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之外的丁尚彪东京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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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们费了一番周折，找到了已赴美国与女儿团聚的老丁，听他道出了纪录片之外的许多往事细节，更加丰富了我们对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认知。

在纪录片中，老丁坚韧、勤恳而低调。而在采访中，他给我们的印象愈加丰满。老丁有梦想，也能面对现实；有魄力，更有执行力。套用沪上某知名论坛里对他的评价，老丁是“模子”。

《含泪活着》截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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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能捡电视机”诱惑太大

上世纪80年代末，丁尚彪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有朋友鼓动他：“一起到日本去吧！”刚开始，他是有些犹豫的。

然而朋友到日本后给他写的信，让他打定了主意。“他说，日本人不要的彩色电视机、冰箱、微波炉就丢在马路上，拾了就能用。这对我诱惑太大了。当时在上海买国产的金星、凯歌牌黑白电视机都要凭票，想买还不一定买得到。所以考虑再三，我决定去闯一闯。”

他是这样考虑的：“我所在的单位是街道小集体性质的，在上海只能算是‘三等公民’。我没有受过正规的文化教育，在单位做到中层干部，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说老实话，当时感觉在国内不可能有很大的前途了。”

“去日本我有两个打算：一个是读点书，争取回国后有更好的发展；一个是赚点钱，给家庭一条出路。”抱着这样的想法，丁尚彪开始为出国留学做准备了。那是1988年，他3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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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办护照，断了后路

不巧的是，那一年日本政府收紧了入国规定，办日本留学就有点难了。在那个信息交流尚不发达的年代，丁尚彪常跑去瑞金路、复兴路附近的上海自费留学服务中心打探消息。“那里相当于一个留学信息集散地，门口整天有人在交流。”他回忆说，“每当看到有人签证签出来一脸开心的样子，大家都会很羡慕，然后围上去问他抄语言学校的地址。因为既然他签出来了，照上海人的说法，这家学校肯定是‘正宗’的。” 每次要到地址，丁尚彪一回家就给这些学校写信，但申请都被退回来了。“30岁以上的人，日本学校基本不收。”

正是在那里，某天有人在门口兜售北海道飞鸟学院阿寒校的招生资料，丁尚彪花5角钱买了一份。拿回去一看，这所学校因新开校急需招生，学校免费提供保人。而且跟其他语言学校不一样，提出了签证到手再付学费的新招。

家住杨浦的丁尚彪跑到区图书馆里，查询有关阿寒町的资料，没查到。又托朋友帮忙，跑到上海图书馆的资料室里去找，终于从《日本地名辞典》中找到了阿寒町。他还从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北海道后写的游记中了解到，那里有日本机械化开采程度最高的煤矿——钏路炭田，还有旅游胜地阿寒国立公园。“我心想，既然是旅游胜地，说明是个好地方。既然有煤矿，那至少可以去挖煤。——留学要借很多钱，我肯定是要打工还债的。”丁尚彪说。

他给阿寒校写信，很快得到了回复，让他寄护照复印件和存款证明过去。没想到在申办护照时，受到了单位的刁难。“当时办护照需要单位保卫科盖章。单位得知我有出国的意向后，马上解除了我的职务，叫我去建筑工地干活。我提出自己是后勤出身，想回食堂做炊事员。但领导说不可以：‘你要去日本扒分，先去现场锻炼一下也好嘛。’非但如此，领导还要我把读夜校的培养费全部‘吐’出来，不然不给办护照。为了不耽误申请护照，我只好一次性交了278元，那是我将近3个月的工资，而且是全公司绝无仅有的退款。”

直到现在，回忆起这段往事，丁尚彪仍有几分介怀。“想起这些我还是很气。”他说，“反过来讲，这也是促使我去日本很大的动力。当时我觉得一定要争这口气。”

丁尚彪入学阿寒校时候的审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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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很感谢阿寒校

