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摆地摊的13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 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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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世上走一遭不能白来,你妈妈没文化能白手起家,靠蹬三轮车给你们姐弟俩蹬进大学,蹬到一个家不比别人好,也不比别人差,是不是?!”

配图 |《装台》剧照

我的老家甘肃,“西北GDP垫底之王”,百万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落寞的工业城,干枯的矿坑,受困于地理气候的农业,以及直到今天仍然位居全国首位的工业污染……这片土地在历史上上一次“出彩”,似乎还停留在河西走廊的阵阵驼铃和郡外屯边的军号声中。

我的家乡冀城无疑是甘肃的缩影,而我妈,就在这缩影里摆地摊。如果你每天从我妈这样的“地摊从业者”身边路过时,愿意多花两三分钟观察,就会发现,“地摊”不仅仅是文艺作品中的“烟火气”,更是大国小民的真实映射。

甘肃的地摊经济、地摊文化和它悠久的历史一样,存着几分悲凉和坚韧,既不像四川重庆那样麻辣味十足,也没有江浙广南方独有的温婉秀丽。跟着我妈摆地摊的十多年里,我窥见了县城经济最富活力的一面,也目睹了夜幕落下后最萧条的空当。

2019年以前,我家的生活和现在大有不同。

我们县城里地摊贩子随街可见,人行道和车行道的界限模糊,遇上过年,地小人多的城街基本处于交通瘫痪状态。车挤车、人挤人、摊位挤着摊位,乱糟糟、热哄哄,喇叭与叫卖齐飞,男偷共女扒相碰。

我家小摊在县城西关的主干道上,算是个做买卖的“霸口”。能占着这样的位置是不大容易的,人多,竞争对手也多,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小摊小贩里面的门道规矩一样也不少,不按规矩做买卖,就容易栽跟头。车马南来北往东去西还,皆从我妈的摊前过。城管要管、乞丐要讨,张王李赵门头过、陕甘宁川趟路走,我妈毫不畏惧——“来的都是客”。

一条街由主干道贯通而下,在北边斜剌剌突出一条支线来,通往旧山货市场。那条街上大多是一些小吃营生,垫一撮豆芽萝卜丝的凉皮凉粉凉面,竹笊篱从大铁锅里捞出油煎洋芋配着豆腐脑,天天放抢的大屉韭菜猪油渣包子,油泼辣子荞面呱呱、鸡丝馄饨油烙饼,每天早上6点不到,一条街就开始飘香。

我家摆摊是从2007年始的,开头只卖自家豆腐房出的豆制品、年糕以及姨娘家的手擀粉。摆地摊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抢摊”,刚摆开这生意时,我家也在这条街上经历过一番东逃西窜。平时出摊尚算容易,当年节外头那些没赚到钱的人回来时,“抢摊”就会立马白热化。

各家摊位白天搭晚上拆,就像游牧民族的帐篷,一般清晨5点就张罗开了。为了摊位不被占,我妈常常4点就起来收拾货物,给一家人做早饭,等我睡到6点起,我妈催送货的电话就来了。西北的冬天冷,我手指头冻硬后取拿冰冷的货物,怎么也搓不开塑料袋。等生起蜂窝煤炉子,我就把手支在那一团小火上烤着,随着手指头一点点化冻,一种奇痒随之钻上心头。直到后来当兵,我才知道人的手受冻久了不能直接见热,得先拿冷水化冻或者用雪搓,那样才不会长冻疮或者坏疽。

即使早起,我们依旧会因为占摊和别家起争执——谁都想多卖些货,多挣点钱过年,可地儿就那么大,你家多摆了我家就得少摆,人心不平衡,自然就开始作怪。

刚开始,我家地摊生意并不怎么好,三天两头就会碰上一些混混挑事,别的摊主也频繁抢位置。有次我和我妈大早上去摆摊,到了,发现摊位已经被占。抢摊的人家吆喝了两三个汉子,穿着人造皮夹克叼着烟,歪歪扭扭簇成一堆,痞气十足地装大方让我过去。我那时才刚读三年级,胆小懦弱怕事,心里又气又怕,推着车根本不敢动,我妈还在后面。汉子们瞅我一个小娃娃好欺负,横鼻子竖眼睛,啐口浓痰在地,嚷嚷道“乡下人就回乡下去,这城里没有你们的地方”。

这时我妈过来了,她以为我被打了,大喊着扑上去和那几个汉子扭打在一起,我吓得急忙上前拉架,无奈身小力薄,只好转头给父亲和几个姨姨舅舅打电话救急。还好路人帮忙报了警,最后这场争吵没争出什么名堂,两家摊位只能挤在一起摆。

我妈就是那《水浒传》里的“一丈青”,她深谙在街头混饭吃就得横刀恶胆的道理,人软弱了必然挨欺负。我爸处事懦弱,逢遇到此类事,常拉着她说不要多生事端,甚至枪杆子朝里。往后十来年,我们也经常因占摊和别人争执(大多不了了之),久了,我妈也自叹“宰相肚里能撑船”,那锋利刀刃也收回刀鞘。

