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00后职校生，靠考公重启人生

一个00后职校生，靠考公重启人生 | 人间 · 上岸

by 闰土, at 21 July 2023, tags : 职高考试一个岗位 点击纠错 点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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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岗没有单独的办公室，只有一个共用的大房间，我总躲在一个角落摊开公考书学习，在一片玩手机的人群里像个异类，总有同事装模作样地来瞧我在学什么，当发现我在备考公务员时，就故作惊讶道：“公务员啊，了不起，了不起，考上了以后别忘罩着兄弟们啊！”

配图 | 《天才枪手》剧照

上岸丨连载

作为千禧年出生的一代人，出生在南京一个普通家庭的我运气不错，虽然家境不算富足，但父母感情美满，给了我最宝贵的爱。

爷爷早年当兵来到南京，后转业进入本地一家国企，与奶奶相识相爱，就此在南京落下了脚。爷爷对儿女管教甚严，80年代，我父亲考上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现在的单位，拿到事业编制，在那个大多子女接班父辈工作的年代，相当不容易。但爷爷去世得早，长兄如父，我父亲直到姑姑安安稳稳地嫁出去后，才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

父亲遇到母亲时已30岁出头了。我母亲来自安徽农村，初中毕业后没再读过书，比父亲足足小了10岁。父亲看上了母亲苦出身磨砺出来的坚韧，母亲则爱上了父亲的成熟稳重。就这样，在我父亲37岁那年，他俩风风光光办了婚礼，并有了我的到来。

读书改变命运，是父亲的成功经验，所以在他看来，那也是我的必由之路。父亲中年得子，生活上对我极度宠溺，我前一天想要的玩具，他后一天就会骑着自行车去买。他和母亲对我的学习高度重视，咬牙托关系把我送进南京三大顶级名小中的力学小学，并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那时父亲的工资仅能满足日常开销，母亲在商场里做导购，小腿血管膨胀得像一条条青色小蛇，为了我的教育，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江苏是教育大省，南京作为省会，升学竞争相当激烈。从小学开始，我的补习班就没断过，排名却一直徘徊在班级中游。小升初，我没能考进南京外国语学校，最后直升了学区内的一所普通中学，可纵然如此，我的成绩也只能排到年级百名开外。考试接二连三地失利，让我产生了深深的挫败感和厌学情绪，开始怀疑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

那时的我，其实也不知道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梦想过于遥远，倒是前桌女孩惹人陶醉的香气好像更能让我着迷。我的全部心思都转到如何讨前桌女孩一个害羞的笑容，无心学习。可能是靠以前的底子，我的中考成绩意外不错，足够上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对校园生活已经没有一丝期待了，想着以后纵使考上大学，毕业了说不定也还是挣着三四千块的“死工资”，倒不如少走几年弯路，早点进入社会打工赚钱，或许还能混出点名堂。

中二期的我觉得学校像个大监狱，迫切地想要挣脱束缚，自然听不进父母和老师的任何建议。吵了几架后，最终我们互相妥协，父母为我选了一所“五年一贯制”高职的“订单班”。

南京的职高大体上分为3种班型：“3+4”，先读完3年中职，再通过考试去指定的几所大学读4年本科，毕业后获得本科毕业证；“五年一贯制”，在同一中职或高职读完3年中专加2年大专，毕业后发大专毕业证；“中专班”，读3年，发中专毕业证。所谓“订单班”，就是为了提高就业率并吸引更多优秀生源，职高会与一些知名企业合作，企业“点菜”，学校“做菜”，根据需求培养学生技能，毕业后直接进入对应企业。我去的订单班，5年后毕业即入职南京一家有名的国企，对此我蛮高兴，但母亲整个暑假都不想跟我说话。为了维护我的脸面，她对外一直说我是因为志愿填报失误才去的职高。

当父亲去职高给我办入学手续时，接待老师相当惊讶，说：“孩子这分可以上个不错的高中了，要不要再回去考虑下？”

父亲尴尬地笑着解释：“还是学门手艺好找工作。”

2016年9月，我去职高报到的路上，偶然碰到初中同学的妈妈。聊天中，我得知那名同学进了南京“四大名校”之一的金陵中学，正于河西分校军训。太阳毒辣，阿姨客气地招呼我在她的遮阳伞下避一避，顺嘴问起我读哪个高中——那是我此生第一次感受到“职高”是一个烫嘴的词汇，只好说自己在附近的学校就读。

阿姨先是惊讶，然后迅速平静下来：“职高出来工作也稳定，出来也是很不错的。”

我们彼此都知道，这只不过是一句客套话。我礼貌地将阿姨送到金陵河西分校门口，一路上我们都保持着一种诡异的沉默。她那个惊讶的眼神，在往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成了埋在我心里的一根针，时不时地戳着我。

入校，军训，职高生大多都是中考的失意者，我们聊了聊彼此在游戏里的段位，就迅速打成一片。上交完准备好的“模型机”，大家便彻夜在王者峡谷里拼搏厮杀，第二天摇摇晃晃地站军姿，一边打哈欠，一边应付着不满的教官。

