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顺章：悲剧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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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顺章：悲剧狠人

作者：周志兴

今天在上海，讲一个上海的人物故事，他叫顾顺章，他被称作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但是，我不想说这样一个题目，还是要能够揭示这个人的本性，这就是一个悲剧狠人。

说狠人，是他带领“红队”，除掉了不少敌人，例如叛徒白鑫，就是顾顺章率领手下击毙的。说悲剧，是他全家十几口人被他原来服务的党灭门，而他投靠的国民党又把他枪毙，葬身荒野。

顾顺章1904年生于上海宝山一个农民家庭，不过，那个时候还是江苏的宝山县。

他小时候家境不好，早年丧父，十多岁时就流落到上海滩来谋生。因为无依无靠只能靠自己，首先要有饭吃，还不能受人欺负，就拜师练武。别看农村长大又没怎么上过学，但是他很聪明，武功长进得非常快。为了混饭吃，他还学会了演杂技耍把戏，还学会了变魔术。后来，顾顺章进入了南洋烟草公司，成了一个工人，他也加入了青帮，成为“有身份”的人。

顾顺章身上，有流氓无产者的特质，讲义气，好结交朋友，敢打抱不平，好勇斗狠，得到工人们的信赖和拥护，这正是处在创业阶段的共产党需要的人才，于是，经过向警予、李立三看上了，重点培养他，还把他送去德国留学。

顾顺章回国后，1924年秋，他20岁，由向警予和李立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这个起点很高，因为介绍人很厉害，向警予被毛泽东称作中共唯一的女创始人。李立三是1921年入党的老党员，曾经一度掌握过党的最高权力。

由这样两位党员提携，又是底层工人出身，那时候，共产国际是太上皇，他们最重视产业工人，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中共党内有点能耐的工人是凤毛麟角。这样，顾顺章在党内很快崭露头角。先是到上海市总工会工作。1925年8月，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成立，顾顺章任委员，负责区委组织部工作。

1926年，党组织派顾顺章与陈赓等人一起去苏联，短期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武装暴动经验。1927年，顾顺章回国后，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被推举为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

就在这一年的四一二，蒋介石清党，大批共产党员被杀害，中共转入地下，上海党成立了一个特殊的组织，特科。

特科在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的领导之下，特科下设总务、情报、保卫、通讯四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是洪扬生；二科负责收集情报，科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开国大将陈庚；四科负责无线电通讯，科长是李强。三科也叫做红队，俗称“打狗队”，负责镇压叛徒特务，科长由顾顺章兼任，主要任务是以牙还牙地打击反动派，镇压叛徒，保卫中央机关和负责同志，营救被捕的中央负责同志，保障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能够安全进行。责任非常重大。

这个任务既神秘又危险还有权力，很符合顾顺章的性格，也很能显示他的才能，于是，他的重要性也更加凸显。不久，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要知道，出席会议的除了顾顺章，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蔡和森、毛泽东、陆定一、王一飞等21人。邓小平是作为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出席的，而那时的毛泽东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可见顾顺章地位之高。

然而，他本性中流氓无产者的特性也在权力大了不受制约的情况下越发显现出来，生活腐化、吃喝嫖赌。同为特科的科长，也是和他一起到苏联学习的陈赓对这位同事非常了解，他曾经这样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

陈赓是个厉害角色，他是十个开国大将之一。

陈赓的感觉非常准确。

其实，党组织对顾顺章也有些不放心，准备把他调离特科，让当时化名赵容的康生取代他。顾顺章也感觉到了组织对他的不满，他觉得自己劳苦功高还不被信任，所以心生反叛。

关于这一点，中共的重要领导人瞿秋白夫人，也是和顾顺章共事过的杨之华有回忆说，顾顺章叛变后，特科在顾家搜出了他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信中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从中央到支部的各种组织关系，一概交出。

1931年3月，组织上派党内的重要人物，也是一大代表的张国焘和陈昌浩到鄂豫皖苏区，顾顺章护送他们前往。返程时，顾顺章路过武汉。武汉是九省通衢，热闹程度不亚于上海，所以顾顺章不急于回上海，想在武汉盘桓几天。在这个花花世界里，顾顺章一时技痒，居然用“化广奇”的艺名，到新市场游艺场公开表演魔术。

