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至尾声，这家方舱医院送走最后一位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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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来，方舱医院扮演过很多角色，它曾是阻击疫情的坚固堡垒，是开创性的公卫事件应对手段，也是众多情绪的聚集地，但不管如何，它都将作为抗疫中的一个经典形象，扎进人们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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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 徐巧丽 王颖 编辑 杨海 校对 李立军

▲12月9日，拎着行李出舱的患者。新京报记者王颖 摄

签下解离通知书后，李文佳结束了在方舱医院的10天隔离生活。离开和来时一样，同样在夜晚，拖着同样的行李箱。不同的是，现在已经没有了10天前的长队，以及弥漫着的紧张气息。

她是这家方舱医院仅剩的2名病人之一。12月17日，北京市朝阳区黑庄户乡朗悦花园方舱指挥部接到通知，应疫情防控调整，暂时休舱。等剩下2名病人解离之后，留守的医护人员将对方舱做最后的消杀清理。随后，这个一个月前临时开辟的方舱，将会关上大门，完成自己的使命。

11月16日，朝阳区的保障房小区朗悦花园被征用作为临时方舱，以应对朝阳区暴发的新一轮疫情。最高峰时，原本设计承载2400人的北区住进了2800人，随后，南区又接纳了800多人。

12月7日，北京市宣布，优化调整隔离方式。此后，这家临时方舱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每天有100多人递交特殊解离申请书，但也有患者迟迟不愿离舱，在舱外，有患者“提前预约都进不来”。

一个月里，这家临时方舱医院经历了封控与开放、满舱与减舱，如今终至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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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了就得去方舱”

“阳了就得去方舱。”这是张聪得知自己核酸阳性的第一反应。

11月23日，社区工作人员上门通知张聪核酸阳性。那一瞬间，张聪觉得“很愧疚”，“因为单元楼要封了，邻居都出不去，感觉自己‘犯罪了’，就觉得应该走。”

她是北京当天新增1648例感染者中的一个，前一天感染者还未破千，24小时内数字几乎翻了一倍。“那一轮疫情传播速度快，传染性强。”朗悦花园方舱总指挥李瑞杰回忆，为应对快速传播的疫情，11月15日，他接到通知，前往朝阳区黑庄户乡朗悦花园组建临时方舱，接收无症状和轻症感染者。

这里原本是朝阳区一处尚未使用的保障房小区，有十多幢18层高的住宅楼，周围是低矮的民房。首先启用的是北区，可容纳2400人。不到24小时的时间，工作人员分隔出了患者居住的“红区”、医护生活的“黄区”，指挥部所在的“绿区”，以及进出消毒的通道，“最紧急的是把普通小区改造成能收治传染病的区域”，李瑞杰称，当时甚至连WIFI都来不及搭建。

11月16日上午10点，朗悦花园北区开舱，首日便入住了500多人。五六日后，入住了近2000人。

▲朗悦花园方舱总指挥李瑞杰，他待到了休舱前最后一刻。新京报记者王颖 摄

张聪入住时，朗悦花园北区的隔离人数已近峰值。她在24日凌晨两三点转运至朗悦花园，在车内等了2个小时才进入方舱，“前面都是排队的转运车。”当天，北京的夜间气温-5℃，车上不能空调，等到她下车时，“腿都已经冻麻了。”

在张聪的印象中，方舱是那种“几千人在一个棚子里，灯光亮到晚上都不睡不着”的地方。但眼前这个颇为不同——“就像公寓一样”，她入住了7号楼8层的一个房间，那里已经有了一个室友，也备齐了牙刷、毛巾、烧水壶等生活用品。

她发现自己入住后的几天，入舱人数在不断增长。方舱内许多两居室加入了第三个人、第四个人，厨房、客厅铺起了行军床。11月28日下午，医护人员敲门，示意张聪的房间要过来一个新的患者，但因为当时自己还没出现症状，就拒绝了。第二天，她发现隔壁房间搬进来一位母亲，带着两个月大的婴儿。

“入住方舱的年龄最大的90岁，最小的只有30天。”李瑞杰称，方舱接纳的无症状与轻症患者里，也有孕妇、婴儿、老人等特殊人群，最高峰时，北区接纳人数达到了2800人。

医护支援的力度很难赶上患者增加的速度。邢媛是北京市第一中西结合医院妇产科的医生，开舱第二天，她就加入了支援队伍，当时只有七八名医生。邢媛记得，有一天凌晨2点至6点，她值班的6号楼接纳了近200名患者。每栋楼的一楼是医护的值班室，那时一楼还没有取暖设备，除了冷和困，医生还得安抚每个患者的情绪，“那是最累的时候。”

