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的一封质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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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到北大外院岳昕师妹的遭遇，那种无名的愤怒和无处爆发的抑郁让我无心工作。什么是大恶？那是结构性的恶。你找不出一个罪魁祸首、一个泄恨对象。“结构”里的每一个环节都在分散恶的风险的同时放大了恶的效应，每个人的所作所为甚至可以被理解和同情，以至于你的愤怒无处宣泄，于是被酝酿成抑郁，催化成下一次的免疫。直到，直到最后有一个真正称得上“北大人”的学生，勇敢地站出来，身单力孤地抵抗着滚到山底的雪球，在沉闷的山谷中震出一片微弱的回响。

高二那年，有两份学生刊物，一份是代表校学生会的“官办”刊物《青春》，一份是 03 级自发发行的“民办”刊物《原色》。后者由本级学生供稿，各班班委轮流排版、编辑。作为一个埋头搞竞赛的愣青，我对“文艺界”的事不太感冒，杂志送到教室里最多随手翻翻。今天的回忆大概免不了情感倾向，但总体来说《青春》的内容官腔十足，主旋律满溢，命题作文为主，彩色铜版印刷，排版粗糙，别字频出；相比之下，出身草根的《原色》稿源都来自同学自发投稿，题材、内容、思想都非常充盈，尽管 A4 纸上的黑白打印略显寒酸，但排版精美、别字少，在年级中备受欢迎。

这要归功于我们的年级组长 M 老师，《原色》的创办人和主编。她是我们班的语文老师，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我们每周都要写一篇自命题随笔，分享自己的见闻和感受——这是语文课带给我最快乐的部分。M 老师时常会在班上朗读精彩的段落。后来，就有了《原色》，有了这股投稿风潮。M 老师对我个人成长的深远意义，在别文已表。她对我的教诲铭记至今：能力不强，可以由责任心弥补；责任心不强，能力怎么也弥补不了。

一个周五下午，全年级十个班的班长在 M 老师办公室开例会。各位例行总结后，M 老师伤感地告诉我们，《原色》在校方压力下，被迫停办，下一期将是最后一期。诸班长哗然，不公带来的委屈在十个人中激荡升级。

于是，我这个中规中矩、上行下效的好学生，做了生平最叛逆的一件事。我写了一封长信，数落了《青春》的粗制滥造，（自以为是地）代表全级学生表达了对《原色》的热爱，质问校方为什么要停办《原色》。文末，意犹未尽，加上一句：“这么做，让我感到吃了苍蝇般恶心。”落款：8班班长。塞进信封，放学后塞进教导主任办公室的门缝里，心怀忐忑地回宿舍。

过了几天，M 老师面色凝重地通知我去一趟教导主任办公室。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里，坐着我看不清脸的教导主任，桌上摊开那封信，边上站着 M 老师，还有，我妈。

里面说了什么，我完全不记得了，只想快点从辣眼睛的毒气室中逃脱。出来后，M 老师委婉地表达了她的无奈，我的作为让教导主任以为是受了她的唆使。她说，我本来被提名为全年级唯一的奖学金名额，提名信和质问信同一天到达教导主任办公室。“还好你失去的只是奖学金！”，言下之意我要为没有收到处分而庆幸。她最后苦笑道：我在课上和你们聊钱钟书的“吃苍蝇”比喻，不是让你用在这个地方的。

回到家后，我妈把那封信烧了。用火烧了。

那封信，与其说是出于抵抗权威的勇气，不如说是披着正义外衣的叛逆和冲动，因为事后我反思的是自己的幼稚和鲁莽，而不是坚持与抗争。但是，这两者对于掌权者是没有区别的。他看到的是对权威的质疑，是必须捏死在萌芽的火苗，是不可触碰的红线。这个声音告诉我，理性一点，不要为区区一本学生刊物赌上自己的前途。不要思考，不要越界。倡导素质教育确实是我校的招牌，但那显然是有边界的。边界在哪里？不要问，撞了、伤了，你就知道了，就懂得自我约束了。怯懦的我放弃了反思，放弃了坚持，让这件事尘封在高中美好回忆的箱底。