直到我读高中时发生了另一起争执,才彻底让我妈熄了火。两家人同样因为“占摊”大动干戈,可说来奇怪,吵架后不久,那家人竟然自此消失了,摊位也空了下来。之后,我妈辗转从几个老顾客嘴里得知,当时诅咒恶骂我妈的那个女摊主居然面瘫了,家里还出了事故。我深信“举头三尺有神明”,再次劝告我妈,千万少和他人争吵,犯口舌影响财运,人不能得理不饶人。我妈虽然嘴上梗着,但我知道她心里默认了,我甚至想让她提点东西去那家人家里探望,我妈就骂我神经病,转身忙活,不再搭理我。

我后来遇上过那家的男人,戴了顶小毡帽蹬着三轮车在路边叫卖东西,脸上敛去了往日的凶相,肉也掉得厉害,眉毛间蒙了股秽气。旁人说,他病很深了。我低着头走过去,假装没看见。

冀城没有工业,农业也不成规模,花椒、苹果、辣椒,算是它的驰名商标。大量的人奔出去务工,春节时又被火车吐出来。一年一度的回巢,人们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吃穿,即是面子里子。

2010年开始,我家的地摊在豆制品的基础上,新开辟了火锅烧烤食材的零售批发。卖海鲜丸子(蟹棒蟹排虾卷鱼卷桂花肠)、关东煮一套、火锅底料、顺带加各种时令蔬菜——冬季有皮冻、皮老铺(一种宴席凉菜,像大号火腿肠),夏季有魔芋粉——供应县城和周边乡镇的小吃店、烧烤摊,用我妈的话说,就是乱七八糟的都卖,卖什么成什么。

小摊由一个改装扩容后的三轮车和一个可拆卸的移动帐篷拼成,早七晚九,生意好时,收摊更没了点数。

我虽早早跟着我妈在地摊江湖里混,但我打小就不爱这行,摆摊是苦差事,谁又生来就爱吃苦呢?虽然动画片里总教导我“劳动最光荣”,但当我真成为了一名劳动者后,就发现光荣轮不到我,苦头倒是不少。

我妈与我不同,虽然摆摊是为了生计,一天不干活就没饭吃,但我妈身上并没有重体力劳动者的苦大仇深,相反,我能感受到的是一种认真生活的平和。我妈文化浅,信佛也是个拿来主义者,佛经奥妙她一概不懂,木鱼没有鲤鱼实在,袈裟没有围裙畅快。她说:“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这块摊子就是我的道场,卖东西足斤足两一样是修行,求佛不用去寺庙,清白做人也是功夫。”

我妈爱笑爱斗嘴爱骂人,她连同人吵架都是笑着吵,吵架时满嘴顺口溜,像唱歌一样——和顾客算账起了争执,她叹“银行的钱多得很,不是你我的”;旁人问豆腐有没有缺斤短两,她怼“一斤豆腐两块五,吃不了穷也吃不了富”;城管吆喝遮阳伞太靠前戳在路面上了,她慢悠悠挪,“八月八的天,县长婆娘要撑伞;二月二的雨,县长老娘也不敢管”。

因为我妈的强势又柔肠,我们家摊位迅速从周围一众摊位中脱颖而出,老主顾、回头客尤其多。别人在秤上做小手脚,我妈不,她称东西都要给饶头;别人拿过夜的东西掺着卖,我妈不,她认准“买卖靠人”的死理,绝不肯为挣钱在成本上克扣。

有次一个熟客买了水果后跑来找我妈,非要让我妈给她过秤“检查检查”,我妈不好驳熟人面子,又担心坏了规矩,几番好言劝慰,可那熟客不依不饶。我妈拗不过,称了,一兜香蕉短六毛。她再三叮嘱熟客不要争理,熟客前脚满口答应,后脚就跟隔壁水果摊大嗓门女摊主干起仗来。骂声格外难听,我和我妈心照不宣地低头,我心里埋怨:妈你不该帮这个忙,人家缺了斤两,骂名却要我们背。我妈不说话,过了会儿切了块豆腐给水果摊主提了过去,火药味的声音逐渐退却。不多时我妈回来,脸上一扫黯淡。

仅仅六毛钱,扯出一摊事,坏了三家心,我叹一声:“这真是钱作怪!”我妈眉头一皱,顺口溜即出:“钱哪能生妖作怪?鬼怪在人心,六毛钱就能让人生贪欲,贪欲就像盐,看着白、吃着咸。”

我妈1米7的个子,又高又胖,常年围着个红围裙,往椅子上一坐,像尊弥勒佛。出摊时她会随车带个扫把,支架子前先扫地,对待马路边上的这一小片地儿就像对待自家卧室一样。在老顾客眼里,我妈就是那“王熙凤”,清早起来采买,“未见其人,先闻其笑”,只要我妈一笑,顾客就源源不断地上门。大家仿佛不是来买东西,而是专程来听她笑、看她笑。读初中时,我就很是惊奇。

