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女权讲师田方萌对日本学者的荒唐引用看其学术诚信问题

by 北大飞, at 03 November 2020, tags : 点击纠错 点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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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六十年代出生妇女的职业与生育——一种无意间引发低生育率的生存经历

仙田幸子

第六章 总结

比起前辈,六十年代出生的(后简称“六零后”)日本妇女在职业生涯和结婚生子的权衡中更倾向前者。如第二章所示,六零后妇女是第一波因延后怀孕而造成低生产率的人群。一方面,她们在二十-三十岁间试图怀孕的比例大为降低,而这一比例在她们三十岁以后也未提升。可以说她们丧失时机;她们三十岁前没有生育并开始相应的(全职家庭主妇)生活阶段,**而一旦超过了社会认可的开始这一阶段的最佳年龄之后,她们干脆放弃了。尽管这一(成为全职主妇的)年龄段比前辈有推迟,但六零后妇女的生育行为仍被当时社会成规施加的期限所左右。**六零后是生育极为低潮的一代人。

(全职主妇)生活阶段的延后,使坚持工作的六零后妇女比前辈获得的社会认可度更高。所以,为了解释这批妇女生殖行为的变化,第三章研究了她们的职业行为。六零后妇女经历了一场工作和家庭的新平衡。在八十年代,日本批准了“全面消除对女性歧视公约”并通过了“平等雇佣机会法”。此时六零后一代妇女年方二十,时代的潮流在推动改变职场传统的歧视性劳动环境走向性别平等。这类变化给了妇女实在的延长职业生命的机会。之后,“平均寿命80”和将晚育的标准提高到35岁放松了年龄方面的陈规。其结果是,晚婚或不婚成为了切实的选择。首次婚姻的平均年龄提高了,30多岁仍然未婚的妇女不再罕见。生育年龄也推迟了,母亲首次生育的平均年龄接近三十岁。就这样,前述的社会条件变化给了妇女选择生活路径的更多自由——既包括工作到何时,也包括何时结婚生子。

第四章指出,**在日本职场现行体制下,女性员工几乎全部被分入“一般职”(在日本指从事日常琐屑工作并不具有上升前途的职位)。**尽管雇主只期待她们短期工作,她们自己(大部分)也未曾想过长期上班,仍然有不可忽视数量的妇女工作多年。这部分妇女往往被职业发展所驱动——例如有的被委派更重要的工作。**然而,只有单身妇女才能获得这类机会。如果一位妇女一直单身,她们就有机会留在舒适的工作环境并被委派回报较高的任务,拿到单身生活绰绰有余的薪金。**一项近期研究(Ouchi 2014)表明,对于女性“综合职”(在日本指与“一般职”相对的,给予晋升前景和上升空间的职位)员工,情况也是如此。**Ouchi指出,只有单身女性、至多是结婚未育女性,才能和男性同事获得同等晋升机会。**对女性员工来说,婚姻和生育状况——尤其是前者,决定了她们的职业机会。**在这种条件下,她们并无结婚动力。**Kawaguchi(2005)通过分析“日本消费者调查”数据发现,**在薪金方面,一旦妇女结婚生子,就会极大受损。尽管因生育造成薪金下降在不少发达国家仍然常见,但因结婚而受损则很不寻常(Kawaguchi 2005:53)。**婚姻本身之所以会造成较大薪金损失有可能和如下事实有关:结婚与否决定了妇女在职场被分配何种工作,再进一步影响到职业发展。

然而,大部分妇女,包括仍在工作中的,还是结了婚并在决定生育后辞职。这是因为**在工作的同时养育孩子一如既往的困难。**第五章描述,如果都要全职工作并养育孩子,配偶双方即便各自调整工作安排、减少家务、利用托儿机构,也只能一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同时支撑工作和家庭压力极大,极耗体力,对配偶双方身心健康均有损害。尽管他们(被采访者)对这种生活方式总体知足并愿意坚持,偶尔也会示弱,产生“干不动了”、“怕是坚持不下去了”之类的想法。

总结起来,六零后一代出现了“以工作为中心”的一批妇女。她们不婚不育,坚持全职上班。值得指出的是,六零后妇女的大部分仍然以家庭为中心。她们结婚、生育、辞职(之后又作为临时工重新进入职场)。也有一小部分“工作家庭两不误”的妇女在设法一边全职工作一边育儿,但她们不是六零后妇女的典型。相比之下,五零后或更早一代妇女绝大部分采取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她们中也有人采取边顾家边上班的做法—在九十年代,已婚妇女约有两成继续上班。相比之下,在这些老一代妇女中“工作为中心”(并不婚不育)的非常罕见。从六零后出生一代开始,首次有相当数量的妇女加入了这一群体,其生活方式开始被社会所接受。

值得注意,六零后一代妇女并非一开始就按生活方式分成三类。实际上,在八十年代,她们一开始都会参加工作,只是在后期才根据面对的不同情况作出了不同选择。所以,起初她们都是“工作中心”。因为社会风气开始变化,她们需要自行决定以后的生活道路—甚至何时作出决定,也由她们自行决定。毫不意外的,结婚和生育被推迟。

工作-家庭平衡的生活方式在六零后一代妇女中仍不占主流。日本八十年代中期反性别歧视的立法和舆论转向可能促使了不少妇女进入职场,但当她们考虑婚姻和生育问题时,会发现现实仍然是:没有足够的措施帮助她们实现家庭和事业的平衡。能够同时工作和育儿的妇女,除非碰巧拥有某些有利条件(Abe 2005),就必须付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Nozaki 2011)(本书第五章)。

更何况,**就算通过努力,实现了家庭-事业平衡,其事业仍会因无法像公司所要求的那样工作投入而不同程度受损。**这是为何家庭-事业平衡型生活方式对这一代妇女仍然不具有吸引力。**如果她保持单身,事业就能不断上升,但一旦有了孩子,就会感觉比起坚持在职场挣扎,还不如直接回家。**由此,公司在“快速上升途径”外,还应提供“体面前景途径”。否则,人们就会因为过于忙碌而停止生育。

更年轻世代妇女沿袭了六零后一代的生活选择。结婚率和20-30岁妇女生育率继续下降,但最近30-40岁及40岁以上妇女的生育率略有上升,这说明妇女仍在不断推迟生育。因为生理因素的影响,高龄产妇更容易不育和流产,这一推迟将导致目前少子化趋势难以扭转。本书中描述的六零后一代的生存体验,对于日本或面临类似问题的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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