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学者林垚：说言论自由被“政治正确”侵害是过度夸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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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全现在 ，作者香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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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授权转载自：全现在（ID：quanxianzaiAPP）

作者：香猫记

讨论当下的言论自由是否受到“政治正确”的威胁，就先要明确言论自由边界的缩小和变动是两个问题。事实上，言论自由向来是有边界的，而公开信的问题显然是将问题混淆了。

总之，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化，应该深入到具体的事件里面去。我们不应粗暴地下一个特别大的断言，说这个时代在堕落，言论自由因为舆论暴力而受到整体上的侵犯。

7月7日，美国著名的《哈泼斯杂志》刊登了一封来自知识界和文化界人士的公开信，引发了人们颇多讨论和批评。

尽管《哈泼斯杂志》和公开信的发起人无意质疑当下BLM运动的正当性，更支持运动敦促警察制度的改革以及推动包括种族和性别问题的公平，但公开信还是被一些人士概括为是对“政治正确”的反思。

当“政治正确”的含义越发复杂和富有歧义，此时人为的将其与“言论自由”对立起来会引发歧义。不仅如此，签署公开信人士的背景和立场也可谓复杂，不仅有乔姆斯基、福山这样的思想界巨擘，还有诸如J·K·罗琳、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等颇受争议的名人，也让公开信的公信力受到质疑。

▲ 《哈泼斯杂志》上刊登的公开信。© HARPER’S MAGAZINE

7月10日，致力于推动新闻客观性与平权的美国志愿写作者网站The Objective很快就刊登出一篇反驳文章并也以公开信的形式附上了反对者的姓名（他们大对数是媒体工作者），文章认为《哈泼斯杂志》的公开信主要代表了白人精英的立场，公开信中提到的关于当下言论边界缩减的例子很有可能多数根本就站不住脚。

甚至，The Objective认为这封信读起来是对一个多元化行业的刻薄反应，这一行业正开始挑战保护偏见的制度规范。当下的辩论事实上是关于谁拥有发声的平台和机会，而这封信的作者使用了有诱惑性、但模糊的概念和隐晦的语言让讨论偏离，掩盖了他们言辞背后的实际意图。不仅如此，“他们从社交媒体获得了像《哈泼斯》这样的机构传统上赋予大多数白人、顺性别者（按，cisgender，指性别认同与自身生理性别一致的人）的那种文化资本。他们的言辞反映了一种固执的态度，他们不想放弃仍然弥漫在媒体行业的精英主义，他们不愿意拆除那些他们身处其内、而把我们这样的人拒之门外的制度。”（以上翻译参考译者刘小磊发表在澎湃·思想市场的译文）

在中文世界，“澎湃·思想市场”不仅刊登了这篇批评文章的中译版本，还陆续刊登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耶鲁大学法律博士候选人林垚撰写和口述的一系列关于BLM运动以及探讨言论自由、“政治正确”及身份政治的文章。尤其是他此前与知名学者刘擎、吴冠军等人就此问题的商榷文章获得了比较广泛的传播。这些文章点燃了最近一段时间中文世界对“政治正确”议题讨论的热情。

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局势，“言论自由”和“政治正确”的关系究竟是什么，西方世界真的已经卷入“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之中了吗？全现在就这些问题采访了林垚，请他谈谈自己对《哈泼斯杂志》公开信的看法以及当下BLM等运动影响下的美国言论空间变化的观察。

采访中，林垚首先肯定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他认为自己从原则上认可社会舆论和社会压力的确会对言论自由造成损害。但《哈泼斯杂志》公开信从形式到内容让人无法信服。一部分人对当下言论环境的恐慌其实是放大了，事实上在这个网络时代，任何发言都有可能面对激烈的辩论或激烈的批评。