直到11月20日，朝阳区和东城区的医护增援，方舱的医护人员才增加至100多人。此后，就像齿轮终于嵌合，医护轮班制开始运转。红区六栋楼，每栋楼配备一名医生，一至二名护士，自早上8点开始至次日8点，每4小时轮一次班。

12月3日，护士长吴春芳带着11位医护，前往南区开辟了新的“病区”。南区原本是密接隔离点，但当时“社会面压力太大了”，又变成方舱，接纳了约800多名无症状和轻症感染者，医护也增加至30多名。

邢媛印象最深刻的，是白天值班时，“像下雨一样”不停响起的电话铃声。方舱里每个人都有自己关心的事儿。除问诊开药外，医护人员还要面对各种“家事” “急事”。

前来询问的电话中，有妻子即将临盆的丈夫，有刚怀孕40多天的孕妇，还有即将参加艺考的高中生。无论用多么婉转抑或激烈的措辞，对于他们来说，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能出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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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出舱

等待出舱是最漫长的事情，17岁的高中生余福霖最懂得它的滋味。11月26日凌晨，他核酸阳性，被转运至朗悦花园方舱隔离。15天后，就是2023届高考艺考的省考。

11月13日，他独自一人从湖北襄阳来北京参加艺考培训。这是他艺考前最后的冲刺。按照计划，他将于11月24日结束培训，25日返回襄阳，再去武汉省考。然而，计划被新冠打破。11月23日，他开始头疼、发烧，25日，社区通知他核酸阳性。

26日凌晨2点半，余福霖等来了转运的工作人员。他给远在襄阳的母亲发去消息，自己要被隔离进方舱了。至于何时能够返回武汉，成了未知数。

根据湖北省艺术类专业统考考生防疫安排，余福霖需要持有从12月5日开始连续6天的核酸阴性证明，并在12月8日之前抵达武汉参加省考。

来北京时余福霖只穿了件卫衣，一件加绒背心，一条夏裤。28日，寒潮抵京，最高温度只有-3℃，但他每天要在室外排队两个小时做核酸。他住的是三人间，支着平板上网课时，时常会被旁边大哥刷短视频的响声吵到。余福霖逐渐焦躁，即使得不到答案，他还是常问母亲：“我为什么要天天在这里？”

等待也是张聪唯一能做的事情。最先，她在等自己的症状出现，之后，又等核酸结果出来。她以为过三四天自己就会发烧、咳嗽，可第五天、第六天，症状一直没有出现。

11月27日，方舱安排了核酸检测，按照规定，两次核酸阴性、一次抗原阴性，就可以出舱。然而，这一次核酸结果，张聪等了5天。在方舱里，张聪的工作没法展开。她是制片人，需要去各地出差看景、谈合作。那几天，她除了吃饭就是睡觉，“整个人变得焦虑。”

各种情绪开始在方舱内流动。对医护人员来说，除了提供医疗服务外，“最主要的是要安抚那些情绪。”

▲办理入住登记的医护人员。受访者供图

一个怀孕40多天的孕妇，担心孩子，想出舱做产检。邢媛加了她微信，私底下以妇产科的专业身份安抚她。许多老人因为有基础疾病，恐惧病毒。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因为心脏不好，也常常半夜给邢媛打电话。“有时候不是身体问题，就是心理上的紧张。”

尽管方舱接纳的是无症状和轻症感染者，但仍旧会出现因并发基础疾病而亟需急救的情况。

朗悦花园门口常停着两辆救护车，专为应对这种紧急情况。医疗组组长李慧是北京市第一中西结合医院呼吸科的医生，自11月18日来到方舱后，就开始制定一套应急方案。

这个想法源自一次惊险的抢救。那是李慧来方舱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在把一位60多岁患有高血压的女性转运至其他方舱时，值班的医生发现出现了轻微的意识模糊，就留下了她。但随后，她的情况急转直下。

李慧赶到时，老太太在轮椅上直往下掉，李慧招呼其他医生寻找行军床，打算把她转移到急救车上。正在此时，老太太眼睛紧闭，开始浑身抽搐，癫痫发作。这几分钟的抢救时间里，李慧能做的不多，只有在老太太咬舌之时，找个东西地抵住她的牙齿。所幸，同事在这栋楼的医护室里发现了一支治疗癫痫的药物，最后稳定了老太太的病情。

当晚，李慧就向指挥部申请，建立一套应急方案。“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我们的抢救流程必须是通畅的、药品必须是通畅的、医护人员必须是第一时间到场的。”

