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有色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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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看到这样一篇《美国国会通过“陆羽法案”认定茶圣陆羽为美国国父》，言之凿凿地宣称：美国东部时间3月31日周二晚21:04:01（北京时间4月1日周三上午9:04:01），美国众议院以469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投票通过了《陆羽美利坚合众国历史地位认定法案》（简称陆羽法案），将中国茶圣陆羽认定为美国国父。

文中其实已经埋下了至少五处梗，暗示这是一个愚人节玩笑：

• 北京时间是4月1日；

• 既然这是北京时间4月1日早晨9:04才通过的，那么3月31日晚间怎么可能提早12小时得知，还让你们看到；

• 文中的“白宫发言人斯比克·菲克逊（Speaker Fiction）”，英文直译是“发言人·虚构”；

• 提出这一法案的“美国参议院临时议长坦普拉里先生（Mr. Temporary）”，英文就是指“临时”，美国恐怕也没有这样一个姓；

• 末尾提到的所谓“知名经济学家塞雷斯·纳森博士（Dr. Serious Nonsense）”，其“姓名”直译就是“严肃的胡说八道”。

如果只是这样，那也就是个笑谈罢了，真正有意思的，是在评论区。点赞最高的三条评论是这样：

类似的还有许许多多，要么大喜美国终于低头服软“认祖归宗”，要么遗憾中国自己反倒不够重视，还有要求国人提高警惕以免美国此举有诈，还有人说有这心思不如防控好新冠，可说满屏的阴谋论。直到20条之后，才有人怀疑这是不是愚人节玩笑。

作为一篇10万+的文章，这样的人群反应大概在中国也有一定代表性。当然，这肯定也与关注公众号的群体本身有关，但我在意的也不是这个样本一丝不差地代表了中国，而是说，这样的评论、点赞，至少确实很能折射出我们这个社会的潜在心理。

很多人都清楚，现在网上的信息鱼龙混杂，不可尽信。但中国人其实仍然是挺相信媒体信息的，或说尚不习惯真假难辨的众声喧哗环境，加上愚人节对很多国人来说也还是个“洋节”，更缺乏心理防范，以至于还是一脚踏进了陷阱。但正因此，这种不加防范自然表露的下意识反应，才是最真实的社会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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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什么不加反思地相信了这个愚人节玩笑？这恐怕并不是因为他们多愚蠢，而是因为文中的信息刚好迎合了他们原有的信念。如果一个消息你早就在期待之中，那么第一反应自然很容易相信——因为你太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了。

2017年爆出的山东“莱阳神童造假”事件，事后证明14岁的初中生李向楠“被麻省理工录取”一事并不属实，但当地教育局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最初却宣称此事“千真万确”、“为莱阳争了光”。因为这样的好事，几乎很难抵抗诱惑不去相信它。

2013年2月，陨石袭击俄罗斯乌拉尔地区，响声震动附近8个城镇，很多人的以为爆发了战争，其中一个老妇说：“我第一反应想：美国佬终于打过来了！”——如果你一直在担心一件事，那么当有什么异常情况发生时，势必也会先往自己日夜忧虑的那件事上去联想。

这是人所难免的，就像博尔热所说的：“除了自身的专长之外，不轻信的人是不存在的。”事实上，我对“陆羽法案”那条的怀疑，也不是因为发现了文中的五处疑点，而是看到大标题，我就本能地觉得这不可信，正因此，我阅读时才有意识地寻找证据——其中第三、四两处，甚至是我读了第二遍时才发现的。

我们的第一反应常常可能是错的，因为那沉淀了太多我们不自觉的常识性偏见或误解，以至于我们来不及自我质疑就已陷入轻信。就此而言，误导我们的并不是愚人节玩笑，而是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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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值得警惕的，不只是信息甄别，还包含我们如何认知外界。

因为疫情，我的很多朋友群里都吵翻了天。有一天，有几位激烈抨击海外对中国抗疫抹黑，觉得他们的报道都不客观，另一位冷不丁说了一句：“看你怎么挑信息了。要是把中文互联网上对海外的帖子都翻译出来，恐怕能气炸地球上每一个国家。”

在美国这边，对总统川普在疫情中的表现，也两极分化。虽然大体平稳，但显而易见的是，共和党的支持者赞赏川普，而民主党的支持者则对川普各种看不惯。日前看到国内一篇文章，对川普也不吝赞词：

这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每一天都战斗在自己的一线战场，深夜刚回家，凌晨又出门，在所有公开场所从来不戴口罩，更别提什么N95了，一为国民树信心，一为把口罩留给更需要它的医务人员。仅这一点，全球几个国家的领导人能做到？

说实话，这哪里是川普？这简直是美国当代大禹。

我并不是否认川普的付出，但我感兴趣的，是人们在评价表现时，注重的是哪些维度。此时，我们所看重的，往往不自觉地都是我们原先就熟知的理念。因而在跨文化交流中，我们很容易戴着自己文化中的有色眼镜去看待、评价国外事物。

三好将夫在《日美文化冲突》一书中曾提到，1860年日本使团乘坐“咸临丸”第一次横渡太平洋访美，入境不久，加州州长约翰·G.唐尼因偶然顺路，走访了宾馆中的日本使团，“这些日本人几乎拒绝相信，这样一位不带任何随从，完全是平常人模样的来者，居然会是这里称之为‘州’的有着大片领地的大名”。在华盛顿参观美国国会时，日本人觉得场面之嘈杂让他们想到“日本桥上的鱼市”，他们对此非常不适，因为在日本，“坚持一种观点，就如同表达一个人的真实感情一样，被看做是破坏了具有内聚力的社会秩序”。

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样的事也屡见不鲜。1866年斌椿使团是中国第一个出访西欧的外交使团，可算是真正“开眼看世界”了。可是尹德翔在《东海西海之间》一书中研究了斌椿等晚清外交使节的日记后发现，“斌椿以审美的眼光打量西方事物，看到的却主要是中国式的美”，“面对西方的物质发达，斌椿一方面感到震惊，艳羡，积极享受，另一方面，却坚定认为中国圣教之优越，远非西方之繁华可比。这种表现，实际是一种心理区格化的结果”。

这并不只是斌椿如此，事实上，大量去往海外的中国人，仍然丢不下中国的有色眼镜，他们在惊诧、观看、接纳西方新事物时，完全是从自己已有的认知框架出发、并将新事物与旧框架相容的。在晚清外交官志刚眼里，西方文明的优劣，其评判标准是中国文明的框架：西方人的人文成就，不过是行了中国的“古之道”；中国从西方那里找优点，也只是是“礼失求诸野”。

平心而论，这绝不只是中国人如此，美国人也常被嘲讽为误以为外国就只是“说外语的美国人居住的地方”，无知地以为外国人和自己没什么差别，社会学家Edward Hall在其名著《无声的语言》（1973）一开头就说，美国花了那么多钱的对外援助之所以失败，很大原因是因为事事总依照美国为标准，潜意识里将外国人都看作是“未开化的美国人”。

误会、曲解或许在所难免，但如果我们普遍地对外部信息存在误判，到头来只怕吃苦头的还是我们自己。今年是鸦片战争180周年了，我们需要“第二次开眼看世界”——但这不只是“走出去、引进来”的那种“看世界”，还应当是“通过世界的透镜看中国”，说到底，开眼看世界，不是为了证明我们自己，而是为了认清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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