那个时候，因为形势恶劣，共产党内有不少叛徒，而顾顺章算是公众人物。认识他的人很多，他这样做很危险。果然，他被一个叛徒王竹樵认出来了，王竹樵暗中跟踪盯梢，一直盯到顾顺章的住处，马上报告特务机关，于是，顾顺章被捕。

其实，顾顺章应该是有思想准备的，甚至可以说，他在等着这一刻。但是，他知道自己的价值，也知道南京蒋介石的机要部门中有中共的卧底，所以，他第一表示投诚，第二不向抓他的小人物们讲什么东西，第三，他要求见蒋介石以后再交代，第四，他要求无论如何不要给南京先发电报报告他的被捕。

抓他的人是国民政府汉口警察局局长蔡孟坚，抓到大鱼，无论是出于表功还是要及时汇报，他都是需要向南京报告的，所以，当晚蔡孟坚连发6封密电至南京的上司，报告顾顺章被抓捕一事。当然，也有资料说是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把顾顺章被捕并叛变的消息电告给了南京。这两种说法都有可能，何成濬是老资格，那时已经年过五十。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参加过筹建临时国民政府的工作，他是湖北随州人，所以长期任职于湖北。从职务上看，他更有资格向南京中央报告。但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蔡孟坚极有可能是属于“中统”系，他也许直接向中统的徐恩曾汇报。两天后，蔡孟坚派一艘小火轮和一个排的宪兵，将顾顺章押解到南京。

正如顾顺章所料，在南京接收密电的，正是中共打入国民政府内部，当了“中统”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

钱壮飞生于1895年，浙江湖州人，这是一个才子，学过医，还教过美术，演过电影，擅长书法、绘画和无线电技术。江西中央苏区的不少标志性建筑，如红军烈士纪念塔，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等，都是他设计的，我到苏区考察过，真的想不到一个人居然有如此多样的才能，可以说是斜杠青年。他的后代也很厉害，儿子钱江是中国著名的电影导演；女儿黎莉莉是著名电影女明星，因为是著名电影人黎锦晖的干女儿而改姓黎。

钱壮飞抢在顾顺章到达南京前，设法通知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并逃离南京。周恩来后来多次提起钱壮飞，他说，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

顾顺章的叛变是一件大事，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中共历史，中共中央不得已撤出了上海，主要成员都转到江西中央苏区。对这样的叛徒，党组织一定是恨之入骨的，1931年12月1日，有这样一份文件，《苏维埃临时中央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发布，签发人是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通缉令历数顾顺章的种种罪行，并称：

“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在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特别发下这种“通缉令”，可谓极为罕见。

在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传记《周恩来》中提到，顾顺章叛变之后，周恩来不得不采取行动，周下令或默许，按上海地下工作的传统开展屠杀活动。顾顺章的家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海棠村住所被红队杀死的。死者包括顾顺章的妻子、岳父母、哥嫂以及几个亲戚，一共九人。他们当时大多在从事地下党的一些基层工作。同时被杀的，还有当时在他们家里打麻将的两个外人。

中央特科的洪杨生和陈养山等带领一批原先与顾没有私交的人执行了这一任务。因为市内不敢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所以采取了绳勒的方式。又因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这个陈养山在建国后担任过司法部副部长职务，1978年4月被任命为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洪扬生则没有那么幸运，当年逃离上海后被捕叛变，因为他的一段当过国民党特务的经历，建国后被长期关押。

洪杨生的故事还没有完，一会儿再说。

若干年后，顾顺章的女儿顾利群对记者说：“我自己的亲属九口人被当时的地下党的红队，就是顾顺章自己领导的人，反而被他们弄掉了。他们怎么弄掉的，不能开枪的，勒毙。这个也是我以后才知道的。”顾利群说，继母张永琴过去经常和她一起谈起顾顺章曲折的经历，她们都觉得，顾顺章早年投身地下党斗争，对于共产党的事业有过贡献。可惜的是，他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为中共党史上“最具破坏力、最具危险性的头号叛徒”。对于父亲顾顺章的一生，顾利群自己很难评价，只是想起“爱棠村事件”当中的无辜生命，她常常夜不能寐。文章中引述了顾利群的原话：“虽然外面众说纷纭，但是我怎么样说呢。我对我亲生父亲，我觉得他本事很大，为地下党做了许多工作。但是我对那些莫名其妙株连的九个亲属呢，我心里一直是有一种愤懑，有一种不平的感觉。他们又没有出卖过革命，应该为这几个无辜的受牵连的人昭雪平反，可是没有。他们从来没有提起，完全消失掉了，也没有人再谈起当年那些很悲惨的场面。”