*以下为林垚口述，全现在整理编辑

▌言论自由边界的缩小和变动是两个问题

讨论当下的言论自由是否受到“政治正确”的威胁，就先要明确言论自由边界的缩小和变动是两个问题。事实上，言论自由向来是有边界的，而公开信的问题显然是将问题混淆了。他们不能只是举出一些似是而非的例子就说明一些人离职等遭遇是因为言论在被打压。这个问题应该考察的是言论自由的边界有没有划得很恰当，还有这个边界有没有缩减。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考察究竟是谁在把持着言论的，从前媒体或者出版社的编辑等人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一个人没有获得发表的机会就意味着他/她的声音没办法被听见。自媒体时代大家都可以随便说话了，一些声音才被听见。

学术界也是如此，一些曾经被认为是激进的话，比如黑人可以暴力对抗国家机器，比如跨性别者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厕所等，这样的话从前可能被学校开除或者被同侪排挤，现在反而被认同。

与此同时，一些与之相反的观点可能会在网上遭到批判，比如J·K·罗琳之前对跨性别者的不当言论被网友攻击。这些话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可以说的，突然不能说了，罗琳就出来说自己感到很大压力。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不敢说话或许是言论自由变动的结果，时代气氛变了，之前不敢说的话现在可以说了，原来可以说的话现在不应该再说了。

▌公开信所举案例多与言论自由无关

我们既然普遍感受到当下言论的边界在变动，也可以继续来考察言论的边界是不是在缩减。这部分需要我们在一个个具体的事件中进行讨论，公开信也例举了一些例子。当然，如果所谓“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是真的，“政治正确”过激自然是很有危害，可是公开信里的一些案例与此并无关系。

▲ “Cancel culture"一词，在韦氏词典中的定义为“取消对公众人物的支持，以回应公众人物的不良行为或观点。” © ChiefExecutive

《纽约时报》解聘其评论版主编詹姆斯·班纳特（James Bennet），是因为他刊登了一篇参议院汤姆·科顿撰写的专栏文章，提出要把军队送到华盛顿首都镇压示威者。在遭到人们的抗议之后，这位主编又辩称自己没有读过这篇文章。（《纽约时报》自己也说，这篇文章没有达到其编辑标准，其发行人在致员工信中表示，这篇文章标志着编辑过程中的“重大事故”。）所以这个事情明显是主编的工作失误，他拿着很高的薪水就应该为自己的工作负责。

几年前《纽约书评》前主编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离职的事件也是如此。表面上看是因为他决定刊登了一位加拿大性骚扰犯的文章被抗议。但问题出在是他让自己的“政治正确”先行，预设了一个立场。

布鲁玛策划了一期专题反思#me too运动的专题，找到一些被指控性侵的人谈谈自己的“改过自新”，却没有核实稿子中事实上的错误。比如这位加拿大作者称自己被法院判处无罪，事实并非如此。而且，按流程来说，伊恩·布鲁玛应该和其他编辑讨论后再将稿子发出来。结果他怕其他编辑的反对，强行发稿，才导致编辑部其他人员的抗议。

需要指出的是，这封公开信里举出的事例也并非都没有道理。比如最近某公司员工在推特上转发了一篇探讨暴力抗议无效的论文而被大量网友攻击，继而被公司开除的案例，这位员工的言论自由的确被公司侵害了。

《哈泼斯杂志》的公开信应该持有更严格的标准，对个案进行有效的筛选，看看这些具体的事例是否构成一种伤害言论自由的趋势，目前看来，他们对“取消文化”的恐慌被夸大了。

▌捍卫言论自由，公开信没有提出任何对症下药的措施

面对诸如雇员因言论被开除这样真正侵害了言论自由的行为，公开信却没有提出任何对症下药的措施，仅仅做了空泛的呼吁。

事实上，任何言论都可能会遭到各种批评，无法避免相互攻击的现象。在职场，可行的方式应该是大家组织公会，完善法规，督促公司要给出足够合理的理由才可以开除员工。但美国劳动法宽松，可以随意开除员工。大多数科技公司甚至没有工会，没有办法通过工会谈判来保证员工权益。

