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美技术竞争只会加强，美国无法将中国排除在技术标准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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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 姚洋

编辑 | 康娟

2008年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成为全球化秩序矛盾的焦点。而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有关逆全球化、产业链重构、中美脱钩的争论愈演愈烈，也成为影响全球资本市场和资产配置的重要变量。

“所谓的脱钩主要是发生在中美的技术领域，就是美国会步步为营，一步一步地限制对于中国技术输出……但即使是在技术领域，恐怕也不会形成所谓的两个平行体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对中美技术竞争做出如上判断。

6月18日，《财经》杂志和《巴伦周刊》中文版联合举办了以“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重构新机遇”为主题的“财经·卓见”线上论坛。作为与会嘉宾，姚洋在此次论坛上做了题为“构建开放共融的创新体系”的主旨演讲。

姚洋认为，我们在疫情期间看到的供应链中断，恐怕是暂时的，当疫情结束之后，绝大多数供应链会重新建立起来。而在技术领域，最重要的是标准制定，这是由世界头部企业主导的，美国无法将中国排除在外。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加入有规则的竞争，这要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构建一个开放共融、对中国有利的世界创新秩序。

以下为经过编辑的发言实录

我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三方面的内容，第一，疫情之后，国际形势的一些新的变化，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变化，无论如何中美关系仍然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头等大事。第二，是我对于疫情之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的一些认识。第三，中国如何应对这样的一个新的变化。

从三个层面理解中美新型冷战

首先第一，关于中美关系。

我的判断是，中美的新冷战已经形成，无非是我们自己怎么去认识这个问题。我想从美国方面来说，新冷战已经形成。2017年底，美国发布了新的战略报告，把中国作为一个竞争对手，2018年开始打“贸易战”，今年我们看到美国对华政策变得越来越具有进攻性。最近，白宫发布了《美国对华战略》，把它自己的战略定位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实际上就是现实主义。对一个国家的战略明确定义为现实主义战略，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

新冷战当然和美苏之前的旧冷战还是有些不同。美苏的冷战是全方位的竞争，从某种程度上是你死我活的竞争，是用一种意识形态代替另外一种意识形态，随时会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擦枪走火。而中美新型冷战还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地步。

我认为，新冷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方面是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领域。第二是地缘政治领域。第三是技术竞争领域。

第一，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在疫情期间和疫情之后，事实上是加剧了。这个加剧应该问题出在西方，因为中国这次抗疫，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都是最成功的，从武汉疫情暴发开始，我们紧急地采取了措施，包括这次北京的小暴发，措施非常及时。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从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抄作业，有的人不愿意用“抄作业”这个词，但是事实上是采取的这些措施事实上都是正确的措施，西方不得不用。但是他们的解读不一样，他们觉得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情，觉得我怎么能去抄中国的作业呢？所以这加剧了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我加上了价值体系，我认为这是东亚的价值体系，就像日本的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说，我们日本的模式你们学不了，因为我们的人民很守规矩。我觉得这背后实际上有东亚价值观。这个冲突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冲突，不仅仅是短期的，最终是一个西方的价值观和东方的价值观的问题。

第二，地缘政治的冲突。地缘政治的冲突从2010年美国所谓的“重返亚太”已经开始。到现在，这个紧张的态势变得更加剑拔弩张。在这方面，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它很难逃脱所谓的“守成大国”的宿命，事实上这也是一个人的动物性——我已经进来了，如果有一个人要来挑战我的领地，我一定要守住，这是本能的反应。那么美国怎么来处理中国在亚太的崛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中国的角度我们怎么谋求一个和平的崛起，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三，技术竞争。保罗·萨缪尔森在去世之前的2004年发表的最后一篇学术论文，就是关于中国的技术进步对美国的影响。萨缪尔森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中国的技术进步是在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上发生，这事实上对美国是不利的。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经济学家赞同萨缪尔森的判断。我们也看到美国步步紧逼，特别是现在实体清单越来越长，对我们STEM领域（科学、技术、工程）的留学生严加限制，打压在美国和中国有合作的大学教授。

这种竞争已经白热化，而且美国的技术竞争相当于什么？是街上的群殴，完全不讲规则。这个实体清单的根据很简单，如果你这个企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话，我就可以把你纳入实体清单，如果这么宽泛的标准，是不是中国的公司也可以给美国做一个实体清单，那这个世界就乱了，完全不讲任何规则。**技术竞争到这个地步不可能停下，因为最终它和地缘竞争是挂钩的。****但是技术竞争要有一定的规则。**就好比说你要打一架也可以，我们像拳击手一样在擂台上打，你不要在街上打。但是特朗普政府看来，还是在街上打。

