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虚实实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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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找我争辩说，“境外势力”确实是有的，何况如今国内外环境如此复杂，提高警惕并没有错。还有人则坦率表露出一种可能是更普遍的情绪：看你说了半天，还是没明白究竟有没有境外势力。对此，我的回答是：那么，以前有“阶级敌人”吗？

某个破坏性力量确实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但它是否无处不在，以至于你所遇到的所有坏事都是它干的，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这就好比你家有个死对头，他甚至也确实有可能在处心积虑地搞破坏，但如果你连自己家头疼脑热都怀疑是他搞的鬼，那恐怕也高估了他的能耐。

当事件过程不明晰时，人们常常很容易把它归结到某个最熟知的主谋。就像在“9·11事件”之后，“基地组织”暴得大名，以至于世界各地再有什么恐怖袭击，世人的第一反应往往就会猜想：“那会不会是基地组织干的？”

到头来，不仅各路恐怖组织乐于利用它的名头造成更大的心理效果，甚至基地组织有时也乐于利用这种心态，认领本来不是它制造的袭击，仿佛它真的无所不能似的。

基地组织

有必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么想的人都“愚昧无知”，倒不如说是一种信息不足的情况下，一种有情可原的直觉。它也不完全是出于恐惧的过度反应，因为人们对自己崇敬的英雄人物也常常如此。

在电影《勇敢的心》中，威廉·华莱士神出鬼没地惩处、暗杀出卖苏格兰利益的人，民间吟游诗人们到处传颂，把所有这样的事都归到他头上。不仅如此，在此之前人们就传闻他有7英尺高（2米13），以至他也自嘲说根据这种传闻，“他会眼冒金星烧死英军，还从屁股放出雷电——但我就是威廉·华莱士”。

这与谣言心理学非常相似：当事件发生，人们不清楚内情，但又急于想要了解，此时，最好有符合他们原有理念的简单解释。也因此，他们不仅会乐于采纳那种说法，无暇细想，常常还会有一种“果然不出我所料”的恍然大悟，并由此更进一步强化了自己原有的信念——就像中世纪的人如果相信一切坏事都是撒旦和女巫干下的，那么对他来说，种种迹象只会不断巩固这种信仰。

现代人已渐渐不再那么相信超自然力量，但社会运作却更复杂了，对人们来说，如何分辨那个操纵性力量的虚虚实实，反倒变得更难了。1979年伊朗君主制垮台后一度担任总统的阿布尔·哈桑·巴尼·萨德尔曾回顾：

很多伊朗人动辄骂英国人。如果下雨了，那是因为英国人想要下雨；如果是某个首相自己做了些坏事，那么，也是英国人让此人当首相的。在整个伊朗的大城小镇，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哪怕发生了一件犯罪案，人们都会认定背后肯定有英国人的阴谋诡计。

在1907-1951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波斯的确可说是英国的一个附庸国，英国势力是真实存在的，英国外交官们甚至决定着由谁来统治这个国家，但殖民部官员从未在那站稳脚跟，更没到能完全操控其内部所有事的地步。这反映的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对外国势力的一种反感情绪。

这些忧虑未必只是空穴来风，但问题在于：我们在头脑中所设想的那个“虚拟世界”，并不就是现实世界，而很多人往往就是搞不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区分。

因此，如果争论“境外势力”究竟“有”还是“没有”，很可能会模糊焦点，导向没有结论的争吵。真正的关键，在于我们需要对自己的信念保持一定的怀疑和反思，承认自我认知和理性的有限性：我们所以为的，究竟是否就是事实？

20世纪的反犹主义，曾带来深重的悲剧，但为什么那么多甚至是杰出的头脑，也都对此深信不疑呢？

那或许是因为，在一个复杂多变的转型时代，人们又看不清楚前因后果，而犹太人确实在社会上拥有着与其人口数量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力，这就提供了一个现成的靶子，让很多人相信，自己所遭受的不幸，都是因为这群该死的异类在暗地里操纵所致。

这样的推论要成立，需要三个必要的前提：信息过程的不透明性；跳跃性的论证过程和逻辑链条；以及社会不满情绪的存在。由此构成了一个自洽的闭环，因为既然是“阴谋”，那当然是不透明的，于是只要你怀疑，那么甚至不需要证据，就能认定其中存在着问题。就像“疑人偷斧”的故事所表明的，一旦你怀疑，就难以跳出自己的情绪，觉得对方怎么看都像是嫌疑。

在对“境外势力”的控诉中，像这样的心态也不时可见。有人深信，成都高中生坠楼事件的悼念活动中，有“境外势力”介入，理由是当时有台湾腔的人去献花。且不说这可能是川渝普通话发音近似，即便真是境外人士献花，也可能只是个人行为，这与“操纵整个事件”仍有着巨大的差别——换言之，这里看起来有“证据”，但其逻辑论证其实是跳跃的。

这与我们这个社会的运作不够透明、缺乏对证据和程序的尊重，都内在相通。人们既不耐烦检视自己的证据，更不去想自己所指控的对象具体通过什么方式操纵事件，仿佛它只要在场就能神秘地起作用。这个敌人不仅虚虚实实，而且还自相矛盾：按说如果它的一切作为都逃不过大众的眼睛，那这也就谈不上阴谋，更不可怕了，但它却仍然投射着所有的恐惧。

宽泛模糊的“境外势力”，不仅能有效地团结起境内的共同体，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好处：它没有明确指称谁才是那个真正的敌人。不像冷战时代美苏都明确对方是敌人，这样的模糊不仅将世界分成“内/外”两个部分，而且在将矛头指向外部时，又不必在外交上尴尬地冒犯任何一个邦交国。

不管怎样，这本身是理解当下中国社会的极好切入点。历史学家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曾说过，不管后世学者如何不相信鬼的存在，但对怕鬼者来说，“有鬼出现乃是一件事实；因为他就是被教导以那种方式进行思想的”，他说：“毫无疑问，这纯粹是迷信；但是这种迷信却是一件事实，而且是我们所考虑这一局势中的关键事实。”

由此反观中国社会，恐怕也同理。虽然我们如今也早已不信还有什么“阶级敌人”，但对曾经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父辈们来说，那不仅真实存在，甚至无处不在；也许有一天，下一代看待今天也会作如是观，只是不知道，到那一天，他们的恐惧所投射的对象又将轮到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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