今天，这段经历以新的面貌被唤醒了。喊家长，真是我国教育体系自幼儿园到大学最一以贯之的杀手锏。“能否顺利毕业？”、“做这个你母亲和姥姥怎么看？”、“学工老师有权不经过你直接联系你的家长”，这振聋发聩的三连问直击心底，让你从家庭深处爆发革命。我们解决不了问题，就来解决你。我们解决不了你，就解决你的妈妈和姥姥，让她们解决你。法力无边的“学工老师”，究竟对事实做了怎样的扭曲，让无知的妈妈“嚎啕痛哭、自扇耳光、下跪请求、以自杀相胁”？

岳昕提交《信息公开申请表》的行为让人敬佩。是的，在噤言的时代，发声这种正常的行为都被视为勇气。而岳昕对于既得利益者的反思，称得上是知识分子济天下的胸怀。扪心自问，生活的琐碎是否让你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否不经意以冷眼旁观和不作为成为恶的帮凶？日后你身为父母，当你的孩子站在雪球前（或许他/她还不知道自己多么勇敢），你会不会站在球的那边，把他/她的正义和善良碾压于无声？

母校，你配得上岳昕这样的学生么？

赵智沉 2018-04-23 纽约

转载：

《岳昕：致北大师生与北大外国语学院的一封公开信》

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 你们好！ 我是2014级外国语学院的岳昕，是4月9日早上向北京大学递交《信息公开申请表》的八位到场同学之一。我拖着极疲惫的身躯写下这段文字，说明近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事情。

一

4月9日之后，我不断被学院学工老师、领导约谈，并两次持续到凌晨一点甚至两点。在谈话中，学工老师多次提到“能否顺利毕业”、“做这个你母亲和姥姥怎么看”、“学工老师有权不经过你直接联系你的家长”。而我近期正在准备毕业论文，频繁的打扰和后续的心理压力严重影响了我的论文写作。

二

4月20日中午，我收到了校方的回复。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学工老师、班主任在场，党委书记向我宣读了学校对于本次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

1，讨论沈阳师德的会议级别不够记录

2，公安局调查结果不在学校的管理范围里

3，沈阳公开检讨的内容因中文系工作失误也没有找到

这样的回复结果令我失望。但毕业论文提交即将截止，我只能先将心思放在论文写作上。

三

4月22日晚上十一点左右，辅导员突然给我打来电话，但因为时间已晚，我并没有接到。凌晨一点，辅导员和母亲突然来到我的宿舍，强行将我叫醒，要求我删除手机、电脑中所有与信息公开事件相关的资料，并于天亮后到学工老师处作出书面保证不再介入此事。有同楼层的同学可以作证。随后，我被家长带回家中，目前无法返校。 我和母亲都彻夜未眠。学校在联系母亲时歪曲事实，导致母亲受到过度惊吓、情绪崩溃。因为学校强行无理的介入，我和母亲关系几乎破裂。学院目前的行动已突破底线，我感到恐惧而震怒。 申请信息公开何罪之有？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也不会后悔曾经提交《信息公开申请表》，行使我作为北大学生的光荣权利。 二十年孺慕情深，我爱我的母亲。面对她的嚎啕痛哭、自扇耳光、下跪请求、以自杀相胁，我的内心在滴血。在她的哀求下我只能暂时回到家中，但原则面前退无可退，妥协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别无他法，只有写下这篇声明，陈述原委。 情绪激动，请大家原谅我的语无伦次。