我妈卖货自有一套方法,买主来了她并不涌上去大力推销,相反,她总会忙着手边的事。买主们随意地挑挑拣拣,遇上拿不准主意询问时,我妈才会主动搭腔,像是私人定制——比如买主拿一包火锅料,我妈一定先问他家里有没有小孩,能不能吃辣,再问忌口与否,讲解牛油清油的区别,心里有了大概,才会推销几包自家常吃的火锅料。

她从不刻意推荐贵的东西。来一个顾客都不消人开口,她一瞅穿着打扮就知道对方的消费水平,“一看头发二看鞋”,穷苦人忙生计顾不上这两样,庄稼人挣钱不容易,给人推销东西要先紧着实惠。穿金戴银也好,披麻挂绿也罢,来的都是客,你做生意贪小利不老实,耍奸做滑哪个感觉不到?买主们吃一次亏在心里就记一笔账,亏心账多了,就要消福报倒霉运吃大亏。

有时不消买主们开口,我妈就准确地拿出他们想要又没寻到的货物,买主们连呼:“神了!神了!”

熟客打趣:“胖婆娘你成了人精了,我心里想啥你都知道。”

我妈笑呵呵应和:“说话听音锣鼓听声,买卖上的功夫就是要听心意,人往外一站,扫一眼就知道是麻是绢,这点功夫都没有怎么做生意呢?”

我总觉得我妈自带财星,别家做不成的买卖她能做成,别人谈不拢的价钱她顺理成章。我打小在街头长大,狐朋狗友打弹珠时,我已经娴熟周旋于家里的豆腐房和地摊,论起销售心得,我想任何一家超市的售货员都无法与我一较高下。

摆地摊是一门精妙的学问,此间之道并不是人人都能习得的。“挣钱的法门是什么?”很多人都问过我妈。我妈听了只是笑,提高音量数落:“怎么挣钱?你看看我的手,你就知道钱是怎么挣的了。”

我敢打赌你们绝对想象不到那是怎样的一双手——大学当兵那几年,我的手也由学生时代的细嫩转变为老茧和瘢痕遍布,但和我妈的手比起来,我却惭愧不已。我妈1975年生人,年龄不大,但我还在读初中时,她的手就开始提前老化,像打浆机的橡胶转轮带一样,转得多了,就变得粗糙和破碎。

作为一个女人,我妈却吃了很多男人都吃不下的苦。每次到外婆家,外婆一边数落父亲,一边给我讲母亲的那双手。

我妈有3个兄弟姐妹,甘肃重男轻女的思想非常严重,她当年只在村小的教室里坐了1个月,就被迫扔下书本,扛起家庭重担。13岁时,我妈已成了附近几个村都家喻户晓的卖货郎,她常常背着鸡蛋、针头线脑、蔬菜等物件,爬两座山去邻近镇子上卖货。别家的东西卖到集市结束还总有剩余,而我妈早早地就卖完货跑回家干地里的活。大人瞧见她的时候,她已经干了一程了。

再长两岁,她就扒上了南下的火车,去武汉打工。

母亲与父亲结婚后,租住在县城的一处家属院,起先我妈还在县里的毛纺厂上班,父亲有份跑长途车的工作,生活尚算小康,可惜花无久艳,月不长圆,父亲后来因为跑车出了车祸欠下外债。那时我妈已经怀了我,毛纺厂工作也辞了,我出生后,家里愈发艰难,为了早日还清债务,他俩四处借钱,租下了间小小的铺面,做些凉皮、茶叶蛋、豆腐脑的小吃生意。

就这样过了五六年,我开始读小学,也能帮着我妈收碗、擦黄瓜、扫地、招呼客人了。童稚时,只觉得干活有趣,我妈说我见了谁都拉着人家的衣角往小吃摊引,人小可怜可爱,大人们也乐得坐下吃碗凉皮。

后来,父亲倒腾起豆腐生意,劝我妈关了小吃店,他俩一个做一个卖,还能省下水电门面的租金。外债压力压在肩头,我妈为了多挣些钱,于是退了店面,开始了摆流动摊的生活。

刚开始,她蹬着辆老式三轮走街串巷叫卖,豆腐不是顿顿要吃,光景又不好,生意难做。参考以前的经历,我妈觉得只卖豆腐成不了事,于是又补货凉粉调料等吃食一起卖。倘若顾客们问的东西我妈车上没货,她还会记下来,想着法儿从其他地方批发或者帮人代买。货物一点点垒起来,老式小三轮便显得狭小不够用。父亲爱动手,用铁皮木板加高了一层,弄了个货物柜架在小三轮上,能装的便越来越多,俨然一个流动食品店。

生意好了,我妈寻思着找个摊位,买主们就知道她有个固定的地点。她托人帮忙,用两条烟换来了西关大街上一处小小摊位,那个位置并不好,但我妈却很满意。她说,地是死的人是活的,做生意三分靠地理七分靠人拼,踏踏实实干就能干出名堂。

有一次顾客丢了钱,非说我妈找错了钱——顾客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一身力工打扮,骑着辆破旧嘉陵摩托车,急赤白脸向我妈讨伐:“你这个婆娘家家的,心眼怎么这么不实诚,欠几个钱就干这样的缺德事?刚刚我在你这儿买了东西,回家一查发现钱少了。我兜里的钱是有定数的,买的东西也是有定数的,钱少了,那就是在你家摊位上丢的。”

我妈不红脸,略带几分讥诮说:“你钱丢了来我这儿寻,难道夜里丢了婆娘也来我这儿找?我问问你,你刚才是不是拿了张100,我找你25块5?”

