的国家不够高效……）；紧接着是讨价还价（是的，有一些受害者，但没有非典严重，我们能够限制损害）；假如这行不通，抑郁出现（别自欺欺人了，我们都在劫难逃）。但是这次的接受会是怎样？奇怪的是，本次疫情显示出一种特性，正如最近的一批社会抗议（法国、香港等等）：它们并非爆发后就消散，而是得以留存，坚守阵地，把永久的恐惧和脆弱注入我们的生活。然而这样的接受也可以指向两种结果。它可以仅仅意味着疾病的重新常态化：好吧，人会垂死，但生活还得继续，说不定还有些好的副作用呢…又或者，「接受」可以（也应当）促使我们在不恐慌不盲目的前提下采取自主动员，在团结互助中一起行动。

我们应该接受、与自己和解的是，生命存在着一种亚层 (sub-layer)，正是那永不消亡、自我复制、甚至不具有性别的病毒的生命，它会一直在此，作为一道暗影永远伴随我们、威胁着我们的生存、在我们最意想不到之时爆发。更泛泛地说，流行病揭示了我们生命的终极偶然性和无意义：无论我们人类创造了多么宏伟的精神大厦，来自自然界的任一偶发事件——比如病毒或小行星——就可以终结一切。更不用说那些生态学的教导，它们宣称我们人类也可能不知不觉地促成这一终结。

为了说得更清楚一点，请允许我无耻地引用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病毒是「各种感染媒介中，具备超微观结构、有着 RNA 或者 DNA 核酸、被蛋白质外壳包裹等特征的那一种。它们感染动植物以及细菌，只在活细胞内繁殖：病毒被视为非生命化学单位或者作为活的生物。」这一在生与死之间的震荡是极为重要的：按照这些术语的通常定义，病毒既不是活着也不是死的。它们是活死人：因为它在复制所以它活着，但它是零级别的生命，一种生物学的讽刺，与其说是死亡驱动的生命，不如说是最愚蠢的复制和增殖水平下的生命。然而，病毒不是发展出其他复杂生命的生命基本形式。它们完全是寄生的，它们通过寄生在更加复杂的生物上复制自身（当感染我们人类时，我们不过是复制机器）。这种对立的形成是偶然的——不管是作为基本生命单位还是寄生者——而这里正蕴含着病毒的奥秘：它们是谢林称之为「永远无法花完的剩余 (der nie aufhebbare Rest)」。它是最低等的生命形式的剩余物，作为高等生物繁殖机制故障的边角料，永远地围绕（感染）高等生物。病毒无法以附属的微粒的形式被再次整合进为更高等生命层级。

现在我们来到了黑格尔所称的「推测判断」，即对于最高者和最低者的身份的断言。黑格尔最有名的例子是在精神现象学中对于颅相学分析中得出的「精神是骨头」。而我们的例子应该是**「精神是病毒。」****难道人类精神不是一种寄生在人科动物中的病毒，为了自己的上升而掠食，有时威胁着破坏身体吗？**并且，既然精神的媒介是语言，我们就不应忘记在最基础的层面上语言实则是机械化的，是一种我们不得不学习和遵循的规则。

理查德·道金斯强调模因（模因是文化传播与认知理论中的一种现象，由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提出，指的是以模仿为基础表现的文化复制与演化行为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culture-cogsci/）是「心灵的病毒」，是对人类思维进行「殖民」的寄生物，它把人的思想当成繁殖自身的手段。第一个提出这个想法的不是别人，而是列夫·托尔斯泰。这是现代观念史上一个绝妙的讽刺。人们通常认为，托尔斯泰远不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趣，认为他是是一个无可救药、早已过时的现实主义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存在主义苦闷相比，托尔斯泰在现代性 (modernity) 中基本毫无位置。不过，现在也许正是时候彻底恢复托尔斯泰的名誉，重温他独特的关于艺术和人性的理论，他的理论与斯宾诺莎「仿效情感」(imitatio afecti) 和道金斯 (Dawkins) 的模因产生了共鸣。**「人是大脑已被感染的人科动物，人是数百万文化共生体 (cultural symbionts) 的宿主，这些共生体的主要促成者是被称为语言的共生体体系 (symbiont systems)。」**丹尼特的这段话不是纯粹托尔斯泰式的吗？托尔斯泰人类学的基础领域正是感染：人类主体是被动、空洞的中介，它已被饱含情感的文化模因感染。这样的文化模因就是感染性细菌，从一个人传播给另一个人。托尔斯泰始终如一：他没有把真正的精神自治 (spiritual autonomy) 与情感感染 (affective infections) 的这种传播对立起来，他没有提出这样夸张的假设——通过消除感染性细菌， 以教育为手段，使人成为成熟的、自治的伦理主体。唯一的斗争是好感染和坏感染之间的斗争：天主教本身也是感染，尽管对于陀氏来说是好的感染。

或许，这是我们可能在目前的疫情之中学到最令人困扰的东西：当自然用病毒攻击我们时，其实是在将我们曾经发出的讯息发还给我们。这条信息是：你曾经怎样对我，我现在都如数奉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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