一气之下，丁尚彪办了半年留职停薪，开始一门心思为留学日本奔走。然而由于之前的留学乱象，申办护照也变得困难了。他几乎每天都去上海自费留学服务中心问情况。与此同时，他想找到和他一样申请飞鸟学院的人，大家一起想办法。于是，他在该中心和九江路、汉口路附近的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门口张贴了寻找校友的广告：“申请日本北海道飞鸟学院阿寒校的同学，请跟我联系”。

“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络，上海所有申请阿寒校的同学我都联系上了。总共有30多个人，一个团体形成了。”

大家怎么和日本方面联络，在留学这件事上有所进展呢？这时，丁尚彪展现出了组织和沟通能力。由他牵头，把散布在上海各处的同学按区域分成了几个大组，他和组长们几乎每个月都到南京路外滩的电信大楼给学校打国际长途。电话费大家“劈硬柴”平分，由组长分头收取。

当时阿寒校负责与中国同学联络的校长名叫王殿铎，是一位在中国长大的残留孤儿。经过与他商讨，学校同意采取“倒签证”的方式：同学们把报名表寄过去，先由日本法务省审批后他们发签证。他们拿着签证去上海市公安局办护照，再拿着护照到日本领事馆办正式签证。

那段时间，丁尚彪在家没事就翻看那份用5角钱买来的学校资料。“上面有你们在纪录片里看到的那一排平房。看的时候心里好向往它，感觉就好像看到革命圣地一样。我以为只要到了那里就成功了。我在上海已经跟单位闹僵了，如果去不了的话工作也丢了，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很感谢那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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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能省钱还能通消息

1989年4月，签证终于出来了。除了几个35岁以上的人，其他人签证都出来了，“听到签证出来的消息，我们几个在电信大楼兴奋得简直要跳起来了。”

后来见到王校长，丁尚彪曾问过他，为什么学校把招生年龄拦到35岁。“他说，因为每次都是我给他打电话，他交待的事情我都能办好，所以对我印象特别深。本来北海道入管局对学生的年龄限制是在30岁，是他特意把上限抬高到了我这个年龄。”

拿到签证后，就该筹措学费了。半年的学费加上住宿费、押金等费用，总共是42万日元，折合3万多人民币，也相当于丁尚彪15年的工资总额。在丁尚彪觉得很“丢脸”地问亲友凑出学费后，他又把所有同学都集合起来。“因为开一张支票，手续费要三四百块。如果大家的学费都开在一张支票上，手续费平分，每个人都能节约掉一笔开支。”

他办事很周到，连留在上海的家属们都想到了。临行前，他特意按照录取名单，骑着自行车在上海转了一圈，把每个同学家都走访了一遍。“我插队落户过，知道与家人分离的滋味，所以想把在上海的家属组织起来。以后家属之间可以相互走动，互通信息，这样更放心些。”

1989年6月，丁尚彪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踏上了飞往东京的班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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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顿饭，恨不得把碗都吃掉

丁尚彪还记得当年刚下飞机、初到东京时的情景：“我一个人站在大街上等朋友下班后来接我，身旁是两个大箱子。街上的行人都穿得干干净净的。让我特别惊讶的是，日本女人怎么都这么美？像是电影里才能看到的那样。若干年以后我才明白，她们出门前都习惯化妆，当时中国女人是不太化妆的。”

他在街头坐了四五个小时，朋友才下班匆匆赶来。两人赶了很远的路回到朋友住处，聊了一夜。距离阿寒校规定的报到时间还有近一个月，丁尚彪决定先在东京打工。“在国内欠了那么多债，既然提前出来了，我急着想要赶快还钱。”

第二天一早，朋友带他去找工作，中午请他吃饭。“吃的是650日元一份的炒饭。一个大盘子上，只有一小碗饭倒扣在上面，却要差不多40块人民币，相当于我半个月的工资。我又心疼又觉得不够吃，三口两口就吃完了，恨不得把碗也一起吃掉。”