男人眯着眼睛点头。随即,我妈眼神犀利起来,说话也大声了些,一件件同男人点货:

“8块的洋芋丸子、4块的豆皮、16块的海鲜丸子,一包鸡翅中18块、‘红九九’的火锅料10块5、还有金针菇、藕片、面筋豆卷加一起19块,合计75块5,是不是这些东西这些数?”

“那你说,75块5的东西我找你25块5,还多饶你1块钱,你不记好反而来我这儿找钱,找的哪门子钱?别看我一天卖的货多,每一笔账我心里都有数,没这点本事,我能撑得起这个摊子?该是我的钱,我起早贪黑地要挣到手,不是我的,丢地上我都不捡!”

我妈越说越有底气,反倒是那个男人一下愣在了原地,周围的顾客纷纷劝他去别处寻,男人拉不下脸,灰头土脸地骑上摩托车走了。

翌日,男人又找上门来,说丢的钱找到了,原来是他读小学的儿子偷拿了钱买零食吃,今天来是给我家当回头客的。到了算账的时候,我妈让他再清一遍,男人摆摆手,说:“你是个能干婆娘,做人不麻达(方言,问题),我信得过。”

微信付款还没有诞生时,摆地摊最害怕碰上假钞——小本生意,一斤豆腐2块5,黄豆一斤就得9毛4,收一张假钞,一整天白干不说,还得往里面倒贴。我同姐姐、妈妈常常琢磨到底怎么看假钞——摸盲文和印点,对着阳光看数字的变色以及空白处的水印。我妈娴熟一些,她只消用两只手指头捏着钱币一侧来回搓一搓——当然,她更会察言观色,有时她不动声色推回假钱,有时借口没有零钱找不开,有时也直接横眉冷讥。这功夫,不是我这种“小白”能轻易学会的。我卖货最容易碰上假钞,人看我小孩子好欺负,有时我能分辨出来,有时候我的眼和手就不咋灵光,而且即使分辨出来,眨巴眼的工夫,那使假钞的人就混进人堆消失不见了。

一个年关,我同我妈照例在西关街上摆摊,上高中的姐姐还没放假,豆腐房雇的藏族阿姨有事,我妈得回家帮父亲忙活豆腐房,留我在摊位上独撑全局。一个穿着红色羽绒服戴毛线帽的女人,一进摊位就挑挑拣拣。我觉得可疑,因为有别的顾客在,我只好一边卖货一边暗暗观察——她扒拉完东西先递来一张50块,我迅速算好找零,这当口,她又递过来一张100元——方法异常小儿科,轻轻松松倒了两次手,我就着了道。

我妈回来一点钱盒,便挑出了这张假币。回家后,我又要面对父亲的冷嘲热讽,他骂人专挑痛处,说我的眼拙源于脑壳笨,说我既不是学习的料也不是做买卖的料,干脆辍学和他做豆腐。我对他的话深恶痛绝又无可奈何,一个十三四的少年,在学校被混混们打了都不敢声张,当站在四面通风、一顶遮阳伞围起来的摊位上卖货时,总企盼这样的生活会随年关结束而终止。

我常傻了吧唧地问我妈“什么时候能不摆摊”,我妈总说我是个笨怂,不摆摊一家人吃啥喝啥?那时我并不知道,这辛苦和忙碌也是我妈操劳多年才换来的,在周围摊位羡慕嫉妒的眼神里,我家在西关街上的生意长盛不衰。

2020年,我从部队回家探亲,在火车上遇到老家的一位故人,就坐我对面。我们说着乡音,三言两语下来,我才知道这个年近花甲的老人曾经在我们县城工作了16年。他问到我的家庭情况,当我说“西关摆地摊卖豆腐的是我妈”时,他惊讶大笑,向我说起我妈幼年在他们部队门口摆摊卖货的往事。

那时候,外婆家的山腰处驻扎着一支解放军,鬼马精灵的我妈经常背上货物去部队门口卖。解放军们看见她就新奇——一个小姑娘,每天凌晨到部队门口扫地,扫完大大方方地拿床单铺在地上把货物挨个摆好叫卖。老伯说,他那时就是部队里的战士,他和战友们都被我妈吓一大跳。

我想,是啊,一般人怎么会想到去部队门口摆摊做生意呢?

