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男人在发疯,却都在塑造“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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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如果稍微浏览娱乐新闻,你很难不被某位前夫的互联网“发疯”行为刷屏。汪某某在其社交平台上连发数十条博文,意在“控诉”和反击台媒报道他拖欠前妻生活费已久,但却把主要矛头指向离婚已久的前妻和她的几乎所有家人,发布内容包括公开其生活细节、攻击其亲朋好友以及无关此事的孩子等。

而在此过程中,“拜金女”“荡妇”等针对女性的指责一如既往地频繁出现,女方的妹妹也被牵连其中,不仅需要遭受言语侮辱,还被塑造成“疯女人”的形象。一众围观者也不假思索、顺畅地接受了这一套话语。

与此同时,女方保持克制和体面的回应,却仍然被抨击为“心机重”“太绿茶”。

不管是在历史中,抑或是近期的新闻里,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男性可以随意发疯,最后只需要用“太在乎太冲动了”“都是为了孩子”等话术就可以轻轻掩饰和化解,而女性却必须极力自证,避免自己落入到“疯女人”的境地里。

“疯女人”,是一个在历史和文化中凝结的形象。今天的分享,来自作家张悦然在节目《女作家》中,对多丽丝·莱辛写作的一篇短篇小说《到十九号房间去》的分析。

这篇小说的主人公看似只是普通的中产阶级女性,没有创作什么作品,没有思考什么重要的问题,没有参加任何社会运动。但透过张悦然的解读,不管是女性、婚姻、自我、出走的议题,还是关于对“理性”和疯女人的讨论,都会对当下仍在重复上演的故事,有许多启发意义。

讲述 | 张悦然

来源 | 看理想App《女作家》

01.

从无到有的房间

阅读《到十九号房间去》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个短篇小说与伍尔夫的渊源。它讲述的也是一个女人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的故事。莱辛似乎在沿着伍尔夫提出的问题继续思考。

伍尔夫说,每个女人都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条件的改善,女性地位的提高,这个要求变得越来越容易满足。房子现在有了。但是女性的痛苦减少了吗?没有。

莱辛告诉我们,因为女人所需要的房间,并不是空间意义上的房间,而是一个心理意义上的房间。这个心理意义上的房间该怎么获得?其实女性本来就拥有它,应该问的是,这个房间是如何失去的?我们如何能重新得到它?

这篇小说讲述了一对大家眼中幸福的夫妇,苏珊和马修,他们怀着理智与信心组建组建家庭,拥有四个孩子和一幢大房子,而因为要照顾家庭,苏珊不得不辞掉工作,成为全职主妇。随着孩子陆续上学,她重新得到了一点空闲时间。

但是仍旧有各种家庭事务牵扯着她的精力,在她与家人共享的那幢大房子里,她永远也不可能找到完全属于自己的房间。后来,她去市区租了一个廉价的旅馆房间,也就是题目里的“十九号房间”,每次在里面待五小时,什么也不做,就是发呆,享受一种自由的感觉,这令她觉得很快活。

可由于租房间的花费需要问丈夫要,时间久了还是令对方生疑,通过雇人跟踪获得她住店的信息以后,丈夫终于询问她,是不是有了情人,是不是要离婚?

她发现说出真相会比承认有个情人更令丈夫费解,于是她只能谎称自己的确有了情人,是个出版商。没想到丈夫立刻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也有一个,还提议何不来个四人聚会,苏珊却不知道该从哪里把那个出版商变出来。

小说最后,她回到那个旅馆的房间,现在这里已经不安全,因为丈夫知道它的存在。它不再是只属于她的房间了。她打开煤气,在床上躺下,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苏珊非得死吗?有些读者可能会感到困惑,觉得苏珊太矫情,毕竟她所拥有的东西,是很多女性梦寐以求的,她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还可能会认为她的行为实在是太任性、太自私了,一点都不负责任。

这种指责不无道理,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正是这种指责背后所暗含的观念,最终杀死了苏珊。如果苏珊不是太知道,自己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女性,或者自己坚决不能做一个什么样的女性,她只是随波逐流,放任自我,她就不会死。

苏珊的确用她的死亡反抗了一些东西,其中就包含着她不应该死、没必要死的观点。反过来说,当我们作为读者,认为苏珊不应该死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为将苏珊推向死亡尽了绵薄之力。

