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城后进武汉开救护车、生日前查出肿瘤：那个河北志愿者离开武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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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街头，在一群穿三级防护服的救护车司机中，乍一看分不出彼此，但他那一口唐山普通话一开腔，就知道是他——唐迪，大家都叫他「老唐」。

1976 年，6 岁的老唐，在唐山大地震里死里逃生。

2008 年，38  岁的老唐，一个人去「 5·12 汶川地震」灾区，做了 20 天的志愿服务。

2020 年，武汉「封城」后，50 岁的老唐只身一人，自驾车从唐山到武汉，开救护车、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搬运物资，老唐最初许下的三个愿望，都实现了。

在老唐到武汉后的第 21 天，他被安排去医院体检，拍 CT 后发现，老唐肺部长了个肿瘤，有病变。

有人安慰老唐，好人有好报。硚口区卫健局的蔡主任和他沟通，让他留在武汉治疗。

老唐对_「偶尔治愈」_说，不愿意给武汉增加负担，他是来帮忙的，得这病跟武汉没关系，反而得感谢武汉给他查出来，怎么好意思在武汉治病、麻烦武汉呢？

老唐执意要回家治病，他屡屡向武汉市防疫指挥部上书，向外界陈情。限于武汉的「封城」管制，起初，他的请求未能获批。

直到 3 月 16 日，他意外接到了湖北省防疫指挥部的通知，他获特批，拿到了离开武汉的通行证。

直到离开武汉时，老唐还在瞒着家人——不管是病情还是在武汉。妻子老想跟老唐微信共享实时位置、视频通话他，他都不敢接，怕穿帮。

老唐只能两头瞒，跟妻子说，他跟妈妈在一起；跟妈妈说，他跟妻子在一起。

老丈人刚过世，家里两位老人身子不好。3 月 17 日 17  时，还在武汉返回唐山路上的老唐对_「偶尔治愈」_说，他只有一个念想：早点回家，回到亲人身边。

以下是老唐的自述：

武汉需要我

两次大地震的经历，让我明白生命的渺小与珍贵。 

1 月 23 日，我一觉起来看到武汉「封城」的消息，同时，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暂停运营，市内交通全停了，这是城市的血管啊。

血管被掐断了，可医护人员上下班需要车，病人去医院需要车，物资转运也需要车。各种各样的信息涌来，缺车、缺司机，还有志愿者在接送人时自己也感染了。这车，是救命的啊。

不管要钱多还是少，那时候敢开车上武汉来运送物资的，都是英雄。

很多企业跟武汉捐赠救护车，但救护车还得有人开是吧？加上得倒班，按两班倒算的话，那就得两倍于车辆数目的司机数量。救护车属于特种车辆，要求最低是 B 本的驾照。

我没别的特长，就是很会开车，有 B1 本的驾照。我还有一辆 7 座的客货两用车，去武汉肯定能发挥作用。

那时候我也看到武汉招募志愿司机的通知，可打电话过去，组织者一看是外地的手机号，再问我不在武汉，就直接拒绝了。人家是按规矩来做，没毛病吧？咱不能给人添麻烦，但起码我知道武汉是真缺司机，只要到武汉了，我就有事做。

可是，老丈人病重，作为女婿，我得尽责在床前伺候。2 月 1 日，岳父病逝，非常时期，治丧从简。

过了老丈人的「头七」，上完坟， 8 号那天，我出发了。

我跟老婆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说我去妈妈家过元宵节。家中两位老人都 80 多岁了，不能让她们担心，也不想遇到太多阻力，所以我对老人也选择了隐瞒。

因为疫情期间封村封镇，人员不能随意走动，这才帮我隐瞒了下来。岳母、妻子和女儿，以为我回妈妈家去了，而妈妈则以为，我和妻女在一起。

我准备了能吃 3 天的蔬菜、 10 公斤大米和厨具、餐具，从唐山出发，驾车 1400 余公里，得开一天一夜。

接近武汉，我才敢亮明目的，我在车头贴上标语「疫情不可怕，我们在一起」，这两句是我给自己鼓劲的，确实怕也没用，只能硬着头皮面对。

老唐说他没别的特长，就是很会开车，有 B1 驾照，和一辆客货两用车。

图源：受访者供图

高速路上空荡荡的，途经柘城服务区，我在车上过了一夜。2 月 9 日到武汉，进城很顺利。

我在武汉没有对接人，所以第一站就开到了火神山医院。在唐山时，我就很关注火神山的建设，每天和几千万网友在屏幕前，当「云监工」。

在火神山医院外围，我碰上一个年轻警察，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想到医院开救护车。里边戒严了，不让开车，我就下车往里走。又碰上一个老警察，他说，这里的救护车都是军人开，我只好断了在火神山的念头。