老伯说,我妈总是带着一挎篮鸡蛋来卖,他们单位虽人少,可一挎篮鸡蛋也不够吃,再者,部队采购有专门的给养员,买东西都是要写条子走账的,一个十来岁的黄毛丫头哪懂这些?但我妈看出了些端倪,想出了个“卖鸡蛋免费缝衣服”的法子——那年代战士后勤保障条件差,训练量又大,衣服总免不了破损,我妈便在鸡蛋篮子里放上针线,她手灵,缝补出来的衣服严丝合缝,很得战士们欢喜。就这样,我妈的鸡蛋生意,便在部队门口做成了。

老伯笑着对我讲:“你母亲心眼好,我在她的摊位上买过东西,她是个有良心的人,这么多年认出我,还没忘了我,买东西时常是连卖带送——你母亲最近怎么样了?”

我回:“就是身体不大好,时常喊腰疼。”

老伯摇摇头:“那是干活累得落下的病,你母亲这一辈子太苦了,幸好有你们这双儿女来孝敬,算是苦尽甘来了。”

我心里羞愧起来,不免想起曾对我妈说的一些伤人话。我幼时顽皮怕吃苦,时常躲着家里的活儿,父亲为此老打我,都是我妈护着我。我妈瞧出来我吃不下摆摊看人眼势这份苦,也知道这碗饭实在太难吃了,就要我好好读书以后在“凉屋下工作”,出人头地。我自幼也深知,摆地摊这份生计不轻微但轻薄,工作和工作之间是有区别,但工作不分贵贱,是人分贵贱。

那天,老伯直夸赞我妈能干,而我却想起自己从记事以来,就对家里摆地摊带来的种种深恶痛绝。我忽然就觉得我妈和《鸡毛飞上天》里的“骆玉珠”很像,悲惨却坚韧,对生意敏感、果断,也都背负着本该不属于她的责任,正是这些因素,将曾经那个鬼马精灵的小姑娘打磨成一个性格泼辣的西北妇女。

不过顾客们都蛮喜欢我妈,她泼辣但真实,她计较但同情穷人,虽然是个生意人却难得地讲义气。

我妈在一众摊主里格外与众不同,有的摊主为了抢生意,会一面与我妈笑呵呵,一面把走到我家摊位前的顾客连拉带忽悠地吆喝走。我妈对此并不在意,她总说,“做买卖,做的是人的买卖,人心正了生意才能旺”,随其自然,也收获了一帮熟客和新友。

很多老顾客来我家摊上不仅仅是买货,他们爱听我妈“胡说八道”、爱听我妈讲“贤良真谛”,更多时候是倾诉心事。我妈这儿好像一个“心灵杂货铺”,她既参与别人厨房的事也参与别人心房的事。

与我妈相熟的宋老师,是县中学的一个数学老师,经常因为婚姻上的不幸来我妈这儿寻求宽慰,常常一脸愁容来,心满意足地离开。我问我妈怎么从不嫌烦,她说:“这有什么好烦,她说她的我做我的,她来这儿不是为了听我说话,只是为了倒倒自己心里的垃圾。她来一次,心里的苦就能减一分,你不要看你妈是个摆地摊的,其实也会给人看病哩。”

周围顾客听见这话,都被逗得捧腹大笑。我在一旁沉思——为啥我妈看别人的事总是看得那么清楚,轮到自己反而看不清想不通了呢?那时候我还小,只笑我妈活得自欺欺人,不晓得多年后事到己身才会有切肤之痛——成年人的世界活的就是个自欺欺人,活得太清醒就会痛苦,学会糊弄自己未尝不是一剂良药。

我妈更多时候也要忙活小摊以外的事。卖的东西杂、多,进货送货就成了我妈的头等大事。我家除了零售还兼顾批发,周边乡镇烧烤摊的取货送货全凭城乡班车,我妈要卡着点给这些班车“上货”,像个活在钟表上的人,在家、小摊、班车站之间来回穿梭。

我在家时,送货的活便落在我头上。其实我蛮喜欢这个工作的,夏日在长长的县道上,我开着电三轮从东环路跨越一条街的寂静,破开风阻一路向前,从县城小镇村庄一端到另一端,于下午晚班车急促的嘟嘟中,结束一天的脚程。

行人匆匆归家,我看着西北残阳拖一尾橘红余晖从天边坠落,像暮年老者站在终点转身哈出一口气,我的内心也变得一片悄然。我又向着另一条路的终点驶去,三轮车后,整个县城与我背离,好像这苦涩的日子也从时间中抽离。直到落日掉进大地坑洞,四周昏暗、路灯亮起,我终于送完货了,在暮霭沉沉中归家。

摆地摊这种从宋朝开始兴盛至今的交易方式,直到今天依旧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生机盎然。

没有租金、没有水电、没有围墙、也没有保障,摆一个菜筐、铺一张塑料布,就是一个摊。我们家也由一个菜筐、一个塑料布开始,慢慢地有了人气,然后这小小的地摊上多了把遮阳伞、多了个三轮车、多了个手推冰箱,就这样一寸寸扩张。在大马路扬起的灰尘里,我们不仅和隆冬酷暑、风雨雷电做抗争,更要和人做斗争。

