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媒体时代的个体抄袭到公众号写作时代的工业化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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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神磊磊读金庸”是我所喜欢和经常阅读的公众号。今天连续看到号主六神推送的两篇文章，讲的都是公众号写作中泛滥成灾的洗稿抄袭现象。

腾讯作为微信公众号平台的管理方应该说比较注意防范抄袭。他们专门开发了原创文章标记制度：打上原创标记的文章，如果其他公号只是简单抄袭，系统将立即自动识别而使之不能得逞。很可惜，人工智能敌不过人的智能。只要花点力气，把原文次序打乱，从头到尾每句话稍作改动，再掺入一些自己的水货，系统就识别不出了。

这就是洗稿。

对于文章小众，阅读量不大的公号，这不是问题。毕竟洗稿是体力活，费劲改了半天，发出去来不了一两千阅读量，没名没利，毫无意义。本公众号只被洗过一次——我还在对方请求后给开过白名单。所以当朋友提醒被洗稿之后，我非常不解为何有必要这样做。

但对于六神这种有能力生产文章造成广泛传播并带来经济收入的大号，洗稿是重大问题。洗六神稿非常合算，发出去阅读量几万，十几万，能带来数额不小的打赏广告收入。六神给的几个例子，一些洗稿专业户的运营者堪称职业洗稿人——例如“周冲的影像声色”——年收入能达到千万，同时还配有法律团队对抗指控。这种职业洗稿公号已经形成了洗稿工业。

洗稿是抄袭的一种变体，是道德败坏的小偷行为，对原创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读者流失。作为六神公众号的读者，本人首先对六神的维权行为表示百分之二百的支持，对洗稿者进行最为严厉的谴责。

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何洗稿现象如此之多。很多朋友想到的是文化原因：社会处在诚信危机之中，并未建立健康的道德标准，这是不容否认的。

不过，义抗不过利是自古以来的现象。洗稿工业的形成其实是社交媒体成为主流的后网络时代特有的产物——之前有的只是零星抄袭。其背后的原因在于：社交媒体模式整体改变了出版业的基本结构，扫除了传统平面媒体时代的诸多中间环节，一方面减少了成本，另一方面又取消了相应的保护。结果是抄袭的难度、风险、代价大大下降，维权的成本却大大上升。

社交网络兴起之前的传统媒体时代，作者要让自己的作品与广大读者见面需要中间环节——出版社、电视台、报刊、杂志等等。哪怕在网络时代初期，也仍然需要门户网站为代表的中间环节。

出版社们和报社们一头连着广大读者，另一头连着作家群体。谁觉得自己的东西有价值，写下来向大报纸大出版社投稿即可，那里有专家给你审稿，一旦认可，自然有一整套工具向读者推广。读者出钱买书买报形成利润，只有一部分能返还给创作者，相当部分被中间环节占有：运行费用、专家工资、资本家利润等等。

当时，如果缺失了这些中间环节，多么天才的作者都很难“直接”达到读者传播思想。早年在北大上学时，民间诗人和思想家们会把自己的作品用毛笔抄在大白纸上贴到三角地。我的同学、朋友断桥兄则自费打印出他看到的好文章贴在宿舍楼楼梯口。另有民间科学家在澡堂子前面散发传单，写的是他们发明的神奇理论，或者推翻了相对论，或者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等不一而足。还有一位我们那个年代北京各高校学生多有印象的“名人”多年骑着小三轮车载着无数写有数字的乒乓球在各高校自习教室之间转悠，给大家强行普及他开创的“数宇空间”理论。

社交网络时代出现的“微信公众号”则是翻天覆地的一场革命——彻底革掉了中间环节的命。任何人均可以自行开设公众号，公众号文章已经发出，就算开始读者很少，只要他们喜欢，就能以举手指之劳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然后朋友圈看到的人又能再次举手指之劳的转发，以此绵延不断，构成爆发性传播——毕竟在人人使用微信的年代，几乎任意两个人都能通过一连串的朋友圈相互连接。看到喜欢的文章，也是通过举手指之劳立即订阅，成为稳定读者。靠这种方式，有才能的作者可以在极其短的时间内达到百万量级的订阅。

稿费不再需要出版商等中间环节发放。读者可以再次以举手指之劳对作者“打赏”——完全自愿，但真正讨人喜欢的文章打赏可以达到天文数字。这笔钱完全不必分给出版商和他们养的专家们。

这对传统出版业是灭顶之灾——这不但取消了他们作为连接作者与读者必要环节这一功能，还干脆将其置于作者的对立面。拿本公众号来说，虽然时有各媒体约稿，但除了少数几家因对方理念想要主动支持的之外，总是比较勉强。因为毕竟自己的公众号就可以发为自己涨关注涨知名度增加收入，而在其他传统型媒体发表则完全没有这些用处，除了微薄稿费之外等于为他人做嫁衣裳。这个账很清楚，人人都能算得过来，所以越来越没有人愿意给传统媒体供稿，大家都选择自己当个体户开公众号。因此传统媒体会越来越趋向萎缩，更加发不出稿费，构成循环。

