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复工样本：抢不到的工人与抢不到的订单 | 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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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韩谦  实习记者/******林亦桥 陈威敬

编辑/计巍 宋建华

双童吸管生产车间内工位间距由一米增至两米

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确诊人数逐步下降，各省市应对政策也开始由疫情防控向复工复产倾斜。作为全球小商品集散地，庞大的用工需求使得义乌成为全国最早加入“抢人大战”的城市之一。

为应对“抢人大战”，义乌市政府拨款3亿元，外派44个工作组，通过包飞机、包高铁、包大巴等方式接回员工逾11万人。同时，还发布了自行返义人员实行最高全额路费补贴、首次在义乌就业员工每人补助1000元等奖励措施。

义乌市经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10日全市工业企业已返岗人数近24万人，返岗率93.3%，复工率达到98.4%。在深一度的采访中，一些企业负责人表示，随着员工不断返岗，产能逐步达到疫情前水平。

与此同时，义乌在复工过程中的新问题也在浮出水面——复工并不意味着可以持续性复产，企业因订单量下降导致的“产能过剩”正在给义乌企业带来新的压力。

义乌市义亭镇分管工业生产工作的党委委员黄志宇表示，对企业的影响还是得看国内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以及国外疫情防控如何，“尤其是义乌的外贸企业占比很大，若是国外对进出口开始管控，那么影响将会是致命的”。

“现在疫情对企业的影响才刚开始，就像下雪时不是最冷的，融雪时才最要命。”一名义乌小微企业主说。

疫情期间，员工餐厅每张餐桌中间用保鲜膜隔开

复工预备时

大年初一起，义乌市义亭镇党委委员黄志宇便开始进入应急工作状态。他分管镇上的工业生产，辖区内的义亭镇工业园区有600余家企业。1月23日，在武汉宣布暂时关闭离汉通道的同一天，浙江率先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黄志宇需要对春节假期中在园区内驻厂的员工人数进行摸底，分发防疫资料、强调佩戴口罩、禁止聚集等要求。

彼时，正在三亚度假的义乌市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童吸管”）董事长楼仲平意识到疫情可能会对公司的年后复工造成影响，他决定提前返回义乌，将原来正月十二的返程机票改在了正月初三。

1月28日，返回义乌的第二天，楼仲平召集厂里的30余名驻厂员工，向大家分发口罩等防护用品，强调疫情期间的厂区纪律。

同一天，黄志宇负责的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开始向辖区内企业调查目前应对疫情上的困难。口罩、额温枪、消毒水等防疫物资的紧缺成为最急迫的问题。

“统计上来口罩的缺口有28万多只，我当时就觉得坏了，这肯定会是个大问题”，从这天起，黄志宇发动手下十余名工作人员为企业筹措防疫物资，身边的亲戚朋友也被全部“利用”起来，黄志宇描述自己当时的状态，“求爷爷告奶奶，一听到哪儿还有口罩就立马扑上去”。作为疫情期间的“硬通货”，口罩交易通常需要先支付全部货款才能发货。大多数口罩由黄志宇自己垫资购买，“联系上卖方后，根本来不及再和园区内企业对接，要是我们个把小时内定不下来，那边就马上卖给别人了”。

七八天后，在全国口罩仍存在较大缺口的时候，黄志宇以平均约1.6元一只的价格从义乌、江西、河南等地陆续买到了30万只普通医用口罩。

与此同时，园区内生产口罩原材料无纺布和防护面罩的两家卫生防疫企业于2月4日提前开工。用工难的问题开始显现出来——只有三四成员工到岗，大多员工由于公共交通中断、老家防控措施严格等情况无法返岗。黄志宇开始忙于跟员工所在村镇政府进行协调。

更早些时候，1月29日，作为金华市唯一一家额温枪生产企业，义乌百灵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灵医疗”）便被义乌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列入管控物资生产企业。从那时起，春节假期一直在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义乌市人社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蔡斌的工作重心便开始转移到企业复工复产上。

百灵医疗厂内当时仅2名员工可参与生产，而恢复一条生产线需10名工人。为尽快恢复生产，蔡斌联系市技师协会，组织11名技师改造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效率：原先需4名焊锡工6至8天完成的工作，改进后2名焊锡工在一天半内即可完成。此后，还组织了机电技师学院电气工程系的11名师生前往企业一线岗位顶岗实习，投入生产。