他找到两份洗碗的工作，一个月里挣了16万日元。赶紧寄回去，叫太太先把一部分的债务还了。

丁尚彪为《留学生新闻》撰写的“北海道大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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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凉得比北海道的气温还低

7月10日，丁尚彪来到东京羽田机场与其他同学汇合，一同搭乘班机飞往北海道。同学们一出机场就看到了老师们挂出的欢迎标语。学校坐落在一个偏僻的村落里。村里有近百间无人居住的旧房，周围只有十几户居民，老人和儿童各占一半，青壮年都在外面谋生。煤矿已经关闭了。

按照当地的设想，是想通过兴办学校的方式建立中国人居住点，为这个地区注入新的活力。学校把一所废弃的中学改建一新，设立了集体活动室、浴室，连理发转椅也给配上了，还专门从横滨请来一个福建人当厨师，给学生们烧饭。町政府对学校很重视，町长、教育长、警察局长等头面人物都来参加了学校的欢迎会。记者接二连三来采访，北海道的这所学校一时间在日本家喻户晓。

7月的北海道正值盛夏，中午热得只能穿一件衬衫，可太阳一落，穿上毛衣还是觉得冷。看着阿寒校，日本人的心里热乎乎的，而中国学生的心却像夜晚的气温降到了零点。“我们一到学校就听说，比我们提前一个月过来的学生里，已经有两个南市区的同学逃走了。原因是学校不给打工，又地处穷乡僻壤。”丁尚彪说。

同学与学校交涉，提出不打工的话没法生存。但学校表示，按照入管局的规定，他们前3个月不准打工。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同学们很着急。丁尚彪说：“这让日本人很不理解：区区42万日元学费竟然会让这群中国学生无法安心学习？他们确实无法体会我们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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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大逃亡

上完一星期的课，包括丁尚彪在内的七八个同学决定集体出走了。那天上午，有三个同学搭上路过的车子，顺利逃跑。丁尚彪等人则被闻讯赶来的老师“抓”了回去。

到了晚上，他和另外两个年龄大些的同学决定再次“逃亡”。外面下着小雨，他们打了个小背包，顾不得带伞就冒雨出发了。“我们吸取了白天的教训，只要一看到有车经过就趴到路边的草丛里，就跟电影《平原游击队》里一样。走了一段时间，突然有辆车子在我们附近停下来。只见王校长从车子里走出来，喊我的名字。他叫的语气很急，说这里有狼有熊，很危险。还说‘要走，我送你们走！’周围就是黑黝黝的原始森林，马路边上写着‘熊出没，注意’的警告牌，确实很危险。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拄着一根木棍，准备随时跟扑上来的野兽搏斗。”

王校长喊了很长时间，就是不走。丁尚彪等人只好从草丛里站起来。北海道的夜晚很冷，王校长把他们叫进车里，详细地询问了情况。这位出生在中国的校长既希望留住这些学生，又对他们的想法感到很理解。最终，他决定送他们一程。告别的时候，王校长说：‘这件事情，谁都不要说。’我们都很感激他，和他拥抱后才继续上路。”

第一批“逃亡者”离开北海道后，剩下的同学读了半年书，在拿到下半年的签证后也纷纷“逃亡”。他们到了东京、横滨、大阪，最后都“黑”了。王校长也辞去职务回到了横滨。阿寒校首批56名学生，半年后只剩下了7个人。

丁尚彪后来在自己撰写的回忆文章《北海道大逃亡》中这样写道：“阿寒町町民的殷切期望，中国学生的美好愿望，就这样在文化、经济落差的强烈冲击下，在相互不能理解的思维意识中化为泡影。”

15年后，丁尚彪在离开日本前，特意回到北海道阿寒町，在这个开始日本旅程最初的地方，面对当年的校舍，一身正装郑重地鞠了三个躬。他告诉记者，二十多年来，他和王校长一直保持着联系，在上海、美国也经常通信、打电话。

