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房子和牛：中国代价高昂的“运动式脱贫” -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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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省，一名农民开着装满玉米的卡车。在甘肃——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中国为消除农村贫困所做的努力尤为突出。 Thomas Peter/Reuters

中国结元村——当中国政府向结元村的农民免费提供母牛时，这个偏远山区里的村民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担心官员会在以后把这些牛又要回去，还有他们费力饲养的小牛。

但农民们可以留住母牛，以及它们赚到的钱。还有人则得到了小群绵羊。政府还派人修了一条通往镇里的路，为村里最贫困的居民造了新房子，并将一所旧学校改造为社区中心。

58岁的贾欢文是这个甘肃村庄的村民，他三年前得到了一头大母牛，产下了两头健康的小牛。今年4月，他以1.9万元的价格卖掉了这头牛，这相当于他在附近的黄土梯田上种两年土豆、小麦和玉米带来的收入。现在，他可以定期购买蔬菜放上家里的餐桌，还有治疗膝盖关节炎的药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雄心勃勃地承诺到2020年底消除农村贫困，结元村就是其中的一个成功案例。中国声称，在短短五年的时间里，它已使5000多万被高速增长的城市经济抛下的农民摆脱了极端贫困。

《纽约时报》在没有政府监视的情况下走访了六个甘肃村庄，结元村是其中之一，它证明了共产党在扶贫上所付出的高昂成本。这种扶贫方式依赖于大量的、可能无法持续的补贴来创造就业机会和建造条件更好的住房。

当地村干部到处确定贫困户——标准是每天生活费低于约11元人民币（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4000元——编注）。他们向贫困村民发放贷款、补贴甚至家畜。官员们每周都要拜访居民，检查他们的脱贫进度。

甘肃省农村地区的农民贾欢文在政府的扶贫项目中获得了一头母牛。 Keith Bradsher/The New York Times

“我们确信中国在消除农村的绝对贫困上取得了成功——但考虑到所动员的资源，我们不太确定这是否可持续，或具有成本效益，”世界银行(World Bank)中国局局长芮泽(Martin Raiser)说。

在过去五年，北京在扶贫上投入了近4.54万亿元的贷款和补贴——约占每年经济产出的1%。这还不包括电力输送巨头国家电网等国有企业的大笔捐款，它还为农村电力升级投入了约7769亿元，并派出7000多名员工参与扶贫项目。

今年，由于中国面临新冠疫情和严重的洪灾破坏，这项行动变得更加紧迫。各省一个接一个地宣布，已经达成了目标。12月初，习近平宣布中国“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

但习近平承认，仍需进一步努力来更广泛地分配财富。在沿海城市工厂打工的农民工一个月的收入最高可相当于甘肃农民一年的收入。

习近平还呼吁官员们要确保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和对贫困人口的帮扶在未来几年不会消失。

中国最贫困的省份甘肃在11月下旬宣布，它已经完成了最后几个县的脱贫。就在十年前，该省的贫困还很普遍。

习近平之前的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曾拜访过家徒四壁的民众。根据维基解密披露的电文，村民们吃了太多土豆，结果一个小女孩因为吃腻了，起先还拒绝和胡锦涛在电视镜头前一起再吃一个土豆，令当地官员尴尬无比。

尽管许多村庄仍然只通了单行道公路，但道路两旁都有太阳能电池板供电的路灯。新的大规模养猪场、苗圃和小型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创造了就业机会。工人们正在为农民建造新房屋。

在油坊村，张进鲁在他的老房子和新房子前。 Liu Yi/The New York Times

三年前，张进鲁家的泥砖墙因雨水侵蚀突然坍塌，他在惊恐中醒来。半个屋顶的木头随着泥板轰然坠落，差点砸到他和母亲。

油坊村的官员为他们建了宽敞的混凝土新房，配了新家具。现在，69岁的张进鲁每月可通过扶贫项目获得500元的补贴。他的老房子也被重建成了一个仓库。

如果私人工厂雇用被认为属于贫困户的工人，政府会帮助他们购买设备和支付工资。

在位于甘肃东南部的探越通渭服装服饰有限公司，约有170名工人在缝制校服、T恤、羽绒服和口罩，其中大多数是女性。工人们说，除了工资之外，有数十名员工还得到了扶贫项目的额外款项。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卢亚明说，探越每年从扶贫计划中获得至少17.1万元的补贴——其中包括付给17名贫困村民每人每年3000元。

但是，如果没有持续援助，这些工厂的生存能力还远远不够。卢亚明说，在补贴到位之前，工厂经常难以按时支付工资。

在甘肃省，建筑工人在一条偏远的山区村庄附近将泥土铲到道路上以增加附着力。这是中国扶贫计划的一部分。 Keith Bradsher/The New York Times

人们不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是否有家庭利用与当地官员的私人关系来获得资助。据官方统计，去年，腐败调查人员在全国范围内惩处了9.9万与扶贫工作相关的人员。在马营镇等社区的当地餐馆（一盘调味浓重的炸驴肉拼盘价格约为40-50元），人们谈论的全是谁获得了什么资助，以及他们是否真的有资格。

虽然扶贫计划帮助了数百万穷人，但批评人士指出该计划中存在僵化的定义。该计划帮助那些从2014年至2016年在某个时刻被分类为极度贫困的人，但没有纳入其他可能在那之后陷入困境的人们。它对大城市的穷人也没有什么帮助，虽然那里的工资较高，但工人必须为食物和房租支付更多的钱。

根据政府规定的复杂扶贫资格标准，任何有车、资产超过约三万元，在近期买房或重建房屋的人都被排除在外。徘徊在政府贫困线以上的人们仍在挣扎生存，但常常得不到住房或其他方面的补助。

53岁的农民张素梅（音）每年种植和出售土豆的收入为一万元，只能用自己的积蓄盖混凝土房子。她说她本应该有资格获得精准扶贫的帮扶。甘肃的土壤贫瘠是众所周知的，在那里耕种非常困难。

“这个社会，干部给到谁，谁就是，我们啥都没有，”她辛酸地说。

共产党搞运动式的扶贫也未能解决伤害穷人的深层问题，包括医疗保健费用以及中国正在形成的社会安全网中的其他漏洞。村里提供的医疗保险有限——例如，贾焕文的关节炎药物费用只报销17%。巨额医疗费用可能会毁灭家庭。

杨晓玲在甘肃省通渭市一家政府补贴的工厂里操作机器，切碎温室用的塑料护根。她用该扶贫计划借给她的钱来支付丈夫的手术费用。 Liu Yi/The New York Times

48岁的杨晓玲（音）在甘肃另一家政府补贴的工厂工作，她泣不成声地诉说自己为肾衰竭的丈夫支付医疗费用，从而背负了沉重债务。

三年前，她以零利率从一家隶属于扶贫计划的银行借了5万元，本打算将这笔钱用于购买牲畜。但她并没有，而是从亲戚那里借了更多的钱，然后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丈夫的肾移植手术和药物上。

现在全部贷款到期，她无钱偿还。丈夫的后续医疗花光了她的全部薪水。因此，这对夫妇及其三个孩子，以及丈夫的残疾父母靠每人每月不到300元的政府扶贫金维持生活。

“我没有能力还，我没办法，我已经借了很多钱了，现在没人借钱给我了，”杨晓玲抽泣着说。 

尽管面临挑战，但是扶贫计划可能具有长期的政治利益，有助于确保其中的一些人生存下来。人们对该计划的感激之情似乎正在增强共产党在农村地区的政治力量。

在油坊村，张进鲁不仅赞扬扶贫计划，还赞扬习近平，将他和毛泽东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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