青蛙入水的刹那可能会有所不安，但随着入水的青蛙越来越多，好像就给了彼此一种安慰，直到水温渐渐升高。对于职高这种存在，媒体报道说是要效仿德国培养“大国工匠”，老师安慰说是培养“蓝领人才”，父母说是学门手艺，填饱肚子，但在我看来，它可能只是为了减少青少年犯罪——一个中考的失意者，怎么可能对学习还有着充足的兴趣？即使有一小撮人有继续学习的勇气，职高也会给他们当头一棒：时至今日，老师们居然还在教学生如何用台虎钳、小锯子和锉子这些我们父辈年代使用的钳工工具来锯铁块。现在是高精尖机床主导的自动化时代啊，我实在想不通这能教会我们什么。

职高课程设计已经严重脱离工作现实，像是综合了高中课程和大学课程的一个畸形产物。我的专业课程，前三年穿插了语数外的中学课程以及电学这种大学基础专业课；第四年是根据就业方向排上更加细分的专业课，像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知识等科目；第五年，是进入企业实习。

这里的课程一味照搬大学，完全不考虑讲台下本就学习能力不行的职高生能否消化。我是电子自动化专业，教模拟电路课程的老师，上课就完全照本宣科读网上下载的PPT，以至于最后全班没一个同学能弄明白该如何焊接电路。

大概是我们这些“差生”也很难给老师们带来教学成就感，他们也不期待我们能学进去多少，所以对我们的要求标准一降再降，只要我们不出事就行——一群没有目标、精力怎么都花不完的青少年是相当危险的存在，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身体碰撞，就能引发一场激烈的矛盾。老师们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日常管理上，但收效甚微。

在职高生简单的认知里，大家总希望能够将自己的暴力予以变现，或是挣一笔快钱满足日常玩乐。在我毕业前一年的春节前，学校里甚至有几个学生因为“帮信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河南警方千里迢迢捉去了外地。我或多或少能理解这种赚钱的急迫，大富大贵人家的孩子来职高的寥寥无几，他们就算成绩不好，大多也会被送出国或是花钱上个次一等的高中，我的同学们大多来自本市底层家庭或是外地普通家庭，生活上难免拮据，只要将银行卡借给他人就能获得1000元报酬的诱惑会引得许多人下水，当然代价是几年的青春自由和前途。想靠正当兼职挣钱的同学，又没有职业技能和优秀平台，大多只能从事着服务员、流水线工人和外卖小哥等行当。

当我在逐渐升高的水温里混着时，意外地，我遇上了一个很好的班主任。在她的监督下，我没有完全丢掉功课，她还让我当班长、重要专业的课代表，想以此拉我一把。为了不辜负她的重视，也是一股少年人奇怪的自尊心作祟，我每堂课都尽可能不玩手机不睡觉，装模作样地记笔记——固然，这些笔记课后不会再翻开。

职高里的大部分学生根本不在意学习，少数一些怕挂科的也只是在考前一周临时抱佛脚，背背老师发的模拟题答案，我算是矮子里拔将军，连考了几次第一。在职高里做“好学生”，我就像进入沙丁鱼群的那条鲇鱼，引发了同学们的不满。职高生垃圾、烂的标签既是社会认同，也是自我认同，“订单班”的学生们早早被定下了未来的出路，自然没了心劲，我看点书，也会招致一些冷嘲热讽：

“来了这还装好学生呢，咋不去上高中呢？”

“我看他就想讨老师喜欢，妥妥的心机boy。”

我一度被同班同学孤立，成为了班上的异类。那种日子并不好过，我换了思路，选择跟那些来做兼职老师的研究生们做朋友，了解他们大学的趣事。

现在想想，也许在那个时候，要脱离职高的想法，就在我心里扎下了根。

2019年夏天，我刚成年的那个暑假，我取得了梦寐以求的驾照，踏入大人世界。8月，父母决定带全家来一次自驾游，一起去连云港好好地玩上几天。在连云港吹过的海风、吃过的海鲜，是什么味道我都已经不太记得了，只有好久没有出过远门奶奶和后爷爷互相搀扶着在海边拾贝壳温馨画面，让我记忆深刻。

旅馆的被褥总有种被海风濡湿的味道，回家前一天晚上，我一夜都没有睡踏实。第四天一早踏上归途，是刚拿到驾照一年多的母亲开车。高速上，我和后爷爷、奶奶不停打盹，一次醒来时，看路牌已到六合区，离南京市区只剩下60多公里了，我为了抵抗瞌睡，便打开手机刷起了知乎。

隐约的记忆中，我听到母亲的手机好像响了一声，接着就是她的连声尖叫。车开始不受控地左右摇晃，我下意识地松开手机，双手死死抱住前排座椅。我看着母亲的脚死命踩住刹车，费力地想把方向盘打向另一边，可一切只是徒劳。车子死命地旋转起来，我们都在绝望地尖叫。我将头死死抵住前排座椅，脑子里放电影一样开始快速回忆这辈子的事情，直到车子重重地撞向路边。之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到我再有意识的时候，车子已经甩到高速边的土路上。车门撞变形了，我使了吃奶的劲才把门推开。下车站在地上，我看见后备厢因撞到了路边的树，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车头倒是看着完好。父母很快也从车里下来，拨打道路急救电话和120。但后爷爷和奶奶的情况不妙——事发时他俩都在打盹，根本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后爷爷头皮被削掉了一块，红色的肌肉组织和鲜血涌出，看起来尤为瘆人，奶奶眼角处被割开好大的一个口子，隐约能看到骨头，更可怕的是，她嘴里不停地吐血，我担心她是内脏受了伤。