之后，李慧对每个值班的医生护士、抢救点位、抢救车、抢救用品的种类、以及药品数量都做了详细的统计。但临时改造的方舱医院，只能满足基础的急救需求。面对两千多名患者，医护需要顶着巨大的风险与压力。“我统计过，每天的急症抢救至少有6例。”

有一次，一个60岁男性患者忽然心脏骤停，李慧和其他几名医生从赶到开始，到电梯间转运、送上120跟车急救，直至送到医院，交给急诊科医生，约2个半小时内，没有停下抢救，但仅能维持患者的血压正常，没能让患者恢复自主心跳。回到120急救车上，李慧和抢救的几名医生抱着哭了。

▲抢救患者之后，几名医生忍不住抱在一起流泪。受访者供图

“去方舱的医生面对高压的环境，有时候会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心理医生肖雪负责朗悦花园方舱的心理热线咨询，她曾接到过许多医护的电话。三年来，医护总在一线面对这些压力。有一些医护已经养成习惯，在支援方舱前，会去她那里开一点安眠药。

“方舱内的医生不仅承担医疗服务，还要面对患者的各种需求，包括患者的心理需求。”肖雪说，她感受到，患者更多面对的心理问题不是对病毒的恐惧，而是对陌生封闭环境的焦虑。

李慧曾接诊过一个女孩，母亲隐瞒了她的病情。来到方舱后，女孩出现了木僵状态，不吃不喝不言不语不动，之后，又开始出现暴力行为。直到方舱请了精神科医生会诊，患者的表姐才打电话告诉李慧，患者在上一个隔离观察点突发了精神疾病。“精神科医生鉴定结果是，这个孩子在隔离点产生了心理创伤。”

因为这些特殊或者突发情况存在，方舱医院在离舱制度上也留下了一些弹性空间。作为医生，李慧一直在为一些患者申请特殊解离。

一位肺癌四期的病人，在12月6日提前出舱。他从内蒙古过来北京复查，结果还没到门诊，就核酸阳性，住进了方舱。“他的情况其实不适合在方舱长期观察。”李慧回忆，患者存在胸闷憋气、呼吸困难，咯血的症状，但由于当时定点医院爆满，他们没有找到愿意接受转诊的医院。为了他，李慧做了毒麻药品的申请，用来做止疼的治疗。

后来，她为这位病人申请了特殊解离。出舱后，病人自行找到了医院接收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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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

12月2日，余福霖在11月29日检测的核酸结果出来了，还是阳性。

“我要崩溃了。”他给母亲发去信息。

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关键的岔路口。他报考的是编导专业，根据教育部政策，2024届起，编导专业将拆解进不同的考试类目当中。放弃这次省考，意味着余福霖将在下一年的复习中要重新搭建知识架构。

从小学四年级偶然接触到数码相机开始，余福霖就痴迷于自然摄影。上初中时，他会在天台待到凌晨四五点，只为能拍摄到想要的星空。平时他的文化课成绩在540分左右，但一心想学摄影。编导专业包含了摄影与制作课程，这是他八年来的梦想。

幸运的是，他12月3日做的抗原结果是阴性，4日的核酸结果也是阴性。再有一天的阴性结果，他就可以出舱了。但6日中午，核酸结果还没出来，不能再拖下去了，余福霖的母亲给值班医护打了电话，“我说能不能请你帮我们家孩子查一查5号的核酸结果。”

不到20分钟，指挥部就给余福霖发来短信：小余同学，你昨天做的核酸结果是阴性，今天你可以解除隔离了。

▲深夜，值班的医护在消毒。受访者供图

12月6日下午，余福霖顺利出舱。当时，外面的世界已经完全变了样。持续一个星期，广州、杭州等多地调整隔离措施，无症状、轻症感染者以居家隔离取代集中隔离。12月7日，“新十条”公布，优化调整隔离方式。

对大部分人而言，等待了一周的政策终于尘埃落定。12月7日这一天，很多方舱的医护人员因为太忙，直到晚上开会才知道“放开了”。这之后，就是解离条件的一系列转变——最先，核酸阴性可以出舱；之后，社区愿意接收，也可以出舱；再之后，只要阳性患者家中具备隔离条件，就可以出舱。

医护的工作重点也随之倾斜，不再是接听电话，安抚情绪，而是协助患者办理解离手续。当时，南区一天里有100多人办解离手续，“平时我们会派一组人去值班，特殊解离时期，会增派到三四组人。”吴春芳说。

