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此生最后一文”对习近平怒吼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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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05

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过去几年发表多篇言论大胆的议论中国时政的文章而引发很大反响，他本人也因此受到清华大学的整肃。日前他再次发表政论文章《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把武汉肺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习近平定于一尊的政治体制。另外，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许志永也发表文章，劝退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两篇文章让不少网友感叹，说出了他们的心声。本台记者王允邀请《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对这两篇文章作出了分析。

记者：李先生与许章润教授就这篇文章有过直接的沟通，您对这篇文章最主要的感受是什么？

李伟东：他是在一个大的牢笼里，是在中国境内，敢于发声批判，直接对习近平怒吼，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种古典的士的情怀跃然纸上。而且是代表着人民在发声。

记者：文章的后面说到，人民已不再恐惧。胡先生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胡平：“人民已不再恐惧”这句话包含着一定的事实判断。现在国内很多人都非常愤怒，在用各种方式表达不满。不少人已经冲破了原来的恐惧。另一方面，这句话也包含这对人民觉醒的期许。他也知道，仍然还有很多人是生活在恐惧之中，因此这就是一种呼唤。

记者：人民不再恐惧，人民在表达不满，这是否意味着政府的权威在下降呢？

李伟东：显然是的。但这也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政府权威下降，会导致政府内部的反抗加重。事态发展到今天，体制内的若干媒体，体制内的若干官员，都愤怒地在发声。这次大的疫情如果在4、5月份消退之后，体制内会不会有更加强大的反思，我对此还是抱有一定期待的。

记者：许章润这篇文章显然是针对当前的社会危机；同样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许志永，也写了一篇文章劝退习近平。他们都是基于当前的危机，这场危机的程度到底如何？

胡平：它可能引发一种更广泛的社会危机。它目前还是有一点导火线的性质，所以它直接涉及的问题还不是那么广泛。二许的文章谈得相当广泛、相当深刻，但他们主要针对的还是习近平本人。在当前的形势下，这在政治上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但这场危机涉及的问题当然不仅仅是习近平定于一尊，而是涉及到整个体制的问题。

记者：许章润的文章还涉及到对中国政权性质的判断，比如：毛式极权向威权过渡的趋势，在“奥运”后亦且止住，而反转向毛氏极权回归，尤以晚近六年之加速为甚。你大体上同意这个判断吗？

李伟东：我同意这个判断。我对这个趋势有一个打分式的说法。我对威权和极权分别用ABC来打分，A是最高，C是最低。极权的A是现在的朝鲜，和毛氏的中国。习近平是在威权的C接手的。他一上来就提升到了威权的A，就是当初的“七不讲”等等，现在他已经提升到了极权的C。就是说，他还没有达到朝鲜和毛氏的极权A的那种程度，但他已经到了极权的C这个水平。

记者：有人认为，这场危机中，极权有所松动，您如何评价？

李伟东：极权是在松动。包括财新所做的报道，包括一些地方官员的“甩锅”也好、“推责”也好，就等于把矛头指向上面，需要上面来负责。这都是对极权的挑战。

记者：我们都期望这场危机能很快结束，危机之后，极权会继续加强吗？

胡平：造成目前危机的原因就归结到一条，就是所谓的习一尊。二许的文章其实都点透了这一点。危机之后，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有所改变，还是有可能的。

记者：许章润在文章中说，疫情的发展显示出中国政府的败象，他认为这是倒计时开始，立宪时刻将至。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估计。您怎么看？

李伟东：我也觉得这比较乐观。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习近平终于让出了一个小组长让李克强当了，这说明他可能有不得已的分权意识的出现。这种短暂分权状态的出现，会不会延续下去？习近平会不会醒悟到，或者别人让他醒悟到，分权或者权力制衡更有利于解决目前的危机？这就要看经济危机到什么程度。

如果目前的危机持续到4、5月份，全年经济负增长都有可能。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必然要鼓动民营经济来恢复经济。民营经济要大发展，必然要分权。因为形势而被迫分权，并由此导致极权下降的可能性，就出现了。

记者：谢谢二位参加讨论。

(记者：王允 责编：申铧 网编：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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