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来袭，中国公民意识会重新苏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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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

瘟疫如同放大镜，将中国统治系统的黑暗、腐败、无情、无能，戏剧化地集中展现。去年底至今，越来越多曾经相信「国家总是有办法的」、「中央会负责的」的民众恍然大悟：当权者追求「国泰」，但并不一定包括「民安」，专制国家的「贤能政治」，似乎不再能承载幻想。有分析者据此认为，疫情导致的民怨爆发和往常稍纵即逝的社会不满不同，是真正的历史性民意转折点。

的确，重大灾害引发社会变革有例在先。2008 年汶川地震时，中央暂时下放了救灾行动权限，据清华大学 NGO 研究所统计，那年年底成立的大陆民间组织有超过 200 万家之多，繁荣持续数年之久；人们对救灾、安置、重建的关注，部分转变为关注日常公共事务的习惯，于次年诞生的大型社交平台「新浪微博」，在成立后迅速成为政治讨论集散地。很多学者 (如俞可平、高丙中、李景鹏等) 都认为 2008 年是中国「公民社会」元年。

尽管舆论监控远远走在抗疫前头，政治讨论仍难被彻底噤声。新冠肺炎危机中，也涌现出了不少怀疑国家宣传、反思自身既有立场、并转而批判当权者的个人。当人们集体吹哨纪念李文亮，当新冠疫情版「五大诉求」刷屏，当微博上要求言论自由，你就可以看到各种尝试打破利维坦铁甲的努力。

只是，仅仅在 21 世纪，对中国政治的积极预测就已经破灭过多次。此刻的民间反抗仍面临种种阻碍，例如紧急状态下的「非常举措」正在强化国家的社会控制；民众的反抗意识和行动手段均不成熟；即便面对共同敌人，精英和更广泛大众之间、大众各群体之间，诉求也高度割裂；关于反抗的目标，社会更缺乏基本共识。希望促进社会进步的行动者、分析者、观察者都需认知这些处境，才能找到困境之外的发力点。

七亿尧舜

李文亮去世之后，网络上集中出现了大量「悼念『吹哨人』」的文字、活动；翌日晚，各地都有人在他去世的时刻开窗吹哨，表达对死者的敬意和对国家颠倒黑白的抗议。

由于舆论波动过于激烈，次日官方就开始大面积地进行微博和微信上的删贴、炸号行为。一个因亚文化同好建立、后来逐渐发展为以信息共享和政治讨论为主要内容的 300 人微信大群，因为讨论热烈触犯禁忌，在 2 月 5–7 日间连续被封禁三次，多名群友账号被封，其余人只能不断重新建群继续讨论。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就连社交平台「豆瓣」上的「鹅组」，一个主要讨论娱乐圈八卦、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高度认同国家统治者合法性，并屡次在官方主导的「出征」中冲锋陷阵的著名小组，也出现了大量批评官方霸道无能，甚至大胆将矛头直指中央领导层的帖子。

与这种萌芽中的反抗意识并驾齐驱的是获得锻炼的民间组织能力。疫情爆发后，地方与中央的动作均严重滞后甚至缺位，使疫情中心湖北武汉进入「无政府状态」(这一说法在网络上流传，本身也是对无能的地方政府的挑衅)。民众被迫自发组织维持公共秩序、护送医务人员、运送生活物资，而类似的自组织行为也在其他地区出现。

另一个被广泛讨论的例子来自在追星、应援活动中培养出强大凝聚力、组织力和效率的娱乐粉丝圈 (简称饭圈) 的自主救援行动——大量明星后援会组织了资金和物品的捐赠，在宣传、采购和运送上都配合默契，效率很高。

以上的事例让灾难中的人们稍感欣慰：如果血的教训真的能换来反抗和改变，社会仍有很大希望。

网格、数据、驱逐……尝到甜头的极端治理

然而很多人已经指出，目前在北京指挥参与防疫战的宣传和暴力部门，其优先级在卫生防疫部门之上 (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履历也明白地显示了这一点)，而民众对疾病的恐惧，也使政府严苛的监视和管理更容易被接受。