其实，顾利群当年只有三岁，房里还有一个12岁的男孩，是顾顺章小舅子张长庚，周恩来动了恻隐之心，特别强调孩子是无辜的。据说，很少抽烟的周恩来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说：“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万不得已，也不知道将来的历史怎么评价我。”

后来，三岁的女孩被送到了保育院，张长庚则放回家。现在，很多人诟病这次残暴的灭门。实际上，当时的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不要说是确凿无疑而且危害极大的叛徒，就是自己人，稍有怀疑也会被毫不留情地杀掉。

虽然到顾家行动的时候，知道顾顺章不在家，但是仍然要对他全家的灭门，还是一种震慑，警告后来可能叛变的人。

让人不可理解的是，顾顺章既然叛变了，而且作为特科的领导人之一，他应该知道共产党的手段，他为什么不及时转移家人呢？家里人居然还会悠闲地打麻将！

然而，周恩来的恻隐之心还是酿成了大祸。张长庚回家后，顾顺章让他每天在街口等候，发现熟面孔就立即指认。几个月后，中央特科的王世德骑车经过，被张长庚认出，追上前揪住他不放，身边的特务立刻一拥而上，将王世德逮捕。受此案牵连，中共又有一批秘密机关遭到破坏。

王世德供出了顾顺章家属的下落，1931年11月23日，上海巡捕房协同上海首席检察官陈满三、检察官丁仕奎等，到杀人埋尸现场进行开挖，先后挖出11具尸体，成为当时轰动上海的“海棠村掘尸案”。

有了家人的下落，顾顺章当然怒火冲天，1931年11月，顾顺章在《申报》连续数日在不同版面刊登“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此后，中共不但在组织上遭到了破坏，在道义上也大大丢了分。

顾顺章叛变是一个大案子，但是，近百年过去了，党史学者还是有很多问题搞不清楚，因为有太多谜团。

谜团之一，顾顺章为什么要半遮半掩地当叛徒？

顾顺章叛变以后，供出了很多的中共机密，例如中共在武汉的湘鄂边区特委、中央军委武汉交通站、湘鄂边区红二军团驻武汉机关等20个秘密机关，中共在武汉的地下组织几乎无一幸免，中央特科也遭到极大破坏，先后被捕的中共成员有800多人。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黄埔军校总教官的恽代英当时已经被捕，但是一直没有暴露身份，他被关押在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化名为王作林。却被顾顺章指认，于是被杀害。

就在顾顺章叛变后，中共的重要领导人向忠发、蔡和森也被捕了，也有资料说是顾顺章出卖的，我觉得不一定准确，应该不是顾顺章直接出卖的，只能说有关联性。

邓颖超曾经这样回忆：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当时在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及要害部门面临着安全的紧急问题，在最短的时间内都作了转移。向忠发的住处尚未找妥，决定他同恩来同志和我住到一个新的地方。考虑到他外出时必将遇到危险，因此，周恩来同志（当时是中央常委）当面告他，你千万不能出去。住了三、四天，当恩来同志和我不在时，他就溜出去到一家外国人的旅馆看他的小老婆。我们回家后，见他不在，而且当晚没见他回来，估计会发生问题。次日（1931年6月23日）上午也不见他，这天中午，我们就得到内部确切的消息，说他在静安寺路底等汽车时被叛徒发现，当即被捕。我就迅速通知他所知道的几个地方的同志马上转移。下午又得到他叛变消息。当时，我们还有些怀疑，紧接着又得到内部消息他已带领叛徒、军警到他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看文件的地方），逮捕在该机关工作的三位同志：张月霞（后来关在南京反省院，抗战时放出）、张纪恩、苏才。我上午曾到该处，约定晚上到那里去吃晚饭。在我没有去以前，虽已得到向忠发叛变的确信，但还不知他去过这个机关。因此，在下午约四点多钟，我仍按约定去吃晚饭，到该屋的后门附近，看到在亭子间窗户放的花盆不见了（这是我们规定的警报信号），我没有再前进，立刻转移到另一位同志家里。这时，秘书长余泽鸿也正在找我，十分焦急，他也尚未找到恩来同志，通知他这个消息。当天我和恩来同志先后冒险回到原来的住处，看到原定的警报信号还在。我们先后进屋。恩来同志此时已得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我们匆匆分开并约定以后再见面的接头地方。在分开后又得到内部工作关系的确信，向忠发的确叛变。蒋介石在南昌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如获至宝，立即复电，马上处决。