之后，我开始打电话，找 114 ，找防疫指挥部，找各种机构，打了几十个电话，都不了解志愿者工作由哪里负责。

最后，打通了武汉市红十字会，接电话的是志愿者林淼，一个一直坚持的小伙子，他让我来面试。看到了我的车，见了我的人，很认可，他们便帮我四处联系人。通过志愿者车队的队长安迪，辗转推荐我到共青团硚口区委，而后又联系上硚口区卫健局，把我分到医疗救护组。

终于，我如愿成了一名救护车志愿司机。本来打算吃、住就在自己车上，感谢政府，给我安排了一家商务酒店住。

开上了救护车

第一天上班，是 2 月 10 日，工作是负责接送新冠患者。救护车停在汉中街卫生服务中心，那儿相对来说方便车辆出入，周围有好几家酒店被征用做隔离点，运送病人也方便。

这条「全国小商品市场第一街」没了往日的热闹， 1 月 26 日起，武汉中心城区区域就实行机动车禁行管理，只有经许可车辆才能上路。

我们是两班倒，我排到的都是白班，每天 8 点 30 集合，领到任务开始跑车，下午 17 时下班。我这辆车平均每天运送 6 名患者，9 成以上都是从隔离点送到医院的。

运送病人可有门道。组里共有 5 辆车，只有两辆是制式救护车，我开的是客货两用车，不像制式救护车那样驾驶舱和治疗舱之间有隔离，换句话说，我和病人是在一个空间里。

防护设备在工作中也遇到了麻烦。我们一天发一套防护衣，防护衣的拉链旁有一层一次性胶带，取掉了就粘不上去了，但是我们一个班次得 9 个小时，总得上厕所啊，我没穿过成人尿布，要上厕所就得换下防护衣。

护目镜容易起水雾，影响开车的视线。有人教我，拿沐浴液抹一抹镜面，就不容易起雾，但我试过这方法，不管用。

到武汉的第 3 天，我第一次进医院。从隔离点接一位病人到医院，他病情看起来非常严重，下车都很困难，我便去医院借来轮椅。

接下来就是抱大爷下车了。说实话，我也很害怕，但随行的护士是个小女孩，看着就没什么力气。这种事也不能让女人做，必须得我来做，我把大爷抱上轮椅、推去找医生。

克服了这道心理关，以后再接送老人时，遇到行动不便的我就会主动去搀扶、帮忙抬轮椅。看到这些老年患者，我就想到自己家里的两位老人，还有啥顾忌呢？

家属不允许跟车。有一次，我去隔离点接一位男患者到医院。他有糖尿病，喘得特别厉害。我见到他妻子来送她，他妻子也在隔离点，只是病情没他那么重。口罩挡住了她的面部，看不清表情，眼神的关切还是能看得出的，她对我说，请多照顾一下她丈夫，你是好人，然后给我鞠躬，很朴实。

最多的一天，我运送了 17 名病人。那是得益于床位出现的积极变化，一些医院的隔离病房，连续几天出现床位数量大于病患数量的情况。从人等床，到明显出现床等人。一床难求的情况不再，可以住上院的病人多了，而我们这边跟车的医护人员紧缺，每趟只能我一个人来执行任务，工作量更重了。

我总是尽量把车开快一点，得有 70 公里/小时吧。因为患者等病床等很长时间了，早一秒钟就能让患者安心一些。我开的不是制式救护车，没有闪灯、没有声音警报，那我也得给它开出救护车的感觉。

一起开救护车的伙计，多数都是本地人。我们从来没有谁中途退缩，没有人抱怨过防护水平低，这个时候敢于站出来，都是英雄。他们为了不让家人冒风险，志愿服务期间，也都搬出武汉的家，自己在外住。

老唐拍摄的一起执行任务的女志愿者，在路边等待运送物资。

图源：老唐拍摄

我成长的年代讲究互助、讲究团结、讲究你追我赶、讲究奉献。那个年代没有「志愿者」这个说法，我就是想着学雷锋、做好事。雷锋精神是我们中国才有的财富，外国人没有，不能说随着时代发展，这些闪光的精神就被埋没了、消失了。

救护车的白班上完后，我有时也会开着自己那辆小货车，参加硚口区区团委和善缘义助组织的志愿者车队，给医院运送物资：防寒衣物、取暖器、防护物品、食物、矿泉水、餐盒等。志愿者车队的氛围，和我开救护车不大一样。

大家一块装车，有说有笑，气氛轻松。开救护车我基本全程不能说话，因为本来前后舱就是敞开的，一说话就容易有飞沫传播的风险。

在一群鄂 A 牌照的私家车中，我是唯一的外地牌照冀 B 。其他志愿者说他们是本地人，就得保卫武汉，能干点啥就干点啥。而我与疫情本来毫不相干，却来支援武汉，很感谢我与他们并肩而干，特别喜欢我的车。