2月3日，浙江出台企业复工和疫情防控的17条规定。当天下午，义乌市政府召集十多家企业举行了一场小范围非公开会议，鼓励企业进行复工申报工作。此后，政府对参会企业复工情况进行考察，最后通过了包括双童吸管在内的6家企业首批于2月10日复工。

从3日开始，双童吸管进行复工准备。厂内成立了防疫工作临时指挥部，自行设计了包括20名工作人员在内的5个防疫小组，其中包括对员工进行信息登记和体温记录的人流管控组；对隔离员工送餐、配发生活物资的隔离诊治组——当时，从河南等疫情较重省市返岗体温超过37.3度的员工需单独在厂区宿舍内隔离。此外，还有环境消杀组、宣传教育组、物资筹备组。疫情期间，员工禁止出入厂区，生活用品由专人负责统一采买。

五天后，双童吸管厂区内防疫工作准备就绪，但楼仲平陷入了更大的焦虑，“员工迟迟回不来”。临至开工日，可以参与一线生产的员工仅有七八十号人，不足平时的四分之一。

义乌复工专项大巴在周口川汇区接返工工人

外派工作组“抢人”

随着各省市逐步推进复工复产，一线生产工人成为大家的互“抢”对象。

2月12日发布的义乌第16号防控指挥令在首条指出，欢迎世界各地朋友来义乌创业、工作，并对初次来义乌求职创业人员提供3天免费食宿；13日义乌人社局发布做好企业复工用工保障工作的通知，指出要加大线上招聘力度。

然而，即便有了优惠政策，由于公共交通阻断，员工仍无法顺利返回。16日，义乌市政府再次发布企业用工保障意见，由政府全额补助企业包车接送员工、给予自行返回员工补贴。上午开完布置会，下午蔡斌便同另外两名同事于驱车前往河南周口，与当地政府现场协调工人返岗的事情。

起初的进展并不顺利。由于各地防疫措施要求不尽相同，蔡斌有同事进入商丘永城市时被要求隔离14天。疫情期间找不到餐厅，蔡斌一行午餐多以方便面解决，蔡斌笑道，当时豆腐乳、榨菜都是美味。

此外，前期工人外出务工的手续仍比较繁琐。蔡斌介绍，工作刚开始时，河南对工人外出务工要求“三签字”，即村里签字、村医签字、乡镇签字。楼仲平告诉深一度记者，有员工出行前需办理健康证，要在镇上盖上三四个公章，“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签，这对基层员工来说并不容易”。

随着两省主管单位对接，外出工人证件办理的效率逐渐提高。2月28日，河南与浙江签署“健康码”互认合作协议，持对方省份“健康码”人员，可参照本省“健康码”规则，予以亮码通行或落实相关管控措施。

在蔡斌一行抵达周口的头两天，义乌市前后派出12辆大巴，将前期企业统计好的老员工接回。2月21日起，河南到义乌的专项大巴开通，初期每天有四五趟大巴运送工人至义乌。24日开始，大巴每日发车数量稳定为13趟。

从周口回义乌近900公里，约需15个小时大巴车程。蔡斌计算，一辆客车的包车费用为1万元，发车时上座率在五成左右，通常有约25人，人均成本约为400元。截至目前，蔡斌负责河南商丘组一共输送员工5000多人。

蔡斌和同事成为连结企业与员工的中间人。每天，他们需要和近百家企业对接，一边了解企业需求，一边跟员工沟通，确定乘车时间。一天打一两百个电话成为工作常态。2月29日，蔡斌和另一名同事的手机号码因拨打电话过于频繁而被运营商认定为骚扰电话遭停机。

由于当时部分省份一些村镇间公共交通尚未恢复，部分工人无法从家中抵达集合上车点。到2月25日，仍有200多名员工尚未返岗，双童吸管派出两位高管人员分别前往陕西汉中和河南周口，为员工打通从家到集合上车点的最后一段路。