街头上摆摊做生意,有时候吵架是必须的。穷苦人并不一定是好人,人性中的恶也不会被金钱剔除。站在街头讨生活常要直面人性中的好与坏,人的心会被蒙蔽,一张钞票就能变成一堵城墙。按照我的经验:嗓门大、厚脸皮、会纠缠,这三样法宝,但凡学会任意两项,那么街头摆摊这碗饭你就能端得上。讲道理是最无用的,为了多招揽一个顾客,相邻的两个摊位也能打得头破血流。但我妈的习惯却与我总结出的经验大相径庭,她也嗓门大、音调高,可凡事都力求讲理,骂仗骂得如同打辩论赛。

我们最先要担心的麻烦并不是城管,而是同样摆地摊的其他摊友。

人就是这样奇怪,当你落难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可怜你;但当你向上向好的时候,落井下石的手就会从阴影里暗戳戳地冒出来。你并不是做错了什么,只是因为你过得好,只是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摆地摊就是最现实的角斗场。

我们家是西关大街上第一家卖火锅烧烤食材的摊位,2010年后,人们兜里的钱多了,生意火爆得不得了,自然引得别人妒忌。对面摊位偷摸着找到我们的进货商,也批发来了火锅丸子、鸡柳鸡排、骨肉相连这些,但我们的生意受影响并不大,依旧忙碌。

我和姐姐犹自气愤,我妈见了笑着说:

“冀城县摆地摊的两三条街,火锅丸子超市有卖,农贸市场也有卖,难道就只许我们家挣钱不许别人家挣?”

“做生意靠的是诚信和良心,有这两样东西什么生意都能做起来,没良心没道德的人,做什么也做不成。妈妈没念过书,但做生意和做人一样,你妈妈是个顶个。”

后来,好几次有顾客说对面那家做生意不厚道,买东西用假秤,两斤东西回家再秤总是短一二两。我妈会回一些她的人生道理,再给顾客多秤五毛一块的东西,哄得买主笑呵呵打着招呼走。

但一次刚安慰完顾客,第二天就出事了——我们两家摊位只隔一条小马路,下午我妈开着电三轮回家取货回来,需要从对面家摊位门口绕马路过来,就在我妈开着车转向时,被对面摊位上那女人给拦下了,说我妈挡住了他们的生意,三轮车还刮烂了摆在地上的菜,她要我妈赔钱。

“赔多少?”我妈问。

“拿30块来。”那女人瞪着眼指着我妈。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这么亏人不怕遭报应?”我妈骂着朝地上扔下20块,说,“钱拿上买药吃,良心坏了,看你吃什么药能吃好。”

女人从凳子上跳起来,不依不饶,拦在车前不让我妈走:“瞎了眼,开个破车不看路,就你的嘴会说,瓜愣愣开着车直直地往我的菜筐子上轧过去,你是没长眼还是眼跌茅坑里捞不出来了,这么一摊子菜就看不见?”

我妈迎面就是一顿大骂,平日里她是个极忍辱的人,可事到临头她绝不怯场,像唱贤良(西北民间一种喻世明言之类的劝祷词)一样围裙大挥,舌战四方:“秦始皇的长城八万八千里,你的个菜筐这么大的马路放不下?我转车怎么就轧到你的菜了?菜在筐里,筐没烂菜先烂了?你这菜是长了腿歪出来跑,还是心眼烂开了兜不住了?”

小地方人骂人俗,大马路上不管有人没人,难听的话就往出来飞。街头上,买菜的人也不慌买菜了,都围过来看热闹。有相熟的老顾客上前拉住我妈,也有阿姨喊我赶快把三轮车开走。

对面那家女人骂着骂着居然要动手撕扯我妈,我和路人围上去拉开她俩。我脸臊红得厉害——我一度觉得在大街上骂仗是极为丢人的事,一直劝我妈不要和别人争执,甚至埋怨她。我妈听见我这话,像是受了天大委屈,怒喝我没骨气。姐姐就不一样了,要是她看见别人要打母亲,别说是拉架,估计直接上手反打。为此,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自责自己的懦弱。

我家旁边摊位是个卖大饼的,摊主刘阿姨家2个儿子还没结婚,3个姑娘早已嫁人。我家和她的关系时好时坏。生意好时我们互相帮衬,换零钱帮忙卖货,礼尚往来。小时候,我认定一个人好,就以为这个人会一直好。我没有我妈的老道,“人心隔肚皮”,我只能分辨出肚皮,就像识别假钞一样。

一天,刘家阿姨托我妈替她照看摊位,人闲时还顾得过来,人一多就手脚不够用了。刘家阿姨回来时,看见我妈忙着自家生意没管来买饼的顾客,立马大骂我妈“白眼狼”,平日里装好人,来了生意就全然不管不顾了。

我妈知道理亏,只好笑脸相迎。我在一旁看得来气——做买卖能帮则帮。我妈多少次帮她找零,抬货取货,而且她每天中午都要回家午睡,央我妈帮她照顾饼摊,我妈一应应承下来。今天就因为少卖一个饼,她就炸了毛似的,难听的话像爆开的豌豆荚,从她那尖酸刻薄的嘴皮子里喷出来。

