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智慧还是爱愚昧？ 　　——张汝伦的“七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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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智慧还是爱愚昧？　　——张汝伦的“七宗罪”

作者：董杰旻

前几天，复旦大学退休哲学教授、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汝伦在上道书院搞了一场讲座，主题是“人文科学为什么重要”。根据网上流出的信息来看，讲座的效果很不好，在场师生的互动非常不友善，最后甚至以学生辱骂张汝伦而收场。笔者虽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但也一直从事关于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所以对哲学领域也算略知一二。在看了网上的一些信息后，笔者认为张汝伦的很多想法和说法确实荒谬，甚至可以说非常愚昧，所以不吐不快，决定写下这篇批评文章。

首先声明三点：

1.笔者写这篇文章，并不是想说人文学科不重要，相反，笔者认为中国确实长期存在文科不受重视的局面，但笔者也认为文科显然没有张汝伦想得那么重要。

2.网上流传出来的信息，毕竟只是讲座过程的一部分，如果仅以部分信息来评论整场讲座内容的话，难免会以偏概全。但截至目前，笔者并未搜到整场讲座的视频、录音或其他文字记录，所以只能就已知的信息发表批评。更重要的是，笔者怀疑如果看到或听到讲座的全过程的话，笔者能写出一篇篇幅更长的文章，指出张汝伦的更多荒谬言论。

3.要客观度量文科水平对国家实力的影响，是相当困难的。在经济学里，Murphy、Shleifer、Vishny（1991）曾开展过研究，结果表明工程人才比例越高的国家经济增长越快，法律人才比例越高的国家经济增长越慢。前几年，中国央行有一篇工作论文，说文科生太多会拖累经济增长，“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当时引发了经济学界和网友的热烈讨论。但此类研究其实未必能证明与理工科相比，文科到底是更重要还是不太重要。原因有很多，比如文科生的数量或占比多少，是否能有效代表文科水平的高低或是否受重视；如何排除反向因果，即恰恰因为国家穷，所以才大力培养文科生，这背后的逻辑也不复杂——理工科所需要的实验室及相关设备都非常昂贵，所以理工科生的培养成本远高于文科生，在教育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有的国家可能为了提高国民高等教育率，就把文科作为重点培养方向。总而言之，要实证证明文科水平对国家实力的影响，既需要高质量的跨国数据，又需要非常复杂的因果推断。

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围绕文科的重要性展开一些符合直觉和逻辑的初步讨论。因此，笔者将在下文对张汝伦的诸多错误乃至荒唐的说法逐一展开批评。

第一，“人文科学”本身就是伪概念。在英文里，只有humanity这个词，准确的译法是“人文学科”，而非“人文科学”。英文文献里有时会出现human science的表达，它一般是指社会科学（主要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加心理学，这与文学、哲学等文科不是一类东西。虽然在其他语言里可能会有所谓的“人文科学”，但这是对科学的误解，因为科学是讲实证的。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人文科学”这个提法本身就是“碰瓷”，由于科学在近现代取得了非凡成功并获得了巨大声望，所以一些非科学的学科急于给自己戴上“科学”的帽子。滑稽的是，不遗余力地贬低理工科的张汝伦不加批判地使用了“人文科学”这个提法，使得他的立论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自我矛盾。

第二，张汝伦的立论与现实存在严重冲突。张汝伦认为，文科是基础性的、战略性的，理工科只是“器”，不应该和文科平起平坐，而且中国目前是输在文科上。但众所周知，美国一直在移民政策上偏袒STEM专业（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毕业生，文科留学生在美国很难找到工作并获得绿卡。而且近年来中美关系严重恶化，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尤其严重，有位美国参议员甚至说出了中国留美学生不能来美国学习科学技术，学习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只能学习莎士比亚的戏剧和《联邦党人文集》的话来。如果文科与理工科的关系真的像张汝伦认为的那样，那么美国为何不在文科领域与中国脱钩，反而整天在理工科领域限制中国留学生呢，尤其是把中国那么多所理工高校拉入“黑名单”？总而言之，张汝伦与美国政客之间，必有一方更智慧而另一方更愚昧。