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这样回忆：

1931年3月，弼时同志调任中央苏区工作，我仍留在上海。当时党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组织上已发现向忠发平时来往人员复杂，特意将我安排到向忠发家住。在向家我住了约二、三个月。因顾顺章叛变，组织上将向忠发转移他处居住（当时不知去何处），同时将我与向的小老婆杨淑珍安排到一家新开的旅馆暂住。记得在旅馆只住了几天。向忠发在一个晚上来到旅馆，来时说：只呆一会儿。但至夜12点，我去敲门催他走时，他说：明早走。向忠发在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离开旅馆后即被捕。

难解的是，顾顺章在出卖的同时，却还有所保留，这是为什么？

《中国共产党史稿》中记载，顾顺章在被捕后有这么一段供词：“共产国际派遣代表9人来上海，即系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址都不知道。远东局主任，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老毛子。”

实际上当时远东局在上海仅2人，一个波兰人，一个美国人，恰恰没有俄国人。牛兰绝非远东局主任，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米夫不久前还在上海，并曾和顾顺章多次开会见面，远东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特别提到了这一点，认为顾顺章有意隐瞒了许多重要秘密。

再比如，顾顺章在担任中央特科负责人的时候，周恩来怕党中央在上海10余年积累起来的各种文件散失，需要特别建立一个中央文库来保护。中央文库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当时仅与中央特委的领导有联系。不知出于何种考虑，顾顺章叫人手抄了全部文档，保存下来，私藏在一个秘密地方，可以说是建立了一个“第二文库”。也不知出于何种目的，顾顺章叛变后出卖了几乎他所知道的中共地下党中央的大多数核心机密，而对所谓“第二文库”之事，只字不提。

周恩来是知道中央文库所有文件有一套备用文本的。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曾把此事告诉康生、博古等，他们反复查找，但是找不到。其实顾顺章是有所计划的，他叛变以后，曾经让自己的亲信，拿着自己的亲笔信找到了小舅子张长庚，让张长庚带着来人，到他姐姐（顾顺章原来的老婆张爱宝）在老家宝山乡下买下的一个秘密住处，花了整整三天时间，将10来箱文件全部烧毁了。

张长庚还清楚记得顾顺章写的那几句话，“速即销毁，存着会害人的”。

害人，是害什么人？只能是害共产党内的人，既然做了叛徒，为什么还怕害自己的前同事？

我想，也许这是出自顾顺章的农民式的狡黠，也为国民党立功，也为自己在共产党那里留一条后路。

关于“第二文库”，是洪杨生巧遇张长庚才知道缘由的。

洪杨生命运起伏跌宕。他当年是特科一科的科长，负责总务和后勤，但也是带队到海棠村灭门的当事人，当时把12岁的张长庚放走了，他应当记得张长庚的模样，这一个细节居然能改变他的命运。

顾顺章叛变后，洪杨生也转移到中央苏区，担任瑞金工农通讯社主任。1934年10月参加红军长征，途中被俘，向国民党自首，当了一段时间的国民党特务，还当过鄱阳县的警察局长。1958年，因在江西担任伪职和汉奸，被捕获刑16年，刑满释放后又戴上“管制分子”帽子，洪扬生曾多次写信给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等，都没有得到回音。一直到1978年，他联系上了中央对外联络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李一氓当年也在特科工作过，1930年5月，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时，在白克路上的房子是由顾顺章和洪扬生负责承租、布置与保卫的。中央派李一氓和夫人做开会房子里的主人，于是与洪扬生有很深的交集。他很同情洪扬生的遭遇，就出面联系，由街道每月发放80元供养洪扬生。