在这篇小说里,莱辛巧妙地将这场觉醒之旅,安排在几个孩子上学之后,苏珊重新拥有了空闲时间以后。也就是说,在苏珊整日忙于照顾幼儿的时候,她并没有出现问题。反倒是在重新获得一些自由之后问题才出现,因为变化过程是悄无声息、不知不觉发生的,这也正是它的恐怖之处。

她的生活完全被日常琐事填满的时候,无暇思考,当琐事减少,她感觉了空虚,感觉到找不到意义。这时候,她意识到她的自我已经丢失。或者说是被其他身份侵占了,妻子、母亲、女主人等等。

然而,待在这座大房子里,她是找不到自我的。因为她只要在这里,就会被那些身份侵占。她需要和女佣打交道,等丈夫的电话或是来自孩子学校的消息。即便没有这些,房子里的每个生活物件也在提示着她的身份。所以她必须从这里走出去。

02.

女性,在疯狂和理性之间

这部小说的第一句话,就宣布了它的主题。“这是一个智力失败的故事……”

莱辛告诉我们,这对夫妻在很晚的时候才成婚,他们各自拥有充分的恋爱经验,对婚姻没有浪漫而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他们确信对方就是那个一生相伴的人。婚后他们的每个决策也都是建立在理性思考之上的。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小说里,卓越的智力和高度的理性几乎是划等号的。苏珊和马修都受过很好的教育,是很优秀的人。这种优秀的一个证明就是,他们懂得使用理性来解决问题。事实证明,其效果很好。两人的生活正如他们先前预料的一样幸福。

只要两人可以迈着整齐的步伐大步向前,就可以一直幸福下去。

可是后来,苏珊出问题了,她的脚步乱了,她开始跟不上,她掉队了。

当苏珊因为想争取自己的空间而骂了孩子的时候,她内心无比自责,几乎无法原谅自己。因为她失控了,理智的人怎么会失控呢?她不能允许自己失控。她把那种失控的冲动视作是魔鬼,这就意味着她恐惧它们,不敢正视它们。

“正常一点好吗?”我们经常听到男人这样对女人说。这句话暗含着一种优越性。也就是说,是男人拥有正常与否的判定权。

我们可能还会想到**“阁楼上的疯女人”**的意象,要知道,之所以有那么多疯女人,是因为理性的标准掌握在男人的手里,同时也是因为,女人们努力用男性所制定的“理智”标准来约束自己,不允许自己有任何不正常,然而长久的压抑最终导致了彻底的失控。

理性的表现是什么呢?如果是情绪的稳定、态度的客观、感情的抽离,以及能够解释自己的行为逻辑的话,或许对苏珊这样的女性而言的确不占优势。

正如前面所说,理性的标准掌握在男性的手中,理性的价值在于更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是有没有可能,这种理性的定义,也在抑制女性的激情与创造力,使她们无法将自己体内的能量充分发挥出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追求理性的世界里,大量的女性潜能都只能被浪费?

有没有可能,存在另一种理性的定义,它更加包容和中立,能够令女性那些卓越的品质得到充分发挥,比如丰沛的情感,出色的共情能力等等?

小说发展到后来,最讽刺的地方在于,苏珊的麻烦不在于有了一个情人,而在于她没有一个情人。当丈夫通过跟踪,了解到她那些不见踪影的下午,都会去一间旅馆的时候,当然马上会想到,她一定是有了一个情人。

这是一个合乎逻辑、非常理性的判断,否则无法解释她为什么会那么做,因此,当他这么询问苏珊的时候,苏珊基于“理性”承认了下来。莱辛在这里充分展示了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她确信要是她说出真相,丈夫肯定无法理解,而且会觉得她的精神出了毛病。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失去理性好像比出轨更可耻,更让人无法接受。因为出轨可以被视作是身体的问题,但失去理性则是精神问题、身体问题。

接下来,故事朝着更荒诞的方向发展,丈夫听说妻子的确有情人,非但没有生气,反倒松了一口气。因为妻子的怪异行为得到了合理的解释,让他感到安心,同时也证明他的猜测是正确的,理性再次帮助他作出了正确的判断。

那么接下来到了用“理性”解决问题的环节,他摒弃了嫉妒等不良情绪,欣然接受了这个事实,并提议来个四人约会。可以想象,四人约会对每个人的要求非常高,需要大家都是理性、有教养的。但是丈夫显然认为,他们可以胜任这种挑战。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必再偷偷摸摸地进行,弄得大家都很不方便,也不体面。