比如网格化治理。早在 2013 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就提出以「网格化」为社会治理方向。但因种种原因，仅有北京、昆明等少数城市尝试过这种当代保甲制度。而疫情爆发以来，在中央领导小组要求下，各地城乡均开展这种管理方式，将街道划分为若干网格，每个网格的网格员上门掌握几十到上百户民宅人口构成、工作单位和日常出行情况，并进行日常监督。

又比如数据。腾讯、阿里等大公司掌握有中国大量用户的私人数据，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但具体的数据品类和交易内容，以往还都仅限于业内和有关部门的掌握。疫情爆发后，有公司利用支付宝提供的数据，绘制了可能的疫源地华南海鲜市场的人口流向图并公开，百度迁徙也提供了用户的迁徙路径。在平时，这种公开利用个人数据的方式很可能招致非议，但在「紧急状态」下，恐惧疾病的人们大部分都接受甚至欢迎了这种数据侵犯。

就在 2 月 10 日的某次官–企会议上，中国民政部更要求腾讯等大公司参与社区防控应用开发。政府和大公司在微观治理层面的合作，已经可以堂而皇之地公开展开了。

此外，由于疫情对消费的影响，大量店铺关闭、小业主破产，而地方政府和普通居民的合力则进一步造成了外来务工人员失业或被驱逐。地方政府为了降低防控难度驱离外来人口，如深圳对城中村进行封闭式管理，使得大多非业主的打工者无法找到住处；昆山、无锡、扬州等城市不允许来自病例较多的省份、没有本地房产的人进入；普通居民则以「保护家园」之名自发阻止租户或非本地出生业主返回小区，如北京多处发生本地业主联手阻止外地住户进小区的暴力事件。我所在小区的一些家庭因担心被传染，也纷纷辞退了保姆、护工。

至少在北京，打击小企业、驱逐「低端人口」、实现清晰化城市管理，是符合市政府近年来的一贯目标。这些措施暂时对防疫有效，但其继而提出的问题是，疫情结束后本就青睐网格化治理、现在又尝到甜头的国家，是否还会彻底中止这一细化到户的人口控制术？

很多迹象表明，无论对首都规划还是国家治理，本届政府都持有一种人类学家 James Scott 所说的，极端现代主义 (High–modernism) 的目标。这种治理目标是出于将繁荣等于效率，将效率等于秩序和稳定的逻辑，要求治下之地如几何图形般整齐划一，并能够用统计数据完全涵盖、用枝状网格统一指挥。无疑，有了抗疫这一战的铺垫，国家的社会控制网络将会更加健全和有效，更容易通过垂直下达命令，迅速扑灭可能的反抗行动。

七亿桀纣

反抗意识在疫情中觉醒，但这种意识也暴露出显著不足。

仍以前面提到的「豆瓣鹅组」为例。尽管很多「鹅」以切肤之痛意识到自己对于统治者不过是鱼肉之于案板，韭菜之于镰刀，从而发出怨声，但这种最基本的「号痛」并不意味着号痛者意识到了压迫者因为什么原因以何种方式压迫了什么人。

一如既往，鹅组内最多的政治内容还是讽刺香港人口罩不足、医护罢工、争论封关等种种举动。显然，他们既意识不到口中的「废青」和他们是同一压迫的受害者，也未能觉悟国家鼓动的针对香港的民族主义运动，其实是以他们为工具。当被压迫者不能因共同的身份联合，那么无论此刻对政府的批评多么辛辣，下一秒仍然存有被煽动「出征」的可能，兴许不少人还是会立刻调转枪口，充当乔装为「民族国家」救星的当权者的马前卒。