这点收入还是很微薄的。但是，他居然在街头遇到了当年12岁的海棠村被放走的张长庚，而且得到了“第二文库”的有关信息，也算是立了功。后来，他被安排进上海文史研究馆工作，直至1989年去世。

说到李一氓帮助曾经的同事又是叛徒的洪杨生，还有一个谜团，就是陈赓和李强和顾顺章的关系。

据顾顺章的后妻张永琴回忆：1933年春末夏初的一个深夜，陈赓来到了南京细柳巷顾顺章家里，与顾顺章见面，长谈了一个晚上。他俩是在二楼孩子住的那半间房的后半间谈的，说些什么，张永琴也不知道。一直到天蒙蒙亮，陈赓才走。顾顺章对张永琴讲：陈赓离开顾家直接坐火车去了上海。

据张永琴回忆：陈赓的这一夜长谈，对顾顺章触动非常大。当然，这个回忆，是张永琴对顾利群说的，顾利群再转述给记者，是不是真实可靠不得而知。我判断有此可能。

陈赓是一个很大气的人，胆子很大，当年在黄埔军校也是蒋介石器重的人。1926年间，陈赓曾和顾顺章一道到苏联学习过特务工作，回国后便在中央特科和顾顺章一起工作，两人关系不错。虽然他对顾顺章的很多做派也看不惯，说过“我们以后总会看到顾顺章背叛革命的那一天”这样的话，但是，我认为他们两人性格有相似之处，都豪爽，讲义气。而且，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当时的问题，认为对叛徒应该势不两立，不可以坐在一个屋檐下。实际上，事情是复杂的，要有应变能力是地下工作所必须的。也许有这样的因素，组织上当时知道顾顺章叛变后对敌人有所保留，或者是还想让顾顺章保持中立以减少损失。

1983年，特科的另一个科长，主管电讯的李强到上海特地约见了顾顺章的后妻以及女儿，这时他是国家对外贸易部部长。在那次见面当中，他们谈起了半个世纪前的“爱棠村事件”，谈起了顾顺章。顾利群回顾说：“在1983年，李强到上海来接见我的母亲，就是张萍（张永琴）女士跟我。一道到国际饭店，他跟我们谈了一些话。他说，现在这个事情已成为历史了，在当时情况下，为了革命的需要，不得已而采取这样的行动，那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可以跟你们澄清：一点，向忠发不是顾顺章出卖的；第二点，‘伍豪事件’也不是顾顺章所为。他唯一的就是出卖关在监狱里的恽代英，其他他没有什么事情。这是李强亲口对我母亲讲的。”顾顺章的女儿顾利群还回顾说：“（当年的）李强和顾顺章是上下级关系”，他向我们表示， “我今天请你们来，是因为我同顾顺章是故旧”，不是以工作的身份、以什么组织身份，是以私人的身份来看看我们。看看顾顺章留下的唯一的女儿，后来娶的妻子。

如上文章还介绍说：顾顺章的女儿顾利群家里一直保存着一张贺卡，是见面后李强寄给她们的。那次见面对于顾利群来说，虽然了解了一些真相，但是仍然有太多的谜团得不到解答。转载该文章的网站上附有这张贺卡的照片，照片说明是：“李强每一年都给顾顺章女儿写贺年卡”。

对待这样一个叛徒的遗孀和后人，李强为什么如此温情？我认为，首先是李强这样的共产党人心里还有柔软的一面，其次，顾顺章的叛变与出卖还有一些未解之谜，在这些未解之谜逐渐浮现之后，李强，包括陈赓也认为灭门之举是过分了。

顾顺章这个狠人，死亡也是悲剧。

顾顺章叛变到了国民党阵营，自己陷入了另一个大坑里。

首先，他的功劳没有他自己和国民党高层想象的那么大，重要原因是抓捕他的蔡孟坚马上向南京报告，而这个消息首先被潜伏在中统的钱壮飞获取，重要的中共领导都及时转移了。因为顾顺章的地位重要，所以南京政府希望很大，所谓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其次，当时的中统和军统矛盾很大。顾顺章算是中统的战利品，徐恩曾不想让军统戴笠染指。而戴笠对顾顺章也很感兴趣，经常将顾顺章“借过去”用用。徐恩曾表面上不能不答应，心里却非常不快，多次警告顾顺章不准与戴笠私下有任何关系。