救护车的白班上完后，老唐就开着自己的车参与搬运物资。在志愿者车队中的一群鄂 A 牌照，老唐是唯一的外地牌照：冀 B 。

图源：唐山劳动日报

因为都是晚上才能参与物资运输，我记得干得最晚的一趟是在 2 月 22 日。那一晚，我从黄陂区把物资运到光谷，来回跑了 100 多公里，直到半夜时才完成任务。

2 月这 20 天，我的客车在武汉市区累计行程已达 1800 余公里，运了约 20 吨（方）的物资。虽然我手机话费只剩几十元了，电话是漫游，舍不得接听。

在每天上下班的路上，我还会拐个弯，送有需求的医务人员一程。

我的伙伴都是年轻人，甚至有 00 后，一个 19 岁的小伙子，我头一次交到这么多年轻的朋友。

有网友关心我在武汉吃不吃得惯，非常时期，能吃饱就好。酒店是政府安排的，也有工作餐。但我们经常赶不上吃饭的点，跟打仗似的，来了任务就得走，所以就一次性尽可能多吃点，提高抵抗力。

工作的困难都好说，最难的是瞒住家人。起初，我拉妹妹帮我，让她跟我老婆说，我在妈妈这边。后来差点儿露馅，我老婆问我姐，我赶紧让我姐也帮我把谎圆了。

有时想想，心里也不是滋味。

因祸得福

2 月 29 日，四年才有一次的闰日，是我最后一天开救护车。车队这边的工作要结束了，我知道，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已经过去，我也打算回家了，因为我回到唐山还要隔离 14 天，家人等不及了。

好消息开始多起来，3 月 1 日，随着最后一批 34 名患者出院，硚口区武体方舱医院「休舱」，不再接收患者。

这是武汉首家「关门」的方舱医院。在我来武汉之前，2 月 5 日到 6 日，武汉市第一批方舱医院正式启用， 4000 张床位到位，那是在 29 小时内昼夜不息搭建起来的，那些参与建设的伙计真是好样的。

3 月 1 日，硚口区卫健局通知，对志愿司机进行体检，排查肺炎感染的情况。我本来以为，体检完后拿到健康证明，就跟大伙一样，各回各家。

好消息是，我的核酸检测是阴性，没有感染。

坏消息是， CT 检查报告单显示，我「左肺上叶尖后段占位、双侧肺气肿」，用白话说，我肺部长了个肿瘤。我自认为身体还好，有几年没体检了，没想到有了这毛病。

本来，我想当做什么都没发生，我都一把年纪了，啥都得接受。救护车不开了，我还可以开着小货车搬卸货物、运送物资。3 月 5 日，有一位熟悉我的医生告诉我，我的身体情况，已不适合进行体力劳动。

武汉当地媒体对老唐的报道

图源：网络截图

志愿者车队不少朋友很关心我，他们不再允许我去参与搬运物资，希望我多休息。我也埋怨过他们有活儿不叫我，可也知道都是为我好。

我感觉自己就像在坐月子一样，每天喝着鸡汤、鱼汤。朋友们天天追着我给我送饭，从四面八方给我送饭，我这心里头，热乎乎的。3 月 7 日，两位汉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来探望我，给我送来捐款，说是替我服务过的那些患者感谢我。

这钱，我当然不能要，百般推辞，最后也没要。还有人为我捐款捐物，我都拒绝了。

我留在武汉，只是给武汉添加负担。与此同时，我十分担心瞒不下去，老人家知道了惦记我，导致病情加重，那样，我将是罪人。

我希望能回家，回到亲人身边。3 月 3 日，我给武汉市领导写信，恳求离汉通行证。我说，领导，您日夜操劳辛苦了，我的核酸检测是阴性。我一人返程，在车内吃住，保证不近距离接触他人，按规定主动报告家乡各级防疫组织，自觉到规定的隔离点进行医学隔离 14 天，严格遵守各项防疫规定，恳请尊敬的领导百忙中恩准为盼。

我认识的一位「高参」还帮我题了一首诗：前有阻倭保武汉，今日抗疫绕龟山，直面疫情凝心力，曙光呈现双峰山。然后，我就把情况说明传真给了武汉市疫情指挥部。

与此同时，我让志愿者车队的朋友，帮我把申请离汉通行证的请求转发到社交媒体上，NCP 生命支援的官方微博也发微博帮我求援，有近4千人转发。

关于老唐的求援微博

图源：微博截图

唐山防疫指挥部愿意给我开接收证明，那边领导说，家里啥都能给你解决，回来吧，啥担心也不要有。硚口区卫健局的蔡主任找到我沟通，希望我尽快在武汉接受治疗。

3 月 8 日，是我生日。有记者联系了武汉市疫情指挥部，指挥部说，建议我先在武汉就近治疗，给我开通就医绿色通道，所有费用由政府承担，待相关限行举措符合放行条件时，再安排我回家。

16 日，我意外接到了湖北省防疫指挥部的通知，我获特批，拿到了离开武汉的通行证。当天 16 时，我一个人开车，离开武汉，不像来武汉那么赶，回程我心态平稳了许多，预计 3 月 18 日回到唐山。

到家，我就安心隔离，谢谢各位朋友对我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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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郑宇钧

编辑：于陆

封面图来源：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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