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施永青:共同富裕之下,“中国共产党要重写党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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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开始,施永青于自家报纸《AM730》的专栏中,连番批评中国“共同富裕”、“三次分配”的新路线:“中共是否正在走回头路?一场惊心动魄的文化大革命是否正在酝酿?那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会否前功尽废?”“这条路行之惟艰,而且非常容易走上歪路。希望北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不要再令国家受到太多的折腾。”

“施永青作反?”网民质疑,因为那不是他们印象中的施永青。这名中原地产创办人,多年来都是站在年轻人,以及反对派的对立面。他批评2014雨伞运动的参与者没有清晰的政治论述、2019年反修例运动不切实际、时下香港年轻人空谈理想,“​​香港的年轻人,食屋企,住屋企,幻想一下就可以令自己进入后物质年代。”“离地”与亲建制,是他于大众眼中的形象。

后国安法年代,人人噤声,施永青发言仍然尖锐。路透社早前引述消息称,北京要求香港房地产投入资源和影响力来支持中央政府,并称“游戏规则已改变”。施永青却指“游戏规则无法更改”、“地产商又唔系佢嘅党员,点指示佢哋(地产商又不是党员,如何指示他们)”。无怪乎香港网民笑称担心施永青触犯国安法,亦有人嘲笑他“依家先知惊(现在才知道要害怕)”。

施永青对此嗤之以鼻。“这些(言论)我讲了很多年,是我一向推祟的社会改革方法……他们讲到我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生意。为了自己生意,不出声更好啦,对不对。”他亦不觉得自己最近的言论有多冒进。在这个国安法已立,廿三条、仇恨罪、假新闻法也许亦步亦趋的年代,施永青仍觉得,“香港是最多自由的地方。即使到了今天,有共产党睇住(看著),你都算自由过很多地方。”

一头灰发的施永青,脸上总是挂著笑容,笑得眼晴都瞇起来。也难怪他笑得如此开怀,多年来,施永青在现实里如鱼得水。少时曾参与六七暴动、与托派组织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盟关系密切的他,多年来批判资本主义,却在资本主义下做生意,还做出不俗成绩;他声称不认同中共某些地方,但中原地产却是少数率先进军中国大陆的香港地产商。他自诩:“我以前遇到一些大环境的转变 ,我最后都适应了下来,或者找到生存的空间。”

然而,这次的“现实”似乎不易应付。“共同富裕”四只大字下,香港政坛风声四起,似是山雨欲来。多年来游刃有余、强调接受现实的施永青于访问期间,那招牌的笑容消失了数次。

2021年5月,一个贵阳农村家的墙上贴上了习近平的肖像。

2021年5月,一个贵阳农村家的墙上贴上了习近平的肖像。摄:林振东/端传媒

不惊讶中共要搞“共同富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17日于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将“共同富裕”列入第二个百年目标,声称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是以,这个由毛泽东于1953年提出的原始概念,以复兴之姿重回共产党纲领。

会议翌日,腾讯立即宣布追加500亿元人民币资金,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阿里巴巴紧随其后拿出1000亿元。结合早前蚂蚁金服上市风波、马云疑“消失”,对娱乐圈的整治、打撃全国的教培事业等,各界惊讶之余,亦暗自揣测,这把迅猛针对“资本”的火,会烧多旺,又会烧多久。

施永青对此并不惊讶。小学六年级时,他在几位任职于父亲公司、“思想左倾”的职员的宿舍中发现《共产主义原理》;中学时于旧书摊买来一本《共产党宣言》、在学校组织读书会,读马列、毛泽东选集;他认为“共同富裕”一直是共产党的初衷。“共产党开会都会唱一首歌,叫做《国际歌》。《国际歌》就是讲到‘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他指出,在共产党成立初期,他们曾以更直接的方式,尝试实现共同富裕。由50年代的“斗地主”,以暴力充公地主富农的财产,乃至以后的“三面红旗”,大跃进与人民公社。那年,直接迫使资本家吐出口中的肥肉,或者以左倾路线推行社会政策,才是共产党。

“只不过,之后(共产党)发觉效果不好,就打回头……他们得出的意见,就是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产党由最开始打倒资本家,变为劳动人民掌握生产工具,掌握分配权。”这一转向,转了几十年,“共同富裕”变为“先让少数人富起来”。

今时不同往日。施永青认为,习近平于第二任期以后,不断强调“共同富裕”概念,全因中国于经济层面已大国崛起:“中国的生产力上升到一个水平, 他觉得已经脱离初级社会主义, 已经成为生产大国。”