1994年，阿寒校校友东京相聚，与王校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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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一开始就想黑的”

“到东京后，我不是一开始就‘黑’的。”丁尚彪说。

他托朋友帮忙，更换了东京的保人，又申请新的语言学校，缴了20万日元的学费，原准备在东京边打工边读书。为了早点还债，丁尚彪一天打三份工。这样一来，进了教室就打瞌睡。老师讲的内容一句都听不进去。“最重要的是心不定，担心半年以后签证不能续签。”他说。

眼看着签证即将到期，坏消息传来，比他早去申请的同学都被拒签了。“凡是从北海道逃出来的，一律不许续签。”但他还是决定去试一试，并且打定主意，如果通过的话，今后就少打一份工，好好学习。

“我记得那是11月29日，语言学校派了一个老师带着我跟另外一个女同学，一早就去入管局排队了。”

“申请递进去后，签证官就是不受理，等到最后才接待我们，在我们的护照上敲上了拒签的章。女同学一看就哭了，而我看着签证官的脸，心里想：你不给我签证，我索性不走了。老师请我们吃了饭。回到学校，我们和教室里的同学们说再见。大家都围上来问我今后怎么办，还提醒我不要声张想‘黑’掉的事情。我在语言学校的最后一堂课，就这么结束了。”丁尚彪的叙述中，透着几分遗憾。

他开始更加卖力地打工了。每天早上四五点出门，干的是最危险、最脏、最累的活，建筑工人的报酬是1000日元每小时，比在饭店打工赚得多。半年里，丁尚彪打工赚了96万日元。他生怕自己被警察抓到，把钱全部寄回家里，终于把债还清了。“剩下来的钱作为生活费，太太、孩子应该能用用了。”他心想。

除了白天在工地打工，晚上丁尚彪还去烧烤店里洗碗。“这样一天就好赚1000块人民币，在中国的话要干10个月。那种心情真是天不怕地不怕了。”他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100万日元，200万日元……我不停地工作工作，赚到的钱越来越多，等赚到500万日元以上，已经麻木了。对于‘黑’这件事，也麻木了。”

后来，他换了工作，白天到工厂上班，晚上去饭店打工。两边都管饭，一个月能存下3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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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到杨振宁教授的照片了

看到自己在日本求学无望，丁尚彪把关注点转移到了女儿身上。其实在上海的时候，他就很关心女儿的学业，为此还放弃了自己的学习计划。“我去日本的时候，女儿在读小学四年级，已经是少先队大队长了。我觉得可以放心走了。我宽慰太太：‘不用怕，小孩的学习不用你操心了，她已经掉不下来了。’”

丁尚彪出国后，女儿一路考上了区重点建设中学和市重点复旦附中。丁尚彪跟太太说：“小孩有培养前途，我在日本挣钱，就等着她考好大学了。”他打定了主意，今后一定要送女儿出国念书。

至于女儿申请留学美国，是丁尚彪从广播里偶然听来的。刚去日本的时候，由于报纸、电视看不懂也没时间看，他花3万日元买了个收音机，每天晚上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今晚8点半”栏目。

只是在日本收听国内的节目信号不大好，有时会串台。“这一串，就串到了美国之音。有天我碰巧听到在播一个讲座，叫做《留美14步》。因为听得不是很完整，我给香港的美国之音办事处写了封信，请他们帮我把讲稿寄来。看了讲稿我才知道，原来自己可以申请美国留学，不一定要通过中介机构。我马上把材料复印后寄回去给女儿看。”

按照“留美14步”的建议，女儿高二考出托福，马上申请了20所大学，仅报名费就花掉二十多万日元。女儿走的每一步，丁尚彪都花了一番心思。“报名费是我特意在日本跑到花旗银行去开的支票，为的是让学校知道我女儿的爸爸在日本。”最后有4所学校寄来录取通知书，他们选择了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因为听说杨振宁在那所学校任教”。后来到美国后，丁尚彪还特意去看过这所女儿的母校：“我在物理系大楼里，见到了杨振宁教授的照片。”

