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商务印书馆”的不快遭遇 　　——致商务印书馆领导和编辑们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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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商务印书馆”的不快遭遇　　——致商务印书馆领导和编辑们的公开信

日本北九州大学文学部教授 邓红

在贵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年之际，借“我与商务印书馆”征文活动撰写文章，本来应该写些歌功颂德的文字，或者是感激谢恩的好话。但俗话说，“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此时此刻写点逆耳苦口之言，对贵商务印书馆不啻一副清醒剂，或可真正达到“征文活动”的原本目的。

我与商务印书馆只打过一次交道，那是2005年的事。是年有朋友(匿名)委托我翻译贵商务印书馆组织的一部“日本学术文库”中的一本《日本的神道》(津田左右吉著，邓红译)。我在半年之内翻译完此书，于2006年交稿，本来想最迟也可能会在2007年出版吧。

2007年夏天，我出差到北京，临行前，朋友给我说，我们翻译的“日本学术文库”在出版方面可能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我去北京时访问一下贵商务印书馆，找某某编辑(匿名，据说刚退休，有必要的话可以告知此人名字)谈一下。

到了北京以后，我电话贵馆某编辑，告诉他我来北京了，顺便问了一下我的《日本的神道》的出版情况。谁知某编辑一听电话就说，那套“日本学术文库”本来说好是和日本岩波书店合作出版的，但是由于我们(贵馆)和岩波书店在一些书的版权方面有争执，岩波书店居然(他很气愤)将恰谈中的“日本学术文库”的版权问题全部搁置下来，希望我们回日本和岩波书店说一下，云云。我听到这样的话，完全目瞪口呆了:一个中国最大的出版社和日本最有名的出版社之间的纠纷，和我们这些一般译者有什么关系呢?大不了不出这本书呗。以后在也没有理会这件事了。

直到2009年底，我的那本《日本的神道》才由贵馆出版，那已经是交稿后4年以后的事了。版权问题也不知是怎么解决的。顺便说一句，“日本学术文库”第一本《风土》的出版是在2006年9月，和我的那本《日本的神道》相差三、四年之久，而且据说这样珊珊迟来的出版，在贵社是家常便饭。我们不禁要问一句，现在还是如此吗?

时间问题是家常便饭，版权问题不明不白也就算了。更为严重地是，贵馆的翻译著作经常性的严重违反学术规范。

以我的那本《日本的神道》为例。从下页第一章图片可以看到，封面上只有作者津田左右吉的大名，没有译者邓红的名字。同样，书的背脊上也只有作者的名字，没有译者的名字。(图片省略)

再来作一下对比。下页第二章图片是我2008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从图片上可以看到，封面上(日)岛田虔次 著，邓红 译的字样。书的背脊上也有同样的字样。

如果说这是一个偶然(其实也不是偶然，“日本学术文库”全套丛书都是如此!)的话，我们再来看贵馆出的几本译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从没有打过译者的名字。(见图片)

2014年1月出版的《战后美国在日本的软实力：半永久性依存的起源》也没有译者的名字。

再来比较一下所谓地方出版社的译著吧!最后一章照片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封面(含背脊)上都有译者的字样。

在中国，现有法律对作品署名顺序和署名位置都没有明确规定,所以贵商务印书馆一贯钻法律空子，不愿意在封面和背脊署上译者的名字，好像署上译者自己就会吃亏似的。其实何苦呢?譬如你们的那一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很多译者都是国内知名学者。然而，作为国际国内的学术规范，却都要求译者和原作者一起署名，所以除贵商务印书馆以外的出版社的译著都是译者和原作者一起署名的。

学术规范乃天下公器，犹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样，没有任何人任何单位能够特殊。本文早就想写，因各种原因未能动笔，也曾有“算了吧”之类的想法。此次借“我与商务印书馆”征文之际，特撰此文应征，希望能对贵商务印书馆有所裨益，改进自己的出版工作，也为众多的译者出头打个抱不平。

2015年6月7日于日本北九州大学

(XYS2015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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