我整个人如提线木偶一般，木木地帮着赶来的急救人员将两个老人送上救护车，又愣愣地跟车到了医院，将他俩送进急救室检查、排队缴费，一直忙到晚上。母亲喊我先回去休息一下，我才回过神来。我抬头看了看父母憔悴的脸色，固执地让他俩先回去，第二天早上再来换我，母亲担忧地看了父亲一眼，最后点了点头。

医院走廊里有很多像我这样等待病患被推出来的家属，我将行李箱里的衣物拿了一些出来铺在地上，躺了下来，茫然地看着白色的天花板。都说死是一道门，那次我应该是摸到了门把手，只是命运又一把将我推开了。我复将脖子上的观音玉佩从衣服里掏了出来，不住地摸搓，心里默念：菩萨保佑。然后，心中突然掀起一丝不一样的想法：难道，我这一生就一定要按照既定的轨道去国企做个底层工人吗？捡回来的一条命，难道就不能活得更精彩一点？

我睁着眼，一直躺到了天亮。

因为车祸，暑假倏忽结束。开学后，我迎来了职高四年级。“五年一贯制”的第四学年尤为关键，选择升学还是选择就业，开弓没有回头箭。我第一次认真地思考未来，搜集了多个渠道的信息。早年选择职高，让此时的我再想找另一条合适的路变得尤为艰难，就像开车错过了高速路口，要兜兜转转好久才能回到正确的路上。

我考虑过第一条路是考证，增加个人竞争力，但“要考什么证”又难住了我。像“公共营养师”“健康管理师”“心理咨询师”这些听上去蛮“高大上”的证书，貌似都不能给我带来任何助益；像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这样含金量较高的证书，在2018年法考改革后，最低也要全日制法学本科学历才能具有报考资格。

我甚至买过彼时大家一窝蜂报考的“二级建造师”教材。“二级建造师”要求中专以上学历，毕业后工作2年即可报考，是我为数不多能选择的证书。但当我询问过许多人后，才发现“二级建造师”早烂大街了，在未来的单位里不仅不被认可，而且国家还严查“挂靠”行为。于是，买回家的教材便只能躺在角落吃灰。

转了一圈，我将目光落回自己的本专业上。与专业相关的“注册电气工程师”是认可度很高的职业资格证书，考下来就能拿到不错的收入和待遇，我也符合报考的有关条件。可当我了解了考试内容后，立刻被泼了一桶冷水——考试分“公共基础”和“专业基础”两门课程，光公共基础考试里的高数、物理、结构力学、材料力学、化学这些，我就根本没有学过。

职高5年，老师为了成绩单不那么“难看”，只会选最皮毛的部分进行教授，像数学、物理和电学这些偏难的课程，老师会在上课前划重点，剩下的让“有兴趣的同学自己了解”——谁都知道根本不会有人看——而勾选的考试重点，都占不到书本的一半。别说是考大学的力学、物理和高数等课程，就说是考高中的，我估计自己都会相当费劲。

我一度也想自学高中数学，为学高数打下点基础，但教材买来后，我连最基础的函数看着都像“鬼画符”。匆匆了解后，我又一次做了逃兵。

为了帮助职高四年级的学生更好地在社会上立足，学校在2019年开设了《法律基础》和《职业礼仪》。学校出发点很好，但大多数同学只会在课上补眠。

《法律基础》的授课老师是南京师范大学的研二学生，我俩年龄相差不大，所以课后我常常会找她聊天。她给我描绘了一个“法律人”的世界：身穿笔挺的西装出入法庭，为了正义与别人唇枪舌剑，捍卫法律红线和道德底线。这一切深深吸引了我。在她的建议下，我将目标放在了法律硕士（非法学）上——非法学的本科学生报考，不需要考数学。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一种福音。

那年研究生考试报名人数才200多万，我甚至没考虑过等到我考研那一年，报名人数会变成怎样一个恐怖的数字。职高的一切都让我厌恶，我不想按部就班地去国企当一名工人，继续浑浑噩噩。一个虚无缥缈的大学梦，促使着我不断向前。

这就是我为自己设计的第二条路——通过“专转本”考试升入大学，2年后拿到全日制本科学历，再参加研究生考试读法学，彻底改变学历劣势。

“五年一贯制”的高职学生可以在第五年参加专门的“专转本”考试，不过接收我们的学校只有如金陵科技学院、三江学院等一些二本院校，我们并不能像三年制大专的学生那样通过考试升入南京工业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一本高校。所以一条鄙视链就产生了：本科生看不上“专转本”的大专生，三年制大专生瞧不上五年一贯制职高生，五年一贯制职高生又觉得自己比中专生要强上那么一点。即便我通过“专转本”考试进入大学，本科毕业证上仍会被标注上“专科起点本科学习”几个字，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们应该知道自己的身份。

我念的那所职高优势专业是土木和电气。这些年，土木行业整体下滑，没几个毕业生再愿意去工地上打拼，纵使学校为刷就业率强逼学生们去工地，过不了几天，学生们也都会选择“提桶跑路”；电气专业就业一向很固定，不是去电子厂做廉价工人就是在酒店做空调维修，收入低得很稳定。所以，这两个优势专业渐渐变成了“专转本”的主力军。