太多人想回家了。吴春芳记得，南区的一位医护人员，工作了20多天，快要熬到回家的时候发现自己阳了。新的医护增援后，她回不了家，从医护生活的黄区搬进了患者居住的红区。得知政策开放后，她马上申请了特殊解离。

也有人在犹豫。吴春芳听说，还是有人想等核酸阴性再离舱，问其原因，是因为“害怕给邻居添麻烦”。

这一天，不只方舱内的人对病毒、对防控“有了180度的转变”。余福霖于12月7日下午乘火车返回武汉，按照以前的防控政策，北京属于高风险地区，余福霖原本一下车就会被拉去隔离。他母亲早早来到火车站，“就为了跟防控人员解释孩子的特殊情况。”幸好，余福霖在火车时，武汉也调整了隔离政策，不用落地隔离了，他就这样一路惊险而“幸运”地参加了2023届省考。

张聪12月4日就出舱了。回到家后，除了给自己家的宠物狗打疫苗，她开始“非必要不出门”。“现在也不敢乱跑”，张聪说。防控政策开放后，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经历第一次感染。在家中，尽管过着跟方舱相差无几的生活，但“毕竟是熟悉的环境，自在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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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进方舱的人

在成批离开方舱的潮流中，还有一部分人想要逆流进入方舱。

李文佳是12月7日当天进入的方舱。社区上门通知她核酸阳性时，让她自行选择：“有条件可以选择居家隔离，没有条件可以去方舱。”考虑到家中还有一个6岁的小孩，她选择了去方舱隔离。离开时，她还嘱咐丈夫把家中清理消毒。

进入方舱的第一天，她就发现自己是“另类”——她无法出门，但听到楼道中滑轮的声音从未停下，从窗户中望下去，能看到人们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准备离舱。

在方舱里，她的症状开始发作。那是段难熬的日子，她连续高烧两天，接着开始拼命咳嗽，之后，她的味觉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吃土豆只有绵绵的感觉，没有土豆的味道。”她形容。她是山西人，来方舱时特地带了一瓶醋，但她打开醋，喝了一口，发现舌尖也只有刺刺的感觉，没有醋味。

那段时间，有位护士每天一早给她打电话，询问她的症状，高烧有没有退，咳嗽有没有好，比起在家，这里多了能接受专业医疗服务的安全感。听说止咳药没有效，护士又给她送了另一款止咳药。

在这期间，外面越来越多朋友被感染，她在朋友圈看到，有人高烧到39℃，也只能独自挨过。自己表弟一岁多的孩子也感染了，买不到药，半夜两三点发消息求助。

▲朗悦花园小区。新京报记者王颖 摄

和“放开”前不同，现在更多人是主动选择进方舱。吴春芳记得，周围同事聊天时，说了一句“现在方舱很难进，都需要预约了”。

61岁的梅赣强也是自己想来方舱的。他是江西人，退休后就和老伴来北京帮女儿带孩子，确诊之后，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怕会传染给孩子。家里人也觉得他最好找个地方隔离，听说可以让社区安排，他连忙来了方舱。他有高血压，离开家时忘了带药，在方舱一楼登记后，医护给他送了一模一样的高血压药。

假如把方舱内外的医疗资源看作跷跷板两端，“放开”前后，板子完成了一个你升我降的过程，现在一些医护力量又从方舱回流到了医院。原本，方舱的医护流动以21天为期，但12月7日之后，医院就分派不出人手支援方舱了。12月6日接替李慧的医疗组组长陈亮记得，12月9日，原本抽调过来支援方舱的3名医生，一个感染了，一个来了方舱后就开始发烧，最后只剩下一名医生能正常工作。

方舱内医护也在减员，有些感染了，有些累倒了。吴春芳是方舱内坚持了最久的医护，从11月18日进舱开始，到12月18日出舱，她工作了30天。许多医护出舱休整之后，又站上发热门诊的岗位。这是新的战场。

近三年来，方舱医院扮演过很多角色，它曾是阻击疫情的坚固堡垒，是开创性的公卫事件应对手段，也是众多情绪的聚集地，但不管如何，它都将作为抗疫中的一个经典形象，扎进人们的记忆。

12月9日，国家卫建委要求，要以地市为单位，按照城市的人口规模，把方舱医院升级改造成亚定点医院。12月17日，朗悦花园临时方舱医院宣布休舱，撤出最后一名工作人员后，小区恢复了往日的模样，只剩下一些楼栋上还贴着“封控区” “隔离区”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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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部分内容首发自新京报公号“重案组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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