丁尚彪在日本纳税的税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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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珍惜在日本的每一天

“我老珍惜在日本的每一天的。”他说，“我觉得到了国外不能浑浑噩噩，不能除了赚点钱回来，其他什么都没有。”

虽然在日本是黑户口，但丁尚彪每年都自己报税。他坦言，报税有几方面考虑：“一个是想证明我是一个好人。我看到报纸上写，警察、官员都是靠纳税人养活的。那么我想万一被抓到了，税单说不定可以派用偿。我还真的被抓过一次，警察看了我随身带的税单，竟然放我跑了。他说：‘走吧，走吧，赚好钱早点回去！’第二，我考电焊工、吊车工等执照需要身份，报税后我可以办一张外国人登陆证，凭这个去考执照。第三，最重要的是我女儿读书需要经济担保人，必须要有证明。我请单位给我开了年收入证明，加上税单，请翻译公司翻译，再请他们到美国大使馆办了公证。因为我没有身份，不能够自己去办理。为了女儿去美国，我是不惜一切代价的。”

他一上地铁就自学日语，周围的日本人都是老师。他曾计划考出日语1级，好上日本的电视大学。“但是日文读到后来，有的语法我理解不了，身边的日本同事也解释不来。我跑到语言学校去问有没有夜校或者周末班，对方说没有。我晓得我没法读下去了。”他转而靠自学考出了许多技术执照，比如说电焊工、气焊工、铲车工、吊车工、清扫工，这样在找工作时能更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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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偷不抢有啥好遮掩的

尽管是黑户口，丁尚彪并没有因此与他人隔绝、躲躲闪闪。“每到一个新地方，我就想要很快地融入它。我居住的社区搞町会活动，我都会去参加。区长、议员都会来参加，他们拍照时，我也凑过去跟他合影。”

每到放假，他就出去旅行，把日本转了个遍。“因为我想，等我离开日本后，就没机会再来了。”

他还积极给当地的中文报纸投稿：“日本有一份著名的中文报纸叫《留学生新闻》，一个礼拜出一份，我经常看。有次报纸组织免费观看电影《菊豆》的录像，请我们看完写一点观后感。我写了寄出去，没想到发表了。”于是，丁尚彪把自己“北海道大逃亡”的故事、如何培养女儿的想法一一诉诸于笔端。他说：“一般的黑户口可能不愿意写文章，觉得丢脸，但我觉得自己又不是偷又不是抢，没什么好遮遮掩掩的。

电话里，丁尚彪很少对在日本的艰苦生活发出感叹。不过在当年投稿的一篇文章里，他这样写道：“漫长的10年过去了，终年的劳累使我过早地衰老。仅仅40多岁，发白了，眼花了，牙掉了。10年里，我没给86岁的老母端过一杯水，没给朝思夜盼的妻子一个甜蜜的吻，和女儿分别8年后在日本见面，父女相见不相识，而且只有短短的15个小时。人生呵！能有多少个10年，能有多少青春年华，又有多少年在人间……”

正是给报纸投稿的经历，让纪录片导演张丽玲关注到了他。丁尚彪回忆说，张丽玲通过报纸主编赵海成找到他，提出了拍摄纪录片的想法。当时他并没产生太多顾虑。“她保证不对我在日本打工造成影响。还说，很想把我们这代人在日本奋斗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这句话我听了很感动，觉得那就拍吧。再说，当时纪录片的几个主创都有自己的工作，拍片是业余爱好，成功不成功也不知道。我心想自己拍照还要买胶卷，有人帮我拍，留作纪念也蛮好。而且他们经常回中国，我可以托他们带些录音机、电饭锅之类的东西给家里。”

丁尚彪看到“排挤外国非法劳动者”的宣传车时并不躲避，还大大方方上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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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稿子：韩小妮

画图片：顾汀汀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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