而放眼线下也会发现，虽然民间组织了不少抗疫行动，但也存在各式不为互助、不为抗议，而为以损人未必利己的方式抢夺其他公民权益的行为。

我愿在此分享我的个人经历。不久之前，我父亲工作的单位被紧急徵调为隔离点，于是我个人出资，东拼西凑向这个单位捐赠了防护服等物资六十多套。然而，由于建筑不符合要求，单位最终未被投入使用，我便自然地要求父亲，向本地医院捐出那些堆在办公室的几大箱物资。但他很不情愿，劝我「先考虑自己家人」、「人都是自私的」、「你救不了全世界」等等。

虽然这些都是犬儒主义者的老生常谈，但因为未来买菜也必须穿防护服的小概率「不时之需」，而拒绝帮助当下急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这种意识仍然令我惊讶。尽管最后父亲终于捐出了大部分物资，但类似的阻止家庭成员捐款捐物的言论、行为，我在社区、居民楼等微信群中也有时听说。

如果说以上只是消极对待公共需求，恶意驱逐则更为恶劣。朋友所在小区的几名老年人号召居民联合起来让小区内超市关门，只是因为收货员来自小区外，「有传染可能」。仅仅为了对付一名外来售货员，老人们熟练地使用年轻时的革命口号「你死我活的斗争」、「团结就是力量」。与之类似，很多人积极上街砸毁湖北牌照汽车、自发暴力阻止非本地身份证业主回家、因为未被收治而撕毁医生防护服……这种恶性事件数不胜数。

在提问这种自私是否就是人性之前，我们需要意识到，专制国家正在通过禁止公共参与、制造高压氛围、鼓励利己主义等方式让民众失去对他人的感知。但唯有先意识到他人的存在，才可能有超出本能「号痛」之外的其他政治实践。无论是左派推崇的阶级启蒙，还是自由派推崇的公民教育，其最基本的公约数都包含对社会中与自己命运相连的他人的知觉。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帮助个人意识到自己和他人/社会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公共教育，在中国是结构性缺失的。

原子化的社会生活蒙蔽了人们的视听，社会教育缺乏对人的尊重，政治高压阻断了自由对话，严苛的生存环境和四处弥漫的不信任则更加剧了这种马基雅维利式丛林法则的流行……这些普通人的恶行，看似与国家政治没有直接关联，却正是后者的后果。

何况，觉醒的政治意识如果无法调动相应的政治行动，就如同苏醒的大脑发现自己没有身体。在试图软化自身形象、与流行文化媾和的宣传部门，和获利于「娱乐至死」的文化产业的合力下，青年人长期浸润在幼稚化的、轻松化的政治氛围中，免于严肃的思考、不必感受危险、困惑和痛苦，就能进行轻松愉快但虚假的政治参与。比如靠用动物化国家卖萌的《那年那兔那些事》来学习「政治」，将祖国视为爱豆 (idol) 为其进行粉丝应援，用恶搞表情包攻击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人。

而在这次危险严峻的防疫战中，被称为「小粉红」的年轻人，又开始喊话武汉「小笨蛋别哭」，在社交媒体转发各地美食给「武汉热干面」加油的图片、给修建临时医院的挖掘机 (不包括里面的工人) 起名「小黄」「呕泥酱」……这让更多人意识到，「政治幼稚病」已经全面地影响了年轻人理解世界、采取行动的方式。「萌萌哒」语言所承载的政治意识越发浅薄，它同时也意味着政治手段的有限——经过 90 年代以来长期的调整，国家主动选择培育了这种热闹喧嚣而缺乏实际力量的风格，来做青年的民族主义动员，部分也是考虑到其「雷声大雨点小」的无效本质。

试想，就算每天给「阿中哥哥」打 call 的迷妹决定反戈一击，她难道指望以「打 call」的方式将利维坦击倒吗？

种种现象都在提醒，从最朴素的压迫–反抗意识，到形成稳定、自洽的政治观点还有很远距离；在国家默许下所能形成的行动能力和手段都比较薄弱，远不足以与空前强大的国家机器抗衡；而民众仍需通过公共教育来破除自私牢笼，建立个体与他人、社会的关系。