学校为了能够在“专转本”的升学率上大放异彩，会在四年级的下半学期进行一次“专转本班”的选拔考试——进了专转本班的学生，第五学年不用去企业实习，继续留校上课，但名额大概只有40人，每个系安排一个班，由对应的专业课老师针对目标院校的考试科目进行辅导。许多进不了这个班的学生为了能够“转本”成功，便不惜花大价钱去辅导机构脱产培训。

那些二本院校每年招收“专转本”的名额极其有限，所以竞争相当激烈。不过这样的压力几乎不会传导到“订单班”，因为大家以后都是去国企，哪怕是当工人，说出去也是响当当的铁饭碗。我若是选择参加选拔考试，进了“专转本班”，万一考试失败，同时也会失去这个铁饭碗，也真有“转本”成功的学生，读完出来却发现连国企都进不了，让读书变成了赔本儿买卖。

我的选择让我再次成了同学老师家长眼里的怪胎——放着稳定的国企工作不要，跟人家名牌大学生竞争考研，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老师也害怕我引得别人也去参加考试，拉低班级就业率，多次找我“谈心”；父母劝我早点放弃，说初中时候不努力，现在努力有什么作用？

我把他们的话统统当作耳旁风，只顾着啃手里的《十天搞定考研词汇》。可2020年新冠一来，一切都不由得我想了。

疫情导致的经济下行深深地影响了我父母的工作，父亲单位透出降薪改革的风声，福利一下没了踪影，而他又到了快退休的年纪；母亲岁数大了，没人肯要，只能歇在家里，偶尔打打零工补贴家用。那一场车祸花掉了家里不多的积蓄，所以父亲特别害怕如果我“转本”出来却找不到工作，到时候已经退休的他就再没有能力帮衬我一把了。

“一切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开学前几天，父亲一脸严肃地跟我说。

那天，他和母亲给我认真分析了疫情后升学、就业的严峻形势，他们一致认为，以后就业率会下跌，但大学生毕业生却越来越多，选择继续升学的人肯定不少，而我现在走的每一步，都关乎着我往后5年甚至10年的命运。

我还想辩解些什么，但父亲的一句话让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儿子，中考时我没逼你上高中，现在就当体谅父母一回吧。”

我看着父亲脸上的皱纹，母亲头上的白发，嘴里再也说不出一个“不”字。又想到法律老师的鼓励，自己几个月来的努力，同学们冷嘲热讽，眼泪还是不争气地落了下来。与稳妥的国企铁饭碗相比，律师梦显得遥不可及，中间不仅要“转本”、考研，就业后还有法考、实习期工资较低的困难。

我心里好像有一团火在烧，不知道向谁喷发：选择职高，我就再也没有可以改变的机会了吗？

接下来的半学期，没了目标，我无所事事。同桌开始了新恋情，我趴在走廊上怅然若失地看着绽放的鲜花，女生清脆的笑容总是会传入我的耳朵。

“也许，我也该像他一样，谈一谈恋爱，出去玩一玩，享受我的青春？”我想。

一个寻常的午后，我早早地在食堂吃完饭回到教室，发现班里有一个背着双肩包的陌生男人，正一张张地往每个课桌上放传单。我打量了一眼，是个“专接本”学校的广告。那男人见我有兴趣，热情地上来招呼：“同学你好，咱这是和南京理工大学的合作项目，上两年大学，就能拿到本科学位证和毕业证……”没等他说完，两个保安出现在了教室门口，他急忙补充：“同学，如果感兴趣，照单子上的联系方式打给我啊！”说完，他就被保安扯出了教室。

我细看了传单的内容，第一次知道原来获得本科文凭的方式不只“专转本”一种。回到家，我连忙开始搜集资料，自考、成人高考、远程教育、函授……各种各样的名词映入我的眼帘，我仔细分辨着它们之间的差别，然后，一条广告的内容吸引了我：“自考本科的文凭，同样可以用于报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考试。”

我又在百度里搜索公务员考试的信息和职位表，各种没听过的部门映入了我的眼帘。也就是这个时候，我开始有了一个新的目标——考公务员。我有一个制服梦，我爱极了警察那身藏蓝的制服，公务员的收入在南京算得上中等偏上水平，而且无疑是父母眼里最好的工作。

我继续搜索——江苏的省考，大部分岗位都限定本科及以上文凭，少数不限制学历的岗位不是太过于偏远，就是优先退役大学生士兵或属“三支一扶”计划。也就是说，拿到本科文凭，就成了我参加公务员考试必须拿到的“准考证”。

我筛了筛南京市招考岗位的专业需求，发现法学和中文招的人数较多，分数也较低，而想拿到这两科的本科学位，自考用时最快、花费最少，但也更有难度，需考完十几门特定课程，合格才能获得毕业证。鉴于职高第五年实习时时间宽裕，我选择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自考——虽然法学能报考的岗位更多，分数更低，但战线最快也要拉3年，汉语言文学才要1年半，专业包括《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等12门课程。

江苏省的自考一年可以参加4次，传统的4月和10月的“大考”，还有1月和7月的“小考”。小考月只能报名江苏的特色学科，如《红楼梦研究》和《鲁迅研究》，要怎么妥善安排考试，成了我的又一道难题。

因为之前几次半途而废，我心里有些打鼓，怕这次又会重蹈覆辙，便决定先报几门简单的课程试试水。我打开江苏招考App，却被告知未到考试时间，搜寻一番才知，因为疫情，4月的“大考”推迟到了8月。