这就是我认识到的中美的“新冷战”。

技术标准是企业制定的，美国无法把中国排除在外

在这个背景下，经济到底会不会出现所谓的脱钩？这是大家现在讨论的很多的问题。

我的判断是，**经济领域所谓的脱钩，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我们在疫情期间看到的供应链中断，恐怕是暂时的，当疫情结束之后，绝大多数供应链会重新建立起来。**会不会有一些调整呢？可能会有，但是这个调整恐怕是比较小的。哪怕是在医疗器械领域，美国还有欧洲一些国家说，我们的很多医药原材料都掌握在中国手中，我们要自己制造。说是这么说，但都是政客这么说，你听他们的企业这么说了吗？**我想在西方的这种民主体制下面，政府想指挥一种企业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不要以为说政府一说就能去做，它做不了。它要做这件事只有通过两种方式，一个是立法，比方说特朗普动用了战时的方案，要求你必须生产医疗设备，但是你平时不能这么去做，这是立法，其实非常难。第二，它要给它incentive（刺激），要给钱，把企业吸引过去。但是这个也得很困难，他得花多少钱，多高的代价才能把企业吸引过去。

所以在经济领域，我觉得所谓的供应链的中断不太容易发生，一点点重组可能会发生，但是这个重组可能对中国更有利，因为中国首先走入了疫情，我们先做起来了，它可能对我们有利。

我想所谓的脱钩恐怕还主要是发生在中美的技术领域，就是美国会步步为营，一步一步地限制对于中国技术输出。但是即使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也要有一个比较理性的认识。在**技术领域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标准，在这个标准方面，这些标准都是企业制定的，标准不是政府间的协议，标准都是你这些所谓的世界的头部企业坐在一起，每个企业贡献自己的一些技术，你这个技术最领先，那么标准就按照你的做。但是到了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境地，现代技术都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完成。就像美国搞5G的所谓的小联盟，但是你看看那些企业，它不太可能把5G给做成。**美国以前是不让美国企业和华为坐在一起谈标准，但是现在又放松了，因为你不让华为谈，等于你自己把自己关在门外，因为华为在5G技术里是占有很大的比重的，欧洲参加了，华为就要参加，美国不参加，美国自己把自己排除在5G之外。所以这个标准不像以前，我一个国家把标准全掌握了，我可以把一个技术封锁了，可以把中国排除在外，现在看来不太可能发生。最新的消息是德国带领欧盟，允许中国参加德国的5G建设，意味着欧盟的5G都可以参加。

所以我想即使是在技术领域，恐怕也不会形成所谓的两个平行体系，这两个平行体系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承担的，哪怕是美国，他也承担不了。但是在同一个体系里会形成竞争，当然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有规则的竞争。

“美国放弃世界领导力”是误读，第二阶段谈判有利中国

我还要说一下美国的问题，很多人说美国现在退出世界体系，美国不想领导世界了，世界进入一个无序的状态，这是一种误读，如果中国这么解读世界体系的变化，我们会犯大错误，过去我们就犯了这样的大错误。我再强调一下，如果我们这么判断的话，我们会犯巨大的错误。美国没有放弃对世界的领导力，只不过他换了一种领导方式，美国这次意识到他所领导的全球化，如果加入的国家都是一些小国，没问题，不会挑战美国的地位，但是**全球化崛起的是两个大国，中国和印度，不光是中国，印度也在挑战他的领导地位。**它突然发现这么下去不行，得不到好处，这两个大国不会听它的，怎么办？它要重新构造一个世界体系，这个世界体系里美国要得利。美国在过去的全球化中，贡献了海量的公共品，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打开自己的市场、然后为其他国家提供技术，来维持世界体系。美国在过去提供了很多公共品，但是它觉得别人并没有在乎。美国从上到下都有这样一种情绪，不光是特朗普，整个精英阶层有这个情绪。

美国怎么办？特朗普采取一个极端的做法，我把你这些规则全打碎了，我不让你工作了，不让WTO工作了，这次又想让WHO不工作了，当然他这次没做成。他需要一个新的体系，这个新的体系是什么？就是他强调的所谓“对等”，就是我做了你也得做，对盟国也是这样，我提供了军事保护，你也得要提高你的军费开支，它不想单独提供世界公共品。

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要好好地评估一下特朗普的做法，我们把特朗普这种做法都看作对世界体系的一个破坏，但我觉得恰恰是给中国一个机会。

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我们必须执行，现在国内有人说我们就不执行了，我觉得那是一种愚蠢的说法。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我们要买2000亿美元的产品，意味着中国和美国绑在一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对外的贸易盈余超过100%来自一个国家，那就是美国，因为我们对世界其他国家是有贸易赤字的。现在，当然我们对美的贸易下降一些，但是对美贸易盈余仍占我们贸易盈余的绝大多数。

再者，美国想给我们搞第二阶段谈判，谈判谈什么呢？就是谈规则，这个规则就是美国想对WTO改革的规则，这个给中国一个绝佳的机会。我们不是老说我们没有机会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吗？我们跟美国谈，谈了之后美国就拿着谈成的东西跟WTO说我们要改革WTO， WTO规则按照这样去谈，要做巨大的改变。有人不高兴，说回到了GATT，但也许这是一个方向。不光中国要做调整，美国也得要做调整，美国需要时间需要空间去做调整。过去这几十年，美国财富分配的差距，华尔街对美国老百姓、甚至对全世界的盘剥，是无与伦比的，**华尔街就是美国的一部再分配机器，是全世界的再分配机器，现在美联储又成了赤裸裸的华尔街的奴仆，华尔街一旦掉下来，美联储赶紧发货币。**所以我的判断，在11月份之前，美国股市不会大跌，因为一跌美联储就会发货币。美国这么搞下去肯定是没戏的，它需要时间和空间去调整。