第三，张汝伦的论证水平之低下，不仅因为他脱离现实，而且因为他长期脱离英文哲学文献。从网上流传的信息来看，张汝伦存在的问题包括：

（1）没有区分理科与工科，或者说科学与技术，而这两者其实差别非常大，比如科学定理不像技术发明那样会有专利。正因如此，几十年前，英文哲学文献就产生了专门围绕“技术哲学”的讨论。当一个人对某个领域越不了解，就越可能用大而化之、忽略内部差异的方式进行讨论。

（2）不知道“自然主义”在当今哲学界的支配性地位。尽管自然主义在哲学的不同分支（本体论、伦理学、心灵哲学等）会有不同含义，但在元哲学层面上，可以说所有自然主义者有共识可言——不承认第一哲学，并认为哲学与自然科学是连续的。因此，今天其实没有多少哲学家会认为哲学高于自然科学。

（3）不知道“科学的（scientific）哲学”的兴起。尽管哲学不是一门科学，但我们在很多时候可以评判某个哲学理论是否与科学兼容。而笔者颇为推崇的已故的阿根廷—加拿大哲学家马里奥·邦格（Mario Bunge），就是过去几十年间“科学的哲学”的领军人物（而且是英文文献里最早使用“技术哲学”一词的哲学家之一）。在邦格的诸多著作中，他大量吸纳最新的科学成果，以此讨论现有的哲学疑难。比如，他以脑状态为中介，来改造传统的真之符合论。再比如，他用脑过程来论证理由解释（explanation by reason）其实也是原因解释（explanation by cause）。科学不仅有助于解决哲学疑难，还会提出新的哲学疑难，所以科学与哲学之间不是谁指导谁的问题，而是互相促进的问题。【顺便一提，邦格生前连续订阅了几十年的Science和Nature，在他2018年出版的最后一本英文专著中，就引用了12篇最近三年在Science、Nature和Cell发表的文章，这与张汝伦长期脱离英文文献形成鲜明对比！】

第四也是更根本的一点，张汝伦之所以论证水平低下，是因为中国哲学界的传统研究和教学理念存在重大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哲学界的主流理念就是把哲学等同于哲学史、把阅读哲学经典著作当作主要的教学方式，所以做出来的学问主要是对经典著作进行诠释，此类研究其实很容易被ChatGPT取代。因此，与以哲学疑难为导向、构造论证为内容、期刊论文为材料的英美分析哲学界相比，中国哲学界普遍存在论证水平很低、学者难以在英语顶刊发表文章、学生难以在美国名校申请到博士offer等困境。（而且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连很多非哲学领域的学者都意识到了，笔者就曾听到复旦经院一位教授吐槽说，哲院开设的课程开来开去就是某书导读、某书精读。）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汝伦的立论面临一个窘境，因为如果中国真的要痛下决心提高哲学水平的话，那就得尽快让张汝伦这些治学理念落后的老人退场，换年轻的海归博士上场。