当时已到5月，我第一次觉得运气在眷顾我，暗暗下定决心，要在8月过掉英语、近代史和马哲3门自考公共课程。当同学们都沉浸在即将就业的期待中，没人在意我的一举一动，少了很多冷嘲热讽。这3门公共课职高里也学过，保险起见，我又在B站下了相关课程，在教室躲在后面看。临近实习，任课老师对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暑假，我把自己的打算对母亲和盘托出，母亲这次倒是对我非常支持，因为失业在家的她也要考一个资格证书。因为年龄增长，像商场导购这样的服务型岗位她已经很难再应聘上了，所以她决定考取《消防证》来寻一个相关的工作机会。我和她一起在客厅的餐桌上面对面看书学习，有这种无形的监督，让我俩的学习效率都提高了不少。

8月的南京热成火炉，“大考”如期而至，我本以为参加自考的不会有多少人，但到了考场外，人头攒动，还不停有坐着网约车赶来的考生。上午考试结束，我本想在附近的肯德基坐下吃点东西，进去却发现连个站的地方都没有，最后在一家奶茶店的地板上打了个盹，度过了中午的等待时间。

考试结束，我在社交App上加了一些自学考试的交流群，群友们有的跟我一样，有的为了升学，有的想在职场上更进一步……其中一个群的群主是山东的，我俩目的相似，惺惺相惜，她说山东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考编高”，而聊到越来越多的考编人数，我俩总是会下意识地沉默。

10月“大考”结束后，我和一部分同学进入指定的国企进行为期1年的实习。报到那天下着小雨，我们一群男生在星巴克里等着来接我们的负责人。比约定时间晚了10多分钟后，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姗姗来迟，确认过身份后，他让我们跟着他步行前往单位。

一开始，我们都很兴奋，毕竟闲了几个月，大家早想换个环境放纵一下躁动的心了。可这火气很快就被扑灭了——一个同学大着胆子问负责人“工资是多少”？负责人将手机里的工资单调出来，红色的“3500”，刺痛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眼。

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国企内部等级鲜明。这家国企的工作岗位大体分为“生产岗”和“管理岗”，我们将来会成为生产岗中的一员、各个工种的一个基层工人。一个工班大概80号人，设有班长1名，组长4名，管理岗2到3人不等，这意味着一个生产岗的职业天花板，大概就是到班长为止了——纵使做到了班长，也仍然要听管理岗的指挥，就算是一个新入职的基层技术员，只要他是管理岗，也照样能对一个工作了10多年的班长指手画脚。

在最低工资标准2280元、房价均价3万一平的南京，3500块的工资很难有什么吸引力。一个外地的实习生说：“在我老家徐州找个班上，一个月还能挣个4、5千，吃穿用度，家里还能帮衬些。在南京，说是大城市，一个月就拿那么点，去掉房租吃饭，还干个什么劲？”实习没过1个月，外地的实习生走了大半，剩下的大部分都是本地人——在南京人心里，“稳定”两字比什么都重要。

“我家里也不指望我能挣什么大钱，只要有个安稳工作就行。”一个同学说着话，眼睛都没离开过手机屏幕，“反正家里拆了5套房子，3500块，也够我自己花了。”

我这时才知道，原来一同实习的10个同学里，一多半都是拆二代。对他们来说，工资不过是游戏里充值的金额浮动，可对我来说，那是除了吃住以外可以消费的上限——工作后，父母不会再给我金钱补助了。

实习基本就是坐在会议室里学习理论知识，说是学习，实际上同学们大都在刷手机打游戏，消磨着无聊又快乐的青春，我只能将耳机戴好，加大音量，认真地过着一节节网课。面对着一群打游戏的同学，很难有任何的学习氛围，游戏打到精彩处，他们甚至会围坐在一起，发出阵阵欢笑，随之而来一种“躺平”感。可8月和10月的自考，我只通过了7门课程，还剩下5门没考，最让我揪心的是，我想卡2021年自考论文5月的报名时间，但那个时候我尚有1门课程无法考完，报不上，所以下半年的论文答辩也会跟着推迟，进而会导致我错过年底的江苏省考——虽然我才20岁，但在平均要二战、三战的公考战场，我不想失去任何一次机会。

好在我们虽然不会被安排正式工作，但会有一些跑腿的活计——有时需要去兄弟单位借用或者调度材料，这种费时费力的外差，打游戏的同学们推三阻四。我想，在会议室既然也无法沉下心来学习，不如跑跑腿，给单位留下好印象，还能挤出时间学习。剩下的网课，我就是在这一趟又一趟跑腿的路上看完的。

我顺利考完所有科目，又幸运地赶上论文政策放宽，成功报上了2021年上半年的论文答辩，只要我下半年论文拿到“良好”，就能开始考公了。

2021年8月，我终于度过一整年的实习期，顺利毕业，与这家国企签订了劳动合同，成为了光荣的工人阶级中的一分子，可以拿每月3500元的薪水了。

正式入职后，再不可能像实习期那样坐在会议室里装模作样地学理论知识了。我的工作主要是设备检修，大部分时间都上夜班。夜班作息是从当天下午5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半，“上一休二”，第四天的下午5点再次回到工作岗位。乍一看，时间安排非常有弹性，但实际上，工作常常要持续到凌晨4点才能够暂时结束，工作地距单位又远，每当我坐在工程车上迷迷糊糊回到单位时，常常看到太阳隐约露出了金色的脸庞。