**莱辛制造出一种局面,让我们体会到苏珊承受的压迫感,也让我们相信,面对丈夫的提议,她本能地会接受,因为这个提议就像他们过往商议的所有事情一样,是应该具有共识的。**她不想表现出自己已经在理性方面掉了队,只能谎称情人出差来拖延时间。最终到了必须找个情人来交差的境地,她想过现找一个男人来做自己的情人,但是想到与他发生肉体关系,就感到抵触。

她把自己逼到了墙角,一切变得无法收场。她想到跟丈夫说出真相,丈夫会有多么惊讶。她竭力用理性来塑造自己,结果里面全都是补不上的大窟窿。如果她把理性的外壳剥开,那将会是一个多么千疮百孔的自己,她认为丈夫根本无法接受。

因此,死亡成为了她的一种逃逸。她从那个令自己厌恶,已经无法修复的破损的自己中脱离,内心终于获得了宁静。

我在之前的节目里谈过的莱辛的另一篇《金色笔记》,它的主题也是“疯狂”。安娜之所以用不同的笔记本来记录不同领域的事,主要是为了避免自己的崩溃。只要可以梳理自己杂乱的思想,就意味着还能控制自己。安娜和苏珊一样,面对自己濒于疯狂的局面,展开了一番自救。

显然,“疯女人”,这个在历史和文化中凝结的形象,已经成为了某种梦魇。不过,这些人物其实也反映了莱辛对于理性的追求。即便说《金色笔记》是一本关于“疯狂”的书,事实上,它也是由缜密的构思完成的。而且安娜并没有真的疯狂,即便是苏珊,她的自杀,也并非出于激情,而是一种经过考虑之后所作出的慎重选择。

莱辛的确以理性著称。某种意义上说,她留给后世女性最宝贵的财富,正在于她的理性。

**03. **

关于出走的两种结局

《到十九号房间去》令人想起另一个离家出走的故事,19世纪美国男作家霍桑写的《威克菲尔德》。或许因为《到十九号房间去》看起来极其现实主义,而《威克菲尔德》却非常象征主义,所以很少有人将二者相提并论。不过把它们放在一起,会得到一些有趣的发现。

《威克菲尔德》讲述了一个名叫威克菲尔德的中年男人过着平凡而幸福的家庭生活。有一天他受到莫名念头的驱使,离开了家,在自己家隔壁的楼里住下。他买了假发和衣服,乔装打扮成另一个人,每天在那里观察着自己的家,观察着自己的妻子。

本来想就这么度过几天,谁知道他不断拖延,一天又一天,最终,他就这么生活了下去。十年过去了,有一天他和妻子在街上擦肩而过,但妻子没有认出他。

这样又过了十年,在一个秋天的傍晚,威克尔菲德在家附近散步,天空下起雨来,他透过自己家二楼的窗户,看到妻子的剪影,想象着那里有一炉温暖的火,妻子会迎上来帮他拿衣服,他忽然决定回家,于是迈上台阶,走进门去。

故事就停止了在这里。小说的末尾,作为一位有极高道德感的的作家,霍桑没有忘记附上一段对世人的提醒:

“在这个神秘世界表面的混乱当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被十分恰当地置于一套体系里。体系之间,它们各自与整体,也都各得其所。一个人只要离开自己的位置一步,哪怕一刹那,都会面临永远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就像这位威克菲尔德,他可能被,事实上也的确被这个世界所抛弃。”

威克菲尔德被抛弃了吗?是的。因为他离开之后,世界在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下正常运转。这样过去了二十年,他的半生白白浪费。威克菲尔德被抛弃了吗?没有。因为当他决定回家的时候,门为他而打开。他走了进去,小说暗示我们一切恢复了正常。

尤其当我们把这篇小说和《到十九号房间》放在一起的时候,威克菲尔德先生的悲剧性似乎减弱了许多。毕竟威克菲尔德太太也没有发展新的生活,她还呆在原地,等着丈夫回来。

从这点来看,不能说威克菲尔德先生彻底失去了自己的位置。而且,失去自己的位置和失去自我是两回事,威克菲尔德先生并没有失去自我,他将自己从社会、家庭关系中剥离出来,使他纯粹只是他自己。