我觉得中国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如果拜登赢得了11月份的选举怎么办？拜登不会乱来，他一定会和他的盟友联合起来一起来针对中国，所以你不要以为拜登上来之后会改变对华政策，不会改变，但是他会以一种可预见的方式来围攻中国。那么中国准备好了没有？所以我觉得第二阶段的谈判对中国来说是绝对有利的。

关键领域创新需国家投入资金，市场化运作

最后一个问题，中国怎么去应对。我想重点谈一下技术领域。美国的实体清单发布之后，我们全国上下都一致性认为我们应该依赖我们的举国体制，应该集中力量办事，把资源集中起来，我们把“卡脖子”技术都列出来，然后一一攻破。我觉得这个方式，首先，违反了基本的创新的规律。我们知道创新是市场行为，特别是在这些不确定性的领域，用政府的力量去做，最终可能亏得一塌糊涂。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孙正义投资马云的阿里巴巴回报率是2700倍，意味着什么？像马云这个级别的公司，它的成功的概率是两千七百分之一，2699个都死掉了。**如果让政府去做，做不起。所以以全面铺开的方式去发展“卡脖子”技术，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创新还应该是开放式的，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生活在中国，我们不知道中国这个体量有多大，中国的人口是欧洲的2.5倍，面积跟欧洲差不多。如果我们所有的领域都是世界领先的，那世界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对外关系，包括对外经济关系，一定是要给人家留出空间来。

当然在一些关键性的领域，国家投入资金，用市场化的手段来做还是值得的，特别是在芯片领域，因为未来的世界就是芯片的世界。马斯克已经把芯片植入大脑了，植入大脑的芯片是极小的。所以芯片小型化是一个趋势。台积电已经可以做5纳米的芯片，是唯一可以完成5纳米的企业。它的最高目标大概是3纳米或者2纳米，1纳米是一百万分之一毫米，这个工艺上它能做出来，保证成品率90%以上。我们国家现在最好的也就做到14纳米。顺便说一下，我们中芯国际实际上是台积电的人马，我们14纳米。再往下做，像光刻机，我们已经订购了ASML（荷兰阿斯麦公司）的光刻机，但是美国一声令下，就不能卖给我们。我们的光刻机技术和ASML恐怕还有10年的差距。中芯国际和台积电大概差了两三代。而且美国掌握了辅助设计软件，不让我们更新了，让我们用老软件，你不可能有进步。所以在芯片这种非常关键的领域，我们投入重金来做是值得的，当然仍然要用市场化的手段。就像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国家拿钱，但是用市场化的手段来运作，我想还是可以去做的。

总而言之，在这种中美的新型冷战下面，**中美的技术竞争，其实是中国和整个西方的技术竞争，只会加强，不会减弱，但是这样的一个竞争恐怕还是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面的竞争，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加入有规则的竞争，而且我们要为这样的一个竞争的场域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这就要求做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落到实处，不能到了有一点就变动，马上就拿出来举国体制来说话。举国体制和我们的市场实际上是矛盾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构建一个开放共融、对中国有利的世界创新秩序。

互动环节

问：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放松，包括提供的流动性的充足率，远远大于其他的央行，比如亚洲的央行，包括中国的央行，没有像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那样提供无限制的这种流动性。如何看待货币政策的不同力度及对资产配置的影响？

**姚洋：**美联储这种（提供无限制流动性的）做法，**从短期上来说，是薅全世界的羊毛，**发了一大堆美元，然后还给其他国家去货币兑换。当然，这是因为全世界的资产都跑到美国避险，美国通过发货币，收割一下全世界。

从中期来说，美国的股市泡沫是越来越大，它完全背离了基本面。我们老去比较中美的M2，说中国的M2是GDP的250%还高，美国只有100%多一点。这种比例是不合理的，你应该比较M3、M4，美国那个多大。**所以美国的金融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远远高于中国。**中期来说，我觉得美国股市崩盘的可能性还是非常高。

长期更不用说了，寅吃卯粮，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不顾子孙后代的做法。发货币最后都要用实物、拿资产来还，你把美国都给卖光了。这种做法完全是不管子孙后代死活的一种做法，中国不去跟着做，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在陆家嘴论坛的演讲中提到，说全球经济很难出现V型复苏。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经济是否能够更快地实现V型复苏？

**姚洋：**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完全取决于疫情。如果说下半年没有疫情的大规模反复，我觉得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六七是有可能的，这样的话我们全年的增长率就可以达到百分之二三的样子。当然，谁都说不清楚，会不会有疫情反复。

【说明：以上内容根据姚洋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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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已于2020-06-23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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