施永青指出,习近平初上任的一连串打贪、打大老虎之行,足证他对党内情形早已看不过眼:“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后,生产变了硬道理,不讲姓资姓社,就变成共产党姓资的人越来越多。当时我见共产党的人‘下海’去从商, 开口埋口就是怎样发达。研究怎样发达,并不是共产党的初衷……(习近平)他觉得党贪污腐化。”

2012年,习近平刚上任,即提出中国梦,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觉得要先复兴了党,才可以复兴国家, 所以就将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制,重新摆上历史的议程。”

锐意复兴的中共,又于国际舞台上找到自信。近年美国总统选举风波、疫情肆虐、阿富汗乱局,似乎显示民主与西方价值,并未为人类找到出路。“如果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真的扮演到国际领袖的角色,带领世界走入和平繁荣昌盛, 那就不会轮到习近平搞依啲嘢啦(做这些事啦)。”尤其于应对疫情期间,“中国模式”似乎优于西方诸国:“最近对付疫情的政策令他制度自信大增……他觉得现在条件成熟了。”

2021年,北京。

2021年,北京。摄:林振东/端传媒

“中国共产党要重写党纲”

以前与革马盟关系密切的施永青,当上资本家后,仍不改批判资本主义的态度,亦不反对“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人类的共同理想, 本身没有不妥,问题是如何达致。”

当年轻人抱怨香港的社会环境令人无法上游时,施永青总认为是年轻人力有未逮;他却同意资本主义带来的分配不公,正是贫富悬殊的本源。“现在资本主义明显是不对的,又1% vs. 99%,又金融风暴,又(企业)欠债无法偿还。”施永青认同共产党寻觅另一条路的尝试,“但是不可以用粗暴简单的方法,谁有钱就叫他拿出来。这是唔work的(行不通的),以前都试过。”

根据中国官网的说法,三次分配最早由经济学家厉以宁在1994年提出,意指“在道德力量的推动下,通过个人自愿捐赠而进行的分配。”2019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亦首次明确了“三次分配”为中国收入分配体系的其中一环,当时将其定位为慈善等公益事业。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定位一尊的体制下,施永青忧虑本来自愿的捐献会变为强迫。“不是强迫,为什么个个(企业)以前又不见他们捐几十亿出来, 现在捐几百亿,一千亿?你现在走过来,说要为祖国尽力,为什么他不用尽力,我要尽。”

他觉得,中国的资本家其实并非不愿作慈善公益:“原因并不是没有人肯捐,而是大陆没有这个机制。大陆没有一个组织可以将股票,捐去自己组织的慈善基金。”他指出,中国一直担心,慈善组织一旦成形,或会威胁管治,是以官方一直未有提供适合的土壤。

事实上,习近平提出此论同时表示,分配时会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但是,这些说法并未释除施永青的疑虑。

“我认为没有说清楚什么是合法。”在施永青眼中,从首次分配著手,方是公平分配的最佳方法。他以自己于中原地产推行的“333制”,即员工、股东和公司发展各分3成利润,以令劳动者可以享受享劳动成果;再以中原的出色成绩,令市场上其他公司仿效,最终达至整体社会的共同分配,比现时不知就里的三次分配,更能实践社会主义的理论。

他质疑,中央这次推行的政策,背后没有足够的理论基础。“你要恰当地将自己的政治任务理论化,解释自己的行为。别人就可以知道你会走到哪里,过火就会返转头(回头)。现在是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件事。唔知佢几时煞车(不知他何时煞车)。”他越说越兴起:“我认为中国共产党,除了没有做党的组织建设之外,这段时间更加缺乏党的理论建设。”甚至连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亦认为“好皮毛,没有几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容。”

“所以我认为,中国共产党要重写党纲。”他如是总结。

似乎过火,似乎高傲。但施永青有资格对此发表意见。回顾他的人生,他可能是香港最熟悉马克思的资本家,亦可能是唯一一位曾为此走上街头抗争的大老板。他这一生,与共产党脱不了关系。

施永青认为,习近平于第二次任期以后,才不断强调“共同富裕”概念,全因中国于经济层面已大国崛起。

施永青认为,习近平于第二次任期以后,才不断强调“共同富裕”概念,全因中国于经济层面已大国崛起。摄:林振东/端传媒

“年轻的施永青,绝对会看不起现在的施永青”

1949年,本名施永庆的施永青于上海出生。那年,国民党节节败退,共产党解放军进入上海。“我来香港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我老豆工作的公司,觉得在上海空间受制,所以来香港发展,这个是事实。”他父亲花了些时间安顿,3年之后,把施永青及家人接来香港。

由于“庆”字的繁体太难写,名字改为施永青的他,居于长沙湾的工人宿舍。施永青回忆时,总称往日居住地为“红蕃区”——那时,香港生活环境恶劣,弃婴、难民、黑社会冲突,只道是平常。

年幼的施永青听到弃婴哭声,有想过前去一探究竟;间或目睹黑社会仇杀,耳闻受害者哀鸣,施永青亦有过争扎。每次,父亲都会拉著他:“拳头在近,官府在远。自己都顾不好,怎么照顾别人?”