通宵工作后，第二天我基本都是在睡眠中度过的，第三天若是要倒时差，可能更难入睡。错乱的作息让我一度很不适应，但我也必须强撑着要闭上的眼皮看文献材料，跌跌爬爬地写完论文以及查重。

更难的是检修设备需要高空作业，在离地4米左右的高度，又是凌晨2、3点钟人最瞌睡的时候，极易发生坠落。公司时不时下发的安全事故文件，牵动着每一个人的神经。幸好我在完全陌生的班组里认了同一个学校出来的、大我三四岁的学长。

一次夜班，别的部门有演练任务，我们就烦躁地等待着工作票的审批与下达。学长在外面抽烟，我忍不住说：“学长，你工作几年，工资应该上升了不少吧？”

“上升个X，上升的钱，都给乱七八糟扣得差不多了。”他吸了口烟，眼睛眯了起来，“上班几年，一分钱没存到，要不是公积金和住房补贴取不出来，估计也早就花完了。”

“咋花那么多？学长不存点钱找对象么？”我半开玩笑地说着。

“抽烟、聚餐、陪对象，偶尔还要人情往来，这点工资能存下来啥？”他将烟头随意地丢在地上，狠狠踩了踩，“想有出息就想办法跳出去，不然横竖就是这死样。”

学长大概代表了国企里绝大多数普通同事的模样，“月光”、迷茫、愤世嫉俗，晋升通道极为狭窄。后来，我得知工作了10多年的班长想竞聘管理岗，却被领导轻飘飘的一句“没有全日制本科文凭，不得晋升管理岗”驳回；我也眼睁睁地看着另一个比我早两三年工作的大专文凭的同事，凭借着送礼，转身就成我们的领导了。

那天夜班，我站在地上扶着梯车，抬头看着师父忙碌的背影，他的背后是星光与月亮。我想：10年后，我是不是也还会像师父这样忙碌？是不是永远在星夜里消磨我的青春热情？是不是也像学长一样什么也没有得到？

醒来后，我心里默念“苟且在头上，理想在上头”，考上公务员，也许是爬过苟且并通往理想的路。

因为夜班倒班，我完全提不起精神学习，身体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我遂申请上白班，领导很快同意了我的请求。与夜班相比，白班要少1000块补贴，没有节假日的3倍加班补助，到手永远3500块。为了能让白班组留住人，领导制定了强制轮班制度，像我这样主动“逆行”的，可能还是头一个。

我购买了网上热门的网课，开始自学公考课程。一开始跟直播课，但动辄3小时的直播跟完，我根本没时间做练习题巩固。于是我选择白天上班间隙偷偷听课，晚上练习。领导对我“摸鱼”当然不满，但我也修炼出了厚脸皮——反正领导没有开除我的权利，除了批评以外，他什么也做不了。我继续学我的网课，他继续宣传他认真上班的理念，我们似乎形成了一种面子上的默契。

可同事们不会轻易放过我，那种阴阳怪气的夸赞令我难以忍受。生产岗没有单独的办公室，只有一个共用的大房间，我总躲在一个角落摊开公考书学习，在一片玩手机的人群里像个异类，总有同事装模作样地来瞧我在学什么，当发现我在备考公务员时，就故作惊讶道：“公务员啊，了不起，了不起，考上了以后别忘罩着兄弟们啊！”若工作时有了分歧，同事也会说：“千万别惹他生气，他以后可是要当公务员的人，小心他把你抓进局子里去！”

起初我还会辩解，时间长了便懒得再浪费口舌。我明白，他们根本就不认为我能考得上，只是将我当作一个笑柄，充当闲暇的谈资。

除了暗讽，还有明嘲。不少同事道听途说考公务员没有关系一定考不上，就算是考上了，面试也会被“关系户”顶替。一个管理岗的技术员当面问我：“你家里在这个系统有关系吗？”我摇头，他就露出了一个莫名的笑容：“那你一定是考不上的，这个系统黑得很，没有关系，怎么可能考上。”说完，不等我接话，他自顾自地转身进了办公室。

失业潮和就业难，将公考独木桥塞得更加拥挤，容不得我想太多。我报的网课，第一节课在线人数达到2000人，江苏省内名校学生在评论区“开会”，有人感叹：“在学校门口拿快递，整整齐齐放着几十个类似的资料包裹，太卷了。”

江苏省考分为行测和申论两部分，行测考常识、言语、判断、数量以及资料，并根据报考岗位不同，大体可以分为ABC三类：A类是综合管理类，主要在政府、党委和法院这种部门；B类是行政执法类，主要是城管、市监和警察这种职位；C类是主要是街道办和乡镇这样的基层单位。考题上也会因类型有细微的变化，比如申论，B类会偏向执法题，而C类偏向“乡村振兴”。

观察过历年的岗位分数线后，我得出来一个基本结论：和找工作一样，越是清闲体面、越是靠近权力中心，岗位分数越高；而需要上街执法、值夜班或有一定危险性的岗位，分数明显低得多。我一个职高出身自考本科的人，没有什么选择，稳妥起见，将目标放在“限定男性”的警察类岗位，想凭借性别和专业帮我挡住一部分竞争者，也尽可能避免与“大神”碰面。再者，警察类岗位要加试体测，我常年锻炼，这也能帮我筛掉一批竞争者。