升米恩斗米仇,人们总是放大别人的缺点,对自己做的恶刻意忽视,之后刘家阿姨总是找茬闹事,“今天你多占我家的位置了”“明天越线了”,连太阳伞的高度她也不满意,嫌我家太阳伞撑得低了影响远处顾客看见她的摊位。

世界上所有的事,在我妈那里无非就是两个字——周旋。我们和刘家大饼的冲突,则是万事忍当先。我妈有时争执,有时求和。在这一方小小的摊位上,她用一个女人所有的本事对付每一件难缠的事。要是没有她,这个摊子一天都撑不下去。我们竟也风风雨雨撑过去了这么多年,其中艰辛,冷暖自知。

弥补生活困顿的,是小摊越来越忙碌的生意,最鼎盛的时候,我家小摊甚至因为生意太好而堵塞了半条街。

大年三十前夕,老家的人们有置办年货的习俗。我们县中央主城镇是平原,四周都是大大小小的山,山坳里有20多万的常住人口,人们会坐着班车来县城采购,食材就成了重中之重。每逢这时,我家的小摊门前顾客络绎不绝,平日里的小小善意,回报成了一兜又一兜点不完的年货。

中学6年的新年假期,父亲的豆腐房从早上5点一直做到晚上12点,我妈的小摊每天从出摊开始,电三轮就停不下来。我负责开着电三轮在拥挤的街巷里左突右奔,“三点多线”地取货送货。我爸为了提高效率,又在三轮车底座下装了双电瓶,可即使这样,三轮车也常常因为电力不足而罢工。

雇的藏族阿姨要回家过年,家里的活一下就缺了人手,这时候就得我和姐姐顶上,豆腐房小摊“两班倒”。小摊上,我妈还请了两个姨姨帮忙,街上人太多了,有时候会出现哄抢货物的情况,我妈又将乡下的外公接来专门看管货物。一家人齐上阵,像打仗一样,我至今都无法忘记晚上收摊时,小摊旁堆满的摞高的纸箱,电三轮得结结实实拉两趟才拉得完。

我家很少能好好过年,年三十要卖货,得到晚上6、7点,一家人才能拖着疲惫的身躯摇摇晃晃回家。我妈硬撑着张罗完年夜饭,大年初一大家都累趴在床上补觉。我妈例外,她闲不下来,一年365天她没有一刻是休息的。我、姐姐、父亲还在床上边“躺尸”边互相责备时,我妈已经扫完院子,洗衣机轰隆作响淘洗着积攒下来的脏衣服,厨房灶台上年菜已经炖上,客厅内炉火被勾得冒焰星子,一年翻一年。

我们家的小摊一点点地添新去旧,最大的变化就是曾经流动的摊位被“固定”下来。

我妈做主购置了两顶四方四合的帐篷,请了几个亲戚帮忙把帐篷撑开固定在摊位上,蓝色的崭新的篷布安在上方的时候,就像是在搭建我们的一个家。从那之后,我们头顶上就不再是一片被电线割开的四角天空,我和我妈再也不会成落汤鸡了。我妈专门给外公打去电话,电话那头的外公说:“头顶上有了片瓦,鸟儿有了巢,人才不受罪。”

帐篷也带来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晚上得有人去摊位守夜。我们卖的都是些杂货,摊位大了,我妈心也大了,进的货也比原来增添了许多。县城夜晚的街头总是有些游手好闲的老混混,也总有商铺被窃的传言,尽管我们这个小摊并没有什么值钱货,可我妈放心不下,提出晚上要睡在摊上。

“拿雨布将摊子围起来,人睡在车里和睡在家里一样。”我妈都计划好了。

可那“睡大街”怎么能和睡热腾腾的炕一样?我不同意,她本来就多病,常年药不离身,要是晚上再睡不好,这样下去身体迟早要垮。

守摊的任务就落在了我和父亲头上。前两夜父亲睡,他在三轮车上铺上一层防水布,再铺上两层褥子。父亲叫我睡觉时不要脱袜子,电动车后面那扇小小的车门可以拿凳子支起来当脚托,但我个子高,腿总得蜷缩着才能不落空。

第一次睡大街,我并不怎么害怕,掀开摊位上蒙古包似的门帘将三轮车倒开进去后,从车头往车厢倒着爬进被窝。夜里,大街上并没有我想象中寂静,野狗们的吠声吵得人心烦,防水布外传来的零星走路声,摩托车飞驰而过声,总让我难以进入梦乡,后半夜才在迷迷糊糊中将头埋进被窝里睡着了。

时间长了,砸酒瓶,对着我家摊位撒尿的事时有发生。有天夜里,一阵窸窸窣窣的划破声将我从车厢里吵醒,我不敢轻举妄动,静悄悄地仔细听了会,确信遭了贼才打开手电筒。我看见一只手从割开的口子中摸进来,我立马大喊,那只手缩了回去,架子上挂的货物也被掀翻在地。后半夜,我不敢再睡,打着手电筒在三轮车上坐了一夜,直到天明。

