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建学校的话，我们村变黑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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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虹斌

全文见我的公众号：侯虹斌客厅（ID：houhongbin01）

前些天，看到网上有这样一组孩子们接受采访时的话。

孩子们大概8岁左右。

“日本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全是坏人。”“他们很坏，经常杀人”“国家zhu席是谁？”“毛泽东。”“毛泽东。”“毛泽东。”“毛主席。”“中国的首都在哪？”“不知道。”“天安门在哪？”“不知道。”“不知道。”“2008年奥运会在哪开的？”“不知道。”“不知道。”

“长大想干什么？”“打工。”“打工”。“为什么要去打工？”“有钱。”“有钱。”

这是导演蒋能杰在纪录片**《村小的孩子》**里的一段访谈。那些孩子们，眼神灵动，挺可爱的。但听到他们的回答，我们就知道，在教育这个问题上，留守儿童，他们跟城里的孩子，还是有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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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能杰导演过留守儿童三部曲纪录片，这部2014年的《村小的孩子》是第二部；他用镜头，呼吁更多人关注留守儿童，重视乡村教育。这部片子还荣获第三届凤凰纪录片大奖、最佳长片奖、法兰克福影展一等奖等系列荣誉。

很遗憾，我也是在微博的热评出来之后，才知道这部片子的。这时距离拍摄出来，已有6年了。它也是在这个时候才“出圈”，引起普通人留间的。

光明小学，位于湖南省新宁县的光安村，全村1700余人，有近900人外出，80%的人在广东省务工。当地的许多人家里只有老人和小孩，年轻人都去出打工了，家里开销都得在外面挣钱。

令人遗憾的是，以前一个村庄一所学校，而现在很多学校都取消了。光明小学的旧校舍是1968年建起来的，从小学到初中班，有七八个老师；但是，到了2004年，校舍被列为危房，上面要求集中办学，撤销村小办学点；于是，一百多名中小学生不得不被迫转到镇中心小学就读，有十多公里路程，小孩得起早摸黑去上学。

我们看到，四年级孩子，早上得五点钟起床，六点半就走。而那些一年级的孩子，父母都去打工，就只能由爷爷奶奶背着上学了，他们还要在学校附近租房；房租一年就要几百块，还有生活费，不能种田没有收入。光是孩子上学，对他们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小孩的学还上不上？

2006年，村领导决定私自招收低年级学生，在村里民房上课，同时申请重建光明小学。老村长说：“我去乡里、县里、市里申请，说光安村的学校必须建，不建的话，我们村变黑暗了。”

在这个村小的临时学校里，有22个小孩，父母都在家的3人，父亲或母亲在家的2人，其余17人父母都外出打工。

这些孩子们，在没有父母的情况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怎么学习的？

好在，在老村长和当地人的争取之下，光明小学原校舍于2009年5月拆除开始重建，2010年冬，举行光明小学教学楼峻工仪式。孩子们终于可以在混凝土的新教室里上学了，关键是，不用走十几公里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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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采访了一对姐弟。范魏煜、范魏媛姐弟一直跟奶奶生活，母亲因难产去世，父亲因在广东抢劫，2004年被判入狱四年。

2009年的时候，弟弟范魏煜念四年级，他说，他不喜欢爸爸，因为他不寄钱给我们。姐姐说，每次弟弟写信给爸爸，弟弟都很伤心。

范魏媛念初三，她经常给在牢里的爸爸写信。五六年级和初一的学费，是奶奶卖玉米的钱；初二的学费，则是她在初一时打童工的收入，工作了五十多天。**“后来，老板都不要我们，说我们太小了。”**她打不了工了。

纪录片中采访范魏煜

姐姐说，读完初中没希望继续读书了，再便宜也念不起。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她想见爸爸，但见了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爸爸也是自尊心强的人。但她又说，她讨厌爸爸，因为爸爸对奶奶态度很差。当采访者问到，会不会有新妈妈？姐姐转涕为笑：“不可能有新妈妈，谁会跟他，他太穷了。”她又补充了一句：“这个社会都这样。”

然而，2009年10月，也就是采访完不久，一直在照顾着范魏媛姐弟的奶奶，因病去世了。

这对姐弟以后的日子，更艰难了。

虽然有了新学校，但是孩子们也仅仅是上课环境稍好一点。有一对兄弟，爷爷奶奶要干农活，根本不管他们。弟弟作业没写完，书都撕得不能看了；哥哥要带着弟弟读书，等他放学回家。可是，哥哥自己的家庭作业也没作完，也要留堂。

张老师确实很尽职，督促着这兄弟俩完成作业。

四川大凉山布拖县一个乡村小学的老校长和他的学生们

重建后的村小调来张老师教两个班，代课十几年的张老师老为转正问题烦心和奔波。在村里当代课老师真可怜啊。张老师代课十年，一个月工资才两百块钱；现在高了些，一个月六七百块一个月，一年补二千块钱，但还是太少了。如果一年能有两三万块，他也满足了。

于两个班共用一个老师，当张老师教这个班的时候，那个班的小孩就在玩。

十年了，张老师还没转正。村小里没有老师愿来，老师要是出去打工，每月随便都一千多块钱。

2011年，张老师终于因种种不满，离开了村小，孩子们面临的问题愈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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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先不谈“留守”这件事给孩子们造成心灵的贫瘠和伤害，仅从入学来说，光明小学涉及到的**“撤点并校”问题，**就曾经是国家重要的政策。

2001年开始，“撤点并校”作为一场从上到下的运动在中国展开，2012年，又制止盲目撤并。1997年到2010年的14年间，全国减少小学371470所，其中农村小学减少302099所，占全国小学总减少量的81.3%。教育部的数据是：乡村学校现在从51万所学校并成23万所学校，农村小学生平均上学距离为5.4公里。

撤点并校，让农村学生上学距离变远。这也间接导致了学生更容易遇到交通事故。审计署调查的25127所学校中，至2011年底，只有7%的学校配备了校车。2006-2011年的校车失事中，74%都发生在农村学生身上。

据国家统计局：村小数量在逐年减少。

但如果强制校车统一标准，那绝大部分的农村都无法达到这个条件，难道五公里、十公里，孩子们要走路去上学？

还有，上学距离变远以后，学生的伙食费、交通费、住宿费，都成了很多家庭的现实问题。

一年几百块的房租，是当地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在一些偏远地区，辍学率迅速增加。仅2008-2011三年间，全国小学生辍学率倒退到了1999年前的水平，一、二年级的辍学率达到了历史最高峰。

但这种政策，也是两难：很多学校并不是主动撤并的，而是因为没有生源，自然而然消失的。很多夫妇带着孩子进城打工，就留在当地读书了。有时村里一个年级、甚至一个学校只有几个孩子。这样的学校，只请得起代课老师，待遇很差；老师也留不下来。学校还怎么办？

老村长还顾念着孩子们，一遍一遍地落实新的村小的问题；在没有落实之前，还偷偷地办了一个临时学校，方便孩子们；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的努力，可能孩子们处境更难，“不建村小，我们村变黑暗了。”

西安周至县一所中学的早操全景图。这所学校的硬件环境相当好。摄影 侯虹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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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演讲视频**《现实是有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怎么办？》**广为流传，作者是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专家罗斯高教授，他列出了许多数据，令人触目惊心。

未完，全文见我的公众号：侯虹斌客厅（ID：houhongbin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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