我曾听到过好几位男作家表达他们对于《威克菲尔德》这篇小说的喜爱。或许因为这个小说揭示了很多男性都有的一种离开家庭,摆脱庸常生活的渴望。就像冲出了每天运转的轨道,掉入了一条罅隙里,如同局外人一样在生活之外看着其他人在生活里面争夺和妥协。

那种荒诞的、悬置的存在状态令人着迷。女性读者当然也会有所触动,但是我认为,她们的触动不可能像男性读者那么强烈。反之,男性读者对《到十九号房间去》的共鸣,可能也不会像女性读者那么强烈。这两篇小说,展示了两种不同形式的出走,而致使它们的不同的核心原因,就是性别。

于是不禁要问,一个女人就不可能像威克菲尔德先生那样出走吗?但想一想就会觉得非常困难。

首先,这个女人想要斩断所有的羁绊,是很难的。因为她习惯了“被别人需要”,不能消除对于家人和家庭事务的牵挂。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女人能像威克菲尔德先生在自己家隔壁住下来,每天看着自己的家,却不回家。

她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发烧,或者丈夫因为不会做家务而弄伤了手,就可能把什么自由、自我都忘了,不管不顾地跑回家。总之,有太多能把她召唤回家的事物,使她的离开不可能成为一场无限期的出走。

而且,当我们把一个女人放在威克菲尔德的位置,就会发现,这个女人所承受的道德压力要比男人更大。她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家人因为找不到自己而生病受罪,这个女人实在是太铁石心肠。在读者那里,这个女人的形象,会受到某种损害。

此外,想象这样一个女人独自,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家庭关系地生活,远比想象一个男人那么生活要困难得多。这时我们会发现,霍桑虽然讲的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故事,但它还是有其成立的基本现实要素的。也就是说,威克菲尔德的故事,换成是一个女人就不成立了。

我们或许还可以再做一个大胆的推论:女作家是不太可能写出《威克菲尔德》这样的作品的。要写出这个作品,她必须跳出女性的身份,进入男性视角,充分体验那种庸常、乏味没有意义的生活,才可能会想出威克菲尔德古怪的出走。

很多女性经验会限制女作家的想象,而且这些经验会将她推向她更危急、更紧要的问题面前。**苏珊需要十九号房间,是危急的,是一种自救,而威克菲尔德先生的出走是即兴的,是一个实验,一场小小的冒险。**对女作家来说,她很难不看到生活中无数像苏珊那样的女人的需要,或者看到了,却绕过它们,去想象威克菲尔德有一天突发奇想的实验。

恐怕很多人会觉得,《威克菲尔德》比《到十九号房间去》艺术性更高,因为它的主题更深邃,写出了一种普世的人的存在状态。这是否证明了女作家不如男作家伟大呢?

作为弱势群体的一员,女作家首先观察到、感受到的困境是关于自己所在的群体的,它们显得非常急迫,作家的道德使她不可能不去关注这些困境。然而这却成为了一种局限。长期以来,女性问题被认为只是女性问题,无法成为普世问题。

但男性问题似乎就很容易成为普世的问题,男性的问题,总是更能代表“人”的问题。作为读者,我们或许应该问自己,为什么我们能够理解威克菲尔德,甚至觉得他代表着一种“人”的存在状态呢?

这种理解有可能是从阅读中来的。阅读帮助我们建立了对怪异、荒诞、疏离等体验的认识。我们在威克菲尔德身上,辨识出一种“现代性”。

但作为女性读者,或许也应该留意,这种“现代性”的美学,主要是由男性缔造的。我们所建立的这种审美和思考方式,主要来自于男性所的书写,他们根植于男性的生存经验。

尾声.

来做一些总结吧。女作家的小说经常被认为是女性主义的作品,由于缺乏普世的、广泛的意义,而影响了艺术价值,也使它们不能成为伟大的作品。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是因为男性花了太少的时间学习、理解和想象女性生存处境。倘若伟大要以男性的理解和共情为前提,那么筛选出的作品,几乎都是从男性处境出发的作品。

莱辛一直很担心自己的作品被当作女性主义作品去读。但是现在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承认它们是女性主义作品,只被女性阅读又怎么样?这不会影响它的伟大。

而且什么是“伟大”?难道它不是依据男性形象雕塑起来的词语吗?这个词语的内部也在面临着一场革命。

*本文内容综合整理自由张悦然主讲的看理想App节目《女作家》第7讲,有删减,完整节目内容欢迎移步“阅读原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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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安娜》《在撒旦的阳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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