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建学校的话,我们村变黑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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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虹斌

全文见我的公众号:侯虹斌客厅(ID:houhongbin01)

前些天,看到网上有这样一组孩子们接受采访时的话。

孩子们大概8岁左右。

“日本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全是坏人。”“他们很坏,经常杀人”“国家zhu席是谁?”“毛泽东。”“毛泽东。”“毛泽东。”“毛主席。”“中国的首都在哪?”“不知道。”“天安门在哪?”“不知道。”“不知道。”“2008年奥运会在哪开的?”“不知道。”“不知道。”

“长大想干什么?”“打工。”“打工”。“为什么要去打工?”“有钱。”“有钱。”

这是导演蒋能杰在纪录片《村小的孩子》里的一段访谈。那些孩子们,眼神灵动,挺可爱的。但听到他们的回答,我们就知道,在教育这个问题上,留守儿童,他们跟城里的孩子,还是有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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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能杰导演过留守儿童三部曲纪录片,这部2014年的《村小的孩子》是第二部;他用镜头,呼吁更多人关注留守儿童,重视乡村教育。这部片子还荣获第三届凤凰纪录片大奖、最佳长片奖、法兰克福影展一等奖等系列荣誉。

很遗憾,我也是在微博的热评出来之后,才知道这部片子的。这时距离拍摄出来,已有6年了。它也是在这个时候才“出圈”,引起普通人留间的。

光明小学,位于湖南省新宁县的光安村,全村1700余人,有近900人外出,80%的人在广东省务工。当地的许多人家里只有老人和小孩,年轻人都去出打工了,家里开销都得在外面挣钱。

令人遗憾的是,以前一个村庄一所学校,而现在很多学校都取消了。光明小学的旧校舍是1968年建起来的,从小学到初中班,有七八个老师;但是,到了2004年,校舍被列为危房,上面要求集中办学,撤销村小办学点;于是,一百多名中小学生不得不被迫转到镇中心小学就读,有十多公里路程,小孩得起早摸黑去上学。

我们看到,四年级孩子,早上得五点钟起床,六点半就走。而那些一年级的孩子,父母都去打工,就只能由爷爷奶奶背着上学了,他们还要在学校附近租房;房租一年就要几百块,还有生活费,不能种田没有收入。光是孩子上学,对他们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小孩的学还上不上?

2006年,村领导决定私自招收低年级学生,在村里民房上课,同时申请重建光明小学。老村长说:“我去乡里、县里、市里申请,说光安村的学校必须建,不建的话,我们村变黑暗了。”

在这个村小的临时学校里,有22个小孩,父母都在家的3人,父亲或母亲在家的2人,其余17人父母都外出打工。

这些孩子们,在没有父母的情况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怎么学习的?

好在,在老村长和当地人的争取之下,光明小学原校舍于2009年5月拆除开始重建,2010年冬,举行光明小学教学楼峻工仪式。孩子们终于可以在混凝土的新教室里上学了,关键是,不用走十几公里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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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采访了一对姐弟。范魏煜、范魏媛姐弟一直跟奶奶生活,母亲因难产去世,父亲因在广东抢劫,2004年被判入狱四年。

2009年的时候,弟弟范魏煜念四年级,他说,他不喜欢爸爸,因为他不寄钱给我们。姐姐说,每次弟弟写信给爸爸,弟弟都很伤心。

范魏媛念初三,她经常给在牢里的爸爸写信。五六年级和初一的学费,是奶奶卖玉米的钱;初二的学费,则是她在初一时打童工的收入,工作了五十多天。“后来,老板都不要我们,说我们太小了。”她打不了工了。

纪录片中采访范魏煜

姐姐说,读完初中没希望继续读书了,再便宜也念不起。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她想见爸爸,但见了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爸爸也是自尊心强的人。但她又说,她讨厌爸爸,因为爸爸对奶奶态度很差。当采访者问到,会不会有新妈妈?姐姐转涕为笑:“不可能有新妈妈,谁会跟他,他太穷了。”她又补充了一句:“这个社会都这样。”

然而,2009年10月,也就是采访完不久,一直在照顾着范魏媛姐弟的奶奶,因病去世了。

这对姐弟以后的日子,更艰难了。

虽然有了新学校,但是孩子们也仅仅是上课环境稍好一点。有一对兄弟,爷爷奶奶要干农活,根本不管他们。弟弟作业没写完,书都撕得不能看了;哥哥要带着弟弟读书,等他放学回家。可是,哥哥自己的家庭作业也没作完,也要留堂。

张老师确实很尽职,督促着这兄弟俩完成作业。

四川大凉山布拖县一个乡村小学的老校长和他的学生们

重建后的村小调来张老师教两个班,代课十几年的张老师老为转正问题烦心和奔波。在村里当代课老师真可怜啊。张老师代课十年,一个月工资才两百块钱;现在高了些,一个月六七百块一个月,一年补二千块钱,但还是太少了。如果一年能有两三万块,他也满足了。

于两个班共用一个老师,当张老师教这个班的时候,那个班的小孩就在玩。

十年了,张老师还没转正。村小里没有老师愿来,老师要是出去打工,每月随便都一千多块钱。

2011年,张老师终于因种种不满,离开了村小,孩子们面临的问题愈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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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先不谈“留守”这件事给孩子们造成心灵的贫瘠和伤害,仅从入学来说,光明小学涉及到的“撤点并校”问题,就曾经是国家重要的政策。

2001年开始,“撤点并校”作为一场从上到下的运动在中国展开,2012年,又制止盲目撤并。1997年到2010年的14年间,全国减少小学371470所,其中农村小学减少302099所,占全国小学总减少量的81.3%。教育部的数据是:乡村学校现在从51万所学校并成23万所学校,农村小学生平均上学距离为5.4公里。

撤点并校,让农村学生上学距离变远。这也间接导致了学生更容易遇到交通事故。审计署调查的25127所学校中,至2011年底,只有7%的学校配备了校车。2006-2011年的校车失事中,74%都发生在农村学生身上。

据国家统计局:村小数量在逐年减少。

但如果强制校车统一标准,那绝大部分的农村都无法达到这个条件,难道五公里、十公里,孩子们要走路去上学?

还有,上学距离变远以后,学生的伙食费、交通费、住宿费,都成了很多家庭的现实问题。

一年几百块的房租,是当地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在一些偏远地区,辍学率迅速增加。仅2008-2011三年间,全国小学生辍学率倒退到了1999年前的水平,一、二年级的辍学率达到了历史最高峰。

但这种政策,也是两难:很多学校并不是主动撤并的,而是因为没有生源,自然而然消失的。很多夫妇带着孩子进城打工,就留在当地读书了。有时村里一个年级、甚至一个学校只有几个孩子。这样的学校,只请得起代课老师,待遇很差;老师也留不下来。学校还怎么办?

老村长还顾念着孩子们,一遍一遍地落实新的村小的问题;在没有落实之前,还偷偷地办了一个临时学校,方便孩子们;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的努力,可能孩子们处境更难,“不建村小,我们村变黑暗了。”

西安周至县一所中学的早操全景图。这所学校的硬件环境相当好。摄影 侯虹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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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演讲视频《现实是有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怎么办?》广为流传,作者是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专家罗斯高教授,他列出了许多数据,令人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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