独自留在战场

比起政治意识和政治行动，对反抗者更奢侈的要求，是具有政治目标。我们都知道，反抗暴政的人如果不能回答善政是什么，那么无论是在混乱中失败还是「成功」，都不会带来本质的改变。至多就是以相对的明君取代暴君而已。可是，这一关键的要求又如此难以达到，尤其是在这个被李泽厚指称为「告别革命」，被福山命名为「历史终结」的后革命时代，我们一早就被告知：所有可能的社会方案都已经被尝试过，未来没有更好的选择。

而本该为社会不断提供新选择的人——人文社科知识分子，他们在这场社会动荡中贡献了什么呢？很遗憾，他们中不可忽视的很大一部分人正在按照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分好的阵营相互攻讦：新左派攻击自由派借国难为个人赚取英雄名声，实际上他们的「独善其身」并不能抗衡大资本的奴役；自由派指责新左派的国家主义理论和实践都缺乏人道主义，有意无意地充当利维坦的螺丝钉；另有部分学者打着「理性中立客观」的旗号，认为狂热而缺乏理性的抗争本质是乌合之众的暴乱；而文艺界此时则忙着创作目前被命名为「新冠体」的颂圣诗歌画作。

上层知识界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与其说是为了主义，莫若说是为了利益。的确，新左派的后殖民主义倾向和对强大国力的需要容易导向国家主义专制，自由派脆弱的个人公民意识无力阻止强者的欺凌。但在对对方终极目标的相互指责中，两者都在失去他们的基本准则——服务于人民/公民的利益；都在放弃他们的基础大盘——与人民/公民的互动。

混战无疑会让在痛苦中寻找出路的民众感到失望。知识分子自身的严重失职、信息社会对于知识垄断权的削弱、2014 年以来国家通过清理「公知」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不断污名化……等种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作为一种「功能」的知识分子正在从中国社会上消失。他们既无法与人民分享当下的境遇，也不能为社会的改变提供任何建设性的声音，更难以获得人民的信任。

而被独自留在战场上的人民，其受害者的身份并不是正义性的保障，过载的信息也无法带来清晰理智的判断；被现存权力结构 (国家/阶级/职业/民族) 割裂的身份认同和利益阵营，未能带来有益的联盟，甚至也未能带来基本的、与他人在社会中共存的意愿。

集结在「反抗」名义下的这些冲动、排外、各怀心思、貌合神离的行动，难以让人相信能从中孕育出一个新社会。

改变

正如福柯 (傅柯) 所说，「社会」和「国家」本来是命运相连的同源物，既不存在独立于国家的社会，也不能指望社会中自发地孕育出健康、进步的反抗。

因此，抽象而草率地将觉醒中的人民界定为善、进步，还是恶、落后，都没有太大意义。在现实的抗疫战中我们看到的表象，用网上流行的说法就是「七亿尧舜，七亿桀纣」。这种表面的冲突也正向我们暴露了，在国家主义伞盖的阴暗缝隙中，艰难生长的人民的长处和孱弱不足。

如果有人希望依靠现有的力量对抗强大的利维坦，那既是低估了控制着每一个神经末梢的极端现代性国家的威力，也是高估了抗争者此刻的意识、力量和寻找目标的能力。然而，或许「持久战」的第一枪已经在此刻打响。国家的改变，必须从国民的改变开始——这其中的逻辑不是那句臭名昭著的「你光明中国就不黑暗」，而是：只有你学会钻木取火、点燃火炬、甚至制造炸药，才有可能破开囚禁你的牢笼。

在这沉闷压抑的中国，在这荒芜寂静的公共空间，即便太阳底下已经躺满了既往的「主义」和实践的骸骨，但如果抛开 90 年代以来的几条道路的陈腐尸块，真正的公共性、政治意识、行动能力和长远目标还是可以从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中寻找，从未来每一天最基础的实践中寻得。虽然此刻我认为真正的觉醒和转折并未到来，但对现存问题的每一点严肃的反思、每一点踏实的改变，都在让这一天更快地来临。

最后，允许我用一首悲伤诗歌的光明尾巴做结：

「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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