不过,“睡大街”有时候并不是那么糟糕,很多次我躲在篷布里听路人说话——情侣们吵架的声音让人心痒难耐,偶尔飘过的甜言蜜语又让人浮想联翩。我屡屡通过声音构想他们的面容,好听温柔的就好看,说话粗俗的就是丑八怪,在一个个难以入睡的夜晚,我就这样打发时间。

有时,我也会偷来我妈的老年按键手机,沉迷在类似于《盗墓笔记》的小说里。睡大街的那些夜晚,我到底读了多少小说,早已记不清了。

后来在部队野外驻训站夜哨时,我偶尔会想起睡在地摊上的那些夜晚,借此勉励自己,即使部队生活再苦,也是大家一起苦,就算是荒郊野岭,也有这么多人陪着睡。

在部队的第二年,我接到姐姐的电话,说我们家的摊位没了——政府改造,整个一条街的“流动摊位”和“钉子摊位”被取缔。我妈吉星高照,正好碰上临街有家铺面出售,她咬紧牙关、七挪八凑地借钱将那间小小的铺面买了下来。

从此,我们一家告别了那个曾养活过我们十多年的摊位,搬进了有水有电、不漏风、不淋雨、不用再和人争抢的店铺。现下,我们头上真的有了一片瓦。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高兴得语无伦次。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几乎可以说是在街头、在地摊上长大,而现在,那个曾对我家至关重要、让我们头破血流的摊位,就这样因为一个政策下来一夜之间就不复存在了。

我是感谢这个变化的,我想我终于可以面对童年那句提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不摆摊?”父亲也长舒一口气,他不及我妈勤劳,于他而言,摆摊生活是狭义的苦,而不是我妈那广远的甜。

小摊没有了,爸妈没有不舍,只有感慨。生活太多波澜了,我妈偶尔会自言自语:“十三年的日子,我一天天没黑没明地干,就这样把日子过到了别人前头。多少人笑话我和你父亲,多少人眦眼我们的那个小摊,做生意难,活人更难。人在世上走一遭不能白来,你妈妈没文化能白手起家,靠蹬三轮车给你们姐弟俩蹬进大学,蹬到一个家不比别人好,也不比别人差,是不是?!”

说这话时,我妈坐在小凳子上看自己的一双手,拿手指甲抠手心里的死肉。在她手指根部下有着一个个圆圆的硬茧,那是盾牌、是砖墙,是这些年来我和姐姐头顶上的那把遮阳伞。

我妈盘下的店面,是上一家主人因为经营失败做不下去转让的,一段时间后,我妈不仅将生意做起来了,甚至做得有声有色,就像她一样,一辈子好强,即使吃了没读多少书的亏,但从未对生活有过抱怨,相反,她感恩生活。

后来等我回家,姐姐告诉了我两件事,我既哭笑不得又感叹因果不虚。

一是曾经和我家有过过节的对面菜摊。他家儿子和我姐是高中同学,但只读了一年便辍学了,回家接手了摆摊生意,如今早已结婚生子。他妈,那个曾经对我妈拳脚相加的女人,在政府取缔地摊后也租了个铺面继续做批发生意,不过,令人好笑的是——她居然打着我妈的名号在开店。因为我家原先摆摊的位置总有老顾客问询,她就在那旁边的电线杆上张贴了一张张冠李戴的告示,为自家店铺“引流”。我和姐姐每每路过她家店铺门口时,两个人都会相视一笑。

二是刘家大饼的阿姨,求到了我妈门上。我们摆摊的那条街被县政府重新规划后,大量的“流动摊贩”要么去了农贸市场求生,要么依旧在街道上游荡。刘家阿姨想在我家店铺门口支个摊,她那两个早早辍学的儿子,虽成了县城里庞大的外出务工群体的一员,但几年下来并没有挣下多少钱,一家五口人仍要靠着卖大饼过生活。

刘家阿姨算起来也年近花甲,上头还有位高龄的老母,我妈说,她和丈夫对待老人并不好,摆脸色、吃冷饭,总是数落自己的老母亲“老而无用”。她两个儿子也有样学样,刘家阿姨脸上时不时地青一块紫一块,快三十的大儿犯浑,会从钱盒子里偷卖饼钱,被刘家阿姨逮到,母子两人起了争执拳脚横飞。

回头想想,我妈能够在小摊取缔后,顺顺利利地盘下店铺继续谋生,是冥冥中善习恶习,一切都作数。

尽管刘家阿姨如今小心翼翼地讨好,但我妈这次没有“周旋”,她拒绝了。

再次路过老家那条街,那块我们一家曾经生活奋斗过的地方,繁华逝去、空荡无人,沥青覆盖了路面,将发生过的老城老事一同掩埋。我忽然就想起一句歌词:“回头看,当时的月亮,一夜之间化作今天的阳光。”

编辑 | 吴瑶     运营 | 雅坤     实习 | 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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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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