但是，戴笠的势力更大一些，顾顺章是知道的，所以，他也会和戴笠暗通款曲。没想到被保镖林金生出卖，将顾顺章写给戴笠的信直接交给了徐恩曾。顾顺章与徐恩曾大吵了一场，徐恩曾原来安排顾顺章在南京城南双塘巷居住，还派自己的亲信王思诚做他的秘书，同时让同为中共叛徒的王田标、李志远等住在一起，以便监视。这时他又不放心了，再让顾顺章搬家，住到了一所由中统严密看管的小屋，安品街70号。

顾顺章这时是老鼠进了风箱，两头受气。一方面他要怕中央特科红队的报复，只得深居简出，偶尔有事外出，除了带上保镖，还特意进行面容化妆。通常是在嘴里含上一副牙套，容貌大变。另一方面还要在中统和军统之间周旋。

这样，顾顺章萌生退意，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生意人。而顾顺章妻子被杀后，徐恩曾委托王思诚替顾顺章介绍一位女子做后妻，此人便是南京的一位年轻姑娘张永琴。结婚以后顾顺章一家搬到了南京细柳巷41号。有了新的家，还有一个幸存的女儿，顾顺章想退出国共争斗，做一个古董商人，其实他也不懂，但是，似乎也做不了别的。

他用蒋介石给他的礼金等，从一些古玩贩子手里买了一些古董，主要都是古玩瓷器，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足足装了两个大箱子，只待时机一到就物色一个铺面开店谋生。

第一步，他先装病在家。徐恩曾几次前来探望顾顺章，他依然称病不起。近半年的时间，他就写了一部书，名叫《特务工作的理论和实践》。这部书是由他口述，由旁人整理的，是国民党特务系统内很重要的一本理论著作。

为了缓和与顾顺章的关系，徐恩曾特意由中统出钱，安排顾顺章到日本去休息养病。1934年4月末，顾顺章去了日本。1934年初夏，张永琴带着顾顺章前妻生的女儿顾利群也来到日本，住了将近1个月。

为了回家照顾婆婆与自己的父母，张永琴带着顾利群先回到了南京。徐恩曾亲自将张永琴接了去，详细询问了顾顺章在日本的情况，并关照张永琴写信给顾顺章让他早点回来。就这样，经不起徐恩曾的一再催促，顾顺章于1934年9月回到了南京。回到南京不久，顾顺章被徐恩曾接去谈话，从此一去不返。

徐恩曾在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顾顺章事件的经过，他写道：“我所遗憾的是，这位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1935年春，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由于他不安分的本性，我虽然尽量优待他，日子一久，他仍感到不耐，要找政治上的出路。”

“我们这边找不到，又去和共产党勾结，向共产党提供我们内部人事和业务报告，后又发现他有实现暗杀计划后逃往江西苏区的准备，我只好将他放弃了……顾顺章是唯一叛变后又想回到敌人怀抱里的一个。”

还有一个说法，是他企图组建所谓的“新共产党”，犯了蒋介石的大忌。

是真是假呢？从陈赓夜访顾顺章，也许有这个可能，但是，从他全家被灭门，似乎又很难想象。我认为，这应该是杀他的一个借口而已。

顾顺章被重新逮捕不久，张永琴也被关押了起来。1936年底，张永琴从监狱出来，王思诚派了一个人陪同她到镇江，当地机构又派了一个人陪同。在镇江市郊一处荒芜的乱坟岗子找到了一个土堆，说顾顺章就埋骨在那里。张永琴想自己毕竟与顾顺章夫妻一场，于是便在镇江南门外买了一块墓地，将顾顺章重新安葬了。同时她还把被中央特科镇压的顾顺章的前妻张杏华的棺柩从上海宝山迁到镇江，与顾顺章合葬，在墓碑上为顾顺章写的名字叫顾啸仙。

大历史很多时候是由细节改变的。顾顺章的叛变，使中共中央在上海立足不可能了，而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是要在上海这样的产业工人聚集的地方积蓄力量，这是基本政策。不能呆在上海了，中央只得迁往江西苏区，无意中成就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成就了毛泽东，他逐渐崭露头角。

(XYS2025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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