现在,施永青回想时,仍觉得父亲所教实为正确。惟在当时,踏入青春期的施永青,年轻的躁动冲破了教诲。何况,那年香港有如烧热的洪炉。

1967年,长期身处贫困环境,早已对现实社会不满的施永青,放学回家时中途下车,前往新蒲岗,一家人造胶花厂正好爆发工潮。本身只是围观的他,看著看著,竟融入了工人暴烈的洪流:别人叫喊口号,他也跟著叫喊,又与群众在街角朝一个落单警官扔石头。由始,对左翼思想深感兴趣的施永青,踏上了无产阶级革命之路。

中学时期,他是学校眼中的搞事分子:带领同学拒绝为学校的体操表演包销门票,在校内组织“斗委会”,设计巨幅标语悬挂于学校,上书“打倒黄老板(即校长)”五个大字。因而同学视他为英雄,更以一人一票推举他为班长。校方甚为为难,决定推翻选举结果。当时,施永青抛下一句“我不想做老师的傀儡”,决定退出选举。

中五毕业以后,他从事收入微薄的夜校教师,教导劳苦阶层学生,只为唤醒工人的阶级意识;他又劝说十多位朋友入行,共同授课。“年轻的时候,我踢过很多人入会”,施永青状甚自豪的说。期间,他又认识了倡导“不断革命”的革命马克斯主义者同盟,日夜来往的朋友,是穿著哲古华拉大头满街走的长毛梁国雄和刘千石等左翼分子。

那个年代,施永青和香港近年的示威者,除了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不同外,近乎一样。他甚至觉得,年轻的施永青,绝对会看不起现在的施永青。

左翼之路,断绝于左翼共党之手。1976年四五运动,北京于天安门血腥镇压群众。自此,施永青对社会主义的希望,就此死去。70年代末,他面对现实,从革马盟转往地产业,创立中原地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你只能接照资本主义的方式去生活。”

创立中原后,做了一年,赚了一百万,那颗反叛的心又再蠢动。年轻的施永青向现实作出最后一次反抗:他退出中原,回家看书,“追求另一些生活”,星期一读哲学,星期二读自然科学,星期三读社会科学。

就这样过了一年,现实回归。积蓄渐少,女朋友由于缺乏安全感,也离他而去:“后生的一段时间就跟你啫,大部分人长期都不会跟你。”这次,施永青真正向现实低头:“就觉得在资本主义社会能做出成绩的就只有创业。你做出了成绩,就掌握了资源,你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

二次再入中原,正式宣告青春的死亡。他成为了现实的施永青。

香港的未来,施永青坦承:“我只是意识到,有些东西在改变,我未看得好清楚, 所以不可以好清晰作出评价。现在是处于异变的前奏。”

香港的未来,施永青坦承:“我只是意识到,有些东西在改变,我未看得好清楚, 所以不可以好清晰作出评价。现在是处于异变的前奏。”摄:林振东/端传媒

“转左从来不是好事”

回到现在,新的现实袭来,新的香港,新的规则。正在迷惘的香港传统建制派,也似找到代罪羔羊,将矛头指向地产商,却又与中央的“共同富裕”话风似乎一脉相承。

以往,令广大香港人所恐惧的,令他们走上街头的既得利益者们,总可置身事外,并对反抗者口诛笔伐,当中当然也包括施永青等人。今天,如同网上一句名言“共产党杀到嚟,九龙新界无得避”,一直似是左右逢源的施永青,又将如何面对迎面而来的现实?

9月,中国大陆疯传一篇名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的文章。作者李光满引用最近中国的一连串变动,声称“这是一次从资本集团向人民群众的回归,这是一次以资本为中心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变革。因此,这是一场政治变革,人民正在重新成为这场变革的主体,所有阻挡这场以人民为中心变革的都将被抛弃。”

纵使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批评该文章,称中国近期一系监管市场的措施,仅为纠正资本野蛮生长,并非文中所说的革命。施永青却认为,这切实是一场深刻革命。“我就是属于感觉到的人才写 (这么多文章)……向社会主义方向走, 现在是无可避免,会在未来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影响中国的政治。”

事实似乎正如施永青所说。10月8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就《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包括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等。同日,中国网购平台美团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依据《反垄断法》罚款34.2亿元人民币。李光满亦再次撰写文章,称近期事件具有标志性意义: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官方未有就此文作出回应。