第五，张汝伦不仅论证水平低，而且回应学生提问的水平也很低。在提问环节，有学生问道，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还要研究哲学吗，“哲学优先”会不会导致学生在现代社会无法生存。张汝伦便批评学生只求生存的动物性，并力陈人文学科的“人”性所在。笔者当然认为，理工高校的本科生确实缺乏在哲学讨论中组织出有力论证的能力，但这位学生的质疑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而且张汝伦的回应不仅没法说服学生，反而引发了更多问题。张汝伦显然没怎么读过已故的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炊格尔（Bruce Trigger）的作品。炊格尔的研究有力地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乃至“吃不饱饭”的各个古代文明中，人类普遍需要费很大力气用于谋生存。【顺便一提，炊格尔的哲学阅读也是很宽广的。笔者在他的考古学作品中，不但见到他引用过中国学者所熟悉的丹尼尔·丹尼特、约翰·塞尔等热门哲学家，还见到他引用过韦斯利·萨尔蒙、罗伊·巴斯卡等目前并无中译本问世的哲学家。所以笔者高度怀疑，张汝伦在哲学领域的阅读范围还不如考古学家炊格尔。】不仅如此，张汝伦把“只求生存”与“动物性”画上等号，更是暴露了他对动物学一无所知。根据笔者对相关学术文献的阅读，很多动物并不只是简单追求生存而已，而且很多我们误以为是人所特有的东西，其实在其他动物身上也多多少少有所体现。比如，日本猕猴和黑猩猩等人类的近亲动物，都发展出了一定的文化，即会从事一些精神性而非生物性或生产性的活动。而且这些精神性活动既会水平地传播开来，也会垂直地传承给下一代，有时甚至是通过教学的方式。所以张汝伦可能不知道，他所重视的对文科经典著作的传承，其实也是动物性的表现。事实上，张汝伦对动物性和人性的看法如此之肤浅，直接暴露了他本质上是个“人类中心主义者”——否则他不可能不愿意花点时间去读读文献来了解人类的近亲究竟是什么样，从而避免把人与动物之间的程度差别误解为有无之别。

第六也是颇为荒唐的一点，在理念上鼓吹文科至上的张汝伦，在实践中却运用工具理性搞起了技术治理。当然客观地说，curve的做法（把学生的原始成绩进行统计分布处理）在美国高校教师中也存在，而且这本身也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但面对学生的质疑，张汝伦的回应直接暴露了两点：一是他根本不懂最基本的统计学，二是他把curve并不具备的功能胡乱赋予给curve。先说第一点，任何统计学结论其实都要讲究假设条件的。张汝伦规定院里所有课程无论选课人数多少，都必须把获得A-及以上等第的学生比例严格控制在30%以下。但如果某门课的选课学生数极少，是很可能出现优秀学生不止30%的情况的。这种时候搞curve，其实是不科学的做法。再者，张汝伦竟然认为curve能把100米跑10秒的选手培养成只跑8.2秒。笔者曾仔细阅读过苏炳添的几篇学术论文，里面介绍了很多日常科学训练的方式和细节，但从没见到苏炳添把curve当成提高百米跑成绩的手段之一。既然张汝伦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么笔者也在此郑重表态：我愿意以自己的名誉为担保给张汝伦写推荐信，请国家体育总局立刻聘请张汝伦担任田径队总教练，不然我国要痛失巴黎奥运会百米跑的金牌了。

第七，对于自己早年搞学术抄袭的黑历史，张汝伦以“早已有公论”蒙混过关，简直无耻。笔者最近正好读到一篇文章，里面谈到中国学界的诸多抄袭手段：

“抄袭是国内较为多见的一类学术造假方式，由此也产生了大量的具有高度专门性的策略性因果关系，或者说是不容易被抓住的抄袭手段。以下是我经常看到或者察觉到的几个类型：避免整篇和大段的抄袭；把几篇文章的内容拼在一起抄袭；对所抄袭的内容进行改写；不抄袭过于著名的文章；对主要抄袭的文章作次要性引用，而对该文章中所引用的其他文章进行主要引用；自己或者派学生出去听学术报告，见有新的想法就进行模仿并率先发表；在核心观点来自抄袭的文章中加入大量‘没盐没油’的综述、经验材料和讨论来混淆视听；利用中西方信息不对称来进行各种较难查到，或者海外学者发现了也‘鞭长莫及’的抄袭活动。以上所讲的每一种抄袭方式都能进行组合，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抄袭者还能制造出更多的和更特殊的策略性因果关系对抄袭行为加以掩盖。”

从2000年孙周兴写的两篇揭露文章来看，在他随机检阅的《历史与实践》10页内容里，有7页及相应注释是从德国学术图书协会出版社出版的《哲学历史词典》里抄下来的。而且总结下来，“文抄公”张汝伦组合运用了避免全盘抄袭、对抄袭内容进行删减、对抄袭的词典根本不引用、加入其他内容混淆视听、利用中西信息不对称来抄袭等手段，甚至写了篇胡搅蛮缠的回应文章。