四

在此，我正式向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提出以下诉求：

1，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应公开书面说明越过我向家长施压、凌晨到宿舍强行约谈我、要求我删除申请信息公开一事的相关资料所依据的规章制度，对此过程中违法违规操作予以明确，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2，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应立即停止一切对我家人的施压行为，向我已经遭受惊吓的母亲正式道歉并澄清事实，帮助修复因此事导致的家庭紧张关系。

3，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必须公开书面保证此事不会对本人毕业一事产生影响，并不会再就此事继续干扰我的论文写作进程。

4，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负责消除此事对本人学业、未来就业和家人的其他一切不良影响。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应明确就以上诉求进行公开书面回复，给关注此事的大家一个交代。

5，我将保留通过法律手段进一步追究相关个人和单位责任的一切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向北京大学和上级主管部门举报外国语学院严重违反校纪的行为。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14级本科生岳昕 2018年4月23日

转载：

《自我审视 | 一个北大既得利益者的自述》

我生于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北京中产阶层家庭，有北京户口，家人在北京有房。敲出这行字时我感到十分愧疚与不安，因为这行字里包含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奋斗一生都未必能得到的东西，而我居然一出生就拥有。

我妈有事业单位编制，不过主要收入来源是搞物流；我爸退休前是机关公务员；家里的钱大多数是我妈挣的。说中产阶层是因为，一方面我的未成年生活里完全没有为物质问题操过心，另一方面我的童年伙伴里也有那种真正来自富裕家庭的，我从小就知道有些东西不值得像他们那样花那么多钱，而且我这辈子大概也不会为那些东西花那么多钱。有意思的是，我六岁上小学一年级时就知道「中产阶层」（当时叫「中产阶级」）这个词了，而正在写这段文字的我今年二十岁，依然认为这个词能够形容我原生家庭的经济状况。

虽然也经历过大家在公众号爆文里读到过的「北京小升初」、「奥数班」、「周末课外班赶场」，但现在回忆起来，我童年时期所处的教育氛围依然是比较宽松的。父母给我报了那些课外班，但不会特别要求我的学习成绩；甚至在我小学三年级时听说「北京小升初与奥数脱钩」这一流言，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把我的奥数班退掉。相比于我自己有要求的学习成绩，父母更关注的是我的心理健康，毕竟我那时情商太低，会因为一点点因为「马虎」而导致的成绩波动而强烈地自责甚至自虐。当然，这一相对宽松的教育氛围跟北京市内的具体地域也有关，我小学在东城，初中在西城，高中才到海淀区。

可能是部分由于那一代人的历史经历，我父母都比较政治冷感，他们不鼓励我过于关心政治，也不鼓励在家庭日常讨论中经常出现社会议题。他们对我的最大期望就是做一个「接地气的」快乐的人，最大担忧就是我因为过于关心政治又难以把控局势而陷入麻烦。这样说吧，我妈是一位会多次鼓励自己的女儿多看电视连续剧的母亲，她的理由是，多追剧才能多「接地气」，多懂点人情世故，少为那些社会问题花太多心思。后来不少人很好奇我父母的职业背景，以为是他们培养了我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热情，其实那完全是学校教育与课外阅读的结果。

我十分感激我的父母能给予我无忧的物质条件与相对宽松的教育环境，当然也能比较清醒地发现他们的思想认识与我的不同。比如，他们完全不能理解同性恋，也完全不能理解非宗教出于伦理考虑的素食主义者。我上中学时针对类似这样的问题和父母争论过，有一次搞得十分不愉快，到后来我主动去找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师（所以我再次强调，大家有心理压力与困惑一定要寻求专业帮助，千万不要自己扛着）。后来我和家里人在这方面争论得很少了，但如果他们在微信上转发明显的科技谣言，我还是会马上给他们指出来，不管有没有用。