2022年10月份，我还没来得及经历“套卷”的洗礼，12月的笔试已经迫在眉睫。行测要考生在短短的120分钟内完成135题，算上涂答题卡的时间，平均一题只有短短几十秒的思考时间。

我家在一个安置小区，隔壁邻居的客厅窗户正对着我的卧室窗户。每当我集中精神做“套卷”时，隔壁的孩子就开始哭闹，接着是大人的呵斥，吵架声，搞得我总是“超时”。无奈，我去家附近的自习室自费开了学习卡。国庆节，我每天早7点到自习室报到刷“套卷”，批改复盘至中午11点半，回家吃饭简单午休，下午1点半继续，到5点半结束。晚上就在家里写申论“大作文”。

那段日子，我梦里都是做不出来的“图推”。不过慢慢地，我也能打败模考网站90%以上的人了。

在我略感骄傲时，公考群里有人分享了南京一个线下机构的模拟题，我也好奇地下载做了一下，瞬间就戳破了我泡沫一样的自信心。这套模拟题难度比模考网站的普遍上升了一个等级，计算量大得惊人，我不禁开始怀疑自己，想着是不是应该报一个班？

群友联系我一起报线下机构的模拟考试班，这个班主要是模拟考场环境，并不包含基础知识的学习，短短10天的周末班就收费4000块。考试的紧迫感和被打击的焦虑感，让我混混沌沌地付了学费，随即开始了我的报班之旅。

哪怕是周末班，偌大的教室也坐得满满当当。我看不少人脸上都有些岁月的痕迹了，后来得知，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政府部门的编外人员，事业编制的和国企职工，很多都是考了几年的老手。我好奇为什么没有私企员工，一个大哥说：“私企平常工作压力大，双休可能还要加班，在家能挤出时间学就不容易了，更别提出来上课。”

模拟考场环境就是一次次做卷子，我虽然做足了心理准备，但第一次考试仍然给了我一点震撼——在家线上模拟考时，我的排名一直无法进入前5%，在线下班，居然可以排名前几，甚至考过第二名。但很快，我反应过来，这只是因为我遇到的对手并不够强，在普遍1:100的岗位竞争比下，我如果连小班化竞争都考不到第一名，又谈何在真的公考考场上拿到第一？

我一下又愁了起来。在接下来的考试里，我苛求自己一定要考到第一名，结果那次模考判断模块偏难，我心态完全崩了，成绩惨淡。晚上复盘，我给老师说自己的担心，老师只淡淡地说：“公考本就是在挑选情绪稳定的年轻人，没有人能在规定时间内完全思考所有的题目，所以就要懂得取舍和平复心态才能获得成功。”

我茅塞顿开——我一直对自己正确率高的模块过于执着，在模棱两可的题目上耗费了太多时间。所以我调整了策略，没把握的题快速选过，正确率反而有了小幅提升。

11月4日，江苏省考职位表公布，我开始了最重要的选岗工作。公考圈一直流传着“考得好不如报得好”的说法，也有着清晰的鄙视链：公务员好过“参公编”，“参公编”又好过事业编。“四套班子（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永远是热门岗位，级别越高越受人追捧。而如监狱警察，是公考的下下之选。

省考报名是盲选，并不能看到具体的岗位报名人数，只有模糊的区间划分——1到3人显示蓝色，4到50人显示黄色，51人及以上为红色。出于专业限制，我不能报名任何南京市内的警察岗位，而城管岗第一天就变成了红色，我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只招2人的本地监狱警察。在报名最后一天，监狱警察岗位也变成了红色，让我心里一下不自信了很多。

补习班里不少同学都在询问老师选岗事宜，一个研究生毕业的女生在建邺区的岗位和鼓楼区的岗位中纠结，老师只能苦笑说让她再想一想。学历越高、毕业学校越好的同学大多对自己有着较高的心理预期，很难接受一些偏僻的工作岗位，这也就导致上岸越发渺茫。

但我也没有心思去顾别人。12月，南京的疫情又一次加重，国考率先宣布延期。每天高强度的复习就等着这最后的裁判，延期相当于把大家扔进一场不知道终点的马拉松，折磨着每个人的身心。

幸好，省考如期进行，做完核酸检测，报告显示阴性，我不禁松了口气：比起考不上，我更不能接受努力一年却连考场都进不去——考试当天，有许多考生在考场外疯狂刷新手机，试图找出核酸报告。

但我也没有逃过这一劫。考前一晚，我突然浑身酸疼，可核酸报告是阴性，我坚信自己只是得了感冒。第二天上了考场，我就头疼了起来，省考真题的难度和灵活度远超模拟题，每年的“略微创新”，总能让人有些手足无措。我扶着脑袋，尽可能地把卷子上的每一个字塞进脑子，却怎么也想不到问题的答案。

考完后，我所在的大学考场鸦雀无声。我的心情也有些糟糕——言语模块这次更难了，连续选的“A”也让我愈加没底。下午考申论，我索性破罐子破摔，基本上文字材料里看到什么，就在答题纸上写什么，直到写满为止。

考完，我又去排核酸，毫无意外，阳了。今年春节，大概是我这辈子过得最忐忑的一个，考试成绩公布也拉长了战线，从1月中旬延到2月上旬。阳康后，我不顾父母反对，做着近乎自残式的锻炼，因为没有力气思考成绩，我才能安然入睡。