到达当天，被派往周口鹿邑县的双童吸管品管部经理陈学森接了12名员工。从洛阳到鹿邑乘车的共6人，要把他们接过来，需租两辆私家车，花费2400元。而在平日，单人乘坐从洛阳发往鹿邑的大巴车仅需花费60元。陈学森表示，企业也纠结过如此一来用工成本是否过于高昂，但是“工人自身承担不起包车成本，公共交通没开他们就一直等着，但企业生产等不及”。

随着老员工陆续返程，蔡斌也开始着手帮企业“牵桥搭线”，开拓招工渠道。3月3日，蔡斌同周口一所技术类院校达成政校企三方合作意向，这将在此后促进学院学生去义乌当地企业实习、就业。

被派往陕西汉中市的双童吸管员工毛斌向深一度记者介绍，这些天，双童的招聘信息通过汉中当地政府部门建立的各县区沟通交流群进行传播，此外，当地电视台对招工信息进行循环播放，政府部门的公众号也帮助宣传。截至目前，汉中市为双童吸管招聘到14名新员工。

义乌复工专班工作组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7日，义乌市共分4批派出44个工作组，131名政府工作人员，包机4架次，火车专列24列，大巴2476辆，共接回逾11万名新老员工。

黄志宇所在的义亭镇工业园区，复工员工超过万人，其中约2000人由政府包车接回。由于本地一些小区处于封闭状态，禁止外来人口入内，而新员工又尚未找到住处，义亭镇征用了3家宾馆，300余张床位，为有需要的员工免费提供食宿。在义乌全市，这样的床位准备了4万张。

**义乌市义亭镇“马上开工”复工复产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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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的困境与自救

提及用工问题，义乌市义亭镇志恒服饰公司总经理季冬初仍在发愁。开工近半月，自己厂里只有二十余人，仍存在近四分之一的用工缺口。

季冬初解释，部分工人老家不在政府派车接送的站点附近，也有些员工仍担心疫情变化，打算待情况稳定后再出来。

年前的订单仍未完成，合同签订的交货期马上要到。季冬初说，有部分客户要求他采取空运的方式及时送达，“走海运是客户出钱，空运费用则全部由我们掏，成本至少增加百分之三十以上。一批几十万、一百万货值的货物走空运就得十几万，这笔钱垫下去我们就亏本了”。

平常有50多名生产工人的义乌一家箱包公司目前仅有约五分之一的员工到岗。经理尹少帅告诉深一度记者，年前一批需3月初交货的上百万元的订单仍压在手里， “客户天天在催货，催货我也交不出来，没工人”。

为填补部分老员工无法到岗的问题，双童吸管采取和养生馆等暂时尚无法开业的服务类行业共享员工的方式自救。楼仲平介绍，目前此类员工已达到五六十人，且人数还在增加。这些工人主要从事吸管包装的简单工序，“这种工作一两天就可以适应。我们为他们提供20元一小时的工资，也算是互相帮助”。此外，双童吸管所在街道的妇联也帮忙募集了20多名农村剩余劳动力来支援。

双童吸管员工毛斌在汉中招工过程中发现，即便是义乌放宽对招工企业的限制，对于人员输出地政府来说，也会要求义乌筛选规模较大的企业，“他们把人员输送给义乌，也得保证这些工人的工资标准、福利保障，选择中大型企业是最直接的筛选方式”。

对于目前人力市场的招工情况，季冬初与尹少帅均表示，情况不乐观。尹少帅从2月底开始在网上发布的招工信息，至今未有人应聘。他指出，春节后算是招工旺季，往年都会招聘十来个新人，来面试的还不少。

也有企业主担心，生产工人短缺将成为这一年的常态，“工人或许会想，等疫情过去差不多一年都过去一半了，今年也没必要出来打工，在家附近随便找个工作就可以了”。

此外，在部分行业内，原料供应商尚未恢复。楼仲平表示，从疫情对企业造成的危机来看，对浙江造成的影响是最大的，“浙江企业个体最小、最分散、产业链最不紧凑，一个产品往往有几十件、上百件不同厂商生产的产品组成，哪怕是缺一个小配件，都生产不出完整的产品”。

尹少帅所在的箱包厂便遇到了上游企业产能不足的问题。做箱包的零部件杂且多，需要十多家供应商提供原材料。尹少帅表示，像皮革、牛津布一类的供应商目前仍基本处于断供状态，“催他们也没用，只能再等，也没有确定的时间。他们的工人也跟不上，产量出不来”，箱包厂目前只能先使用库存材料。 