关于宗教信仰，我父母符合中国大多数人的情况，不信教，但也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无神论者；毕竟真正的无神论者不会在自己孩子高考前在卧佛寺花钱敲钟，孩子考上了北大还专程去「还愿」。不过不管怎样，我和大多数中国孩子一样，成长在一个世俗的环境里；直到来到印尼，通过访谈了解到虔诚信徒家庭子女所经受的挣扎与压迫，我才真切地感到生长在世俗国家与世俗家庭的可贵。

可以说，在我截至目前的短短二十年人生里，人生的每一大跨步都充满了极端的幸运。小升初，提前通过面试从优质小学升入优质初中；中考，擦着分数线的边被人大附中录取；高考，再次擦着分数线的边考上了北京大学；大二升大三时，在最后关头拿到了公派名额与国外高校方面的录取，成为了整个语系唯一一名大三公派出国的学生。面对这些幸运，我无意感谢上天，一是因为我不信神，二是因为社会学的学术训练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社会结构性不公的结果，如果我感谢上天、自得其乐，那简直是又蠢又坏。

明明都是自己考上的，为什么还是不公呢？不如我讲一讲自己上高三时的几个细节。高三一年我有用功学习是真的，但我的「用功」和衡水等名校学生的「用功」完全不在一个量级：离高考不到一个月，我还有闲工夫读《南方周末》（后来的高考作文用上了那时读到的案例，关于安庆殡葬改革事件）；离高考不到三天，我还有闲工夫看香港电视台关于某敏感事件25周年维园晚会的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高三？而我竟然考上了北大。而那些千千百百饱受非人类学习压力折磨的同在一个国家的同龄人，很可能连本科都考不上。

不公不仅关乎户籍与地域；甚至关乎考题与评价标准本身。我高考的数学成绩并不理想，文综分数也比以往的模拟考试低很多；可以说，最后能擦边上北大，几乎完全是高考作文得满分起了作用。而认识我或者读过我其它稿子的朋友应该都清楚，我的文笔并不够优美，至少也没有高于同龄才子才女的水平；如果说作文分数能比同龄人的高一些，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我在文字中流露出的所谓「社会责任感」。当然，我流露出的社会责任感是真情实感，我甚至没办法不在作文中流露这样的真情实感。然而，如果我能有一点点对社会问题的理性思考、对社会不公的批判精神，都是学校教育与课外阅读的结果；而我之所以能享受到如此优质的教育资源与课外阅读机会而多数人享受不到，说到底依然是社会不公的结果。

从小到大，我没有经历过很多明显的人生挫折或打击；唯一一次可以算上的，是我十七岁正准备上高三那个暑假发生的家庭变故。关于那场变故我不想多谈，因为我不需要大家因此可怜我，毕竟相比这一个不幸，我拥有的幸运要太多太多。除非我发现有朋友也遭遇了和我类似的家庭变故，我才会告诉他们具体的细节，因为我也希望自己和家庭从变故中一步步走出来的经历能够真实地帮到一些人。

如果非要总结我的原生家庭与成长经历，那么我不得不说，这是一条很残酷的因果链：我生来享受了北京户口和很好的家庭条件，然后是优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让我没有受什么非人类的折磨就考上了北大，考上了北大就又享受了北大光环带给我的名声甚至是物质利益——如果我没上北大，就不会因为仅仅给乡下孩子上了堂普通的性教育课而获得一些小名气；如果我没上北大，我每周写给《南方周末》的稿子即使仍承蒙编辑老师赏识，也未必能长期厕身于报纸的重要版面，我也就不可能身为全职学生还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一篇评论1200-1400字左右，稿费800元，如果每周都发稿，一个月能获得稿费收入3200元）。而在可以预知的将来，这一光环还将带给我更多；虽然光环之所以成为光环，大部分都是因为北大前辈的创造，而非我的个人努力。

如果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我就属于那「达」的人；如果说「车厢内的人，有责任尽量前行」，我就属于那「车厢内」的人。我不敢想象，一路走来，按照鲁迅的话讲，我已经「吃」了多少人。虽然身为无神论者，我引用基督教的概念时很可能会犯错，但作为一个希望能被大家理解的比喻，我不得不承认，我时常感到自己是负有原罪的人。这里的「原罪」不是来自神的国，它恰恰来自人的国；我背负的是整个社会结构不公的原罪。