这桩抄袭事件的“公论”是什么？笔者查到的资料显示，当时至少有一位北京大学的学者，以及南京大学的任东来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杨玉圣都撰文指出，张汝伦的百般辩解非常无力，抄袭确实是事实。如果张汝伦以后要为自己翻案，那么笔者立刻把相关材料告知德方出版社和各位主编，看张汝伦如何回应。

在历数了张汝伦的“七宗罪”之后，笔者不得不得出结论：张汝伦治学理念陈旧、长期脱离本学科文献、对别的学科一无所知，而且还有学术诚信问题。尽管存在这么多问题，但张汝伦仍然自我感觉良好，指责持异议的学生为“混账”“没有慧根”“丧心病狂”等。因此，虽然骂人是不好的，但他的讲座最后以遭学生辱骂收场，实乃情理之中，也不值得任何同情。

【附录】网上流传的文字记录

人文院长讲座失态 引发学生普遍不满　　3月14日晚，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汝伦受大学上道书院邀请，对广大本科学生开展专题讲座“人文科学为什么这么重要”，并向广大学生介绍大学设置人文科学研究院的独特价值。　　自然科学不应该和人文科学平起平坐　　张汝伦在讲座中提出，应该把文科放在基础性的地位、放在战略性的地位上来发展；只有中国大学哪天真心诚意以人文科学为尊，才能知道自己输在哪里；自然科学不应该和人文科学平起平坐，而应该放在次一级去考虑。其称，只有走现代中国文化道路，真的把人文放在第一位，才能实现真正的文化超越。　　在讲座结束之后的提问环节，有学生提问“吃不饱饭的情况下还要研究哲学吗”，意指像张教授一样把哲学放在第一位，让全体学生优先学哲学而非理工类会致其无法在现代社会生存。张汝伦即大发雷霆，并指学生只求生存的动物性，力陈人文学科的“人”性所在。　　就是要拿C才能进步　　讲座期间，张对理工科为“器”的概念反复强调，且提到此前对人文学院课程分数强制分布(亦称curve)的政策不满的学生，并称其为“混账”，引发学生普遍不满。　　面对人文课程全面强制服从特定成绩分布的问题，张汝伦称，只有curve才能逼迫大家实现学术上的进步，“现在百米都跑的很快，跑10秒就是不行，要用curve培养出能跑8.2秒的选手”。　　他表示，自己身为一名教师，也是从学生走过来，就是要拿C才能进步。张汝伦还对学生的反对态度大发雷霆，认为“这是没有慧根的表现”，并怒斥大四再修人文课的同学“丧心病狂”。　　学术诚信争议“有公论”？学生高声辱骂遭书院人员追赶　　大学上道书院的工作人员在结语时暗示，学生不会辩论、跟不上张院长节奏，并赞扬了张汝伦老师不屈不挠不低头的精神。在鼓掌与上台合影环节，有同学向张提问其早年备受争议的学术诚信问题，张指出这早已有公论。随后，后续学生提问被打断。　　离场时，有同学高呼“张汝伦，你妈死了”，并遭书院工作人员追赶。有书院工作人员认出该学生，目前本台无法确认书院对此的态度，对于该学生的消息亦不明确　　调查：70%学生至多拿B+　　本台得知，从2023至2024学年的秋学期开始，张院长便令所有人文课程，无论人数，都必须严格按照30%比例限制A-及以上等第，亦即剩余70%学生只能获得B+(GPA:3.3)及以下。此前张任教的复旦大学亦采此标准给分，而复旦大学已将70%学生的给分上限由B+上调至A-(GPA:3.7)。　　目前本台尚无法预测此举对学生出国深造率的影响，但复旦大学已经悬崖勒马，上海科技大学何去何从，仍处迷雾之中。

(XYS2024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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