与此同时，黄志宇发现，义亭镇工业园区内小微企业订单量不足的影响已开始显现。

由于小微企业订单不确定性更大，在整个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订单量比以前大幅减少，生产出来东西卖不出去，这给家底本来就不厚的小微企业带来了更大负担。目前，和同类型的大型企业合作成为一种共赢模式。在黄志宇的介绍下，园区内一家没有订单的文具类小微企业开始接过一家同类型的大型企业的部分生产任务，“大企业订单来不及做，小微企业没订单，两者可以互补”。

一名采购商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大门口

“融雪时才最要命”

2月18日上午9点，义乌国际商贸城比原计划提前3天开市。总营业面积超过400万平米的义乌国际商贸城是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出口基地之一，往常日客流量超过20多万人次。

“很惨淡”，在商贸城做内衣生意的陈舒翔形容自家档口复工半个月多来的经营状况。陈舒翔的企业生产的内衣九成销往国外，出口美洲、欧洲、中东等地。他介绍，往年春节后是内衣的销售旺季，以前一天能有十来个下单的客户，而如今商贸城人流不多，基本三天才有一个客户，线下订单量减少近8成。

跨境电商平台的线上销售为陈舒翔弥补了一部分损失。线上订单的客户量比以往有所增长，一些老客户也通过微信等渠道继续补货。但陈舒翔表示，线上订单虽多，但金额不高，基本在几千元至几万元间，而线下客户一单则达到30万元左右。总体来看，订单总额与去年相比减少六成左右。

在线上交流时，不乏有国外客户对陈舒翔提出疑虑，询问产品是否会携带病毒。

自2月26日宁夏中卫市公布首例境外输入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后，北京、浙江、广东等地也接连出现此类确诊病例共79例。随着境外输入性新冠肺炎病例逐渐增多，北京、广东、上海等地陆续出台政策，要求境外入境的来华人员进行14天隔离。陈舒翔担心，随着疫情在海外持续蔓延，近期内是不会有更多外商前来订货了。

“现在疫情对企业的影响才刚开始。就像下雪时不是最冷的，融雪时才最要命。”一位小微企业主在接受采访时说。同样，黄志宇也认为，目前园区内企业大多才开工一两个星期，基本仍有年前确认的订单可供生产，虽有压力，但尚未形成对企业的致命影响。在他看来，疫情到底会对企业造成多大的影响，目前仍未到见分晓的时候，“还是得看国内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国外疫情防控如何。尤其是义乌的外贸企业占比很大，若是国外对进出口开始管控，那么影响将会是致命的”。

在3月4日第二次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楼仲平比一周前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订单量不足和生产成本的提高成为目前企业面临的两大问题。

楼仲平表示，双童吸管的国内订单占总订单量的四成，奶茶业、连锁快餐店、咖啡馆是双童的主要客户，2月受疫情影响，国内市场订单量基本为零。欧洲和日本是双童主要的海外市场，而由于吸管与食品产业相关，考虑安全风险，欧洲客户已基本停止向双童吸管订货。楼仲平统计，2月订单总量不到往年同期的两成，“正常情况下，一个月的订单额好歹也得有2000多万元。但是2月份才接到200多万。3月开始，国内订单零零散散地有些增加，但也还是比较慢”。

随着员工基本到位，企业产能超出了目前订单的需求量，双童也开始部分生产库存。楼仲平计算，生产库存的模式顶多能维持到四月底，“若是接不到订单，持续做库存便需要有几千万资金砸进去。如果后续产业链无法逐步打开，那么企业就将面临不可持续生产的问题”。

企业生产成本也随着疫情防控成本、货运成本的增加而不断上升。楼仲平表示，疫情带来的生产成本的上升存在于企业的方方面面：抽调近20名管理层脱产负责防疫工作；购买口罩、消毒水等防疫物资；复工初期上游供应链尚未恢复时，原材料采购成本高于平日数倍。此外，还有库存货物的仓储成本，以及工位距离拉大造成机器利用率下降带来的隐形成本增加等。“目前来看，这个事情不由我们控制，疫情对我们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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