我能力有限，也还有很多很多缺点。然而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我每一天都能用力地生活，尽力地完善自己，努力地为这个社会变得好一些而做一点点事情，很大一部分动力都是来源于这种深重的不安与愧疚。

我实在没有理由不向前走；我实在没有理由仅为自己而向前走。

沒有理由不拼命

让我们孩子的不安与愧疚少一些

转载二：

木·田：我在公开信后的一周里（原载于公众号“木田君的镐头”）
相识或未曾相识的，最亲爱的朋友：

一周以来，你们发的每一篇文章，微信、微博、知乎、Facebook上的每一条留言，我都已仔仔细细地看过，微信公众号后台的留言成千上万，我也在一条条一字字地看。同窗送来的面包、梨、丑橘、菠萝、蓝莓与菠萝蜜，很甜很甜；老师捎来问候的字条，「愿你能继续正常地做自己」，很暖很暖；每一篇存活期只有哪怕几秒的文章，都一字千钧。

一声感谢，用在这里，太轻太轻。

因为我知道，这样的关心、帮助与支持，都意味着承担本不应承担的，风险与代价。

有同学转发了《人民日报》就此事的评论文章，被父亲要求强行删帖，甚至关闭微信；

有工友分享了《我所认识的木田同学》，被人找去问「想干啥，今后要做啥」，这位工友站出来表示，「他们越说我越发，你们说不让发，我就偏发」；

李一鸣同学更是发起了联名信，要求校方妥善弥补约谈伤害，加强制度约束，充分保障同学的合法权益，完善约谈制度的群众监督与制约机制，截至今日已有近200名在校师生与校友联署，为此，包括李一鸣同学在内的所有联名师生校友，很可能同样承担着与我一样的约谈压力……

这几天，我梦到朋友们因为发文章、签联名信、写区块链、贴大字报而被施压，凌晨四点被惊醒，担心是因为我才连累了这么多朋友们。

我担心朋友们，也担心自己的家人，因为我太知道他们是怎样担心我；倘若我有什么闪失，他们的身心真的会垮掉。

除了担心之外，我还感到憋屈。

感到憋屈，不是因为零零星星流言中的污名，那些都不堪一击，清者自清；

而是因为，被迫沉默的日子里，我不仅无法像以前一样见朋友，无法向大家一一表达感谢，无法为真心关注的议题持续发声，甚至在朋友圈里看到勇敢抗争的工友们，连个赞都不敢点；而且我知道，现在家人情绪的日趋缓和，也是以我完完全全禁言，「再也不参与类似的事情」为前提的。

决定写这篇之前，我心里也一直在斗争。我担心这篇文章会像一颗定时炸弹，炸毁我本来渐趋平静的家庭，让4月23日所经历的一切重演；我害怕我的家人真的会因此与我断绝关系，甚至因此一病不起。

然而，现在，我依然深感有必要也有责任向大家交代，那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约谈中学院在哪些方面的表述与事实有出入，这一周以来我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斗争，为何决定继续站出来。

一、那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深夜约谈一开始，学院老师主要询问的点，是我是否联系媒体，是否将学校的答复外传。

首先，学院老师听说我正在联系媒体，但并无证据，于是反复询问我是否近期（4月20日之后）与媒体联络；母亲称我「一举一动全在掌控之中」。在我否认后，学院老师又说：「我都不知道是你在撒谎还是有人在诬陷你。」我的母亲则认为我是「不知天高地厚」，是「出于好心」，但因「单纯」而被境外势力利用了，「是可以挽救的」。