这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不仅公开信没有提到，其中一些签名人甚至是反工会，主张公司应该有更多自由的。等于这些人一方面呼吁大家要宽容啊，要平心静气的跟其他人讨论问题，另一方面认为公司可以随便开除人员，不要给公司太多的限制。

那么我们如何在实践中保证一些公司不会为了迎合某些推特上的喷子，不去迎合某一些目标顾客而随便因为言论开除员工呢？

凡此种种，这封公开信显得自相矛盾，非常讽刺，它谈了一个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真切与否，又给出了一个全然没有意义的解决方案，甚至不少签名者在反对真正有价值的解决方案。

▌公开信签署人鱼龙混杂，不乏侵害言论自由人士

这个名单上固然有一些让人尊重的学术前辈和同行，但也有很多本身就是劣迹斑斑、威胁他人的言论自由的人。比如签名的人中有一位杰西·辛格尔（Jesse Singal），此人因写作贬低跨性别人群的文章来促进自己的职业发展。不仅如此，他还在经常写信威胁一些平台开除与自己观点不同的记者。不仅如此，名单中甚至还有一些人威胁过那些公开说出自己被性骚扰经历的女性。

我相信很多人参与进这场签名的意图是好的，就事论事，我也**不认同一些批评者说公开信所有的签名人都在搞文化霸权。**一些签名人是基于理念认同言论自由的价值，认为应该更开放地进行辩论。比如乔姆斯基曾作为左派领袖就积极地参与到各种激烈的辩论中，而他自己也曾因为言论被美国政府打压。

对我来说，如果泛泛地谈论，《哈泼斯杂志》公开信提倡不要限制言论自由，呼吁宽容这些口号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些价值得我们捍卫。但具体在现实的语境下面讨论公开信，则会发现其中指出的所谓现象并非真实的情况。

这封公开信有太多值得深究的问题：言论自由是否真的遭遇这么大的危机？其所提倡的东西是否对症下药？真正的解决方法有没有被签名人所拥抱？这些签名人是不是有资格签署这样一封公开信？如果考虑了这些问题，公开信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是问题重重。

▌在网络时代，要去期待别人的批评

至于具体到具体事件中一些名人的遭遇，比如J·K·罗琳被如此围攻会不会影响其他作者不敢说话。我认为有争议性的言论被批评是正常的，但这些批评对对罗琳的署名权、财富并无真正的影响。即使一些读者叫嚣不再承认罗琳是《哈利·波特》的作者，也不能在事实上改变这一点。

至于说言论自由的边界是什么，如何裁决相关的争议。我认为对于国家的公权力来说，在限制言论的行为上要慎之又慎，除了一些涉及大屠杀等仇恨言论之外，公权力不应该轻易干涉人民的言论自由；对于企业来说，就应该考虑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立法等层面上保证员工的合法权力不被被企业限制；在一些诸如高校的机构中，我们应该考察有没有一个合理的申诉的制度，不应该轻易处分一个人，更不该坐视不理。

对于不恰当的行为，处分的方式也不应该一刀切，很多问题不是开除就能解决的。要按照比例原则，既要考虑具体时间给当事人带来的伤害，也要考虑事情本身的严重程度。

总之，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化，应该深入到具体的事件里面去。我们不应粗暴地下一个特别大的断言，说这个时代在堕落，言论自由因为舆论暴力而受到整体上的侵犯。

今天的网络上的言论显得比较极端，是因为互联网放大了批评的声音，在社交媒体上，所有的人都可以将自己的意见写在上面，给人一种社会舆论压力陡然增大的假象。在这个时候与其呼吁宽容理解，平心静气，不如呼吁建立一些更有建设性的举措。

我们也要预期这些批评里面有一些确实太过激烈的或者不讲道理的，但这恰恰是言论自由必须承受的代价。如果真的相信言论自由的价值，我认为不要期待有争议的言论不被批评，而是要去期待别人的批评。

这无关乎时代在变好或者变差，在任何时代都会有一些人因为一些事受到压力不敢说话。所以我们需要一件事一件事情分析，同时我们需要建立一套机制去维护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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