这样的结构性改变是不可逆的，不为任何人个人意愿和努力为转移。

但是随着中间环节的萎缩，之前他们承担的另外若干功能也随之消失，造成真空。比如，防范抄袭。

在传统媒体时代，既然出版社和报社从经手的作品中获得利润，就需要承担相对应的责任。出版方有义务检查作品是否来自抄袭。一旦失手出版了抄袭之作，就要遭到诉讼并承担责任，造成利润、名声等方面重大损失。

这样的机制有多种好处。首先维权比较容易。出版业不仅是中间环节，还是“中心”环节——由于规模经济原理，市场大份额由几家主流企业所占据。一旦出现抄袭，苦主不必费力寻找抄袭者，只要提告出版方即可。目标明显，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

同时，出版方资金雄厚，有经济能力给出大额赔偿。这可提高被侵权者的维权积极性，又反过来起到阻吓作用促使出版方建立中间机制，尽力防范抄袭。

维权也不用被抄袭者亲自出面，原创作者也有自己的出版方，他们也拥有版权和相应的利润，所以有动力自行行动，找到侵权者的出版方进行干涉。神仙打架，普通人看戏就行。

封杀抄袭者也不难。有人抄袭，只要在几家大的出版方被立此存照，到达读者的道路即被阻断。

法律进行规制也容易。传统市场以大出版方为中心，从中心着手进行规制，纲举目张，效率很高。

还有一个重要但却隐藏的因素：传统出版业效率不高——每篇作品都要人工审定。传统媒体时代，人们常慨叹当作家难，如同走独木桥。这“独木桥”就是到达读者所必须的这类中间环节。因为人工审稿效率低下，一般人投稿均如泥牛入海，只有极少数人才会坚持尝试让自己文字变成铅字——他们或者在写作方面特别有才，或者很想扬名立万，或者有坚强的毅力。

这首先是个坏处——肯定有大批本来有才的潜在作者因不愿尝试而被埋没，但另一方面，对于防范抄袭来说又是好处，既然作家之路不宜走通，这个职业不被看成发财容易、黄金万两，尝试投机取巧者也会较少。

但公众号写作带来的革命在摧毁传统出版业的同时也摧毁了这一切防范抄袭的机制。据说，全中国公众号个数接近一亿量级，形成了完全的“去中心”局面。这些公众号每天发出的文章更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文数字。对如此海量的文章检测抄袭只能靠腾讯平台基于人工智能的原创保护机制——传统的手工检测是完全不可能的。而目前人工智能又对洗稿束手无策。

前网络年代若干家大型出版方占据市场的局面消失了。庙没了，和尚像地鼠一般遍地跑。要想维权没法再针对跑不了的几家大型中间机构，只好去找一个一个具体侵权作者算账。就算抓住了，关闭了他的公众号，他难道不会想办法另开一个？

原创作者在获得直接面对读者的好处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中间商。别人不从你这里分钱，自然就不会承担相应的维权义务。作家们自行维权，谁有那样的精力呢？连六神这样的人气作者，也只能写几篇文章骂街了事。

公众号发表不再需要中间商审稿，效率空前提高，哪怕是个之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似乎也能写出一篇“十万加”突然获得大量打赏。看上去，之前的独木桥没有了，换成了钱途诱人的阳关大道。想要尝试的人暴增，浑水摸鱼的抄袭者也随之暴增。再加上结构性改变造成的维权成本升高，侵权难度下降，洗稿工业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法律在这方面又完全是真空。减少洗稿型抄袭大概在立法者的任务列表中重要性排序极低，真要立法难度又挺高——究竟按何种标准判断一篇作品是“洗”自另一篇呢？又如何界定洗稿造成的原创者损失？网络平台对此事又该负有何种责任？都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

说了这么多，究竟如何在社交媒体年代出版业已经出现结构性改变的情况下解决“洗稿”问题呢？

本作者也没有很好的答案，模糊的感觉有几点可能有益。

首先当然要有针对性的立法保障社交媒体时代的著作权。洗稿技术再高，也有若干可识别特征。可以想象，如果有相应法律为六神等苦主提供救济途径，若干如“周冲的影像声色”的职业抄袭犯被处罚，洗稿工业就不会有恃无恐。

当然，正如之前分析的，很难指望立法者重视这件事情。

法律缺位情况下，民间也未必无可做为。

如果像六神这样，更多知名度高、拥有人气的苦主站出来讲述被洗稿的经历，讲的时候指名道姓，就能一步步提高民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对抄袭者形成震慑。

再进一步，原创作家们完全可以自行联合维权——例如，联合建立一个权威的反洗稿公众号，由各处读者举报，每天公布新的洗稿者黑名单。还可以每星期、每月、每年公布洗稿公众号排行榜，由参加的原创公众号统一转载，即可迅速形成声势。反洗稿公众号对洗稿者的立此存照就是对侵权证据的永久保存，完全可以每年起诉“年度洗稿者排行榜”的前三位。就算不能胜诉，也可起到足够的威慑。

一点想法。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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