然后，学院老师怀疑，网上泄露的关于学校回复内容的聊天截图来自我，我表示「确实不是我发的」。学院老师又说，「没人和我说是你发的，但是连你妈妈都觉得栽赃到你头上是合情合理的事」；因为我的母亲认为， 「别的十个同学提交申请，别的人都没声了，只有你是唯一的一个需要经过院长、班主任、党委书记、团委书记（走完回复程序）的人，谈完了你还拍照拿走。」

我之所以遭遇怀疑与质问，是因为4月20日学校回复当天，我坚持将信息公开回复函拿回。

学院老师在我母亲面前，回忆了4月20日当天的情景：在我要求将回复函拿回时，另一位领导老师说暂时替我保管，等我毕业后可随时取。我则问领导老师，能否在自己提交毕业论文后，即5月11日之后给我。在领导老师答应后，我表示要和学校签一个书面材料来确保此事。最后，领导老师将回复函当场给了我。

回忆起领导老师给我回复函时的态度，学院老师这样说：「你不觉得她对你已经就完全没有耐心、信任了吗？」学院老师表示，她不能理解我为何要急着将回复函拿到手，并觉得「五月十一号没有任何意义」，五月十一号的时候，「XX（某历史事件日期）还没过呢」 。

听完学院老师叙述事情经过后，我的母亲非常生气：「这一串的老师，这一串的学校领导，我就真的觉得，你太令我失望了。」我母亲由此认为回复函「是个雷」，「攥着个雷你怎么能够踏踏实实的呢？」 对于为何非要将回复函拿到手，我表示： 「因为这个东西就该是我的，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理由。」「拿到手里我觉得这是程序有始有终的一个过程，反正我当时是这么想的，现在我想想（我）也是这么想的。」

学院老师表示，她之所以深夜来找我，是因为有新的情况 ：「如果没有新的情况，老师犯得上来找你吗？犯得上大半夜过来吗？」但在我随后试图知道是何种情况时，学院老师却说：「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学院老师也拒绝透露「有情况」消息的来源，只说「有人想让我知道」。

在询问我是否将回复函给过别人时，学院老师称：「不知道别人找到了你什么东西，但肯定是有事。」可在我问到底是什么事时，她又说自己也不知道。

当我问及学院老师提到的「境外势力」究竟是什么情况，表示「确实想知道得更详细一点，这样更详细能让我更相信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时，学院老师让我就相信就好了，而不需要知道。

学院老师同时暗示，此事高层有定性，是「颠覆」，有定罪的可能：「这不是在学校违纪的事，人家想给你治个罪，都是叛国罪，都是分裂国家罪。 」在此期间，我的母亲一直沉默。而后，学院老师又表示，「但是只要跟任何什么媒体扯上关系，只要对北大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怪不到别人头上，只能怪到你头上」，因为「你是唯一拿到这个东西的同学」 。「唯一」这一点，后来被我的母亲反复提及。

同时，学院老师说，「今天晚上站在这儿的可以不是我，可以是北大的副校长、校长」，因为「你的这些所有的事，校长直接都知道」，以此表示事情的严重性。

对于后续的处理方法，学院老师认为，我应安稳地毕业，并建议我的「手机微信这段时间都不需要用了」，只需要联系联系我的家里人就行了。她还以北大老师接受采访需要征得北大校方同意为例子，说明「你不要觉得你能写点东西，在媒体上发表点什么声，在你的个人公众号上发表点什么，你就觉得这是你的自由。我给你讲孩子，没有什么是你真正的自由。」「对于你来讲我觉得现在最好就是没有自由。」

我的母亲认为，学院老师的建议是唯一的出路：「就这一个路，你哪受伤了我都没这着急，真的，你能体会我现在的心情吗？」「如果再被别人继续利用的话，你就完蛋了，家就完蛋了，我也完蛋了。」「前面的不说了，后面的刚才老师说的，唯一的办法，只有这种方式封圈封微信封电话，和家里电话联系就可以了，才有可能避免这个，特别远离才是最保险。」她甚至表示，愿意每天来接我放学，来换一个踏实。