2月3日，江苏省考成绩终于公布。查分时，我紧张得不敢看屏幕，小心地挪动视线，率先看到手机上显示的“第一”。我整个人立马激动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甚至在大办公室里嘶吼了几声。直到引来领导，我才堪堪收起劲头。

笔试、面试各占50%折合排名，面试才是省考真正的难关。省考笔试只公布最低“进面”分数和排名，无法知道对手分数，所以面试补习班的报价往往会比笔试高上许多。南京有名的公考机构几乎都要近4万的报名费，许多机构甚至只要“岗位状元”。我咬了咬牙，拿出了工作至今所有的积蓄报了一个本地机构的“状元38000不过包退”班，我想：至少，考不过还能退钱给我。

但实际上，没人希望能够拿到这笔退款。

培训地点在玄武湖边上的一个星级酒店，偌大的湖面尽收眼底，紫峰大厦直插云霄，湖上游人欢声笑语，湖边春花烂漫。面试班课程安排紧凑，上午9点到晚上9点半，除了中午午休的2个半小时和晚餐1小时，其余时间不是上课就是练题。3个学员组成一个小组，互相做“考生”和“考官”，练完几题后，老师还会轮换成员，势必让每个学员适应面对陌生人的紧张感。

日常工作是面对冷冰冰的设备，不用说话，我自然有点“社恐”，而班里基本都是社交老手。我从来没有学过面试，上午刚过完一个模块，还没完全吃透呢，下午就要开始面对陌生同学答题，有时候不仅答不完所问题目，甚至会答非所问。同学哈哈大笑，羞得我想找个地缝。

晚上下课，我向母亲倾诉，母亲安慰道：“100个馒头已经吃了99个，最后1个，哪怕难吃也得塞进去。”

看着她憔悴的脸，我突然明白了她和父亲的焦灼，又想起2016年职高报到偶遇的同学妈妈，我暗下决心，这次我必须让父母脸上重新有点光亮。于是，我中午干脆不休息了，也推迟了晚上的睡觉时间，一字一句背诵答题结构，将每个考官都当作电脑显示屏，慢慢地，我也能看着对方的眼睛从容不迫地答辩了。

晚9点半下课，大多数同学都会自习到11点半以后，教室里矿泉水瓶和金嗓子喉片的空包装堆积如山，每一个人都对着空气吐干身体里的每一丝水分。我的头发大把地掉，甚至有了不少白头发。

警察岗位一般有体测要求，我每天早上7点就起来去玄武湖练1000米。睡眠不足，我跑出去的每一步，都好像踩在棉花上。

体测以1:5的人员进行配置，包括1000米、4乘10米折返跑以及摸高跳。体测当天，16人一组，我在靠后的小组，能看到前面考生们的反应：有通过的惊喜，有失败的懊悔，有求着考官再给一次机会被拒绝后黯然流泪的……而这不过是残酷竞争的一部分罢了。

我较为轻松地通过了体测。

面试班剩下的日子里，一个女生吸引了我的注意：她每次都是最后一个离开会议室，早上又早早来背诵素材。一番闲聊后，我知道她比我大2岁，已经考了3次，这次她排名第二，对手笔试比她高4分，需要翻盘才能“上岸”。

“我已经失眠3个晚上了，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连做梦都是在答题。”她苦恼地对我说。后来我得知，她是脱产备考，亲戚朋友的关心是她无时无刻的压力，之前失败的阴影，更是像梦魇一样纠缠着她。

3月11日，面试开始，我理了理西装领带，走入金陵河西中学的考场。我们先在候考室抽签，然后等待，等待时可以背诵材料，轮到你时，前往看题室阅读题本，将答题提纲写在白纸上，最后捏着提纲前往答题室，在7位考官面前作答。

我运气差，抽到了16号，按照经验，这个号一般是上午最后一个或者下午第一个。但统计来人时，我意外发现有2人缺考，和周围人一沟通，是第三名和第六名没有来，一下心里大定。岗位招2个人，第4名的笔试成绩同我差10分还多，只要我面试稳在77分及以上，基本没有被翻盘的可能。

最终，我作为上午最后一个考生入场，考官连等我敲门问好的耐心都耗尽了，答题时，主考官兴致缺缺。面试第三题是某网红烹饪并直播吃保护动物噬人鲨（又称大白鲨），要我评价执法人员小王的4条建议。我作答时，几个考官猛地低头看起答案题本，我心里顿时一咯噔，估计是出现了方向上的偏差。我赶忙结束了这题，尽力将最后一题答好，之后便忧虑地等在门口。

分数出来了，未到77分，我心里火烧火燎的，第四名若是翻盘，怎么办？

我拿着面试成绩单出考场，父母等在校门口。在附近的面馆，他俩给我点了一份炒面。我忧虑不已，他们极力安慰我说，尽力就行，但眼底也充满紧张。炒面油腻不已，我草草扒了几口，回去的路上，母亲甚至差点闯了一个红灯。

快到家时，我接到了第四名的电话，对了分数后，发现他的面试分远远低于我的。互相祝福后，我俩挂断了电话。

窗外，街道两旁的花已经开了，原来春意已这样浓烈了啊。

2023年这个春天，我总算拥有了新的身份，可以掩盖住职高生曾给我带来的长期学历耻辱。

编辑 | 吴瑶运营 | 梨梨实习 | 小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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