施永青再以习近平打贪行动作例子:“他现在没有用文革的用词,实际上……如果用毛泽东的说话,他是要对付党内的走资当权派,只不过没有用那些字眼。”他没有掩饰自己对这条改革路线的质疑。他研判,中国在历史上,转左从来不是好事:“60年代初(大跃进时期)都好伤,到64、65年,陆续先至好返(才慢慢变好)。66年无几耐,毛泽东就身痕(技痒),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左了。又辛苦一轮。到邓小平上台,这次右得最长,所以好得最久。这次由78年,右到去2010年咁济。现在就开始左了,有些人觉得唔好玩啦(不要玩下去)。”

“中国改革开放,是靠党管少了,而不是靠党管多了。现在却似是全靠党的伟大领导下产生。”他的招牌笑容,此时消失了一刹。“如果处理得不好,中国人对过左的路线,犹有余悸,惊的……在中美角力的情况下,好多人都会支持中国。基于民族主义,我都是支持中国的。但,是否支持中国走文革路线呢?大部分人都不支持啦。”

那香港呢?被问及“共同富裕”会否引进香港,香港地产商又如何避免受压,施永青只是重复同一套说法:《基本法》105条规定了香港行一国两制,资本主义,“中央不可能去指使地产商做什么什么。”

2020年6月,香港。

2020年6月,香港。摄:林振东/端传媒

“我为香港做了一个示范”

2019年9月,《新华社》发表文章《沉重的底色与扭曲的方向》,将反修例运动的责任引导至地产商身上。压力之下,地产商随即回应。同年11月,五大地产商之中,有四家先后捐出或借出地皮作公共用途。施永青却表示,当年他“早叫他们不要捐……那时很多人捐,是发展商的愚昧。”他认为,若果北京迫得太紧,“中央亦要面对,地产商以后不玩的风险,逐步减少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就算不减少,他不再增加,将香港的资金调走。”

几个月以前,整体融资金额达到了约68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教育行业,在中央一声令下,于数夜之间化整为零。前车可鉴,施永青如何肯定,中央会对香港的地产商手下留情?

施永青上弯的嘴角再次下沉,一直侃侃而谈的他首度停顿了两、三秒。“所有错误的行为,都会受到后果的惩罚。当然,在历史上,在世界层面上,这些惩罚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出来。不会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若然未报,时辰未到的。”

对于香港的未来,他坦承:“我只是意识到,有些东西在改变,我未看得好清楚,所以不可以好清晰作出评价。现在是处于异变的前奏。”

毫无疑问,施永青并不想接受这次现实;他对中国共产党,亦多有不满之处。2019年反修例运动正酣之时,施永青于专栏文章《为甚么我还是选择做建制派》中写道:“对于中共的所作所为,我其实有很多都不认同;但中共的存在已是一个短期里不可改变的现实,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也得接受。”

在这次他不愿面对的现实之前,他仍未能与香港的示威者产生共鸣。除了批评中央,他亦批评香港的反对派不切实际:“有些事是达不到的,我只是指出他们达不到……你在阿富汗,追求驱逐美国离开阿富汗,你怎可能在阿富汗的议会中达到目的。你想驱逐美国离开阿富汗,你要加入塔利班嘛。香港都是一样,你要打倒一党专政,你要上山打游撃才行。”

谈及政治道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理想,他断然表示,赤柬的波尔布特也很有理想。“一条政治路线是否正确,是要看行出来的结果,是不是理念正确就可以。”

“你反抗了,结果如何?结果是自己就……不坐监的,就走佬。其他人就被迫接受一国两制的第二个版本。”他的笑容三度消失。“你将香港本来得到的,也抛弃了。”

讽刺的是,在这个第二版本的一国两制之下,他对抗现实的方式,竟是继续发声。“其实我为香港做了一个示范,香港还有一国两制,还可以妄议中央。”

“我是一个笃信真理,坚持真理的人。”他笑得自豪。

若果有天,政权定性他的发言亦违反了国安法,他仍会坚信、宣传真理吗?他眨了一下眼,“若果当地的法律不容许,到时再决定我是否走向地下……现在互联网时代,更加难去阻止信息的传递。”

他没有说清“走向地下”的意思,只道:“一个人可以做的事,有限。”

访问尾声,在多次追问“如何应对你绝不想接受的现实”之下,他坐直了身子,正眼看著记者。“我有不信命运的一边,也有(相信)宿命的一边。我的宿命就是,我在中国人的家庭出生,就注定做中国人。我不接受命运,例如我不信风水,不信相命,我认为人的努力是可以扭转一些事。但是,每个人都受到一定的时空局限。”

答毕,他又挂回熟悉的笑容说,他已经72岁了:“我都没有几耐日子啦。我年纪唔细(我都没有多少日子了。我年纪不小)。”

死亡在前,他的确无惧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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