我拒绝了这些要求，一再强调自己真的可以把握住；但面对母亲不想过提心吊胆日子的请求，我回答道：「我理解这个意思，每个人都不想过这样的日子。」继而，为了让母亲放心，我表示可以每天与母亲保持微信、电话联系，每天汇报论文进度，甚至「直播看我写论文」；但我的母亲认为，我这样的态度表示根本没有理解她，学院老师也认为，我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谈话进行到后期，学院老师和我的母亲发现我正在录音，便要求我将手机交出。遭到我坚决拒绝后，我的母亲情绪激动。争执到一半，学院老师便走了。随后，我和母亲就是否删除录音等相关资料发生激烈争吵。最后在同楼层同学的劝说下，我被母亲带出了寝室楼。

以上材料来源于我的回忆，对真实性负责。

二、学院在哪些方面的表述与事实有出入
4月19日晚间的约谈中，学院老师称，只有两位同学要求走完信息公开全过程，以此劝阻我不要走完4月20日周五的信息公开回复过程。实际上，一开始到场交表的同学共有8位；其中据不完全了解，至少有7位同学都要求走完全过程，且确实前往各自院系的办公楼，走完了信息公开的全过程。

4月23日凌晨的约谈中，学院老师称，我是唯一拿到了回复函原件的同学；「唯一」这一点，后来被我的母亲反复提及，以至于「想想脑袋就大」。实际上，另一位法学院同学同样拿到了回复函原件，且拿到原件的过程更为顺利。

4月23日凌晨的约谈中，学院老师称，有「新的情况」，「境外势力」，高层有定性，是「颠覆」。实际上，具体问及时，学院老师却表示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有人想让我知道」，「你就相信就好了，你不需要知道」，不愿或无法给出证据；而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如何聆听「年轻的声音」》，将此事定义为沟通中的方式方法问题，即高层否认了此事「颠覆」的定性。

4月23日凌晨的约谈中，学院老师称，我在约谈现场录音是「违法的」，所以要求我「打开手机删掉这条录音也是合情合理的」。实际上，我翻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条，也未找出一条佐证我的单方面录音行为涉嫌违法的依据；我在那种场合下，只能选择通过录音保存证据，以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三、这一周以来的心理斗争
我所认识的学院老师本人，也是学日语的喜欢猫咪的大姐姐。她一开始也希望能柔性地处理问题，和我做朋友；之前的约谈中，还请我在勺园西餐厅吃过饭，和我坦诚地聊过她自己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喜欢读的《北京法源寺》。然而，她也很可能是有难言之隐，才有了那天晚上的事。

我可以理解，换做其他老师，在这种环境下，也很可能采取类似的举措。所以，我们要的是更完善的机制，而非怪罪一个具体执行工作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想发声明，感谢一直关心我的朋友，表达自己对机制的看法。

怕家人担心，我提前跟家人打了招呼，说自己要发一份声明。大家所看到的那版声明大片留白的地方，本来都是有字的。

完整版的声明是这样：

感谢每一位关心帮助我的朋友，向大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目前我已回到学校。 值此关头，我们更需保持冷静理性，团结一致，继续促进信息公开机制、反性骚扰性侵害机制、约谈机制的完善，从实体和程序层面保障学生的基本权利。 这是我一开始的本意，也是为了让我们所有人看到： 参与校园事务时把事情拿到明处来，打开天窗说亮话，不是为了把几位同学、几位辅导员推向风口浪尖，而是为了能够在制度上促进事情的真正解决； 越来越多的同学直面被约谈的压力站出来，不是为了自己被赞美被抬高，而是为了自己的基本权利不被侵犯，为了更多同学参与校园事务的积极性不被打压。

我们都是种子，戮力同心，总有破壁新芽开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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